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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針對那段歷史的回顧，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觀點。例如，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勝利來自歷史的偶然，是利用對手的失誤，利用國際形勢提供的一些有利機緣。持這些說法的人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艱苦卓絕的歷程。

1927年“四一二”政變，共產黨人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蕭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陳喬年、張太雷等多名領導人相繼遇害。嚴酷的白色恐怖中，組織被打散，黨員同黨組織失去聯系。彷徨動搖者紛紛脫黨，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并帶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陳延年因手下的交通員出賣而被捕。趙世炎則被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帶領包探上門抓獲。叛徒賀治華出賣政治局、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僅僅為弄到一筆美金和兩張出國護照，抓捕羅亦農時，她還在用德語與租界巡捕侃侃而談。

在這種空前的白色恐怖和空前的投敵叛變浪潮中，蔣介石信心十足地認定：共產黨垮了。隨著海陸豐起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黃麻起義、廣州起義相繼被鎮壓，他更認為共產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基本被消滅，剩下一些鉆山為“匪”的小股隊伍，已經不足為患了。

歷史給中國共產黨人以最嚴峻的考驗。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后，這樣的考驗再次出現。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方志敏、紅十軍團軍長劉疇西、中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等人，被捕被槍殺。中華蘇維埃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等人，在戰場上犧牲。

比犧牲更加嚴重的是叛變。最先是被蔣介石稱為“紅軍瓦解先聲”的前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叛變。接著出現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叛變，閩北分區司令員李德勝叛變，瑞金紅軍游擊司令部政委楊世珠叛變，閩贛分區司令員宋清泉叛變，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分區政委陳洪時叛變，閩浙贛省委書記兼閩浙贛分區司令員曾洪易叛變，贛粵分區參謀長向湘林叛變，閩贛分區政治部主任彭祐叛變，紅十軍副軍長倪寶樹叛變。

中國革命太難投機了，所以才有如此觸目驚心的嬗變和大浪淘沙的淘汰。歷史給中國共產黨人的磨難，超過所有其他政治團體和黨派。說中國共產黨人勝利依靠運氣和機緣的人，怎么解釋30萬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不足3萬，卻將長征變成了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實現驚天地泣鬼神的鳳凰涅槃？不是靠運氣和機緣，而是靠不屈不撓的奮斗，才使中國革命最終獲得了最為穩固的勝利基礎。

其成功不像“十月革命”來自一夜暴動，而是數十年英勇奮斗流血犧牲的結果。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黨員人數440萬，犧牲的黨員烈士也將近400萬，世界上哪個政治團體曾經付出過如此慘重的代價？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執政的資格，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垮臺，而中國社會主義巋然不動的基礎。

在近代中國，任何一個宣稱能夠對國家發展、對民族命運負責的政治團體，如果不能集合、產生、擁有這樣一批為其宣稱的“主義”拋頭顱灑熱血而義無反顧的先驅者，就不能贏得隨之而來前仆后繼、舍生忘死的追隨者，其宣言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一紙空言。

還有一種說法，主張中國要“告別革命”，甚至辛亥革命也不應該搞。認為最理想的是1898年“戊戌變法”成功，實現君主立憲，那么中國可以不流一滴血，發展可能比現在還要快，早已繁榮富強了。

持這種說法的人至少有三個失誤。首先，歷史潮流不可抗拒。孫中山說：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宣稱這一潮流根本不該發生的人，不過是在扮演立于岸邊長吁短嘆的無聊看客。其次，永遠不要以為腰包鼓起來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從物質到精神莫不如此，不但塑成了自身“東亞病夫”般的孱弱，而且嬌縱出別人“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癲狂。以為君主立憲是直達國家富強捷徑的人，從其創始者康有為先生“若不跪拜，留此膝何用”一語中，也能悟出在這一體制下，中華民族是否能夠挺直長期彎曲的脊梁。最后，能夠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皆兼備物質、精神雙重強大的條件。

戰略家克勞塞維茨把精神力量的來源歸結為兩大要素：苦難和勝利。在苦難中積聚，用勝利來洗禮。試看勝利對美利堅民族、俄羅斯民族、大不列顛民族、法蘭西民族的精神養育的作用，就知其至關重要。沒有品嘗過勝利美酒的民族，精神永遠是苦澀萎靡的。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太多苦難、太多挫折、太多失敗，最缺乏的就是勝利。縱使“戊戌變法”成功，國家從此“告別革命”，按照君主立憲方式走下來，今天除去低眉順眼地加入別人的集團，做人家聽話的好伙計，又有什么資格奢談獨立自主。用拜金主義、溫情主義和虛無主義詮釋歷史不難，想揮動自己的手臂書寫歷史卻絕非那樣容易。靠忍耐忍出一個優秀民族，人類歷史上從無此例。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艱苦卓絕斗爭獲得的一系列驚天動地的勝利，不但使中華民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探測到前所未識的時代寬度，而且培養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產黨人，告別了長期沿襲的頹喪萎靡之氣，完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洗禮。所以曾經通過《阿Q正傳》等著作強烈抨擊國民性的魯迅，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特意致電： 

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中國與人類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