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亞太地區毒品發展勢頭迅猛,深刻卷入到全球毒品生產、供給、銷售、消費鏈條中,不僅出現新的毒品形態,而且形成新的供需關系,從而激發并強化了相關國家的安全需求,促使亞太國家調整國家間安全合作政策,為亞太地區進一步開展國家安全合作創造了新契機。
2017年以來,世界毒品趨勢發生了顯著變化,亞太地區作為世界毒品鏈條的一部分,總體狀況也發生相應變化,而這種變化又進一步塑造了世界毒品發展趨勢。2021年,亞太地區最新毒品形勢,繼續延續了最近幾年的發展態勢,同時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響發生了新的變化,總體可概括為五個變與不變。
第一,供需方總體穩定,供需數量發生變化。原有的毒品供應方主要集中在“金三角”、“金星月”地區的特定國家。全世界毒品相關物質的緝獲近80%發生在亞洲,全世界非法供應的鴉片90%以上產自這里。而新型毒品的出現,使供應方更多元,呈現多點、散狀分布。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國家一直為主要的毒品消費國,受亞太地區城鎮化快速發展、毒品價格下降但純度提升影響,亞太地區毒品消費群體正向發展中國家蔓延。
第二,新型毒品異軍突起,與原有毒品形態共同構成現有毒品消費市場。過去十年,東南亞甲基苯丙胺的生產空前增長,成為重要供應方,近期已轉向生產越來越多的結晶甲基苯丙胺和包括氯胺酮在內的其他合成藥物。大量生產導致整個區域的甲基苯丙胺價格下降,供應增長與價格下降共同作用,催生了不斷擴大的消費市場,這一發展表明供應驅動的供應增加。最常作為前體用來合成苯丙胺、甲基苯丙胺和“搖頭丸”等毒品的許多化學品已被置于國際管制之下。對前體化學品的管制迫使制毒者進行創新,發展管制較松的物質,還有專門為規避管制而設計的化學品,即所謂的“特制前體”。新的潛在有害類阿片正在增加,藥品市場正變得越來越復雜,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等植物性物質與數百種合成藥物結合在一起,其中許多不屬于國際管制,非醫療用藥也迅速增加。
第三,新型毒品生產勢頭不減,但主要生產區域發生轉移。隨著中國政府大力打擊非法前體化學品生產,部分非法生產人員轉移進入湄公河下游地區,表現在金三角及其周邊地區以及柬埔寨、越南等周邊國家的甲基苯丙胺生產活動不斷加強,表明甲基苯丙胺生產現已進入湄公河下游地區并得到鞏固。此外,3,4-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在湄公河下游地區有明顯的增產跡象,并向東南亞海上國家轉移。
第四,區域內各國政府打擊毒品的決心未變,但應對能力有限。由于湄公河流域一些國家缺乏應對毒品生產、查驗、緝獲的機構能力和資源,使這些國家成為有組織犯罪集團相對有吸引力的目標。同時,美國對國內新型毒品的應對能力受限,尋求國際禁毒合作的意向明顯。
第五,傳統販毒通道仍在,新的販毒渠道已開辟。柬埔寨沿海省份作為傳統區域和區域間甲基苯丙胺販運轉運點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結晶甲基苯丙胺從西哈努克港通過海路販運到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等國。2020年,越南和老撾報告結晶甲基苯丙胺緝獲量大幅增加,這些增長表明,毒品流向情況有變,這兩個國家成為毒品販運新的主要渠道和中轉站。海洛因、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販運者有各種路線,并繼續發展新的貿易模式。
毒品帶來的社會危害明顯,新冠疫情的流行,使原有亞太地區毒品形勢復雜性增強,新冠疫情對世界毒品市場影響深遠,除去原有的危害外,新冠疫情還添加了新挑戰,主要是對毒品發展形勢產生的作用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直接影響或將導致毒品市場進一步擴張,間接影響包括受全球經濟下滑、防疫措施等對毒品生產、販運的影響。
受經濟困境影響,失業率不斷上升,一些貧困吸毒者開始尋找更便宜的合成物質,使用更有害的吸毒方式,患上吸毒病癥;販毒組織向弱勢群體提供毒品,借以招募新成員,以販養吸。與此同時,各國政府相繼削減了與毒品相關的預算,預防吸毒和相關風險行為等干預措施和戒毒治療服務嚴重萎縮。
隨著政府應對能力的降低,毒害如病毒般會快速扎根,蔓延更多社區。毒害與貧窮、有限的教育和社會邊緣化相互疊加,不僅會增加吸毒的風險,而且引發多重后果。
