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阿根廷前總統毛里西奧·馬克里（Mauricio Macri）2018年獲取的一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貸款，現任總統阿爾韋托·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憤慨地表示，這一債務將壓在阿根廷子孫的頭上，對阿根廷未來極其不利。這不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次被指責，面臨同樣處境的還有世界銀行。再有一年，這兩家機構就要迎來它們80歲的生日。這兩個經由布萊頓森林會議設立的國際性組織，從其成立之初，便將構建國際經濟與發展秩序、推動國際援助等問題視為其核心任務。這兩個布萊頓森林機構（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成立時的基本理念是希望通過國家間的合作，將國家間的經濟活動在宏觀層面上組織起來，以求穩定匯率、預防主權貨幣競爭性貶值、并促進戰后經濟恢復與增長。布萊頓森林體系及其機構的設立，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一批持金融保守主義觀念，但又深受羅斯福新政影響的美國財政官員。其中，羅斯福政府的財長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更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作為羅斯福新政的堅定信仰者，摩根索堅信，幫助美國走出了經濟大蕭條的羅斯福新政，同樣能復制到全球，幫助整個世界走出因戰爭帶來的經濟困境。在摩根索看來，美國是一個迅速崛起的超級大國，與之前歐洲的那些全球性帝國不同，美國是一個“仁慈”的霸權者。因此只有在美國的領導下，世界才能有序地進行戰后恢復，并形成一個非歧視性、經濟互助的基本秩序格局。在摩根索的構想中，強力政府是制約金融投機者們唯一有效的力量。這個構想充分體現在了摩根索于布萊頓森林會議上的講話中。他用一種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且無比強硬的表述，強調“要把那些放高利貸的投機者們從國際金融圣殿中趕出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布萊頓森林機構從其醞釀之初，便帶有明確的美國中心世界秩序理想。其推動者們相信，在美國實踐并獲得成功的經濟與政治經驗，可以通過國際制度建構復制到全球。早在1941年12月14日，摩根索便將這個制度建構的任務交給了當時的助理財長哈里·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命其著手準備一份建設“同盟國間穩定基金”（inter-Allied stabilization fund）的備忘錄，以此為“戰后國際貨幣協議提供基礎”。幾年之后，當向時任總統杜魯門闡釋這一構想時，摩根索表示，建設這一國際金融組織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將世界金融中心從倫敦和華爾街，轉移到美國財政部手中，并以此來構建一個國際間金融活動的新理念”。這一新理念包含的一個核心目標是：將美元構建為戰后世界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1942年3月，就在二戰同盟國戰局最為低迷的時刻，接受了摩根索委托的懷特完成了一份方案。彼時，同盟國在亞洲與太平洋的局面極為吃緊，新加坡淪陷，13萬英、印、澳大利亞士兵在新加坡與馬來亞被日軍俘虜。但是，在這份被稱為《懷特方案》的計劃中，美國卻已經開始構想起了戰后世界格局。方案中提出，美國戰后將會遇到三個重要挑戰：第一，避免國際貨幣與信用體系崩潰，避免全球貨幣兌換機制出現動蕩；第二，迅速恢復國際貿易；第三，為全世界戰后重建、賑濟、經濟恢復提供巨量的資本。懷特強調，美國應當提早為建設相應的國際機構做準備。支撐這種機構建設理想的基本意圖，則是推動美元在戰后成為世界經濟中唯一的黃金對等貨幣。簡單的說來，就是要在戰后的世界中讓美國控制黃金，而非黃金控制美國。作為核心推動者，美國對布萊頓森林機構的架構及其行動有著極為深厚的影響。作為創始會員國之一，美國是兩個機構的最大股東，其股權占比遠遠超過排名第二的國家。相應地，美國在兩個組織的決策上也擁有極為重要的發言權。除此之外，在人事任命上，美國完全控制了兩個組織關鍵職位的任命權。
從機構使命上，世界銀行主要面向發展中國家與貧困國家，目的是通過金融和技術支持，促進這些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減少貧困、基礎設施建設與人力資源發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主要關心全球性金融穩定與國際間經濟合作等宏觀經濟問題。為了達成這一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向成員國提供經濟政策建議、金融援助和技術援助，幫助成員國管理經濟和金融風險。但在實際操作上，兩個機構的實踐經常重疊。特別是在向貧困與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時，兩個機構都會附加一系列政策性“建議”，而這類政策性“建議”則很大程度上依賴美國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教條。并且，由于許多國家在向IMF借款時，基本都處在嚴重的經濟問題邊緣，因此在面對一系列干涉主權的政策性“建議”時，這些國家往往很難有真正的談判能力。