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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 | 周新城對張五常的點名批評完全正確——評唯心史觀的制度解釋

點擊：作者：何干強來源：察網智庫發布時間:2018-02-04 09:14:38

【摘要】中國不走私有化的道路，這是中國黨和政府領導人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反復重申的重大原則。但是，近年來，在某些輿論傳媒上卻屢屢出現所謂“張五常熱”。這一方面是因為張五常先生以“大師級”經濟學家的面貌出現，容易受到善良人們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某些掌握輿論陣地的人，對唯心史觀的經濟學教條失去了警惕，甚至受到私有化的精神污染，充當了為有害“理論”推波助瀾的工具。

【作者按：最近，求是“旗幟”欄目“官方微博”轉發了中國人民大學老教授周新城同志在“察網”發表的理論文章——《“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周老的文章遵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不忘初心”的重要講話精神，重溫《共產黨宣言》，除了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全面、深入地闡釋維護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極端重要性，還對搞私有化的錯誤思潮，對某些人的有關言論，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黨的十九大提出，“全黨要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面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思潮，周老敢于站出來說話，這是對黨的十九大精神的自覺貫徹，表現出一位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對工人階級、廣大勞動人民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維護，表現出老共產黨員對黨的忠誠和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理應受到稱贊。可是，周老的文章卻遭到了國內外敵對勢力和一些人的輿論圍攻。其中，受到周老點名批評的“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也出來“回應”，竟繼續散布他那在理論上根本站不住腳的“私有產權”優越論。10多年前，筆者寫過一篇評述張五常關于產權制度的文章，認為其“理論”具有淺薄性、欺騙性和極大的破壞性。現將此文的原文發給察網，以證明周老對張五常的點名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有充分根據的。】

引言：從經濟解釋談起

張五常先生《經濟解釋》的論文集在中國大陸出版后，中國經濟學界使用“解釋”或“解釋力”的多了起來。張先生用交易成本解釋制度安排，主張私有化。有人認為，這很有解釋力;張先生斷言，“在中國，馬克思實際上已經成為過去”[①]，有人附和著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缺乏解釋力。這反映出，張先生的經濟思想確有社會影響。而他的批判矛頭，對準當代中國的基本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這就很值得關注。

科學的認識論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能動地改造世界”[②]。可見，對經濟現象做出某種解釋，并不值得自鳴得意。盡管如此，對經濟現象做出科學解釋，畢竟是認識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只要經濟解釋是科學的，對經濟建設的實踐就可以起促進作用。因此，一般地說，主張經濟理論要有解釋力，沒有什么可挑剔的。問題在于，一種理論是否真正具有科學的解釋力。

回答這個問題，不能不提到張五常先生蔑視的、但是被世界輿論評為上世紀“千年偉人”的馬克思。馬克思指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③] 理論能否說服人，也就是有無解釋力。理論解釋力是否科學，就是看它能否抓住事物的根本。能夠透過現象深入經濟的本質，并能找出本質與現象之間的中介，從本質說明經濟現象產生必然性的理論，才能稱得上是具有科學解釋力的經濟理論。那種只停留在復雜經濟關系的表層，對經濟現象直觀地作“實證”解釋的理論，決不是徹底的、具有科學解釋力的理論。

不過，對經濟現象做直觀的“實證”和表面化的解釋，似是而非，卻比較容易迷惑普通意識，如果解釋者又能制造新的術語加以渲染，這就很可能在某些人中產生一時的共鳴效應，這正是庸俗或膚淺的經濟學(德文Die Vulgärökonomie)能夠在社會上流傳的重要原因。張五常先生關于經濟制度的解釋，能引起某些人的興趣，主要原因也在于此。當然，某些地方媒體出于誤解，以為他的制度解釋對中國改革有利，對其新聞炒作，也是原因之一。在經濟學界，出現膚淺經濟學的雜音，本不足為奇。但是，張先生的理論卻有著反對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鮮明目的和危害性。中國人民追求獨立自主和經濟發展，切身的體驗是，必須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拯救和發展中國;而張五常先生則以其“經濟解釋”，大肆鼓吹“馬克思錯了”，宣揚他到香港大學擔任經濟系主任，就是要期待“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制度”，就是要看自己的推測，“是否成真”。[④]他的經濟解釋，謬種流傳，誤人不淺。為此，很有澄清的必要。

