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分钟做受片免费观看,69堂在线观看,精品一区二区三区视频

20位美國頂尖政治學家共同探討美國民主制度，結論讓他們感到恐懼

點擊：作者：Sean Illing 來源：法意讀書發布時間:2017-12-09 10:39:54

【法意導言】：美國的民主會崩潰嗎？特朗普當選總統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美國民主的衰落？一些政治學家在耶魯大學的一場會議上嚴肅地探討了這個問題。無疑，美國的民主制度在許多層面上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社會分化、兩黨分歧、階層流動停滯、抵制移民和多元文化的文化固守主義，這些都對美國民主的正常運轉造成了實質傷害。而比起這些，更為嚴峻的問題可能是：即使是深入研究美國政治多年的學者和教授們，也無法給出一個清晰可行的解決方案。

“如果目前這種趨勢再持續20到30年，民主就完蛋了。”

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否正在衰落？我們有理由擔憂嗎？

10月6日，幾位頂尖的美國政治學家聚集在耶魯大學，試圖回答以上問題。幾乎每個人都認為，美國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正在走向崩潰：社會層面，文化層面，以及經濟層面。

學者們指出了美國民主正在衰落的若干跡象，如社會凝聚力明顯衰退（意味著民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效忠集體主義抬頭，一些民主制度的根本準則遭到了破壞，例如堅持法治。民主制度正在衰落的另外一個預兆是人們對選舉制度和經濟體制喪失了信心。

沒人認為民主的末日已經臨近，或者美國的眾多問題已經來不及解決。學者們認為，美國的體制仍然是民主制度具有極強適應力的證明。至少就目前來說，美國的權力制衡機制運行良好——法院對執法部門進行監督，媒體仍然自由且充滿活力，國會（多數時候）完美地扮演著一個平等部門的角色。

但人們能感覺到，警鐘已經敲響。

耶斯查·芒克（Yascha Mounk）是哈佛大學的政府學講師，他對此作了精到的總結：“如果目前這種趨勢再持續20到30年，民主就完蛋了。

1 “民主制度本身不會崩潰，但人們會毀了它”

南希·貝爾梅奧（Nancy Bermeo）是一位在普林斯頓和哈佛任教的政治學教授，她在演講的開頭警告人們：民主制度不會崩潰，崩潰這個詞“指的是一個缺乏意志的過程”。而民主走向滅亡的原因恰恰是人們有意識地作出的一系列決定。

民主走向滅亡常常是因為當權者把民主制度視為天經地義，逐漸脫離了民眾。他們的利益與投票者不再一致。他們推行的政策只對自己有益，卻傷害了廣大人民。貝爾梅奧表示，如果這種做法持續的時間過長，就會培養出一個憤怒而充滿分歧的社會，離崩潰只有一線之隔。

美國的情況會怎樣呢？

亞當·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是紐約大學的民主理論學者，他認為美國民主的崩潰是從“階級妥協”的崩潰開始的。他指出，民主制度之所以維持長期繁榮，是因為人們堅信自己的財富能夠逐漸增加，這個基本的信念是“過去200年中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但是相信這一點的美國人越來越少了。由于工資增長停滯，不平等日益加重，自動化的推廣，勞動力市場縮小，數百萬的美國人對未來感到悲觀：64%的歐洲人認為自己的孩子未來的生活會比自己要差，這一數字在美國是60%。

這種悲觀情緒植根于現實經濟狀況之中。1970年，美國30歲左右的年輕人當中，有90%比他們父輩30歲時的生活質量要好。到了2010年，這一數字僅有50%。類似這樣的數據對比使人們對體制喪失了信心，導致了極端主義大幅增加和政治中心的妥協。這種狀況帶來的結果是投票率的下降，從而使邊緣黨派和候選人有了可乘之機。

政治極端化是一個突出的問題，但普澤沃斯基等研究人員指出，更為深遠的變化正在發生。政治理論學者喜歡談論“社會契約”，這個詞大致是指社會成員之間達成一種隱含的協議，共同加入一個使人人都能獲益的制度。

但只有當這個制度遵守承諾時，它才能繼續運作下去。如果它不能兌現自己的承諾，如果有足夠多的人覺得選擇其他的制度也沒那么可怕，這個制度就會從內部開始坍塌。

這一切是否正發生在美國？包括普澤沃斯基在內，沒人覺得事情已經到了那種地步。但我們知道生產（工作的努力程度）和回報（工作得到的報酬）正在變得越來越不相關。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種族仇恨正在興起，尤其是在右派當中。這其中似乎有某種相關性。

普澤沃斯基認為，與其說美國民主正在崩潰，不如說它正在惡化。“我們的分歧不僅出現在政治方面，而且深深植根于社會中”，他說。我們的體制受人操控，非常不公，而且大多數人對它根本沒有什么真正的信心。

