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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鄉歸來，心中不是滋味，有一種無形的焦慮感，政府不是不努力，不是不關心群眾，群眾也不是不相信政府，而是不敢去向往，心中總有顧慮，政策也不是不好，只是到了群眾那里就失去了效果，“精準扶貧”政策，注重的是“精準”，“扶貧”注重的是一個“扶”，而不是去統計，去取照片，去把他放到扶貧表里，放到電腦里，裝在資料中，或者拿著從干部職工的工資中擠出來的一袋米，一袋面，一袋化肥，一二百元去救濟撫慰，這樣的扶貧，群眾只能感受到自己的無奈。

      人都有惰性或者說根性劣，農民同樣有，因為他們并沒有真正感受到誠心實意，就是：“你政府完你們的任務與我何干”的想法，所以成為了：“你急我不急”，“你干我不干”，從而出現了：鄉鎮干部下隊種地，鋪薄膜，摘蘋果，打農藥，還要講政策、完任務。這樣，問題就又回到原點了，“對，完任務”，干部抱著完任務的態度，群眾就只能站著看了你完你那寫在紙上的任務，這哪里有“精準”，哪里有“扶貧”的影子。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農家孩子，父母就是靠著自己的雙手和那幾畝薄田把我們姐弟養大，供我們上學，如今雖然成為了他們口中的“城里人”，可我始終知道農民生活的不易，父輩們更是深愛著那些土地，他們也始終相信“勤勞致富”，可在如今這種社會狀態下“勤勞未必能致富”，我是站在農民和干部中間的那個人，我既能理解農民的不易和各種難場，也能理解一個普通干部的無奈和無為。

      勤勞致富，這個亙古不變的道理放在今天市場經濟大潮下的農村有些不靈了。由于農民的生產是為市場而生產，他們生產的糧食或肉蛋奶，都是用來交換的商品，且沒有定價權，誰老實巴交種地誰就吃虧。早年間村里最早富裕起來的農民。是當地有名的種地能手，會養豬、養牛。在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聯產承包剛開始的時候，曾經輝煌一時。腦瓜靈活的，會經營土地的，學得一半點手藝的人在農村那是很富足的，是當年村里最早的萬元戶。可是，30年來，一直靠自己的勤勞伺候土地，非但沒有像那些務農人口中的“投機”者那樣過上好日子，還背了萬元的債務，已基本沒有能力繼續發展生產。

      其主要返貧的原因：一是堅持務農。當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收入遠比在家種地高的時候，那些一直堅定地守在農村生產第一線的人，將父輩的土地還有農民不愿種的土地接過來經營，同時養豬、養牛，積累了一個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辛苦努力并沒有使銀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經常入不敷出。

      其主要原因是，農產品價格并沒有像城里人的工資那樣成百倍地增長，而是幾十年來變化相對很小。據調查發現，35年以來，小麥玉米價格僅上升了5倍，遠不如貨幣貶值的速度快，而期間城市工作人員的工資上漲了好多倍！那些聰明的農民將土地撂荒，進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萬元～3萬元的凈收入，相當于在家農民經營10畝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輕松的多，后者則非常辛苦，一年到頭都不能休息，還不能生病。

      二是醫療風險。農民長期經營有一定風險的農業，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有個頭痛腦熱倒不要緊，要緊的是大病，慢病，需進醫院的，做手術的，需要長期服藥的，那就得做好負債的準備。

      三是孩子結婚與生子。農村給孩子定親辦婚事的費用越來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風直接造成了費用升高。以見面禮為例，20世紀80年代末為1007元，其寓意為“千里挑妻”，到20世紀末就變成了10001元(“萬里挑一”)，翻了10倍；到現在干脆上升到十幾萬元。在這里我突然想起了《長恨歌》里的“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試問誰還敢生男娃？蓋房、定親、結婚、一直到生子，費用最低15――20萬元。孩子從定親到生子，將其所有的積蓄都搭上了還是不夠。