張五常先生在“經濟解釋”中，花氣力最多的就是“用交易成本來分析制度和組織的選擇”[⑤]。那么，就讓我們從品味他的“制度”“解釋力”開始吧。

一、“私有產權制度最優”論就是私有制永恒論

張五常先生說的很清楚，“‘制度’一詞看起來可能模糊不清，但我用這個詞僅僅是指涉及兩個或更多人的經濟活動的安排。”[⑥]這種定義沿襲凡勃倫以來的美國制度經濟學，但是，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相同。凡勃倫等人把“制度”定義為“社會群體的成員所接受”的“行為的規律性或規則”，并把社會規則(制度環境)與特定組織形式(制度安排)加以區別，認為后者要受社會規則的約束。[⑦]“制度安排”，由人的行為來決定，與人的主觀選擇相聯系;“制度環境”是社會規則，具有客觀性。可見，凡勃倫的制度定義中包含某種客觀成分，但是張五常先生所解釋的經濟制度，則是“僅僅是指”制度安排。這樣一來，唯物史觀揭示的，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制度，在張先生的解釋里就不存在了。

在唯物史觀看來，經濟制度有歷史必然性，但是經濟體制則是人們制定的，具有主觀性。所以，經濟體制有可能背離經濟制度的客觀要求，如果出現了背離，就必須改革經濟體制，使之適應這種客觀要求，否則就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張先生的經濟制度概念，只具有經濟體制的某種含義。我們說，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調節和完善，其科學的解釋，就是要通過主觀努力，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客觀要求的經濟管理體制，加速生產力的發展，消除貧困，促進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由現階段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狀況決定的，正因為如此，體制改革才需要按照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兩個“必須毫不動搖”[⑧]的要求來進行。但是張五常先生卻以自己的經濟解釋，造成經濟體制與經濟制度這兩個有重要區別的概念混淆，誤導人們把經濟體制改革理解為，要改掉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

張先生按照自己對經濟制度的理解，斷言“人類只有三種類型的產權安排”[⑨]，即三種經濟制度。第一種是私有產權制度，第二種是公共產權的共產主義制度，第三種是不健全的私有產權制度。他認為，公共產權與自由競爭不可能并存，為了減少“租金消散”(產權收益的流失)，只好實行權利結構按等級地位來劃分，但是這樣一來，公共產權制度就導致人權的不平等，個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所以，共產主義制度沒有出路。所謂不健全的私有產權，是指與許可證(如外貿進出口許可證)結合的私有產權，許可證產權掌握者必定以權受賄，因而產生“尋租”腐敗，這種不健全的私有產權制度只有轉向第一種健全的私有產權，才有出路。在第一種健全的私有產權制度中，產權所有者“具有專有的使用權、收入權以及把財產轉讓給所有者認為合適的任何人的專有權利”[⑩]，這樣的私有產權制度，就是人類社會最優的產權制度。

可見，在張五常先生看來，人類社會只有私有產權制度即私有制才是符合制度安排規則的，如果私有制不健全的話，就需要健全起來。張先生沒有講到原始社會的公有制、奴隸制和封建制這些經濟制度。他完全抹殺了由人類社會一定階段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經濟制度的歷史特征。奴隸制和封建制這些私有制，究竟應當納入他規定的第一種制度，還是第三種制度呢?從他關于健全的私有產權定義來看，奴隸主和封建地主的產權，難道不也是健全的嗎?一般西方經濟學家，是把奴隸制和封建制這些私有制納入不健全的理性社會范疇的，但是，按照張先生的健全私有制的定義，奴隸制和封建制這些私有制恐怕也要歸屬健全理性社會了。

總之，在張五常先生看來，在人類社會，健全的私有制是最好的經濟制度，要是存在什么弊病，也只是私有制健全與不健全的問題，而公共產權制度即社會主義公有制，則從根本上是不符合制度安排規則的，是應當通過“改革”排除在制度安排之外的。既然他的制度安排是人主觀選擇的結果，那么他的“健全私有產權”論，也就代表著一種主觀愿望，就是私有制永恒論。

事實上，從1917年原蘇聯十月革命成功開始，人類社會已經開始在向超越私有制的新歷史階段邁步。從世界范圍來說，嶄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已經產生并正在逐步發展，盡管在前進中有曲折，但是，其發展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就是證明。私有制永恒論，不過是私有制社會正在走向衰亡的總趨勢中，其衛道士的自我陶醉而已。

二、唯心史觀的交易成本解釋

張五常先生交易成本理論，是為分析和判斷私有制這種最優經濟制度服務的。在他看來，健全的私有制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他把經濟制度的形成解釋為，人們為降低交易成本所做的選擇。這種解釋科學嗎?

