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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

“對黨內的一些突出問題，人民群眾往往看得很清楚。黨員、干部初心變沒變、使命記得牢不牢，要由群眾來評價、由實踐來檢驗。我們不能關起門來搞自我革命，而要多聽聽人民群眾意見，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監督。”

如果把我黨看成一個系統，習近平同志的這一講話反映了系統開放的普遍規律。體現了毛澤東建黨思想的精髓之一。

當代系統科學、信息科學等現代多學科的應用發展，為辯證唯物主義關于物質普遍聯系的觀點，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當系統理論上升到哲學意義時，就可以歸納總結嶄新的實踐，豐富辯證唯物論。恩格斯認為：

“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馬克思主義導師受時代所限，沒有系統理論的直接論述，系統工程學科的實際創始人錢學森同志，最先思考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系統理論的關系，提出用物質普遍聯系的觀點和《矛盾論》指導系統理論的闡述和應用。

毛澤東同志在總結了中共革命和執政實踐，提出了系統思考的建黨思想：

“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紅旗》1968，第四期）

在毛澤東主席用生命現象闡述建黨思想11年后，普利高津教授憑借耗散結構理論在1977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揭示了在一個物理系統中，為了抵抗熱力學第二定律所揭示的熵增的衰亡死寂趨勢，必須與系統外部產生信息與能量交換，通過內部優化自組織，實現系統的有序。這個性質，人們發現在客觀世界具有普遍性。例如在生物學中叫新陳代謝，包括遠緣雜交優勢。在政治學，叫做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在經濟學中，普里高津的學生陳平提出代謝增長論。

從毛澤東的唯物辯證法到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論，再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人們認識到沒有新陳代謝，吐故納新，改革開放，一個系統就要走向死寂，走向衰亡。在社會科學中，系統理論再次證明《矛盾論》中的兩個基本原理：

1、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2、每一事物主體的運動都和環境互相聯系并互相影響著。

從宏觀的歷史視野看，一個充滿生機的民族，一個進步的政黨，一個發展的區域、單位直至個人，必定把系統的改革開放作為永恒的主題。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來說，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新陳代謝，即習近平同志一再闡述的刀口向內，凈化、提高等四個自我。而開放，就是切實落實人民群眾對權力的監督。新鮮氧氣，吐故納新，是決定我黨生死存亡的黨群關系——與人民群眾的相濡以沫。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帶領全黨，大刀闊斧清理黨內垃圾，同時，從群眾路線教育開始，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不停歇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為主的黨內教育，黨的自我監督制度化為重要內容的“自我革命”成效在這次抗疫斗爭中得到總的檢驗?？挂哌€在進行，但全國人民在黨員、干部帶領下，已經向西方漂亮展示了社會主義體制，我黨很好地回答了習近平提出的，各國都在答出各種答案的“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也用可歌可泣的行動顯示了黨的自我革命和依靠群眾、接受群眾監督的統一，即系統內外部的統一。在黨的優良作風復歸中，我們看到了毛澤東建黨思想的體現。

系統開放是系統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長期以來，人們都知道，要發展，就必須開放，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也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開放就必然進步，這是錯誤的。

習近平在2003年和2013年一再強調楓橋經驗，在黨內推動“發動和依靠群眾”，同時審慎地汲取了歷史經驗教訓。毛澤東同志曾經對群眾路線走向極端，反過來壓制人民群眾作出三點總結：

“它的背后有各種因素，有山頭主義、 無政府主義的因素， 也有敵我矛盾的因素。”（《毛澤東年譜》1968.10.5）

十八大以來，通過從嚴治黨、依法治國，整治山頭主義的新變種，即官商一體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晉籍西山會、石油派系等；通過群眾路線教育、依法規范網絡、信訪治理等，劃清了無政府主義和群眾路線的界限，手機視頻、攝影現場取證、依法合規的網絡監督權力，自媒體對敵對勢力的攻防等，取得比昔日大字報大辯論更高的效率與準確性，成為依靠群眾從嚴治黨、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日常內容。這種法律范圍內的群眾監督，既追求嚴格保護個人的合法權利和空間，又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群眾的創新，體現了習近平同志在新的條件下繼承并一再強調的：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與此同時，資本與權力同盟的各種勢力違法刪帖，體制內外敵對情緒和境內外資本代理勢力的網媒、“大炮”、“日記”類鳴放與人民群眾監督之間的矛盾，也將長久持續下去。

黨的事業特別是經濟中心工作向誰開放？是向創造財富的類似于負熵意義的勞動主體開放，還是向類似于熵增耗散意義的資本主體開放？這不僅是黨的政治初心和宗旨問題，而且也是哲學意義上的進步與倒退的問題，更是對市場經濟活動中自發產生，并顯示出明顯優勢，代表著社會主義內在規律的，諸如自主聯合勞動、勞動合作這樣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關系保護與否的問題。由于多種經濟成分的意識反應，黨內一些同志對習近平強調的“為了誰、依靠誰”缺乏自覺；由于英雄史觀和精英主義的存在，一些同志在“依靠誰”方面還存在著模糊意識。在經濟理論上，中斷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認識循環上升鏈，迷信西方庸俗經濟學，不自覺地受到資本中心的潛移默化，完全接受全生產要素理論。例如在國企改革中，重資本，輕勞動，忽視活勞動對財富增殖的決定性作用，忽視勞動者的企業主體地位，把企業家作用和群眾路線、黨的領導對立起來。在經濟、金融領域，忽視社會實踐和歷史經驗，把對外開放中的全球化與否，看成“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的單方面“幸運”，一方面迷信世界市場的“公平”，另一方面對霸權行徑又放棄對等開放的合法權益。有些方案方針的提出，以西方新自由主義作為默認邏輯，局限在某些精英主義小圈子中醞釀形成，一旦推出，就引發新中國早已消失的丑惡現象死灰復燃，如金融開放中導致資本市場欺詐和社會高利貸現象的政策偏差，由國家和全社會承擔試錯成本。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是脫離實際、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背離黨中央一再強調的方針，漠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

總之，經濟建設中的開放風險同樣也取決于經濟領域中黨的建設和人民群眾監督，取決于堅持還是放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離開了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自我凈化就容易變成官僚主義最拿手的形式主義。這是需要正視的。

2020.4.9

來源：紫虬視野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