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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評姚洋教授的“我們要做好理論準備”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4-08-02 08:50:05

當前，一些人或通過追問“有何深意”曲解“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兩個毫不動搖”、“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現實，或思考“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將往何處去”，或反對“打工人”、“被算法操控的人”等民間輿論熱詞，或打著“理論創新”的旗號復活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實質是試圖在未來的中國建立資產階級的統治。姚洋教授不僅推出“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提出“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還有25年，我們要做好理論準備”（原文見【附錄】，下稱《準備》），而且把二者結合了起來，成為上述情況的集大成者。在一些人眼里，姚洋教授是可以借助的權威專家學者了。姚洋教授也甘于被借助。

一

姚洋教授單純得可愛。在《準備》一文中，他片面地鼓吹“中央不斷強調兩個不動搖”，而不講中央不斷強調社會主義，強調公有制為主體，以此誘導不明真相的人們相信，他的觀點是對當下中央意圖的科學解讀；他煞有介事地宣稱自己“是國營企業子弟，知道這些年國營企業是怎么走過來的”，“也曾經在西安電力機械制造公司工作過”，以此誘導不明真相的人們相信他對于國有企業的認識也是真理。在鋪設了這兩大誘導管道之后，他話題一轉，說“另一方面也看到，在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民營企業突飛猛進，已經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熟悉語法和中國某些人行文手法的人一下子就可以明白，姚洋教授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繼續打擊國有企業，主張繼續做大做強所謂民營企業（實際是指私營企業）。

《準備》通篇貫穿著這種誘導式邏輯。比如，他一方面說“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前30年’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礎，創造了機遇，培養了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民營企業的騰飛正是在國有企業‘前30年’創造的知識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另一方面又說，“到如今，可以看到，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是純國有的，或者純私有的”。姚洋教授沒有給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前30年’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什么“改革開放之后，他們有的轉制了，有的‘瘦身’了”，并且導致“民營企業的騰飛”呢？既然“民營企業的騰飛正是在國有企業‘前30年’創造的知識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為什么就不設想若干年后，比如到2035年或2050年，國有企業的再次騰飛正是建立在民營企業1978-2012的34年中創造的什么基礎之上呢？因為這樣一設想，姚洋教授的理論就要破產，甚至胎死腹中了。姚洋教授這里還用“到如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混合所有制狀況，為他即將提出的謬論做心理暗示的鋪陳。

姚洋教授一方面說，“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中，民營和國有都很重要。民營經濟有創新的活力，國有企業可以實施國家戰略政策，并且在一些民企不愿意干的、外部性比較強的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說，“在中國我們一直說民營企業的貢獻‘56789’，即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就業，以及90%的企業數量”，“不僅如此，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的估算，2010-2019年間，中國居民財富占國家總財富平均占比為75.2%，而政府凈資產只占不到30%。很明顯，我們的經濟既有國有的成分，也有民營的成分，而且從規模上講，民營的成分反而更大”。姚洋教授所引述的數據表明，中國在對待民營和國有問題上，已經不是簡單的“都很重要”，而是“民營”更為重要了。不僅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是如此，而且影響了中國的改革，不然，就不會形成今天這樣的“民營”更為重要的現實了。而姚洋教授的理論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是鞏固這種現實，試圖把它作為中國不可撼動的現實。而這就是姚洋教授理解“兩個毫不動搖”的基調。這是對“兩個毫不動搖”的上下其手。

姚洋教授這里絕不是簡單地做學術探討。姚洋教授的學術探討是為了使中國憲法與資本主義憲法趨同的顛覆性修憲做理論準備。姚洋教授說，“既然這樣，該如何去理解基本經濟制度所說的‘公有制為主體’，需要理論上的澄清，因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寫入憲法的，必須是準確無誤的。中央為什么反復提‘兩個毫不動搖’，正是因為其背后的理論不能充分解釋現實問題，給市場造成了一些困惑。……那些水平比較高的民營企業家，會問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憲法里寫公有制占主體，也即是國有占主體，那么怎么理解國有占主體？”（注：憲法規定是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在這里被姚洋教授偷換成“即是國有占主體”。）姚洋教授不敢公開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于是，他借他人之口攻擊“公有制為主體”這個憲法原則背后的理論。所謂“其背后的理論不能充分解釋現實問題”，就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乃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都不能解釋“現實問題”；而其所謂“現實問題”，按照姚洋教授所引用的上述數據，就是公有制早就不占主體了。于是，姚洋教授就得出“我們需要推動理論創新，更加清晰地闡釋我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這個闡釋要能夠反映我們的現實，緩解市場主體的‘所有制焦慮’”的前提性結論了。