這會把我們引向何處呢？反正不是什么好地方，普澤沃斯基說。他能說的只是“當前的危機在可預見的未來還將持續。”

圖：2011年美國示威者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反對美國政界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

2 “民主的柔性護欄”正在毀壞

最近我們已經聽過很多關于民主制度準則重要性的討論了。很多不成文的規則和慣例支撐著民主制度——例如對法治的堅持，新聞自由，三權分立，言論、集會、宗教和所有權的基本自由。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爾·吉布拉特（Daniel Ziblatt）將這些準則稱為“民主的柔性護欄”。他表示，民主制度的滅亡總是從打破這些不成文的規則開始的。

光線聚焦（Bright Line Watch）是本次耶魯大學會議的組織方，他們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民眾對于這些原則并沒有人們想象中那么堅定。

并不是說美國人不再相信民主理想或民主原則，只是人們的信念隨著對黨派的忠誠而搖擺。Vox記者埃茲拉·科林（Ezra Klein）在近期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對此進行了闡述：

“黨派身份往往決定了人們對于民主的態度。如果投票給特朗普的選民覺得總統選舉團制度和選區劃分不公正，或者他們遭到來自俄羅斯方面的反對，那么，就將輪到這些人來憤怒地控訴美國民主的核心原則遭到破壞了。”

先不談這些虛偽之詞。面對俄羅斯對美國政治的干涉，近半個國家的回應都體現了對民主核心價值的堅守，例如選舉自由和選舉平等。

另一個令人震驚的發現是，很多美國人愿意考慮民主制度的“備選項”。例如，1995年，每十六個美國人中有一個支持軍政府統治；2014年這個數字增加到六分之一。這次會議引用的另一項調查顯示，18%的美國人認為軍政府是個“比較不錯的”主意。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

吉布拉特定義了兩條民主制度的“主宰原則”。第一條是相互容忍——意味著是否“承認我們的對手具有基本的合法性”。第二條是制度性的克制——當選執政的從政者應當負責任地運用國家機構權力。

在相互容忍這方面，美國做得非常糟糕（見下文詳述）。而在制度性的克制方面，情況也沒好多少。

最顯而易見的是，唐納德·特朗普已經破壞了一條又一條民主原則。為了叫停一項針對自己在選舉中涉嫌通俄的調查，特朗普開除了一位FBI局長；他讓自己的家庭成員進入白宮擔任要職；動輒批判媒體自由；他還拒絕放棄自己的商業利益。

除了個別反對者，共和黨整體上容忍了特朗普對民主原則的這些破壞，寄希望于推進本黨的政治計劃。但是，共和黨人對特朗普的妥協背后有著更多的內涵。

吉布拉特指出，2016年，針對奧巴馬總統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選梅里克·加蘭，共和黨方面展開了史無前例的阻撓。這體現了一種體制性的不計后果。與其類似的場景發生在2013年，民主黨主導的參議院鎮壓了大多數對總統提名的議會阻撓。同樣是在2013年，由于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反對奧巴馬醫改計劃，導致聯邦政府關停，直接威脅到了美國的信用評級。

對民主的類似侵害數不勝數，不過事實很清楚：傳統和原則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穩固作用越來越弱，歷史經驗表明，這是民主制度衰落的先兆。

圖：2013年，兩黨針對奧巴馬醫改方案發生分歧，導致國會遲遲無法通過政府預算案，美國政府因此關停長達16天

3 “我們不再信任彼此”

提莫·庫蘭（Timur Kuran）是杜克大學的經濟學、政治學教授。庫蘭說，我們面臨的真正危險不是民眾不再信任政府，而是不再信任彼此。

庫蘭稱這個問題為“不寬容的社群”，他表示如今的美國有兩個這樣的社群：涉及種族和性別平等議題的“身份政治”激進分子（identitarian activist），以及抵觸移民和文化轉變的“本土文化保護者”同盟。

這些社群的自我定義當中都包含了對其他社群的反對。他們的生活環境不同，追求相異，幾乎毫無共同之處。由于缺乏達成共識的真正基礎，也就根本不存在溝通的理由。

這種情形帶來的后果就是政治被效忠集體主義所擾亂。更糟的是，由于這種割裂太過徹底，每一次政治角力都變成一場棘手的存在主義大戲，每一方都認為對手不僅大錯特錯，而且是不共戴天的仇敵。

想想這些數據：1960年，5%的共和黨人和4%的民主黨人反對他們的孩子與政見不同的人結婚。2010年，這組數字躍升至46%和33%。這種分歧正在將美國的社會肌理蠶食殆盡。

