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已經被超過10年的中國經濟事實證明是誤導中國的謬論,因為中國經濟完全違背了其宣揚的拋棄勞動密集型產業才能實現轉型升級的片面比較優勢教條。
2013年7月20日,《21世紀經濟報道》發表名為《林毅夫:有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場》的采訪報道,記者問林毅夫:為什么提倡中國把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非洲轉移?這樣會不會帶來不好的影響?
林毅夫根據其在西方主流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認定:“產業升級時把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其它地區是必然的。”他分析說;“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我算了一下,是8800美元,人民幣還要升值啊,很可能到12000、12500美元,按照聯合國的統計,我們就是高收入國家。”他認為:“一個高收入國家,需要有勞動生產率和附加價值與其相適應的生產活動,勞動力很密集的產業會失掉競爭力,只能轉移到附加價值更高的新產業,或同一產業‘微笑曲線’的兩端。”
他舉例說:“如果1960年代的時候,日本不把那些勞動密集的紡織、服裝、電子加工產業轉移出去,或是19世紀中后期以后,英國不把紡織業轉移出去,他們今天的收入水平頂多也就是我們的收入水平。”
概而言之,林毅夫的經濟學方法論就是一種“刻舟求劍”,即照搬日本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史作為依據,認定中國應該“抄作業”,按照片面比較優勢教條,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國才能實現產業升級,才能繼續提高收入。
中國2020年收入翻一番的計劃已經提前至2018年實現,2010年人均GDP約4550美元,2018年達9905.4美元,2021年中國人均GDP達12551美元,離世界銀行在2021年設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12695美元只有100多美元差距。但隨后,世界銀行將高收入國家標準提高至人均國民總收入13846美元(國民總收入GNI等于GDP加國外要素凈收入,兩者差不多)。
關鍵在于,中國收入提高是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違背片面比較優勢教條繼續存在和發展的背景下獲得的。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和美元年平均匯率計算,2013年中國出口總額為2.21萬億美元,其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4618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20.90%;而十年之后的2023年,中國出口總額為3.37萬億美元,其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5832.52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17.30%。
數據表明,事實與林毅夫的預測恰恰相反,中國并沒有像日本和英國那樣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而是保留了絕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且,十年間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總值反而顯著增長26.30%。
此外,在這十年中,中國屬于“微笑曲線”兩端的包括技術專利和品牌服務的資本密集型創新產業并沒有因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存在而不能發展,而是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中國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屬于資本密集型創新產業的電動載人汽車、鋰離子蓄電池和太陽能電池等“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1.06萬億元人民幣,增長了29.9%。
2023年世界互聯網大會藍皮書顯示,從2012年到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從11萬億元增長到50.2萬億元。此外,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規模以上互聯網和相關服務企業完成互聯網業務收入17483億元,同比增長6.8%。
甚至,從一開始發展就違背比較優勢教條的中國互聯網科技企業不僅擁有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主觀斷定發展中國家趕超戰略企業必然沒有的所謂“自生能力”(林毅夫,2012),反而還在發展互聯網科技產業最符合比較優勢教條的美國占據一定競爭優勢。2022年,據市場分析機構Sensor Tower的數據顯示,美國最熱門的五個互聯網應用中,有四個來自中國,分別是拼多多海外版Temu、剪影海外版CapCut、 抖音海外版 TikTok、時尚購物應用 Shein。它們對最符合比較優勢教條的美國互聯網科技企業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可見新結構經濟學是不是非常荒謬?
綜上所述,超過一個十年“朱格拉周期”的經驗事實證明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是無視客觀國情差異、片面夸大個別要素的決定作用、主觀照搬照抄西方經濟學教條的誤導性謬論。
作者:黃人天,50人獨立經濟學家論壇副秘書長,原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新財富時間欄目副總編輯;來源:昆侖策【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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