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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廣丨改革開放、“經濟奇跡”與所有制結構變遷——對某論壇研討會的一個回應

點擊：作者：李濟廣來源：“察網智庫”微信公號發布時間:2018-10-11 08: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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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今年9月份，某論壇在京召開學術研討會，中國地位最高、影響力最大的一批學者，發表了一些大尺度的言論，令支持他們的媒體也表示令人懷疑這次會議是不是在北京召開的。

這次會議最引人注目的觀點是對政府的作用、國有經濟的作用和國有經濟效率的否定，對已經為數不多的國有資本的發展即莫須有的所謂“國進民退”的不滿，對突破所有制的束縛讓私人資本取代國有資本走完“最后一公里”的期待，以及對共產黨的初心消滅私有制的反感。

這種思潮完全無視黨章憲法關于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如果這種思潮得勢，意味著我黨意識形態的顛覆與徹底崩塌。在這種思潮看來，中國改革開放期間取得的成就，主要靠的是私有化市場化，所以今后搞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就是經濟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

本文談談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濟成就與所有制的關系，主要說明“任何懷疑、唱衰國有企業的思想和言論都是錯誤的”（2018年9月習近平語），未來的改革堅持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極為必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被稱為“經濟奇跡”。一些文章往往講中國“經濟奇跡”是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由于改革開放最顯著的變化是私有經濟的比重與日俱增和市場化的程度日益深化，所以一些人把“經濟奇跡”歸功于“民營經濟”即非公經濟的發展，或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有一些網友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民生等領域問題重重，不僅沒有“經濟奇跡”，反而是弊端叢生。

我們認為這些看法都是籠統的或不全面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尤其是經濟快速增長與所有制改革的關系，需要進行具體的分析。

中國出現“經濟奇跡”的原因

從上世紀末以來，學術界有不少論文對“中國奇跡”的原因進行分析，在此之前也有論著研究經濟快速增長的的基礎，這些著述通常是從某種角度出發，把“經濟奇跡”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一兩個因素。如：

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開放；

70 年代末的經濟改革和各項經濟政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非經濟政策；

政府激勵和官員激勵；

擴大開放，鼓勵流通，發揮生產資料的比較優勢；

政府行為企業化；

意識形態范式；

民間投資；

中國政治文化“集中效率”、“政治組織”、“制度創新”、“文化包容”的優勢；

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經濟制度的運行成本和各類經濟組織的運轉成本；

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不斷增加，改革開放使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普遍提高；

多層次多地區的層級制、城鄉分割與關系型社會特征、“官企一心搞經濟”；

“華人的資本主義精神”（香港大學雷丁教授、波士頓大學伯杰教授）；

“中國人智商最高”（英國阿爾斯特大學榮譽教授查德·林恩）；

中國經驗沒有超出國際經驗因而不存在經濟奇跡（哈佛大學和世界銀行）。

國內論述比較深入的，林毅夫、蔡防、李周（1994）提出一個廣為人知的觀點：外向型的發展比較優勢的戰略是實現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基礎；郭熙保（2009）認為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后發優勢的充分發揮；[1]李揚（2017）認為，中國經濟奇跡得益于人口紅利和工業化城鎮化，而它們又以正向激勵和金融大爆炸促成的儲蓄率提高為基礎。[2]

實際上，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經濟增長以及在此基礎上社會發展速度較快，必然是政治、經濟、科技、社會、文化、體制的多方面背景，歷史基礎和歷史趨勢，主觀努力和客觀條件，合理的政策、利弊參半的戰略和不計代價的做法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要加以概括的話，那只能說，中國40年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迅速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有較大提高，主觀上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結果，客觀上是多重因素疊加造成的。為了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必須全面、客觀地認識影響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具體說，促進中國4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至少有以下十項。

1、改革開放之前30年奠定的發展基礎。在“前30年”，中國農民以艱苦卓絕的努力進行的農田基本建設，以及涉農技術的突破、涉農工業的創建與發展，為后來的農業增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農民向城市廉價供應農產品，加上工人階級和技術人員拼搏努力，以及蘇聯援助，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成為后30年國民經濟發展的出發點；教育規模快速擴張——不是像大學擴招那樣超過社會需要拉動GDP——滿足了改革開放初期人才的需要；科技事業出現了一些列里程碑式的突破，以及企業培育的科技人才、技術工人和工業技術為上世紀80年代一些制造業企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技術條件。前30年還奠定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