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兩大政黨的多數成員都強烈反對另一黨派，認為他們的政策‘誤入歧途，對美國的繁榮發展構成了威脅’。”“總的來說，36%的共和黨人及其支持者認為民主黨的政策威脅著國家的發展，而在民主黨人和民主黨支持者中，對共和黨持相同看法的人占到27%。”

這說明，人們不僅在特定議題上意見相左，而且認為對立黨派對國家構成了嚴重威脅。皮尤中心的調查顯示，1994年以來，以上數據均增長了超過一倍。

庫蘭警告稱，獨裁者會利用這種分歧，推行“看似回應了不滿情緒，實則適得其反”的政策。想想唐納德·特朗普的“穆斯林入境禁令”，還有他堅稱要在美國南部邊境線上修建的高墻。這些政策沒有一項會給特朗普支持者的生活帶來真正的改變，但這原本就不是他的目的。

通過迎合恐懼與仇恨，特朗普不僅強化了人們的偏見，而且取悅了他的支持者。

4 唐納德·特朗普與“無窮的政治”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是耶魯大學的一位歷史學家，《論暴政》（On Tyranny）[1] 一書的作者。他的演講是本次會議中最有趣的發言之一。

奇特的是，斯奈德稱時間是一種政治建構。（請原諒，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誕。）他的論文內容大致是，通過領導人和公民如何在歷史上定位自己的位置，可以判斷出一國的民主制度是否健康。

以特朗普的宣言“讓美國再次偉大”為例。這個宣言本身透露出對逝去時代的一種懷念，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那個時代比現在要好，也比他們想象中的未來更好。斯奈德說，通過這樣的表達，特朗普迂回卻清晰地表達了對傳統政治的抗拒。

歸根結底，為什么現在我們要努力追求更好的政策？大概是為了讓明天的生活變得更好。但是特朗普推翻了這一切，他的政治話語建立在對過往歷史的神化之上。如此一來，選民們就不再思考未來，轉而開始思考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失去的東西。

“特朗普并不追求成功——他追求失敗。”斯奈德說。這句話的意思是，特朗普所追求的并不是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那種成功，即通過完備的立法改善選民的生活。相反，特朗普所描述的問題是無解的。我們不可能重返青春，時間不可能倒流，不可能回到黃金年代。因此，選民們墮入了永無盡頭的失望。

對此的反駁是，特朗普將歷史理想化的做法本身就表達了對美好未來的一種追求。如果你支持特朗普，那么重建美國形象、修改貿易政策或重組軍隊就是以歷史為模板，重振昔日雄風的一種手段。

但對斯奈德來說，這并不是問題的核心。特朗普的懷舊情結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戰術，目的是讓選民忽視他缺乏解決問題的方案。斯奈德警告說，特朗普可能不會成為獨裁者，但他做了很多獨裁者通常會做的事情。獨裁者希望公眾充滿怒氣和仇恨，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上。

斯奈德把這種手段稱為“無窮的政治”，他認為這是民主退步的一個常見標志，因為只有在一個進入無序狀態的社會里，這種伎倆才能奏效。

5 我的（令人沮喪的）觀點

今年六月，我采訪了《現實主義者的民主》（Democracy for Realists）[2]一書的作者，兩位政治學家克里斯多夫·阿肯（Christopher Achen）和拉里·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他們針對美國民主的論證令人警醒：大部分人不怎么關心政治；當他們投票時——如果他們還愿意費心投票的話——他們的選擇毫無理性可言，理由也相互矛盾。

這次會議中不斷出現的一個話題就是美國人越來越不相信自由民主原則了。但是，以往他們真的堅守過這些原則嗎？我并不確定。如果阿肯和巴特爾斯的分析是正確的，那么大多數投票者并沒有固定的準則。他們有的只是對某些不確定議題的模糊印象，他們的選擇常常屈服于固有的集團觀念。

人們對民主原則的信心日益低落，這使我想到：很多人可能從來沒有思考過諸如新聞自由或法治這樣的抽象原則。（很多年前，我們就不給孩子開公民課了。）但是只要他們仍然生活在美國，就多多少少還會繼續擁護這些原則。

但是出于上文提到的種種原因，人們逐漸脫離了現狀。有什么東西正在碎裂。民眾對體制失去信心。社會契約被打破。我們自食其果，在種族和文化仇恨的泥潭中掙扎，為特朗普這樣蠱惑人心的政客鋪平了道路。

總結一下：當我來到這場會議的時候，我對于美國的民主軌跡已經充滿懷疑，而在離開時，我覺得我的懷疑得到了證實。美國的問題深刻而廣泛、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而研究民主的學者只能告訴我們哪里出了錯，卻不能告訴我們該做些什么。

看起來，沒人能告訴我們該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