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東,隨著美國從阿富汗撤出,并將全球戰略重心轉向亞太與歐洲,并未出現大亂的局面,相反正在迎來一個和解與發展的時機,而這顯然是在對美國說“不”。3月6日,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們在北京會面并開始談判。4天后,兩國宣布達成協議,同意關系正常化。這一里程碑式的協議有可能改變中東地區格局,使該地區主要國家關系重組,以一個復雜的關系網取代當前的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分歧,并擴大整個海灣地區的經濟聯系。由此人們預測,未來隨著沙特與伊朗關系的改變,看待中東地區問題或許也該換一換眼光了。過去人們基本上都是從敵友關系與矛盾的角度看待中東問題,遵循著“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甚至“敵人的敵人也是敵人”等邏輯,但未來恐怕需要改變這一邏輯了,沙特有可能在未來會與以色列、伊朗同時開展關系,甚至不排除下一步沙特與以色列建立正常化關系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說中東地區矛盾最頑固的以色列與伊朗的關系也可能會出現變化。
在歐洲,對比中東正在發生向好的變化,人們不禁擔憂,隨著俄烏沖突的爆發,歐洲會不會成為下一個中東,陷入長期的動蕩與戰亂?盡管美國與西方國家口口聲聲講,俄羅斯是威脅,那么俄羅斯真的是威脅嗎?事實上與其說俄羅斯是威脅,不如說俄羅斯必須是威脅,因為這是美國的戰略需要。所以,所謂的“俄羅斯是威脅”實質是美國與西方為了自身需要而想象和建構的“他者”。如果說俄羅斯是威脅,那么德國,法國,英國還有歐洲一體化也是美國的威脅,因為一個主導性國家或者國家間聯盟的興起都將威脅美國在歐洲的主導地位,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讓它們相互爭斗,相互牽制,相互消耗。而為此,一方必須是威脅,必須是敵人,另一方必須是盟友,這就是美國離岸平衡游戲的規則。美國的目的就是通過鼓吹俄羅斯威脅論,引發俄羅斯與新歐洲和老歐洲的矛盾,不僅如此,美國還要引發新歐洲與老歐洲的矛盾,引發英國與法德之間的矛盾,等等。通過盟友遏制俄羅斯,反過來又通過俄羅斯牽制盟友,使盟友更加依附于美國,團結在美國的領導之下,由此形成以美國為主導的所謂歐洲秩序再平衡。所以,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說:“做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而做美國的盟友則是致命的。”那么,一旦歐洲覺醒,會對美國說“不”嗎?
再有,在亞太,崛起的中國是威脅嗎?事實是如果說中國是威脅,那么日本、印度以及亞太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也是美國的威脅。所以,對于美國來講,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讓它們相互爭斗、相互牽制,其方法可以說與美國在歐洲的所為如出一轍。一方面通過鼓吹中國威脅論,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引發中國與日本,印度等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由此孤立中國,打亂中國和平崛起的進程;另一方面又通過中國來牽制平衡日本,印度等國家,因為顯然一個可能崛起的印度和可能再次強大的日本也是美國不愿看到的。這可謂是一石多鳥。對此不妨看一下目前的歐洲,就可以略知一斑。目前,美國在印太地區,一方面不斷升級四方安全對話(Quad),打造澳英美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加快形成圍堵中國之勢,并不斷試探中國大陸在臺海問題上的紅線;另一方面針對俄烏沖突,逼迫中國“選邊站”,試圖將中國與俄羅斯捆綁在一起,以此孤立打壓中國。但是,顯然中國不是俄羅斯,如今的亞太地區也不是如今的歐洲。美國想在亞太地區玩歐洲的那套游戲,顯然是有些不合時宜。
法國著名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雷蒙·阿隆曾經針對美國的全球角色,這樣寫到:除非美國的國家利益能夠同時服從于一種基于權力和法律的國際秩序,否則它既無法擊敗任何國家,也難以獲得任何國家的效忠感。世人有理由喟嘆,那種僅僅運用影響和權謀,冷靜卻毫無道德感的外交年代已經終結。進入20世紀,如果一個大國停止為一種理念服務,其力量勢必受到削弱。但是,美國顯然不僅沒有接受阿隆的誡言,而且更加變本加厲、逆勢而動,由此結果只能是美國的自我孤立、自我邊緣化,以及美國霸權的自我終結。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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