2、計劃生育及其人口紅利。隨著上世紀80年代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人口老化速度，形成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都比較低。結果，不但勞動力充足，而且社會負擔大為減輕。試想過去一對夫婦撫養5個孩子，大部分老人還沒有退休金或工資，而后來一對夫婦撫養1-2個孩子，大部分夫婦雙方的父母還要用工資或退休金支持他們，負擔差距有多大？比人均收入因人口紅利而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人口機會窗口”撫養比低造成儲蓄快速增長（根源不是激勵與金融大爆炸），從而資金充裕、利率下降，投資得以高速增長，財政收入也隨之快速增加；在收入快速增長的時期，儲蓄率增長速度更快；撫養比低也使人力資源投資得以迅速增加。中國1990-2015年間就是這種情況。

3、經濟技術發展的后發優勢。經濟技術落后的國家，一旦進入增長的順利時期，就不必重復先進國家經濟技術進步的軌跡。后進國家可以通過購買先進國家一些已有比較先進的技術或次優技術或大流技術越過一些發展階段，可以模仿先進國家的比較先進的技術進而通過改進創新實現一些趕超，可以實現彎道追車例如從沒有電話到直接使用智能手機，此過程必然導致后進國家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先進國家。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時期正是處于這一階段。雖然這一時期工業化城鎮化是在拉動經濟增長，但這一時期為什么工業化城鎮化進展迅速？是因為本文所述各種因素促進了工業化或非農生產的快速發展的快速發展，工業化或非農生產的快速發展又帶動第三產業和城鎮化的發展，同時也是彎道追車原理在起作用。

4、國有經濟發揮的中堅作用。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起飛時期，公有制經濟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在90年代和本世紀，國有企業提供了基礎能源和基礎設施，在生產公共產品、建設重大工程、實現工交部門重要技術創新等方面承擔了主要任務。國有企業較高的勞動報酬——通常比私營企業差不多高一倍——改善了社會消費能力，國有企業在經濟增速下滑時期更多地承擔起了擴大投資需求的角色。政府投資發揮了結構調整、發展關鍵行業、維護糧食安全等作用，國家控制土地使城市建設用地和企業用地供應極為便利，在上世紀80-90年代低價供地更是大大降低了私營企業經營成本。多年來，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繳稅比重遠大于國有企業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如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指出：2014年1-11月，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業每100元營業收入，國有工業企業稅負為其它企業的2.6倍。實際上，規模以下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他們納稅更少，小微企業往往不納稅。

5、出口拉動的增長戰略。中國外貿依存度上世紀90年代在29.8%-42.3%之間，而同為大國的日本僅在13.9%-17.3%之間，美國在17.4%-23.5%。中國外貿依存度2007年達到68.02%，2010年為50%，而2010年同為大國的美國外貿依存度只有28%，日本只有26%，歐元區17國為34%。盡管外貿依存度這一概念不夠科學，但橫向比較還是能夠說明問題的。證明“出口拉動”沒有疑問的是，中國從1990年開始除個別年份外持續順差，到2005年開始每年貿易順差都在千億美元級別以上，現在每年還有萬億級別人民幣的貿易順差。價值20多萬億人民幣的外匯儲備是本幣低估的表征，而在長期中央曾是外匯買賣的唯一中介，巨額外匯購買導致外匯價格維持在高位即本幣價格偏低；近年來儲備下降的很大原因是藏匯于民。出口拉動作用一個突出的表現是東南沿海經濟增長速度快的省份其外貿依存度是中西部大多數省份的10倍左右甚至30倍以上——不在于哪個省私有化程度更高！當然，出口拉動的代價是制造出口商品的巨大生態消耗和勞動消耗，以及外匯貶值風險。

