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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廣：析吳敬璉徹底私有化的經濟改革主張——評《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

點擊：作者：李濟廣來源：管理學刊發布時間:2018-10-25 11:22:29

2013年1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由吳敬璉、馬國川合作撰寫的《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借助名人效應，同時又由于其議題具有重要性，3萬冊書“旋即銷售告罄”。5月，又以《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為書名印刷了3萬冊。該書出版后，數百家紙質媒體和網絡媒體轉發了吳敬璉“重啟改革議程”的主張。雖然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研究者對于書中的絕大部分觀點都進行過詳細的反駁，但鑒于這些觀點的影響非常之大，而且相關議題的確如吳敬璉先生所說，涉及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因此必須對書中的觀點進行更為深入細致的剖析。

一、吳敬璉經濟改革主張的內涵及性質

吳敬璉認為，中國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為了避免社會危機的發生，必須重啟改革議程，“推進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實現從威權發展模式到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我把它稱為法制的市場經濟”[1]（5）。這一改革目標十分誘人，以至于標準的主流媒體都對這一目標的提出者贊賞有加。但現在我們要問這樣一個問題：這個“現代市場經濟”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么？

吳敬璉認為，之所以應當重啟改革議程，是因為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他說：“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statesector，包括國有經濟和國家黨政機構）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作用。……（1）國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1]（4）

就第一條來分析，已有很多學者證明了國有經濟已基本不存在經營性壟斷和行政性壟斷，但是，吳敬璉所說的國有經濟壟斷以及“半統制”其實主要不是指經營性壟斷和行政性壟斷，而是指“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或者說指國家所有權在某些領域仍然占主導地位——“國有經濟……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所有‘制高點’，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1]（241）。所以，吳敬璉所謂打破國有經濟壟斷的意思就是要國有經濟“退出”，他說，“國有資本……從非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俗稱競爭性領域）退出，就成為國有經濟改革的關鍵”[1]（236）。《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一書中并沒有明確列出哪些領域是國有經濟可以存在的非競爭性領域。但我們知道，不能競爭的領域幾乎不存在，像公認的自然壟斷性行業自來水供應都可以讓私營企業甚至外資企業參與競爭，照此類推，供電也可以如此，煙草業也可以如此，而重要的軍工行業已經允許私營企業進入，種植業與國計民生關系最為密切，而種植業是競爭最充分的行業。也就是說，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與退出一切經濟領域沒有明顯區別。就第二條來分析，政府支配資金的意思如果是指支配財政資金，那是理所當然的，當然，我們也并不否定財政預算應當發揚民主。而銀行的資金政府并不能支配。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根據情況控制土地使用權、轉讓權和收益權，是公有制社會制度的必然要求。實際上，在幾千年封建社會的絕大部分時間里，政府都掌握著土地的最終所有權和支配權，當今世界各國也都努力控制土地所有權或土地改革權。吳敬璉反對政府掌握支配土地的權力，顯然是主張取消土地國有產權。就第三條來分析，在產能過剩、投資率過高、企業投資沖動過大、資源緊張、環境惡劣的情況下，投資的計劃性調節審批是非常必要的，必要的市場準入也不可少，對電力、藥品、火車票等實行一定的價格管制也有利于穩定生產和人民生活。當然，“干預”的方法要科學。

實際上，吳敬璉反對“政府干預”，主要是反對國有經濟的存在，他把國有經濟的存在等同于政府干預。他說：“歐美模式則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所共有。反映這種經濟類型運動規律的現代經濟學認為，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是在市場上提供私用產品，過多的政府干預會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并且滋生腐敗。”[1]（243）這句話意味著，政府提供私人物品就是政府干預，但政府只提供公共產品就等于國有企業退出一切經濟領域（而非僅僅是競爭性領域）。不僅如此，吳敬璉說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但實際情況是，教育是完全可以排他、可以競爭的，因此不是公共產品，科技創新的主體通常被認為是企業，至于醫療，吳敬璉明確表示應當以私營為主，而社會保險也是可以排他的。所以，按照吳敬璉所謂公共產品的邏輯來推斷，在社會領域，公有事業單位只能在非常狹小的空間里活動。吳敬璉認為市場化必須取消國有經濟的觀點也可以從他的另一提法中看出來。他說：“他們要求提高國有經濟的比重和加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這種種說法，意味著要求從市場化改革全面倒退。”[1]（160）顯然，吳敬璉認為市場化就得徹底私有化。吳敬璉多年來呼吁取消政府資源配置的權力，其實質就是以國有制是壟斷，發展國有經濟是政府干預、是非市場化，國家掌握土地產權是政府配置資源等為理由，要求取消國有經濟。