張先生的所謂交易成本，就是“魯賓遜·克魯索(一人)經濟不可能存在的所有那些成本”[11]，也就是二人以上的人們形成一定社會組織的成本。“所有的組織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反之亦然。”[12]，“除那些與物質生產過程和運輸過程直接有關成本以外，社會中所有可想象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13] 具體地說，“一系列制度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起草和實施合約的成本、界定和實施產權的成本、監督和改變制度安排的成本。簡言之，交易成本包括一切不直接發生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成本。”[14]他把交易成本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在有交易的經濟中的交易成本，一種是“在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交易的經濟中也存在”的交易成本，后者“稱為制度成本”。[15]包括“制度成本”和“社會中所有可想象的成本”在內的廣義交易成本概念，在張先生的經濟解釋中占有重要地位。張先生斷言，“共產主義國家”的這種交易成本“遠遠高于私人企業經濟”，因為“制度成本”太高(也許還包括張五常先生“可想象的成本”太高)，“這就解釋了不同經濟制度何以績效相差懸殊的原因。”[16]可見，交易成本的高低是判斷經濟制度以及任何制度、組織優劣的唯一標準。理解張先生的制度解釋，就必須理解他的交易成本解釋。

張五常先生解釋，交易成本產生的原因，一個因素是“歸因于我們的無知和缺乏信息”，另一個因素是“最大化行為的普遍存在”。[17]這兩個因素都是人的主觀因素，可見，張先生的交易成本是與人的主觀因素聯系在一起的。而他更強調后一因素，認為這種由個人利己主義決定的“最大化行為”，是經濟學成為科學的“最終因素”，他特別指出， “當我們偷竊、欺騙、撒謊、偷懶或違背諾言時，這同樣是最大化行為”。[18]按他邏輯，只要是人們“最大化行為”選擇的制度，就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假定人人都很誠實和勤勞(缺少“最大化”)，雖然經濟交易的成本較低，但是其他的“制度成本”必定會高得多(他認為這是因為實行了等級制度);而人人都很誠實和勤勞的假定，在經濟學上是毫無意義的。顯然，張五常先生認為，不利己的人們，是不可能處于有效的制度安排之中的。關于個人最大化假設是否真有道理，下面再談。這里，我們要指出的是，如果交易成本是由主觀因素產生的，那末由此解釋的制度也就沒有客觀性或者不具有科學性了。

一般地說，提出廣義交易成本(廣義制度成本)概念，并把它理解為社會經濟組織的構建和運行需要的一定耗費，這是無可非議的，在同樣的約束條件下，應當努力減少人為造成的交易成本或資源浪費，也是科學經濟學所要求的。問題在于對交易成本本身的解釋是否科學。正如前面指出的，在唯物史觀看來，經濟制度的產生具有客觀必然性。這種必然性的一個現實表現就是，人們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所構建的經濟體制或具體的經濟組織(具有主觀性)，如果偏離經濟制度(客觀性)的客觀要求，就必須改革，否則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應當把有主觀性的經濟體制與客觀經濟制度在概念上區分開來。當然，無論是偏離客觀經濟制度的經濟體制，還是符合客觀經濟制度的經濟體制，都會耗費廣義的制度成本。但是，客觀經濟制度的制度成本是有客觀標準的。

客觀經濟制度的制度成本，取決于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多種因素，決不是僅僅由當事人的主觀能動性一個因素決定。就按張五常先生的“有交易的經濟中的交易成本”來說，它們就取決于一系列客觀的經濟因素。

——從宏觀角度來看，全社會商品量的多少、交通網絡的發達與否和合理與否、信息工具的先進與否、各類商品易壞程度的高低(由商品本身的自然屬性和環境因素決定)、由科技和交通等因素決定的各類商品供給周期的長短，等等，這些客觀因素都會對商品流通中費用（交易成本）發生重要影響，人的主觀因素只能在既定客觀因素的前提下，才能起作用。

——從微觀角度來看，由于具體企業所處的地區經濟環境、自然條件有差異，構成企業生產力的客觀因素有差異，他們的商品流通成本也會有差異。在中國，運行較好的企業經濟制度，有規模大小不等的國有企業制度，有規模大小不等的集體企業制度，有多種所有制在同一企業占不同比重的股份制企業制度，有各種私人合伙制度，有單一私有企業制度，等等，它們能在市場競爭中同時并存，共同發展，這說明，決不是只有私有制企業的交易成本才是最低的。其實，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為了“個人最大化”，有時是很不節約交易費用的，為了取得社會信用，他們常常擴大奢侈性交際費用。可見，“個人最大化行為”并不總是與節約交易成本結合在一起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張五常先生說私有制的交易成本最低，用的是主觀評價標準。由于他把“社會中所有可想象的成本”都包括在交易成本的概念之內，他就為自己論證“私有制最優”創造了“無往不勝”的武器，因為任何人要是說社會主義公有制優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他都用可以想象出的高交易成本，“充分”地論證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如私有制優越。怪不得張五常先生，在天真的聽眾面前鼓吹私有化，總顯得那么“胸有成竹”。