姚洋教授為了進一步炮制謬論，推出了“‘退場論’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命題，而且把“退場論”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描述聯系了起來。他說，“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描述，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要消滅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那么隨著我們社會主義的發展，從初級階段到中級階段，再到高級階段，是不是國有的成份要越來越大，如果這樣的話，民營企業（實際指私營企業）是不是該退場了？”做了這種聯系之后，姚洋教授又做了進一步的因果聯系安排：“所以，時不時有一些人就跳出來，說所謂民營企業職責完結了，可以退場了”。首先，姚洋教授這里建立的第一個聯系是錯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只要是社會主義，就不管社會主義所處的階段如何，就必須實行公有化，而不是等到中級階段、高級階段再公有化。在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都迅速地實現了近乎100%的公有化。這種公有化會不會帶來問題呢？它當然會帶來問題。人家資本家的金飯碗被你共產黨打破了，難道人家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嗎？有一部分人看得開，能夠心甘情愿地接受。但是，許多人甚至大部分人是否心甘情愿呢？而其中少數人是否會懷有對共產黨的刻骨銘心的仇恨呢？是否更有極少數人終其一生都想著怎樣反攻倒算呢？我想，對這三個問題的答案分別是否定、肯定、肯定。這種公有化必然帶來問題，就如搞革命必然死人一樣。人死了，問題不大嗎？有的死去的是革命者，有的死去的是反動派。無論是站在革命者的立場上，還是站在反動派的立場上，都可以得出革命存在問題的結論。但是，他們對于問題的性質的看法截然不同。革命者認為，犧牲是不可避免的。沒有犧牲，哪里來自己的政權？所以，他們明知有死亡的可能，仍然昂首前行。他們認為，為革命而死，重于泰山。反動派認為，問題是自己的剝削壓迫階級的地位喪失了，不能像過去一樣剝削壓迫他人了，過不上原來的那種生活了。為了一己私利而死，可說是輕于鴻毛了。同樣道理，公有化給絕大多數老百姓提供了鐵飯碗。而要給大多數老百姓提供飯碗，只能打破少數人的金飯碗。只有永遠不要讓少數人擁有金飯碗，才能有廣大老百姓的鐵飯碗。姚洋教授連這個道理都不懂，所以，他的邏輯錯誤就一個連著一個了。堂堂的中國著名經濟學教授，其對馬克思主義、國有企業的看法表現出他連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最基本的邏輯都不懂！可見，為什么中國社會常常稱這些專家為“磚家”了。這些“磚家”是要把老百姓的鐵飯碗打碎的，是要把老百姓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讓其永世不得翻身的。而如果嚴格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和蘇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做法，也就根本不會存在“從初級階段到中級階段，再到高級階段，是不是國有的成份要越來越大”以及所謂“民營企業”（實際指私營企業）退場的問題了。

其次，人們知道，“退場論”在中國不過是一個莫名其妙冒出來的枝節泡沫，只是一個不知名的人躲在角落里突然發出的一種本來無人理睬的小聲音，有沒有必要被姚洋這樣的大專家大權威們抓住奮起反擊、口誅筆伐呢？而且此人后來觀點與此前截然相反，令人生疑！這是否為當時有人故意樹起的一個稻草人，為達成某種企圖而有意設立的一個靶子呢？我們共產黨就那么怕人說話嗎？對私營經濟“退場論”不許有一點聲音，對國有企業“退場論”即所謂“國退民進論”，咋就不見大加撻伐呢？中國老百姓怎么就沒有見過姚洋教授們口誅筆伐“國退民進論”呢？啊哦！我們明白了，原來搞“雙標”的人可能在是立場上存在著根本的對立呀！