《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一書對于農業則有如下闡述：“農民對土地承包期的延長并不意味著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按照現行法律規定，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1]（234）書中還說，“農民獲得的只是承包期內的土地使用權，而不是永久的而且有權自行處置的土地使用權（即作為土地所有權最重要部分的‘田面權’）”[1]（92），而這會產生諸多弊病。書中的意思無非是，只有取消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才能實現“耕者有其田”。吳敬璉自己也清楚，使用權和處置權是所有權的（最）重要部分（實際上，農民也掌握了全部收益權，并非僅僅掌握田面權，而是掌握了實際的田底權）。所以，從經濟學意義上講，給農民永久的使用權以及吳敬璉所說的轉讓權，和私有化是沒有區別的。吳敬璉自己說，“包容性的體制……的特點是：保障私有財產（私有制）、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投資和科技創新”[1]（301），即無須存在公有制。

當代社會的私有制經濟以資本主義經濟為主體，徹底私有化就是資本主義化，但吳敬璉為了防止別人說他反對社會主義，就說，“一個國家是否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并不是由國有經濟所占份額決定的……只要共產黨采取正確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都是有保證的”[1]（159）。他認為在一個私有制的社會里，能夠有效避免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這不符合基本的常識。共產黨講的“科學社會主義”，其基本原則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

二、吳敬璉否定公有制的依據及相關依據的虛假性

吳敬璉為了否定公有制的合理性，提出了大約10個論據，但這些論據都是不能成立的。以下作具體分析。

吳敬璉認為，馬克思的“社會大工廠”模式不現實。吳敬璉說，馬克思在論證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一歷史趨勢時指出，“資本主義積累過程本身，就蘊涵著形成極少數壟斷企業乃至唯一的壟斷企業的趨勢，……社會主義革命所要做的，只不過是‘剝奪剝奪者’，改變少數壟斷企業甚至是唯一的壟斷企業的所有制基礎……整個社會就成了生產資料公共所有制基礎上的大工廠”[1]（20）。但資本主義國家“企業大型化并沒有成為生產社會化的唯一趨勢，……整個社會也難以變成幾個乃至一個壟斷性的‘大工廠’”[1]（22）。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說整個社會將變成一個大工廠，只是說一個部門集中的極限是融合為一個單一資本。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公有制經濟的具體管理形式是不能預先確定的。“自由人聯合體”也不一定是全社會一個大工廠。當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由社會統一組織生產，不等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不可能統一計劃生產。馬克思和恩格斯談到社會化是為了說明，由于社會化的產品為資本家個人所占有，資本家就要追求剩余價值，在競爭中拼命擴大生產規模，而社會化生產為生產的迅速擴大提供了可能。社會化的產品及其所包含的剩余價值為資本家個人所占有，導致人民的消費能力小于社會生產能力。兩方面結合導致生產過剩，引發經濟危機，證明資本主義所有制不利于國民經濟的順利發展，應當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

吳敬璉認為，公有制經濟曾經帶來過極大危害，不利于發展經濟。吳敬璉說，“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中國擁有一個較之當下更強勢的政府和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中國人得到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苦難”[1]（3）？“像2009年用海量投資和貸款把GDP的增長速度拉高到9.1%，這恐怕是任何其他國家的政府所不可能做到的”[1]（14）。他還說，民營經濟越多的地區，經濟發展越快。實際上，大量數據早已證明，中國前30年的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但是當時人口增長速度過快，并且中國正集中財力建設現代國民經濟體系，因此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比較慢，這種情況絕非像吳敬璉所說的，中國人得到了“無窮無盡的苦難”。所以說，前30年的發展實際上為后30年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奠定了基礎。2009年中國的海量投資也與西方錯誤的宏觀調控理論的引導有關，西方亂調控導致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也不少。雖然中國幾十年來經濟建設出現許多失誤，也遇到了不少挫折，但這些都不是公有制的必然產物，而是決策民主性、科學性不夠導致的結果，民主決策才是公有制的內在要求。就企業效率而言，公有制經濟不比私有制經濟低，就產品質量而言，公有制經濟比私營經濟好，但比較不同經濟成分的經濟績效，關鍵是看國民經濟總體發展的速度、平穩性和可持續性。蘇聯和中國在存在很多體制弊病的情況下，仍然取得了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績效，這一事實不可辯駁地證明了公有制度的經濟優越性。近年公有制經濟發展速度不如私營經濟，是許多地區只講大力發展民營經濟，而不采取措施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所導致的。