三、關于制度形成解釋的淺薄性

現在，我們來研究張五常先生如何用交易成本來解釋制度的形成。他認為，任何制度被創造出來，都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關于市場制度和私有制的形成，他說，“市場本身是一種制度，如果交易制度成本為零，市場就不會出現。”[19]同時認為，“私有產權與交易成本為零是不能共存的”[20]，私有產權制度的產生就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他的邏輯是，由于任何社會經濟制度的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所以必定出現市場制度，而為了在市場交易中降低交易成本，人們必定要選擇私有產權制度。(正因為如此，他“推測中國會走資本主義道路”[21])這種把市場關系和私有制的產生，都歸結為交易成本的解釋，無異是說交換關系中有消耗才產生了市場，為了減少交換中的消耗才產生了私有產權。這顯然邏輯上不通，也與歷史事實不符。市場本身就是交換關系，用交換說明交換的產生，這是同語反復，并沒有真正講情市場產生的原因。事實上，市場和私有制都是歷史范疇，它們的出現和發展，都是由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市場作為商品交換關系，其產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突破了自然經濟那種生產的直接社會性(小范圍內的自給自足)，出現了與生產的間接社會性聯系的社會分工;市場的發展程度則是由這種社會分工擴大的程度決定的，而社會分工的擴大程度又取決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的程度。私有制產生的直接原因也是社會生產力。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使原始社會末期有了剩余產品，才出現了私有制。市場和私有制都不是有史以來就有的，產生的直接原因，都不是人們為了在交換中節約交易成本。張五常先生關于市場制度和私有產權制度產生原因的解釋，完全缺乏歷史依據。他預測“中國會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過反映了他的主觀期盼而已。

張五常先生用交易成本因素來解釋經濟制度的形成，有很大的主觀片面性。在他眼中，人類社會凡是合理的經濟制度，都只能用私有者交易成本的節約來解釋。這就意味著，除了交易制度之外，其他經濟制度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不合理的。這樣一來，人類社會的復雜的經濟制度系統，就變成了交易制度“一薄層”了。因此，他對經濟制度的解釋是淺薄的。

在唯物史觀看來，經濟的社會形態是復雜的系統，社會生產關系是多層面的，如果說人與人之間的規范的生產關系就是經濟制度的話，那么，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制度有豐富的層面。經濟關系的不同層面在內容上有不同的規定性，并不都是交易關系。

—— 在直接生產領域，經濟關系的基本內容是生產條件的所有權關系和生產中的分工協作關系。在這一層面，生產條件的有產者同無產者，只能是強制與被強制關系，不可能是平等自由的私有產權交易關系。從一般的分工協作角度來看，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指揮服從關系，也不是交易關系。

—— 在簡單流通領域，自由平等的等價值交換關系決定了這一層面的經濟關系。只有在這里，對處于交換雙方的商品貨幣所有者來說，他們才是自由的“私有產權交易者”。

—— 在資本流通領域，平等地占有利潤的競爭關系是這一層面經濟關系的內容。這一經濟制度，只是在人類社會出現了勞動力商品的買賣關系和機器大生產之后，才出現，它只存在于資本所有者之間，對于勞動力的賣者而言，是享受不到這種經濟制度中的權益的。而這種制度中的經濟關系，并不是什么交易關系，而是資本家平等地剝削勞動力創造的剩余價值的權益關系。

——在個人收入分配領域，個人從生產中創造的新價值產品中取得屬于自己的一份，這種權益關系，是這一層面經濟關系的內容。這也完全不是什么平等交易關系，個人收入的高低，完全是由生產條件的所有制關系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雇傭工人得到的是相當于勞動力價值的工資，而資本家則可以獲取遠遠高于工人工資的收入(剩余價值)，雇傭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哪來平等的交易?

—— 在消費領域，消費者對消費資料的享用權益關系是這一層面經濟關系的內容。這里的經濟關系顯然是與生產力發展達到的水平、與個人收入分配決定的有購買力的需求關系聯系著的，還與不同民族、地區的生活習慣聯系著，也顯然不是消費者之間的交易關系，更不能簡單地用交易成本來說明消費制度的形成。

可見，這些不同經濟層面的經濟關系，都有自身的規定性。不加區別地都用交易成本來解釋這些經濟層面制度的形成，顯然是簡單化的，非科學的。唯物史觀揭示出，人類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存在的經濟形態有著豐富的規定性，它們是許多層面經濟關系構成的統一系統，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水平決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在發展進程中之所以要不斷改革和完善經濟體制，就是要使人們在實踐中制定的經濟管理體制，最大限度的遵循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經濟關系大系統的要求。對這個真理，張五常先生完全不屑一顧。

問題還在于，張五常先生把任何社會組織的形成，都視為要耗費交易成本的;把任何社會制度，都當作人們主觀選擇決定的、人與人之間通過討價還價形成的交易制度，而且選擇的價值觀也是唯一的，就是為實現一定約束條件下的私人利益最大化而節約交易成本。在他的視野中，在經濟組織內部上下管理層級關系，也是交易關系。那種非交易的、靠自覺紀律聯合起來的任何組織制度都是不合理的。根據他的制度定義，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必定是高交易成本的，是無效率的，而以追求個人最大化的原則組織的國民黨反動派軍隊組織，倒必定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最有效率的。然而，解放軍以小米加步槍取得了勝利(公有制組織，低成本，高效率)，美式裝備的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卻徹底慘敗了(私有制組織，高成本，低效率)，這鐵一般的事實難道不是對張五常先生制度解釋的莫大諷刺嗎?