由于疫情期間世界各國對流動的管控限制了對前體和基本化學品的獲取,一些生產商被迫尋找制造藥物的新方法。販運者由于旅行限制而無法越境,不得不尋找新的路線和方法。毒品使用和提供的模式因此改變,政府的應對能力也必然會受到阻礙。國際郵政供應鏈也受到干擾,因此利用暗網和貨物郵寄進行販運的活動進一步增加。此外,對毒品的攔截行動和國際合作的優先性降低,從而使販運者更容易行動。在同期每年緝獲量創紀錄的情況下,該區域一些國家的片劑和結晶甲基苯丙胺價格在過去十年中已達到最低點,這表明制造這種藥物的成本降低了。有組織犯罪集團已經能夠提供質量更好、價簽更便宜的甲基苯丙胺產品。
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國內服用新精神活性物質的人數猛增,一是由于新冠肺炎治療過程中使用鎮痛劑致成癮;二是隔離過程中服用新型毒品解壓;三是原有吸毒人員吸食過量死亡。吸毒病癥還會加劇社會經濟失衡,進一步增加失業、貧困和無家可歸的風險,從而助長新的惡性循環。婦女、少數民族和移民、性取向多樣化群體、因武裝沖突或災難而流離失所的人以及農村環境中的人也可能受到吸毒病癥的過重影響,或者在獲得治療服務方面遇到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無差別地面臨同樣風險。
毒品與暴力、跨國有組織犯罪緊密相關,也與艾滋病、丙肝病患及過量使用死亡有關,屬于非傳統安全范疇。毒品供銷的跨國特征,增強了區域國家之間合作的必要性。隨著新冠疫情以及國際毒品形勢發生變化,亞太區域內禁毒安全合作需求猛增,各國合作意愿強烈。
第一,美國政府禁毒方面的國際合作需求。特朗普時期的美國,不思自身法律、管理漏洞,亦或是無力從根本解決本國毒品濫用問題,反而認為國內毒品問題是美國外部造成的,矛頭進而指向中國。隨著世界毒品形態、供銷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美國認為中國生產的前體化學品給美國添了亂,曾多次在“芬太尼”問題上向中國發難,并向中國施壓加大打擊非法前體化學品的力度。拜登上臺以來,傾向于通過多邊方式解決自身關切。在禁毒問題上,拜登政府看到了前體化學品的多樣性和多變性,意識到僅僅提出芬太尼管控還不夠,還想利用聯合國毒罪辦(UNODC)、東盟地區論壇等區域多邊機制,改進對國際管制化學品前體的綜合管理,包括處理已被走私到毒品產區的,非受控化學品前體的貿易和販運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區域國家之間的密切合作。
第二,域內其他國家對禁毒的安全合作需求。毒品逐利性驅使非法化學品前體生產轉移至湄公河流域,泰國等區域內國家逐漸成為化學品販運問題的利益攸關方。2021年3月,泰國麻醉品管制局辦公室(ONCB)主辦會議,旨在討論應對泰國前體化學品管理、協調、監測販運方面面臨的挑戰,以及這一問題與區域毒品形勢的聯系,凸顯泰國對禁毒問題的重視。2017年以來,受毒害影響的菲律賓杜特爾特政府在本國國內推動了強勢禁毒政策和行動,并就這一問題與相關國家開展合作。
從安全需求來講,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置身于毒害之外,整體安全需求巨大。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費市場,澳大利亞、新西蘭對毒品需求量大,作為化學品前體、毒品供給國的東亞、東南亞國家,在毒害問題上也不能獨善其身。美國主導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制,在國際禁毒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即便在中美關系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美方仍然提出互換禁毒專員的提議,可見美方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同時,也應該看到,亞太地區不是一個自給自足封閉的毒品生產消費地,而是深刻卷入到全球毒品生產、供給、銷售、消費鏈條中。要解決亞太區域的毒品問題,不能不考慮域外國家的影響,如印度也是化學品生產大國,近年來化學品前體生產體量大、輸出多,國際禁毒工作也需要印度參與。
由于毒品成癮的特性,在各國政府毒品管制的禁弛之間,消費需求仍然不斷增加,對該區域的刑事司法和公共衛生構成嚴重挑戰。在未來合作方面,對于加強前體化學國際監管,加強技術手段檢測、檢驗,跨國打擊販毒警務合作方面都有較大合作空間。
(作者系中國人民警察大學中國維和警察培訓中心講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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