吳敬璉認為，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范圍內無法實行市場經濟。吳敬璉說，“在‘全民所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的范圍內，沒有不同的產權主體，也就不可能有不同產權主體之間的市場交換”[1]（153）。西方的產權概念主要包括財產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產權在交易過程中是可以分解的[2]。當然，也可以把產權包含財產的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解釋成馬克思的產權觀。全民財產的所有者可以是全民總體，但由于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的分解，就產生了不同的產權主體。隨著分解的加深，全民性會減弱。目前，國有企業之間的產權邊界十分清晰，國企市場交易已經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怎么可能無法形成市場交換呢？

吳敬璉認為，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無法改善治理。吳敬璉說，“在國有獨資和絕對控股的企業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難度也極大”[1]（238）。例如，商業銀行在治理結構上就存在“形似而神不似”的問題，國有資產所占比例過小[1]（174）。當年吳敬璉先生曾極力推薦西方公司制的“現代企業制度”，這種制度不僅沒有在企業中給黨的領導以合理的治理位置，更拋開了所有者——人民群眾的治理權力。當吳敬璉看到此制度效果不佳時，不是提出公有制經濟的治理應當讓所有者到位，加強制約機制建設，而是要求更換所有者。但實際上，西方私有制的公司治理早已成為馬其諾防線（南開李維安語）。余菁回顧了美國公司治理體制的形成與演變歷程，結合西方學者的諸多研究指出，隨著美國公司治理體制的不斷演變，公司控制權從所有者手中轉移到了內部的經營者和外部的監控者手中。通過種種看似公平的公司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繁榮的經濟活動，巨額財富集中到美國社會中一小撮精英分子手中[4]。

吳敬璉認為，公有制不能帶來平等，而私有化可以產生平等。吳敬璉用資料對上述觀點進行論證：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并不真的平等。就1956年國務院頒布的工資標準來看，干部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間相差36.4倍。干部還有住房、勤務員、警衛、秘書、汽車等[1]（289）。首先要指出的是，這里有個技術性錯誤，就是原文中那個數字不是36.4倍，而是28倍。其次，我們可以對相關事實作進一步分析。在那個年代，干部和工廠工人的最低工資都是30多元，機關中20元的月工資標準實際上只適用于學徒性的勤雜人員。當時最高工資約為590元，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主動降薪，實際執行的是404.8元的工資標準，只有極個別的人（比如民主黨派知名人士）執行高標準的工資。國家最高領導人與級別最低的干部，工資差別只有10余倍。而且，1956年的工資標準只是當時執行，1957—1960年領導干部3次降薪，以后為了限制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那個工資標準就再也沒有執行過。就是被提拔為國家領導人，工資也只有幾十元，另有生活補貼10-20元。我們并不否認，高級干部的住房和醫療條件的確比一般人好得多，不過他們的勤務員、警衛、秘書和汽車則為工作必需，并不能計入總收入。那時也存在腐敗現象，但中國的腐敗現象顯著少于其他國家。最關鍵的是，上述這些問題與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與所有制直接相關的是大資本所有者擁有幾百億財富與雇傭工人只有幾萬家產甚至負資產之間的顯著不平等。

吳敬璉認為，市場化改革不是導致貧富分化的罪魁禍首。他說，“奧肯所說的與效率有著替換關系的平等，指的是結果的平等。至于機會的平等，則大體上同效率有著相互促進的關系，……因此，二者應當是可以兼得的。事實證明，目前中國社會中存在的貧富懸殊問題，主要是由于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其中首要因素是腐敗”[1]（290）。這里頗有偷換概念之嫌：我們談“貧富懸殊”是針對結果是否平等來講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機制是，由于價值規律與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機會平等的競爭會產生剝削和貧富懸殊。機會平等固然好，但資本主義的機會平等沒有社會主義的機會平等好，而且僅僅有了機會平等還不夠，對人類更有意義的是結果方面消滅階級的平等。只有公有制基礎上的共同富裕，也就是按勞分配的機會平等，加一些按需分配的結果平等，才是真正的社會公平。

吳敬璉認為，國家只能提供公共產品，財政只能是公共財政。吳敬璉說，“在大多數國家，國有企業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他們（應為“它們”——編者）能夠提供私人企業所不能提供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1]（160）。實際上，政府“能夠”提供公共物品不等于“不能夠”提供私人物品。再者，如果強調大多數國家怎么辦，我們就得怎么辦，那就等于說現存的就是合理的。大多數國家是私有制資本主義國家，其中一些還讓中國支援呢，特別是一些陷入歐債危機的發達國家，失業率達到百分之十幾甚至百分之二十幾，這又怎么解釋呢？美國也陷入了金融經濟危機，雖然失業率不到百分之十，但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大量的“99%”發帖訴說自己在居住、醫療、學生貸款等方面的困難。馬克思主義者正是認識到公有制是通向人類福利最大化的最佳途徑，才決意組織起來，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因此，資本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而不是共產黨人效仿的楷模。