6、吃苦耐勞、勞動付出多而勞動報酬少的勞工。北大原副校長王義遒說，改革開放后，我們的經濟發展在世界都是一個奇跡，但我們靠的是勞動密集型經濟，主要是農民，包括農民工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把經濟推上去的。這種說法雖然以偏概全，但說出來一個道理。中國勞動供過于求而又缺乏能與企業協商工資的工會，地方政府為了留住企業便維護資本利益，導致勞動者相對待遇很差。“營業盈余/勞動者報酬”，2006年美國為0.305:1，中國則是0.755:1，[3]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剩余價值率高達253%，浙江規模以上工商聯會員民營企業剩余價值率則為400%。[4]勞動者勞動報酬低，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又吃苦耐勞，這種低勞工成本對外資有極大的吸引力，對內資則加速資本原始積累，而在經濟快速擴張時期，這種積累很容易轉化為投資。

7、共產黨強力而持續的領導和社會穩定。所有的執政黨都要發展經濟，而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特點，一是它的領導強力而持續，這一點保證了政治與社會的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極好的社會環境。二是共產黨的領導的與公有制有著必然的聯系，而公有制在它存在的領域發揮著比私有制更好的經濟作用。三是與社會主義相聯系而又強力的黨委領導，必然通過各級國家政權發揮重要的經濟調節作用。強力領導的黨有能力對市場所決定的資源配置進行有力度的糾偏，例如有能力且愿意以較為直接的行政計劃手段去調結構、去產能、搞大工程、扶植高新技術、用發展經濟的手段扶貧、搞大開發等等，雖然也會有失誤有爭議，但對增長的促進作用是無疑的。

8、利弊參半的“增長主義”。長期以來，我國不僅企業竭力追求擴張，政府也存在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傾向。其原因是，決策機構片面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高估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性，增加就業片面依賴保速度；對市場機制的自利性動力抑制不足甚至鼓勵助推企業擴張，晉升標準不嚴謹使地方官員以增長作為重要的能力顯示方式，非均衡的財政體制與不規范的財力使用，地方官員的自利機會，都成為地方官員拼命追求投資與增長的動力與動機，而非民主的經濟決策機制、對盲目增長副作用的忽視，使這種動機得以實現。[5]可以說，沒有那個國家像我國那樣，上一級官員會對下一級官員提出發展經濟的嚴重壓力與要求，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官員像我國官員那樣辛辛苦苦、不計代價地招商引資。

9、市場機制從無到有的建立。雖然各個方面的工作都存在改革的問題，但真正能與“改革開放”聯系在一起的“改革”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從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制度轉變為多種經濟成分并存，以及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相比計劃經濟體制，市場經濟市場化的工資激勵和利潤激勵具有自發的動力，市場供求機制能進行靈活的自動調節，因此發揮了很多人的能動性，這也就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對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貢獻。但近年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早已建成，本來意義上的改革也就完成了，所以也就談不到市場機制對經濟“快速”增長繼續發揮多大作用了。而且不要忘記，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成就，基本上也是奇跡，而那時那么多的市場化國家經濟不景氣。

10、非公經濟的適度發展。這一點下面詳述。

中國“經濟奇跡”與所有制結構演變

(一）辯證、理性地看待非公經濟的崛起與貢獻

上世紀80年代，涌現出很多個體戶，緩解了當時的就業緊張情況，更多地滿足了人們對產品與服務的需要。在市場機制逐步擴張的情況下，很多小型國有、集體企業，國家和社會很難把他們監控好，因此逐漸衰落下去，此時私營企業逐漸增加，接替了那些空缺，維持了就業和生產經營活動。這就是非公經濟在一定范圍內的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速快”的主要貢獻。

然而，主流輿論或明或暗地一直認為，非公經濟或所謂民營經濟是經濟快速增長的主力軍。一些論文提出，私營經濟比重高的地區經濟增長的速度也快，許多論文認為，我國1978年以來經濟轉型過程實際上就是國有企業規模不斷下降和所有制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由此促進了經濟的強勁增長。他們認定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是非公經濟的功勞，因此不斷呼吁加快非公經濟的發展。