用生意人做交易的眼光看待一切，把人們的一切社會活動都看做交易活動，讓人們的一切行為規范都服從于自己的有私利可圖的價值取向，這就是張五常先生經濟制度解釋的核心內容。這真是滿腦子資本主義生意經的人創造的制度理論!

四、用表層產權關系抹殺深層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

現在我們來重點研究張五常先生關于企業經濟制度的解釋。張先生把資本主義企業的產生論證為“要素市場取代產品市場”，是“一種類型的合約取代了另一種類型的合約”。[22]于是，企業制度就成了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合約。這種體現要素市場關系的合約內容是什么呢?

張五常先生把這種合約看成是一種天然合理的交易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作為勞動力要素所有者的工人與作為生產資料要素所有者的資本家，他們都是“擁有生產性投入”的“私有產權所有者”。[23]這樣一來，在企業中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關系，就成了私有產權所有者之間的一種平等交易關系了。張五常先生用簡單流通領域的交易關系替代了根本性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

其一，在企業內部，生產資料所有者與勞動力所有者之間決不是對等的私有產權所有者。從資本家與工人在流通領域交換用貨幣交換勞動力商品的角度看，他們似乎是平等交易關系，但是，這僅僅是一種表面現象。因為這種交易僅僅是為資本家在生產中使用(支配)勞動力所有者服務的，一到生產領域，后者就必定處于被前者強制支配和剝削的地位。這是《資本論》科學證明了的。張五常先生用私有產權這個概念，混淆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的本質區別，是閉眼不看經濟事實。他無法回避，生產資料產權同勞動力產權，是經濟性質顯著不同的兩種產權，前者可以作為其所有者生產生存資料和生產商品的物質條件，而后者則不能。眾所周知，自古以來，總是沒有生產資料產權的人去被迫讓占有生產資料的人剝削剩余勞動，因為他不這樣做就無法生存。為什么總是資本家雇用工人，而不是工人雇用資本家，基本道理也在這里。張五常先生把人與人之間在生產資料面前有無產權這層最基本、最深層、最有決定意義的產權關系，完全抹殺了!

其二，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的核心內容是資本家占有雇傭工人剩余價值的剝削關系。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是追求剩余價值，這決定了剩余價值的占有關系是企業制度的核心。但是，剩余價值從何而來，這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歷來是一個難以深入或者避而不談的“爆炸性問題”[24]。張五常先生則根本否定資本主義企業制度存在剩余價值關系。他公然挑戰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說鄧麗君不是資本家，“她工作幾小時就能賺幾百萬，是因為臺灣、香港和日本的資本主義企業家跪下來求她簽合約。于是我問：剩余價值何在?”[25]我們撇開流通領域存在通過壟斷價格等方式轉移剩余價值這些現象不談，試問，如果臺灣、香港和日本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其實是資本家)手中沒有從生產中獲取的高額剩余價值，他們又怎能為一位歌星支付出那么多貨幣?如果說合約關系就是等價交換關系，那么資本家為什么在同雇傭工人“等價的”交易關系中，還能得到一筆利潤?

其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有制企業制度具有區別于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的嶄新歷史特征。公有制企業的勞動者也采取自主選擇的市場就業方式，但是他們在企業內，是自主聯合勞動者，處于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主人翁地位。盡管處于各個生產分工環節中的他們，上下層級之間存在嚴肅的指揮管理，橫向不同工序之間要進行嚴格的經濟核算，但是，這種社會化生產的一般性經濟關系，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求的廠務公開、群眾監督、團結互助、按勞分配等結合在一起的。公有制經濟必然產生民主管理和自覺紀律。這些都是公有制企業制度的優越性所在，改革是要讓這些優越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得到更好的發揮，而決不是讓私人交易關系對公有制企業的這種共同勞動關系起瓦解作用。

所以，企業制度的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用交易關系不能科學地解釋企業制度的本質。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合約，只要是直接與物質生產過程聯系在一起的，其經濟內容歸根到底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勞動合同(合約)，體現的是勞動者自主共同勞動的平等關系。但是，中國舊社會“保身工”合約、封建地主與租地農民之間的合約就決不是平等的交易關系，而是赤裸裸的剝削關系。資本家與雇傭工人的契約則是表面的平等(流通領域的交易平等)掩蓋生產領域的不平等。張五常先生的交易制度，不過是用一般流通或者說簡單流通的平等合約來抹殺這一切。他用交易成本來解釋的制度，說到底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他的制度解釋并不是有些人吹噓的“深入淺出”，而是一種真正的膚淺解釋。