第三，姚洋教授主張的“國退民進論”代表著什么人的立場呢？姚洋教授說，他“跟一些民營企業家交流的時候，他們說，我都準備好了，這全是國家的，我現在只不過是替國家掌管一下這些資產，國家想要我隨時拱手相讓”。我也見過這樣的企業家，更是聽說過這樣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是在毛澤東時代培養出來的。所以，中國當下的企業家有紅色企業家、黑色企業家。那么，姚洋教授是站在紅色企業家的立場上，還是站在黑色企業家的立場上呢？姚洋教授其實是打著紅色企業家的大旗而站在黑色企業家的立場上。只要思考如下問題就清楚了：中國紅色企業家與黑色企業家的比例是多少？中國紅色企業家與黑色企業家的資產比例是多少？假設中國按照姚洋教授所捍衛的現實以及基于這種所謂現實所設計的邏輯走下去，未來中國紅色企業家與黑色企業家在人數比例、資產比例上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而中國是否應該設計機制防止發生不利于中國社會主義的變化呢？姚楊教授是否拿著紅色企業家的牌子為黑色企業家的存在和發展搖旗吶喊呢？我看，確實是這樣的。因為姚洋教授拿著“替國家掌管一下資產”的紅色企業家，卻得出了“如果民營企業家有這種心態，就會影響他們的投資意愿”的普遍結論。這個結論是什么呢？這個結論就是，認為中國的投資應該主要是依靠黑色的私營企業家的投資，中國的國家發展也應該主要依靠這些投資。可是，這是典型的唯心主義。中國內需不足了，就有人說刺激消費，可是，消費一直沒有刺激起來；中國增速下降了，就有人說刺激投資，就有人把投資不足歸結為企業家的信心，可是，投資也沒有刺激起來。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曾經屢試屢驗的刺激不靈了。實際上，中央已經做出判斷，不能再搞大規模的刺激了。為什么？因為中國的生產力已經足夠發達了。國內缺乏必要的市場了。再刺激下去，財政承受不了，金融承受不了，社會也承受不了。在這種條件下，姚洋教授為什么非要炮制“非公市場主體困惑”話語，并把“一些理論工作者也說，當前的經濟制度，即公私混合所有制是過渡性安排，將來中國必定要回到公有制”作為“造成非公市場主體困惑的一個原因”呢？這真是原因嗎？我看有的企業家就沒有關心這件事。即便是一個原因，它是主要原因嗎？曾幾何時，馬克思主義者說的一些話就被當成了阻礙企業家投資的主因了呢？它是劍指幾位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劍指馬克思主義、劍指憲法、劍指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呢？明白了這些，我就請問：如姚洋教授這樣的權威專家學者鸚鵡學舌凱恩斯所提出和所看重的穩預期、穩信心，對于中國有用嗎？難道中國的著名學者就只有這樣的水平？這樣的學者能夠提出什么高水平的理論呢？姚洋教授是西方經濟學的教授，卻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認為“這種‘當前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過渡性安排’言論，理論上其實是對馬克思的歪曲”。請問，到底是那些言論者歪曲馬克思主義，還是姚洋教授歪曲馬克思主義呢？

二

姚洋教授為了讓人以為他很懂馬克思主義，就追溯了馬克思的人類社會的“五階段論”。他說，“事實上人類社會的‘五階段論’不是馬克思的首創，是蘇格蘭一位啟蒙運動思想家、大法官凱姆斯勛爵（Lord Kames）提出來的。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四階段理論。這四個階段是：狩獵階段、游牧階段、農業階段和商業階段。第四個商業社會階段，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馬克思在此基礎上，增加了一個共產主義階段”。請問，馬克思是在那四個階段基礎上增加的共產主義階段嗎？我們所了解的馬克思的五階段論的前四階段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難道不是原始社會，農業就開始發展了嗎？從中國的歷史看，游牧階段何曾是一個獨立的人類社會形態呢？即使馬克思不了解中國的歷史，也不會采用一個大法官的提法。而只有如姚洋教授這樣的傻白甜才會認為“人類社會四階段、五階段論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本質上是一回事兒”。好嘛！中國著名經濟學教授把馬克思降低到福山那樣的低水平了，把福山抬高到馬克思那樣的高水平了。這還是中國頂級學府里的院長哩！

