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是充分動員了各階層人民群眾傾情加入的全面抗戰，而不是單純依靠軍隊的冷冷清清的片面抗戰。”
《我和我的父輩》（以下簡稱《父輩》）在重新構建社會文化意義上的“父親”方面，取得了進步【點擊閱讀】，但作為電影本身，BUG仍然很多。
先說第一單元，即吳京擔任導演、主演的“乘風”。
影片開始不久，日軍即開始對冀中軍區進行“掃蕩”，騎兵團長馬仁興（吳京 飾）帶領全團向后方轉移，途中經過了一座村莊。
但這個村莊非常奇怪，似乎是一座“架空”的、抽象的村莊，而不是有模范抗日根據地之稱的晉察冀邊區（冀中軍區即其中一部分）中的一座村莊。
為什么呢？
因為在抗日根據地農村中普遍建立的村黨支部、武委會、婦救會、民兵隊……等等基層組織，在這個村子里都完全不存在。老百姓呈一盤散沙的狀態，日軍馬上就要到了，他們只挖了一個像紅薯窖一樣的地洞，靠一個驚慌失措的孕婦拿著丈夫留下的一支步槍守衛洞口。
這真的是晉察冀軍區嗎？
抗日戰爭是人民戰爭，正如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所指出的，
“兵民是勝利之本。”“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把人民群眾看得和軍隊同樣重要，都是戰爭的主體，這是毛主席的獨創性貢獻。
在毛主席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晉察冀邊區在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視民兵建設，提出了建設“百萬民兵”的口號，民兵武裝分為相對脫產的地方游擊隊和不脫產的自衛隊，自衛隊則更細分為模范隊（24歲到35歲到男子）、青年抗日先鋒隊（16歲到23歲到男子）以及婦女隊（15歲到55歲的婦女），以后又統編為游擊隊和民兵隊兩部分。晉察冀邊區的民兵總數，1941年為30萬人，1942年為40萬人，抗戰勝利前夕則達到63萬人。
民兵的戰績相當輝煌，據不完全統計，在1941至1945短短四年間，晉察冀民兵單獨對日偽軍作戰37872次，配合八路軍作戰4834次，斃傷俘日偽軍近3萬人，繳獲武器彈藥和其他裝備不計其數。1943年11月8日，日寇在淪陷區出版的日文報紙《東亞新報》上發表《冀西赤色地區調查記》，哀嘆“凡是有民兵的地方，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兩部產生過巨大影響的電影，《小兵張嘎》（1963）和《地道戰》（1966），反映都是冀中軍區的抗戰事跡。
無疑，這兩部影片中，充滿了主體性和自覺性，被良好地組織起來，配合主力部隊機智勇敢地打擊日寇的人民群眾，而不是《父輩》中那些懦弱恐懼，像無頭蒼蠅一樣亂跑亂鉆的老百姓，才更接近歷史上冀中軍區的真實情況。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還在于，《父輩》中的老百姓好像也沒有見過八路軍，對戰士們毫無感情，并表現出令人齒冷的自私與冷漠——一位戰士為了保護嬰兒而被日軍飛機射成重傷，母親的反應是抱起嬰兒掉頭就走，對血泊中的戰士，生怕沾包，連看都不看一眼。事實上，在晉察冀邊區，涌現出看許許多多被譽為“子弟兵母親”的偉大女性，比如戎冠秀、李杏閣，并且不止一位母親為保護八路軍的傷病員而犧牲了自己的兒子。
抗日戰爭，由于主要是以敵后游擊戰爭的形式展開的，所以是人民軍隊和老百姓關系最密切的時期之一。“軍民魚水情”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人民群眾盡自己的一切可能支持軍隊，正如在晉察冀邊區流行的一首民歌中唱的那樣，“最后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后一件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后一個親骨肉送去上戰場”；另一方面，是人民軍隊寧肯戰斗到最后一個人，也要保護人民群眾。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
但在《父輩》“乘風”單元中，卻變成了騎兵團對老百姓單方面的拯救，吳京發現必須帶著老百姓一起走時那為難的表情，似乎在告訴觀眾，這些人可真是累贅啊！當然，《父輩》中這樣表現根據地老百姓、表現軍隊和群眾的關系，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在馮小寧執導的《黃河絕戀》（1999），管虎執導的《斗牛》（2009）都是這樣表現的，真可謂積重難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是充分動員了各階層人民群眾傾情加入的全面抗戰，而不是單純依靠軍隊的冷冷清清的片面抗戰，《父輩》“乘風”單元最根本的問題，正在于把全面抗戰表現成了片面抗戰。
一個，是當吳京率領騎兵團主力和老百姓來到渡口，即將進入安全地帶時，卻發現被大隊日軍緊緊追上，他醒悟到日軍是根據自己的電臺訊號尋蹤而來。于是，吳京命令通訊員打出一顆紅色信號彈。按照約定，負責誘敵的小分隊就知道主力和群眾已經安全了。
小分隊果然上當了，看到信號彈后，他們給團部發了一封電報，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日軍指揮官誤認為電臺所在位置即騎兵團主力所在位置，遂掉頭而去。結果是小分隊的四個人，包括馬仁興的兒子馬乘風（吳磊 飾）全部犧牲。在人民軍隊的歷史上，不乏有小分隊為了掩護主力部隊和群眾而犧牲自己的案例，著名的“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壯士”都是。區別在于，沒有一個案例是被上級欺騙，或鉆入上級的圈套后陷入絕境的，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他們出于自己的信念和對人民群眾的感情主動選擇的。
上下級之間的信任是絕對重要的。必要情況下，指揮員可以下達“戰至最后一人一彈”也不能放棄陣地的“死命令”——比如在遼沈戰役中，林彪對在塔山、黑山擔負阻擊任務的部隊都下過類似命令——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欺騙下級，上下級之間的信任一旦被破壞，等待這支部隊的，就只能是失敗和瓦解。也許導演吳京會為這樣一個橋段而得意，甚至感動，但他不明白的是，哪怕是為了崇高的目的，也不能欺騙下級。這樣的做法與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均不符合，把八路軍表現成了另外一支軍隊。
另一個BUG則是，在最后關頭，吳京居然命令騎兵團揮著馬刀，舉著紅旗，冒著密集的輕重機槍和山炮火力，穿過一大片開闊地向日軍陣地沖鋒！這未免太缺乏軍事常識了，簡直是發瘋！這不是把以“靈活機動戰略戰術”聞名的八路軍降低到僧格林沁的水平了嗎？按照影片給定的情形，騎兵團的這次沖鋒等同于自殺，絕無可能有人幸免。
根據我的觀影經驗，吳京應該是想拍出黑澤明的《影武者》（1980）或《戰馬》（2011）中騎兵沖鋒的效果，但情景、氣氛都不對，實際效果只能說是東施效顰了。當下中國電影人制作的紅色歷史題材電影，總讓人有格格不入的感覺。這里既有立場、情感的問題，也有他們不熟悉革命歷史，閉門造車，靠以國軍、美軍或好萊塢電影為模版展開想象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是靠票房、砸錢能夠解決的，而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國電影就只能低空盤旋，達不到應有的高度，也不能在世界范圍內成為和好萊塢爭奪文化領導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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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高度一萬五千米”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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