吳敬璉的一句話曾經極大地誤導了很多人的思想。他說，“有限的國家財力支撐不了龐大的國有經濟的‘盤子’，因此，國有企業應當從競爭性部門中退出”[1]（158）。這里存在明顯的錯誤：長期以來，國有經濟貢獻了財政收入的主要份額，是支撐財政的骨干力量，怎么能說是國家財力支撐國有經濟呢？即便把國企財產也算作國家財力，那么，一般而言，某個企業自己能支撐下去就持續發展，無法自我支撐，就可關停并轉，也不需要財政持續補貼來支撐。同時，國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不能為了臨時增加財政資金就大賣國企，或將國有股劃歸社保基金。

吳敬璉認為，國家所有制是壟斷，是行政干預。已有不少人撰文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批駁。

吳敬璉認為，集體所有制不利于發展農業生產。分析這一觀點錯誤之處的文章也不少。

吳敬璉認為，國有制是腐敗的根源，會導致權貴資本主義。這一問題將在下文進行分析。

吳敬璉認為，國有制會導致政治上的專斷。這一問題也將在下文進行分析。

三、吳敬璉政治改革主張與經濟改革主張的關系及其論證的錯誤

吳敬璉、馬國川政治改革的主張主要是為在經濟上實行私有化服務的。在《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一書中，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進行了討論。他們說，“市場經濟改革遇到的阻礙和難點，幾乎都與政府和它擁有的國有經濟有關。因此，如果不對政府自身改革，經濟改革也難以改革到位”。而“有些人推崇這樣一種‘中國模式’……在政治上堅持黨政機關對社會的全面掌握和國有經濟對重要行業和支柱行業的強力控制”[1]（246）。他們認為，改革前中國經濟體制是“‘黨國大公司’。這種經濟體制的政治上層建筑當然就是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了”[1]（247）。而改革并沒有大的進展[1]（254），因此需要進一步摒棄“黨在國上”、“以黨治國”體制[1]（249）。從上述論斷可以看出，吳敬璉所謂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對黨和國家等上層建筑掌握生產資料，即主張取消國有企業，以及去黨化。

吳敬璉認為，目前的體制可能“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對經濟的“控制力”，演變為政府控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1]（245）。吳敬璉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其實是“國家所有制”的貶義代名詞。吳敬璉說，“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國家資本以政治權力為依托，與其他資本展開競爭，進而形成市場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經濟體制”[1]（257）。吳敬璉反對國家掌握資本的主要理由是，“在中國的歷史背景和缺乏民主政治的現實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極有可能向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轉化”，“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擴大和加強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1]（258）。

吳敬璉的上述分析混淆了“公有制”與“存在某些問題的某種不科學的公有制經濟管理方式”的區別。國有經濟存在腐敗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監督制約的具體制度不科學[3]，通過發展民主政治、民主經濟和加強制度防腐，完全可以防止國家所有制演變為權貴資本主義。所謂“極有可能”，并不等于無法避免。吳敬璉多年來闡述觀點的一個模式就是先詳細敘述改革的歷史，然后說改革還不到位，需要進一步市場化。他對腐敗問題的論述也是如此。他先列舉了一些事例，說在市場化改革還沒有到位的情況下，通過行政權力配置資源的體系和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體系攪在一起，腐敗開始流行起來。他舉例說，在企業改制時，在權力的運用沒有受到嚴格的監督和約束的情況下，某些擁有權力的人就可能利用這種不受約束的權力侵吞公共財產，企業改制時所有者沒有負起自己的責任，所有者不在位[1]（284-286）。既然如此，對癥下藥，不讓行政權力和市場權力攪在一起，讓權力的運用受到嚴格的監督和約束，讓所有者負起責任，讓所有者到位，問題不就解決了嗎？為什么非得私有化、去黨化呢？吳敬璉還說，“由于政府官員握有太大的權力和太多的資源，又沒有建立起能夠監督官員和約束權力的制度，腐敗仍然變得愈來愈猖獗”[1]（292）。筆者認為，既然腐敗有兩個前提——政府官員擁有太大的權力和太多的資源，又沒有能夠監督官員和約束權力的制度——那么，只要去掉后面那個條件，腐敗問題不就可以解決了嗎？