實際上，私有制經濟增長是一些原因引起的，經濟增長是由另一些原因引起的，而兩種結果遇到了一起。本文第一部分說明了經濟增長的復雜原因，其中私有制經濟在過去經濟快速增長中的貢獻，如果非要百分數來表示的話，也只能說是個位數。所以，在一定的時間或空間，私有制經濟與經濟增長可能存在數學上的和時間上的相關關系，但相關關系絕不等于因果關系。

一些人覺得，新創辦一個私營企業，就增加了一些GDP；私營資本擴大，GDP也就隨之增加，因此，私營經濟的快速增長，造成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實際上，是經濟快速增長的條件加上以賤賣為主的私有化浪潮導致私營經濟超常快速擴展，而私營經濟的擴展表現為經濟的發展，但不是私營經濟自己的魔力推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這也就是那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私營經濟不能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的主客觀條件，私營經濟本身都不能快速發展。同理，目前大多數國家市場化程度并不低于中國，經濟增長卻經常陷入停滯，也是因為他們缺乏經濟快速增長的主客觀條件。

很多人說，目前新增就業主要是“民營企業”提供的，大部分GDP也是“民營經濟”貢獻的，所以“民營經濟”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問題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部分GDP和就業增量由私有制經濟來貢獻的狀況？大部分GDP和就業增量由私有制經濟來提供是合理科學的嗎？大部分GDP和就業由非公經濟來提供，其原因就是非公經濟比重占了國民經濟的絕大部分，而過度私有化是宏觀低效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常識告訴我們，私有制市場經濟恰恰是當代社會阻礙生產力順利發展的基本社會因素。如果國有經濟比重大，由國有企業提供的就業必然是質量更高的就業，由國有企業提供的GDP會是帶來更多幸福感的GDP。

人們通常認為，外部投資來的越多，中國的經濟發展得也就越快。近40年與前30年相比，開放的最大變化是大量引進外資，即引進外部私有制經濟。應該說，在上世紀的中國，資金不足，沒有市場經濟管理的經驗，對國外市場不熟悉，技術差距大，引進一定數量的外資有助于緩解這些困難。

但是到了本世紀，中國的資本已經過剩，中外大量的人員交流和神奇互聯網上的信息交流，使得我國對國外的管理、一般技術和市場都十分熟悉，而且不少研究論文早就指出，以市場換技術的愿望從未實現，也無法實現。在這種情況下，過量引進的外部資本，對中國的管理和技術進步已無多大幫助，而且擠占中國市場，對包括國資在內的內資具有極大的擠壓效應，控制中國行業，擴大非公經濟比重，攫取巨額中國財富。在金融領域引進外資更是有弊無益。在這種情況下，過度進入的外資對中國經濟帶來的正向力量沒有負向力量大。

（二）科學、深刻地認識公有制經濟的式微與效率

在改革時代，大批大中型國有集體企業被私營、外資企業所取代，并不是因為公有經濟占主體無法實現經濟快速發展。許多國有企業利潤率下降乃至虧損，并不是公有制本身低效率，而是因為與非國有企業比較起來，工資保險福利占企業增加值比重大，企業辦社會負擔重，稅收負擔大，利息支出也多，而且體制不順、改革不合理，[6]此外，國有企業不像非國有企業那樣容易偷稅行賄，不像外資與私營企業那樣得到大幅度優惠與支持，不少資源型國企到了資源枯竭期，計劃購銷終止需要重塑供需關系和價格體系、撥改貸轉換期也都給國有企業帶來極大困難。即使是這樣，就“社會貢獻率”即投入產出之比而言，國有企業的微觀效率也是高于非國有企業的，而國有經濟的效率，主要體現在宏觀效率上。[7]

國有企業以及集體企業被大批賣掉，除少數確需破產外，主要是私有化“改制”浪潮影響、監管不到位導致國有資產被侵吞的結果。概括地講，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此消彼長的原因是：客觀條件對國有企業不利，國有經濟治理機制嚴重不合理導致國有資本嚴重流失包括私有化浪潮賤賣公有制企業，各方面大力推進非公經濟發展而不大力擴展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個人從公有單位得來的收入自發轉化為私人資本但私人資本不會轉化為國有資本。