由這些布萊頓森林機構開出的發展“藥方”，以激進的市場化教條為主導，重點推動放松金融監管、稅收改革、減少政府公共服務支出、支持政府財政緊縮政策、加速深化私有化、金融自由化、貨幣自由兌換與浮動匯率、進一步為海外直接投資放開市場等一攬子自由化改革政策。簡單說來，就是通過讓渡政府監管權力，放開國內市場，為本土私有化與國際資本深度滲透本地市場提供充分機會。這種極度市場中心主義的改革方案，還有一整套政治道德敘述作為支持。早在1989年，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便開始考慮冷戰結束后，非洲發展方向及其對世界秩序的影響問題。當時，世界銀行在討論非洲發展問題時，采用了“治理危機”（crisis of governance）的表述方法。報告指出，治理危機的根源在于國家政治精英以權謀私且無需承擔后果。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報告認為，需要引入議會民主制度以及媒體自由的政策，確保在非洲國家建立“善治”（good governance）。這種極具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認識強調，作為經濟發展的制度前提，建立一個“好政府”是為個人賦能，確保社會能開啟“自下而上”發展的唯一路徑。今天，反觀此論述，不難發現這種自信背后流露出的勝利主義情緒。這在一定程度上，重復了19世紀中后期，歐洲資本主義帝國全球擴張高潮時代，那種堅信殖民能夠為“拯救”落后種族、為人類帶來繁榮的自信情緒。這種全球治理論述背后，潛藏著對歐美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經驗的嚴重依賴，且與其殖民歷史經驗密不可分。自16世紀歐洲大規模開始向外殖民擴張之后，歐洲知識精英開始逐漸強化了一種二分的世界秩序觀。在這種觀念下，世界被分割為兩個部分，即由“人”所占據的歐洲（以及隨后的西方），以及由“原住民”占據的世界其他地方。這種對于“人”的認定還伴隨著對“人性”的道德壟斷。“西方化”在這個意義上，就代表著“原住民”被“啟蒙”而獲得“人性”的物質與文化進程。由此，歐洲/西方向世界擴張的殖民歷史，就被轉寫為一個世界逐步轉向理性化、文明化、現代化的歷史。而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發展起來的現代化理論，則基本上接續了這種世界秩序觀。它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以及按照西方模版進行的民主化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與19世紀殖民帝國主義時代英國的“白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法國“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這類觀念類似，20世紀5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也同樣將有產階級視為歷史的唯一主體。這種歷史觀強調，隨著中產階級的誕生，社會便能夠自然而然地走向進步、創新、民主的現代。這種歷史觀倒敘地將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等現代化現象，與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場經濟聯系起來，全然遮蔽了西方這一系列物質發展與強政府干預密不可分的事實。這種強政府干預刺激西方經濟發展表現為資本主義通過殖民擴張，對亞非拉世界進行剝削式積累，并在這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斷通過設置貿易壁壘、武裝拓殖、政府投資、財政扶持、金融調控等強干預手段進行自我發展與海外競爭。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的敘述中，這層歷史被徹底遮蔽。取而代之的，是對發展道路的壟斷式解讀，即告訴全世界除了削弱國家、全面市場化之外，人們“別無選擇”。簡單強調政府與市場的二元對立關系，單純強調市場主導，政府退場的政策方案，并未為世界帶來它所保證的繁榮。相反，在這個歷史進程中，政府從公共服務部門的退場，造成了絕大多數人生活質量、教育程度的倒退，在實行了公共服務私有化改革的英美，公共交通、醫療服務、飲水安全、教育質量等一系列本應當由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重要民生行業，均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危機。這也進一步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與階層固化。在發展中與貧困國家，這類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改革也更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國家社會的碎片化以及貧富分化。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將全球政治變得越來越像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體系。它讓社會各階層為了謀求財富與政治權力而相互爭斗，進而在社會階層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形成了一種恐怖平衡。