吳敬璉還把增長模式轉型存在的“體制性障礙”說成是“各級黨政領導而不是市場機制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基礎性作用”[1]（273）。而現實情況是，大多數人認為中國的市場化在很多領域已經超出了合理的限度，需要進一步市場化的領域其實已經很少了。

吳敬璉批評共產黨及其領導人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持對經濟方面的“國家辛迪加”和對整個社會的絕對控制，認為那是暴力的政權。他說，沿著“1871（巴黎公社）—1917（十月革命）的道路，……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反動的專制主義”[1]（295）。他肯定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資本主義國家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民主體制”[1]（302）。吳敬璉還以列寧的話印證其觀點：“無產階級專政，實質上只是無產階級中有組織和有覺悟的少數人專政”，“蘇維埃的（即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和實行個人獨裁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原則上的矛盾”[1]（256）。

吳敬璉的論述曲解了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理論。列寧說的少數人專政，指的是中央的領導權威和領袖權威，這種領導權威是奪取革命勝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保證。就今天而言，強有力的中央領導和主要領袖的充分權威，也是對抗利益集團、順利推進改革、遏制腐敗不公的有力前提。美國有大量的人看不起病，奧巴馬想成立一個國有保險公司與私有保險公司競爭，以改變看病很難、看病最貴的低效狀況，但相關改革進程卻難以推進。希臘實行極端多黨制，結果社會管理能力極差，財經紀律也差，黑幫橫行，不納稅的“影子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4至1/3[5]，完全無力應對債務危機，希臘前總理將其描述為民主治理的危機。另外，列寧講專政和獨裁，絕非不要民主。列寧說工作時間要服從獨裁者的意志，無非是強調生產的統一指揮，列寧同時還提出要經常召開群眾大會討論工作條件，即強調要發揚民主。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特別重視民主。僅以列寧為例，他反復強調要實行比資本主義民主更高級的民主——人民直接民主，要“使所有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6]（395）。他強調要實行“包羅萬象的工人監督”[7]（301），“真正實現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數人即勞動者實際參加國家的管理”[8]（722），“建立由群眾自己從下面來全面管理國家的制度”[9]（287）。他說，“只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把反官僚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勝利”[8]（770）。今天，基層人民直接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各級政府的權力制衡和民主監督，與黨中央和最高領袖的有力領導結合起來，完全可以充分遏制腐敗，使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但吳敬璉反對實行“直接民主制”。他說，“中國所要選擇的民主，只能是憲政民主。……憲政的要義在于，要求任何行使權力的主體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約，不允許任何至高無上、不受約束的權力主體存在”[1]（303）。在這里，一方面人民民主（尤其是人民的直接民主）被排除，另一方面黨的領導也不見了，而這正是“憲政”、“法制的市場經濟”的要旨之所在。所以，吳敬璉所說的法治化主要指的是去黨化，他所謂的民主化也主要是指實行精英民主。應當說，“制約”、“憲法”是必要而重要的。但是，有兩個問題必須厘清。第一，不能抽象地談論憲法而不看憲法的具體內容和實質。在一個吳敬璉所推崇的私有制社會里，法律必然首先維護剝削階級的利益，“制約”社會的必是金融寡頭，“憲法”不會給受雇者真正的民主。第二，僅有“制約”、“憲法”是不夠的。“憲法”不會自動保證經濟建設順利發展。今天，社會主義政黨應該當仁不讓，組織人民群眾維護與擴展憲法中的社會主義內容，以便為人民群眾獲得平等的政治、經濟權利奠定基礎。

多年來，大量學術文章在討論經濟問題時都要求國有經濟“退出”，因為這早已成為流行的話語。但就其實質來看，這種觀點其實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根本否定。吳敬璉說，“對執政黨來說，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才是共產黨執政的可靠基礎”[1]（299）。不過在他的改革目標中，已經沒有了公有制經濟，從而也就沒有了所謂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共產黨已沒有“共產”可以領導，在他的改革要求中，執政黨對經濟、司法、社會都不能干預，執政黨已變成了不能治國的“執政黨”。總體來看，雖然吳敬璉先生在他的改革呼吁中表達了對腐敗專斷等弊端的強烈關注，但他對腐敗專斷及權貴資本主義的關注與我們正在進行的反腐敗斗爭從目的到途徑都迥然不同。他的出發點是實行徹底的私有化，他認為，腐敗專斷是社會主義國家所獨有的，所以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好。而我們認為，堅決貫徹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所闡述的公有制事業的管理原則，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是應對這些問題的最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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