判斷哪種所有制優越，所有者利潤率不是標準，經濟增長速度也不是唯一標準，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都是社會進步的基本內容，因而所有制對文明狀態各方面的影響，都是衡量所有制好壞的必要標準。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歷史事實，公有制的基本優越性在于：

公有制相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有利于經濟平穩順利高質地發展，有利于根據社會與人民需要配置資源、發展好教科文衛公益事業；

公有制是真正實現人民民主的前提；

公有制是消滅剝削、共同富裕、勞動平等、人民中心、人的解放、人的發展的基礎；

公有制有利于維護良好的社會風尚，實現社會和諧；

公有制是人類徹底解決生態平衡的根本保障。

作為民族國家當前國企還有很多特殊作用，如控制經濟命脈、維護國家安全、調整產業結構、承擔社會責任和特定任務等等。

有論文認為，國有企業效率低、隱性資產侵蝕、腐敗和不平等的問題都是公有制理想代價，這完全與事實不符；公有制既定時期治理體制或實現形式有問題不是“公有制”有問題。[8]國有經濟存在的問題，源于一些人倡導的已為大量學者指出其邏輯錯誤的改革——依賴所謂的“產權改革”，依賴私人資本對國有資本領導者實施制約，依賴“政企分開”，依賴領導者分享剩余——這些都不會充分有效。如混合所有制不是國有企業健康發展的必備條件。[9]筆者多年研究的結論是，公有經濟實現有效制約有賴于職工與公眾對國有經濟的決策權、官員權力間的制衡、抑制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制度機制建設，[10]這也包括領導者的競爭性選拔，而激勵機制則應主要依靠按勞分配和經濟責任制。

很多文章，尤其是天則研究所，論證、散布說，國有企業的效益來源于壟斷利潤、財政補貼、少交土地資金和礦山租金，利息優惠，真實的凈資產收益率為負。這些說法不是歪曲事實、誤解事實，就是錯選數據、錯用數據，錯算數據。[11]不應讓這些流言誤導決策。

綜上，把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實現的經濟成就”簡單地說成是“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抽象地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果，籠統地說成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的，站在科學的角度來看都是不嚴謹的，不利于我們趨利除弊，說成是私有化市場化的結果更是荒謬的誤導的。

所有制結構變革和“經濟奇跡”的負效應

私有化改革不僅不是促成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原因，反而帶來了一些列副作用或者叫惡果。這些副作用既為私有化市場化“轉軌”所引致，也與過度追求“增長奇跡”有關。

1、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被私有制所取代。據研究，到上世紀末，國有資本就只占全社會資本總額的26%，集體經濟資本占9%（樊綱、姚枝仲，2002）[12]，2008年，全國直接經營性資本財產中國有資本（不是資產）有占24.35%，集體占7.24%；全國所有者權益角度的資本性資產中國有經濟占10.50%，集體占2.76%；全國社會所有財產中國有占18.63%，集體占2.24%（李濟廣，2011②），[13]近年來公有就業在22%左右（李濟廣，2017)。[14]一個有點高估的計算認為2006年二、三產業公有制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37%（李成瑞，2007）[15]，另有研究認為到2010年社會總資產中公有制經濟占27%（趙華荃，2012），[16]有研究根據就業結構，按2013年末數據計算，證明我國第二、第三產業公有制怎么算都不占主體地位（何干強，2016）。[17]如果有人非說公有制經濟還占40%乃至50%以上，必然違背國民經濟核算的基本原理和常識。

習近平所強調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制度，其基本內涵就是公有制。[18]社會資本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重大變化，沖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也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義理論面臨挑戰，并且帶來與公有制優越性反面的影響。私有制經濟比重過大必然對經濟低耗高質、平穩順利發展，對教科文衛事業的公益性，對以人民為中心、人民民主、共同富裕、勞動平等、社會風尚以及徹底解決生態平衡等等問題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例如，幾十年中腐敗持續膨脹，雖有制度建設不力的基礎，有多方面的表現形式，但資本與官僚的廣泛勾結，不能不說是最突出的表現。