五、主觀片面的“個人最大化”假設

張五常先生把私有制經濟解釋為最優，其基本理由是，這符合人的追求私人利益的本性，“經濟分析的一個中心假設是，每個人都是在限制條件或約束條件下使其實際收入(或收益)達到最大”[26]，也即每個人都是“約束條件下的極大化者”[27]，因而，每個人都是從節約私人交易成本出發簽訂合約的，于是，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只能是私有制。但是，他這種中心假設滲透著唯心史觀，是毫無科學根據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歷來把自利“經濟人”作為經濟分析的前提，張五常先生把每個人的收入極大化做為經濟解釋的中心假設，表明了他采用的完全是傳統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理論假設。自利人追求收入極大化就能形成優越制度的理論，并無新意，與十七世紀資產階級學者提出的“自然秩序”論、“社會契約”論如出一轍。當時的進步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就批判過這種“理論”的荒謬，認為人人追求自利，勢必造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馬克思充分肯定這一見解，曾引用這句話，深刻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自利經濟人假設的錯誤，他指出，“關鍵并不在于，當每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實現的時候，也就達到私人利益的總體即普遍的利益。從這種抽象的說法反而可以得出結論：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28]張五常先生只宣揚私有制如何優越，完全回避與私有制相聯系的各種“戰爭”，也完全回避在私有制下出現的貧窮極大化，這是很武斷的。

其實，私人利益并不是人的頭腦中固有的，也不是從來就有的。私人利益的“內容以及實現的形式和手段則是由不以任何人為轉移的社會條件決定的”[29]。在唯物史觀看來，自私是一種具有社會歷史性質的欲望和需求，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產生的意識形態，是私有制觀念。不能把人們的一般人性及其觀念同私有制人格及其私有觀念等同起來。每個個人因民族差異和生理特點，在吃、穿、住、喝及其精神生活需求方面提出的個人要求，這些并不屬于自私的范疇。不能把人的行為都當做自私行為。人們的利他行為也比比皆是。但是張五常先生則把人都是自私的，做為經濟制度解釋的基本前提。既然他主張建立以私有觀念為前提的經濟制度，那么，這種經濟制度只能是私有制經濟制度。他的整個論證是在私有制中兜圈子。然而，他不是用私有產權關系的歷史存在，來解釋自利人及其“最大化”的產生;而是反過來，用天生的自利人的交易和選擇，來解釋私有產權制度形成的天然合理性。這真是唯心史觀方法論的典型“范式”。

當今中國已經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如果肯定這個事實，就應當承認，人們之間社會共同經濟利益的形成，已經不以那些任何時候都死抱著私人利益最大化不放的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公有制決定的共同經濟利益是當代中國社會和諧的物質基礎，由此必定會產生反映共同利益要求的、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會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通過人們形成的整體利益觀和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維護公有產權，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仍然把每個個人都說成是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經濟人”，這要么是一種曲解，要么是渙散人心的煽動。

張五常先生批判公有制，是以人天生具有私有觀念、必然為私利而競爭為前提的。在他心目中，什么共同利益，什么共同理想，都是子虛烏有的“烏托邦”，人既然是自私的，對于屬于公共產權的資源(例如“捕魚湖”)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共同維護和合理使用的產權制度。可見，張五常先生是帶著極端個人主義的有色眼鏡來看待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當然，這也與他不懂具有主觀性的經濟體制與客觀經濟制度的區別有關，他是把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一切弊病都歸因于公有制本身的。

那么，究竟應當如何解釋經濟關系中的人呢?唯物史觀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這就是關于經濟關系人格化的理論。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把個人理解為“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30]也就是說，個人是受一定所有制經濟關系和經濟機制(所有制關系與資源配置方式的結合)制約的，任何經濟關系中的個人，都被客觀的經濟關系賦予一定的社會規定性，成為一定經濟利益的承擔者。所以，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家不過是“人格化的資本”[31]，“工人不過是人格化的勞動時間。”[32]。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也應當從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客觀要求，來解釋人的經濟性質，離開了這種社會歷史條件侈談人性，只能陷入唯心史觀的誤區。

因此，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言，必須把人理解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資源的市場配置方式結合而形成的經濟關系的人格化，這樣的人是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在一定生產力水平條件下的統一，正是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這種經濟利益關系決定著對人們激勵的著力點，以及人們接受激勵的興奮點。這種激勵機制，張五常先生無法理解，也是用他的“中心假設”解釋不了的。

六、“經濟解釋”的辯護性和破壞性

張五常先生的經濟解釋具有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明顯辯護性。在他的經濟解釋中，健全的私有制只有優點，沒有缺點。他說，“私人產權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前提”[33]，這是因為，私有產權可以使個人財產的所有者“根據自己的判斷行事”，“享有不參加某一組織的選擇權，這種選擇權對采用交易成本較高的組織是有效的制約”[34];在私有產權制度下，存在著“組織間吸收成員和引導成員努力工作的競爭”[35];私人產權具有防止有用物過度使用的功能，而公有產權制度下則沒有;等等。對私有制的這些評價，其實是用他自己的價值觀做出判斷的。評價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優劣，不能離開一定社會的歷史條件，關鍵看其是否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但是張先生卻撇開這些客觀的根據，只從個人最大化的中心假設出發，他對產權制度優劣使用的是主觀評價標準。