這種獨立競爭，互不信任的狀態，充斥著國家、市場與社會各個空間。相反，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中，真正得到深度整合的則是全球市場。在這個空間里，僅有少部分精英能夠暢通無阻，他們也是這種全球市場的主宰者與獲益者。正是通過這種廣泛的政治碎片化，以及對國家機器的弱化，新自由主義的少部分精英們，才得以繼續完成他們對全世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帝國計劃。與這種思想狀態相伴的，是許多國家政黨的快速買辦化、民粹主義化。相比歐美，簡單的市場化對亞非拉地區發展中國家與貧困國家造成的影響更為直接。在這些國家中，由于布萊頓森林機構的干涉，激進市場化政策使得社會資源和財富集中，加劇了這些國家社會的不平等。在這個進程中獲利的人，可以很便利地在全球流動，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都會向歐美地區流動，這又更進一步造成了世界不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狀態。其次，過度依賴市場力量可能使這些原本就弱小的國家更加脆弱。在市場化的條件下，這些國家的國民經濟可能更容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如金融危機、國際市場波動或自然災害。缺乏適當的管制和干預機制，國家可能難以應對這些沖擊，導致經濟不穩定和增長放緩。再次，由于市場原教旨主義推動的改革方案強調政府退場。這一思想的政策體現就是公共服務部門的私有化改革。然而，以追求經濟效益和利潤最大化為導向的市場機制，可能會忽視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和公共服務等方面的重要需求。這可能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公共領域的疏忽，進而影響人們的生活質量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而當市場與國家兩種力量之間的相互制衡關系被激進市場化改革打破之后，市場便失去了它應有的有效率分配資源和機會的能力，成為了一個為少部分人投機逐利提供便利的工具。而當市場與國家均無法有效公正分配資源\提供發展機會時，社會緊張和不滿情緒便能迅速升級為社會沖突，并進而對政府穩定和國家發展造成嚴重影響。2010年末開始的阿拉伯地區社會動蕩便是這種激進市場化改革的直接產物。在今天對阿拉伯社會動蕩的媒體討論中，絕大多數都涉及了突尼斯小販自焚引發阿拉伯地區整體性社會政治危機的故事。但是，對為什么突尼斯會出現這種極端沖突的分析卻極少。實際上，在很長時間里，世界銀行都將本·阿里（Ben Ali）治下的突尼斯視為阿拉伯世界的模范。從1987年至2011年本·阿里執政期間，突尼斯政府接受了IMF和世界銀行一攬子的政策改革計劃。其中包括減少政府部門雇員、縮減政府開支，取消關鍵商品價格控制，降低甚至取消貿易壁壘，神話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等關鍵政策。這在短時期內，為突尼斯經濟提供了漂亮的賬面增長。同時，通過私有化獲得經濟增長，使得突尼斯在統計表上體現出的絕對貧困數降低。但是，這一數字掩蓋了一個基本現實，即地區間發展與收入的差距在不斷加大，不同社會階層人群的收入差距也急劇加大。
同時，雖然通過加速融入世界市場與全球生產鏈條，突尼斯的勞動力質量獲得了提高，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產業極度單一化，且依賴出口。2011年前，突尼斯90%的出口為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由這類產業帶動起來的勞動力人口，又無法進一步在其國民經濟內循環中找到上升空間。這種雙重疊加的不平等，以及經濟發展的依賴性、單一性，不斷銷蝕著本·阿里政府的合法性，并使得突尼斯社會變成了一個隨時會爆炸的定時炸彈。更令人不安的是，在2011年本·阿里下臺之后，IMF很快又重新回到了突尼斯。2013年6月，IMF批準向突尼斯提供一筆17.4億美元的備用貸款協議（Stand-by Agreement）。而附加的條件，則與2011年之前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方案幾乎一致。突尼斯所面臨的問題絕非個案。同樣的事例，我們在尼日利亞、肯尼亞、阿爾及利亞、埃及、摩洛哥、加納、喀麥隆、約旦、阿根廷，甚至希臘都能看到。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金改革政策給這些國家社會造成的影響，對這些國家政府合法性的侵蝕也幾乎一模一樣。超出市場原教旨主義給定的框架，從國家與市場協調關系的視角出發，理解發展與現代化問題，是中國在我們自身現代化進程中摸索出來的基本經驗之一。在尊重國家與市場雙重力量的基礎上，中國推動全球治理的路徑，是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系”，“擴大同各國利益的匯合點”，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世界銀行與IMF在一定歷史時期中，發揮了其積極作用。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受到市場原教旨主義制約，并與美國國家利益過度捆綁的兩個組織，需要在國際性多方力量的共同協作下，在對不同發展模式的積極探索中，在對自身理論局限性的認識上，才能完成自身面向未來、面向更廣大的國際化歷史性轉型。（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底線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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