2、勞動關系惡劣、雇傭化。目前國有單位就業市場化已產生不同程度的雇傭因素，[19]混合所有制企業勞動者收入分配有一半的成分變成了按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分配，而私有制企業必然實行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純公有制企業的民主管理都困難重重，直接隸屬于私人資本的勞動者，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主人翁作用就更不可能實現了。由于地方政府為了保增長促增長而重資本輕勞動，我國私企的勞資關系狀態遠不如其他國家。勞動時間在世界遙遙領先但報酬低下，大多數企業社會保險繳費低于標準而且殘缺不全甚至完全不繳費，許多工廠工傷嚴重，工作環境差，許多企業克扣抵賴工資，常常隨意解雇或減薪，年齡大一點就會被拒之門外。國有企業在這些方面的表現相對較好但也日益市場化。

3、社會分配兩極分化。改革開放后，收入分配基尼系數迅速提高并居于世界前列，到上世紀90年代兩極分化態勢基本形成。基于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撰寫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2012年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2016年胡潤全球富豪榜顯示，中國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大型土豪”人數已占世界第一。與龐大資產階級相對應的是存在生活壓力的諸多普通勞動階級、龐大的貧困準貧困人口、龐大的失業半失業隱性失業人口、不少看不起病的患者、一些居住條件差、入學條件差、營養不充分的群眾。在此狀態中，與勞動對立的還有許多外國大資本。雖然管理工作不到位和歷史因素是一些分配不公現象的原因，但收入分化和財產分化如此嚴重，基本原因就是市場經濟基礎上的非公有化。鄧小平同志所擔心的“十個如果”是基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提出的，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視。

4、資源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在“增長主義”氛圍下，出現了“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保增長”“投資拉動”“刺激消費”“大力支持中小企業”等似是而非的觀念，出現了“發展外向型經濟”“城鎮化”“招商引資”等工作中存在著的不科學做法，“無聲增長”“無情增長”孕育著“無未來增長”，增長邏輯、資本邏輯壓倒了生態邏輯和社會邏輯。“增長主義”下的剩余價值追求和GDP追求不計生態成本、忽視生態生產和生態效率、輕視生態福利，破壞了商品經濟增長速度的生態均衡條件，并且藐視生態公正。[20]結果，水、空氣、土壤、土地、食物、綠地、森林、空間、能源、原料等資源環境遭到觸目驚心、眾所周知的破壞。

此外，巨額貿易順差和國際儲備意味者資源和環境為國外所利用，匯率低估造成的匯率補貼和出口退稅還導致巨額使用價值財富外流；資本項目順差以及境外股權融資數量遠大于對外股權投資同樣造成生態外用，本幣低估和增長主義傾向下的招商引資還使外資廉價利用資本輸入國資源環境。[21]用來拉動經濟的天量閑置房地產和閑置開發區也是對生態的嚴重損耗。

陳真玲（2012）等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社會代價，除了民生代價、環境代價，還有政治代價（社會管理成本上升,政府公職人員腐敗和政府公信力下降，國際政治矛盾增多等）和文化代價（社會思想道德下降，唯利是圖，社會信仰缺失等）。陳真玲計量，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社會代價增長0.45-0.48個百分點。[22]雖然社會代價用數字加總難以科學，但形象地說明了經濟增長給我們帶來效用的同時也帶來很大的負效用。

5、給新時期經濟發展帶來隱患。

（1）非公經濟的負向力量。私有制企業在經濟繁榮時期投資過度，在經濟衰退時期投資萎縮，助推經濟起落和經濟危機。私有化及其兩極分化壓低了社會需求。“富不過三代”的鐵律使私營企業缺乏“恒產”，破產倒閉此起彼伏，影響經濟運行的穩定。個人致富氛圍和原始積累背景造成的道德滑坡對信用、法制、選賢任能、公正激勵、廉潔從政等環境造成極大破壞。

（2）片面追求增長的后遺癥。對“經濟奇跡”的片面追求，導致產能過剩，資源過度開發、環境嚴重污染和破壞，使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受到制約。出口拉動戰略騎虎難下。本來，大國有條件集中人力財力研發尖端科技，但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的分散企業賺了大錢后，去搞房地產和金融攫取短期暴利；政府對出口和非公企業的大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把他們慣壞了。此外，城市的增長吸取了農村的精華，使得農村無法跟上城市前進的步伐。