張五常先生把私有產權制度吹捧成人類社會最優制度，很有些夜郞自大。因為歷史事實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已經開始了逐步揚棄私有制。撇開已經推翻私有制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談，資本主義發展到100多年前，產生了股份制這種產權組織形式，這難道不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范圍內對私人產權的一種揚棄嗎?而在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出現了代表“總資本家”利益的國有經濟，這難道不也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范圍內對私有產權的一種揚棄嗎?

張五常先生對比私有制與公有制優劣的方法是錯誤的。他講的有制度缺陷的共產主義制度，其實是傳統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屬于管理體制層面，而他講的私有產權制度雖然也涉及體制層面，但是主要是指生產資料私有制意義上的根本經濟制度。他把私有制根本經濟制度與公有制具有暫時性的管理體制相比，這是把不對等的東西做比較，而且是離開歷史發展的具體條件做比較，顯然是似是而非的。正如把幼年人與成年人的自律性程度相比，是有意義的，但是把幼年人的自律性程度與成年人的偶然行為失誤相比，則是沒有意義的。

張五常先生混淆根本經濟制度與經濟管理體制，抓住社會主義新中國在傳統計劃產品經濟管理體制上的缺陷，大講共產主義根本制度的不合理處。他的經濟解釋直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關于維護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所以，有很大的破壞性。

—— 他把作為公有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廣大勞動人民稱之為“無產者”[36]。這就造成一種只有生產資料私有者才是唯一有產者的認識誤區，起了動搖人們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信念的作用。

—— 他以私有制最優的有色眼鏡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管理制度。在公有制經濟管理中當然會有社會化大生產所要求的管理層級分工，但是，張五常先生卻把社會主義公有制(他表述為共產主義制度)必然具有的管理層級，等同于計劃產品經濟有弊病的管理層級，又把它與封建等級制混為一談，然后把社會主義公有制管理層級的產生說成，它是在強制性地廢除私有產權后，為了減少公共產權租金(產權天然應得到的收入，為什么憑借產權就有收入，是不做解釋的)的消散(可以理解為流失)，而必然做出的對私有產權“真空”的“填補”[37]。而等級制就意味著政府官員以權謀私。這樣一來，他就在曲解公有制管理層級的基礎上，“解釋了”在社會主義國家產生政府官員“尋租”腐敗制度的原因。他讓人們把少數干部腐敗謀私的原因歸咎于公有制，而不是私有觀念的腐蝕。他向人們指出的改革目標十分明確，就是“從等級制度向以財產論高下的制度過渡”[38]，即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復辟資本主義私有制。

—— 他露骨地提出了用金錢腐蝕各級干部，實現私有化的具體方案。在張五常先生看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管理干部“等級”意味著特權地位，每個官員都是自利經濟人，都要維護既有的特權地位，因此，他們會成為廢除“等級制”、實現私有化的阻力。要消除阻力，就應當“給予他們私有產權來交換特權地位”。[39]這就是張五常先生摧毀社會主義中國整個干部隊伍的“策劃”。這里，張五常先生提出了把公有財產送給私人(管理干部)作為實現向私有制轉軌的條件。但是，口口聲聲主張“私人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人，這難道不是在公然主張侵犯集、聯合起來的個人財產嗎?難道公有制不是一種聯合起來的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嗎?其實，他是只允許一部分私人占有更多的生產條件，而讓更多的人失去生產條件。他的“策劃”，不過反映了私有者對聯合起來的勞動者共同占有的生產條件那種垂涎欲滴的心態，不過是被推翻了的剝削階級的代言人，想輕松地奪回生產條件的一種騙局。

可見，張五常先生的經濟解釋對當代中國的作用，集中到一點，就是破壞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他根本不是自吹自擂的經濟體制改革“設計師”，而是推動中國向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發展的“策劃師”。

七、張五常先生對中國人民提出了什么問題

中國改革的體制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為了糾正傳統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弊病而確立的，實質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綜上所述，張五常先生針對中國改革做出的旨在私有化的制度解釋，損害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我們是根本不能同意的。但是，他從反面提出的關于經濟制度方面的問題，未必不值得人們重視。

其一，關于節約地使用公有資源的問題。張五常先生認為只有私有產權才有防止有用物過度使用的功能，而公共資源天然不能得到維護和有效使用的觀點，在理論上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但是，在我們的公有制經濟生活中，確有浪費公有資源的情況。必須充分認識，從剝削階級手中奪回生產資料所有權，并不等于立刻形成適合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產權的實現形式。有效維護公有資源和可持續地利用公有資源的經濟管理體制，這些公有制的具體形式不是聯合起來的勞動者的頭腦中固有的，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只有依靠自己的實踐，積累經驗，包括借鑒私有制國家管理公共資源的經驗，才能形成。所以，我們一定要著眼于經濟管理制度的創新建設，提高完善節約而有效地利用公有資源的自覺性。