      四是養殖賠錢。養豬、養羊都是為了發家致富，可是遇到豬瘟、養羊的遇到“布病”，本來想發家致富，不料，結果連成本都收不回來。

      五是為銀行掙錢。由于醫療、孩子娶親、加上養殖賠錢，為了在經濟上翻身，只好冒著更大的風險去貸款，年息高達12%，以不動產做抵押，同時還要有親戚擔保。為了還銀行利息，只有起早貪黑地干。這樣，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還銀行利息，等于為銀行打工，貸款越多利息就越高。以上原因不但造成了當年萬元戶的返貧，也造成了許多相信勤勞致富、堅持務農的農民淪落為今天的欠債戶，勤勞致富被逆淘汰。

      這就是現如今真正務農的農民的尷尬和無奈。我是深刻了解，并深有體會，因為我的父輩就是這樣的。

      另外，外出打工的農民，最嚴重的就是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年輕人外出務工必須帶著媳婦，不然在外幾年的兩地分居就會必然形成婚姻不穩定，這樣就出現的農村的留守兒童和孤寡老人，這是橫在如今中國農村的一道無法改變的“坎”。好多家庭由于在娶一個媳婦后就返貧，讓剛過門的新娘身負重責，加之丈夫外出務工，不出一年，新娘就會出走另謀出路，因為無法面對貧困，無法堅守丈夫不在的婚姻生活，從而出現了花幾十萬元娶來的媳婦不到一年就“逃跑”的殘酷現實，這也是現如今橫在中國農村的一道無法改變的“坎”。這才是農村最真實的一面。

      再站在一名基層干部的角度，我深深地了解我們的無奈和無為。沒有真正的去了解農民的實際困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干部職工多數都是工薪階層，也是憑著那一點微薄工資過日子的人，根本改變不了什么。“精準”就是去挨家挨戶摸一下誰家最窮，然后統計在表格里，錄入電腦里，再分給每個干部兩戶貧困戶，讓每個干部把貧困戶的檔案資料背上去住在貧困戶家中，就扶貧了？要求干部下鄉住村，干部無處下手，只好出蠻力，去幫農民干農活，就形成前面提到的現象，農民不干了，你們干部給你們完任務我就站著看好了，這種尷尬局面是我們基層干部下鄉住村所要切切實實面對的，出力不討好，人家煩你，因為你影響到人家的正常生活和生產了。

      面對現今農村存在這種大環境，扶貧就是過幾日去農戶家中攪擾一次。扶貧資金下達在相關部門，錢拿在手中卻不知道如何去幫助農民，每戶給分發下去吧，會投資的就用在了正途，卻偏偏有那好逸惡勞者，或者好賭之徒，一夜揮霍掉。做個項目，有個技能培訓之類的，農民不配合，不高興，沒時間，不參加，苦口婆心規勸，來一回算給你面子了。另外，貧困戶定義不明確，村干部有自己的考量無可厚非，但沒有幫扶到真正需要幫扶的人就是我們的失職，問題依然存在，可我們人微言輕，看到問題卻無力扭轉這種局面。說多了，村上干部會拒你于千里之外，讓你孤立無援，工作無法開展。

      我們停下自己正常的業務工作去下鄉住村，搞城建的去扶貧，搞教育的去扶貧，搞科研也去扶貧，真正下鄉住村卻不知如何扶貧。當扶貧成為：今天去了給點錢，明天去了給點米、面、油，后天去了給點衣服……,最后恐怕會出現一批“以窮為榮的”中國式貧困戶。

      其實，真正的脫貧，還應該包括國家整體素質的提高，政治、經濟、文化素養的和諧發展，關乎民生的教育、醫療、環境衛生、法律體系的完善。保證山區孩子有學可上；醫療條件不斷改善，沒錢的也有病可醫；弱勢群體能求告有門。如此，便可脫貧。訪貧問苦不能只走過場，圖名義。“精準扶貧”也不能只是基層干部沒日沒夜的紙上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