（3）過度開放的隱憂。經濟金融深度融入國際經濟、與國際經濟規則接軌和出口拉動戰略使得經濟發展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資本流動的影響以及霸權主義政治的鉗制。幾十年中頂尖大學中的優秀畢業生大量外流，削弱了我國的科技競爭力。國外資產階級經濟學進入中國后控制了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有礙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正確學術引導。

結語

本來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任務——走向市場經濟、多種所有制并存、放開貿易引進外資——實際上早已完成。如果不把“改革開放”理解為特定過程而是一種狀態，那么大多數國家都可以稱自己處于“改革開放”時代。“新時代”的啟動客觀上意味著特定含義的“改革開放時代”事實上的結束。

“新時代”應是對公有計劃時代與改革開放時代的揚棄，通過否定之否定，實現螺旋式上升；在新時代，需要對存在的問題客觀正視，高度重視，冷靜分析，加以解決，避免社會主義和執政黨的顛覆性前途！在新時代一系列重要戰略和常規改革中，應高度重視習近平“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觀點，采取有力支持措施落實習近平“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的戰略；在數量比重上讓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主體地位將是體現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指導，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社會主義”因素的核心任務。找準國有經濟的改革方向：民主管理、權力制衡、制度制約、按勞分配、干部的競爭性選拔，以及政策支持，是公有制健康發展、獲得上上下下一致擁護的基本條件，也是社會主義事業長治久安的主要保證。

參考文獻：

[1]郭熙保：《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謎新解——來自后發優勢視角》，《學術月刊》2009 年第2期。

[2]李揚：《沖破“雙儲蓄不足”的瓶頸——中國金融改革的最大成就》，《財經》2017年第24期。

[3]李濟廣：《勞資分配比例的中外比較》，《統計研究》2008年第10期。

[4]李濟廣、劉倬：《民（私）營企業的收入分配格局實證研究》，《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5]李濟廣：《增長主義生態批判》，中國環境出版社，2015年。

[6]李濟廣：《公有制經濟的高效率研究述評》，《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2期。

[7]李濟廣：《國有經濟的使命、效率及改革——天則經濟研究所國有企業研究報告評析》，《探索》2013年第1期；李濟廣：《公有制經濟的高效率研究述評》，《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2期。

[8]李濟廣：《公有制理想的代價還是體制不合理的代價》，《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9年第10期。

[9]李濟廣：《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的目的、形式與治理保障》，《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10]李濟廣：《企業治理體制中的國有企業監督制約機制：基于案例的研究》，《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年第4期。李濟廣：《國有經濟預防腐敗監督制約體制改革策論》，《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李濟廣：《社會主義事業的內在矛盾及其應對》，《宜春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李濟廣：《公有經濟的民營化治理》，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年。

[11]李濟廣：《國有經濟的使命、效率及改革——天則經濟研究所國有企業研究報告評析》，《探索》2013年第1期。

[12]樊綱、姚枝仲：《中國財產性生產要素總量與結構的分析》，《經濟研究》2002年第11期。

[13]李濟廣：《我國現階段財產所有權結構統計評估》，《中州學刊》2011年第4期。

[14]李濟廣：《論所有制結構量化評估方法——兼與裴長洪研究員商榷》，《當代經濟研究》 2017年第7期。

[15]李成瑞：《大變化——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復雜性分析(上)》，《探索》2007年第5期。

[16]趙華荃：《關于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量化分析和評價》，《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3期。

[17]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刻不容緩》，《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

[18]李濟廣：《科學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內涵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3期。

[19]李濟廣：《社會主義事業的內在矛盾及其應對》，《宜春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

[20]李濟廣：《增長主義生態批判》，中國環境出版社，2015年。

[21]李濟廣：《匯率低估、貿易順差、外資凈利用與生態文明損失》，《湖南財政經濟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22]陳真玲、魯奉先、王光輝：《中國經濟增長的社會代價分析》，《云南財經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