其二，節約經濟組織的管理成本問題。社會化生產的經濟組織管理總要耗費一定的人力和財力，管理成本具有一般性。在有機構成和經濟規模相同的條件下，如果組織成員能夠自覺地遵守紀律，這比起由強制紀律建立的私有制組織，無疑會減少許多監督管理成本。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組織本質上是勞動者自覺共同勞動的組織，因此，在節約管理成本上是有優越性的。但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卻存在管理成本耗費過大的情況，這不能歸咎于公有制經濟組織本身，而是由人為因素造成：(1)脫離生產力的實際狀況，主觀地設計公有制形式;(2)管理者缺少社會化生產的科學管理經驗，過多的耗費了管理成本;(3)管理者沾染官僚主義習氣，主觀上缺少節約意識，有奢侈浪費行為;(4)組織成員缺乏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自覺紀律意識，致使管理成本加大。為此，必須著眼于生產力的實際狀況尋求公有制實現形式，必須選好管理者，必須在嚴格紀律的同時，不斷加強對管理者和職工群眾的思想教育，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提高節約和遵守紀律的自覺性。

其三，公有制經濟制度中的個人自由選擇權問題。說社會主義公有制中的個人不如私有制中的個人有自由選擇權，這是缺乏科學理論根據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40]，其中無疑包含著個人的自由選擇權。當然，這一基本原則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社會物質條件的提高程度。但是，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說，公有制中的勞動者已經有了比私有制經濟中更多自由選擇權。問題在于，傳統計劃產品經濟體制過于強調集中，沒有使勞動者在現有社會生產力條件下應有的自由選擇權充分釋放出來，這正是要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因之一。但是，也決不能把人的自由選擇權理解為無政府主義的自由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制度建設上必須處理好民主與集中、德治與法治、自由與紀律的關系，處理好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關系。經過制度建設的實踐，實現了這些方面的統一，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必定可以更充分的發揮出來。

其四，“尋租”腐敗和公有財產的流失問題。張五常先生主張用公有財產收買政府官員的辦法實現私有化，消除所謂導致公有產權消散(流失)的“尋租”腐敗。殊不知，這是明目張膽的主張把公有產權白送給私人。其實，導致某些干部腐化變質的根本原因，正是千百年來私有制產生的不勞而獲的私有價值觀念。當代哪一個資本主義私有制國家沒有“尋租”腐敗行為?所以，私有化決不能阻止腐敗，只會助長腐敗分子的囂張氣焰。只有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加強黨和國家干部隊伍的思想政治建設，堅定共產主義信念，才能有效的制止和消除腐敗，制止和杜絕公有財產流向私人。

結論：讓唯物史觀占領經濟理論陣地

綜上所述，張五常先生針對中國改革的經濟解釋，其分析對象是社會制度，主要是經濟制度，其分析工具是建立在唯心史觀基礎上的交易成本，其論證的目的則是要促使中國改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正確方向，實行資本主義私有制。他對經濟制度的解釋具有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方法論的顯著特點，這就是：主觀性(因為他把自利“經濟人”追求私利的最大化作為中心假設)、表面性(因為他的眼中只有表層的流通關系)、片面性(因為他面對層面豐富的經濟制度僅僅看到一種交易制度)和靜止性(因為他把私有制當作人類社會最優的永恒不變的社會制度)。

中國不走私有化的道路，這是中國黨和政府領導人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反復重申的重大原則。但是，近年來，在某些輿論傳媒上卻屢屢出現所謂“張五常熱”。這一方面是因為張五常先生以“大師級”經濟學家的面貌出現，容易受到善良人們的尊重，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認，某些掌握輿論陣地的人，對唯心史觀的經濟學教條失去了警惕，甚至受到私有化的精神污染，充當了為有害“理論”推波助瀾的工具。這種狀況決不是好現象。既然在輿論陣地上已經出現了精神污染，清除污染就理所當然。一定要讓唯物史觀指導的科學經濟理論占領輿論陣地，使人們充分認識，私有化的制度解釋有極大的危害性，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牢固地形成這種共識，這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的要求，這是全面貫徹“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的要求，這是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要求。

2002.12.

注釋：

[①] 《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491頁。

[②]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頁。

[④] 《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490頁。

[⑤] 《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411頁。

[⑥] 《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518頁注②。

[⑦] 陳建波郁仲麗譯，[英]馬爾科姆·盧瑟富著：《經濟學中的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注①。

[⑧]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頁。

[⑨] 《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451頁。

[⑩] 《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4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