這位院長教授說，“在中國傳統文化里，不相信有終極真理。這就是為什么有‘兩個結合’的創新來指導中國的發展，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是用中國的文化吸納甚至改造了西方的文化，別忘了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之一，它帶有西方的烙印”。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任何真理都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所謂“終極真理”即絕對真理里包含著相對性，所謂相對真理里也包含著絕對性。中國傳統文化里可能確實沒有姚洋教授所采信的“終極真理”話語，但中國傳統文化對于客觀普遍存在的真理是有敬畏之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正是因為有對真理的敬畏之心，所以才孜孜不斷地加以追求，并且可以說得出了一些具有客觀真理性的東西。比如，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是否信奉孔子學說代表著至少說是接近客觀真理的學說呢？當然是。孔子也確實得出了一些真理性的認識。天下能夠沒有“禮”嗎？當然不能。就連《道德經》雖然與儒家不同，但其所揭示的辯證發展觀難道不是一種客觀真理嗎？姚洋教授不認可這些是“終極真理”，那只能說明他對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沒有理解清楚。到了現代，中國文化中有了強大的普遍真理的概念。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當然，這個普遍真理用于指導各國實踐，要與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成功。這不但不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相反恰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普遍真理的強大威力。而姚洋教授不知從哪里采信了一個“終極真理”的概念，把馬克思主義這個普遍真理推到極端，判定其不可能是“終極真理”，進而他居然說出“馬克思是一個偉大的人，他揭示了資本主義很多規律，但沒有人是圣人，不可能預測未來”這種歇斯底里的話來，也就不難理解了。當然，人家馬克思本人也沒有說自己是“算命先生”。但是，難道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和未來歷史發展趨勢的科學揭示，你否定得了嗎？難道排斥馬克思的姚洋教授，你的思想、觀點、理論就代表著今天對中國現實的真理性認識，就有利于“改革實踐”，就有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推進”嗎？在我們共產黨人的傳統里，從來沒有把馬克思當作“西方人”看待。我們當然知道馬克思是德國人，但我們說“西方”的時候，是以感情、立場、觀點、方法來劃線的，“西方”是一個屬于資本主義的政治概念。而馬克思是屬于世界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導師和領袖。現在，姚洋教授非要根據馬克思的出身來劃線，強調馬克思是“西方人”，這難道不是一種“出身論”嗎？難道是要中國人與馬克思劃清界限？姚洋教授頗有些“文革”遺風哩！同樣，人所共知，馬克思主義是關于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徹底解放的學說，是屬于全世界、全人類的科學真理。而姚洋教授卻同樣以“出身論”判定“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化”，這是要讓中國人懷疑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在中國的適用性嗎？可謂費心了！

姚洋教授說，“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體制改革，否定了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正統’制度安排，創造性地肯定了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作用，我們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確定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體地位”。姚洋教授這里在玩弄以偏概全的花招。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的經濟體制改革確實否定了蘇聯式社會主義的一些制度安排，但沒有否定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正統”制度安排。只有列寧、斯大林的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安排才是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正統”制度安排。而赫魯曉夫之流的制度安排是非正統的。姚洋教授是用中國的改革開放把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正統”制度安排一棍子打死，認為它們根本地、全部地對中國沒有意義，這不是既否定了中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又否定了后三十年我們黨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嗎？可是，稍微懂得歷史的人都知道，或都可以理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延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得到了蘇聯的大力支援，改革開放如果否定了蘇聯式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制度安排，那不就是丟掉列寧主義、丟掉十月革命、丟掉至今仍在中國發揮作用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基本制度嗎？這不就是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嗎？這不就是由姚洋之流的學者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瓦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中指導地位的方法嗎？這不就是典型的打著紅旗反紅旗嗎？

三

姚洋教授的理論不是坐而論道，不是空談，而是要應用的。所以，他要“回到當下”，主張“還需要繼續理論創新，尋求新的解釋對于當前團結國企和民企很重要，因為渲染國企和民企的對立，不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要通過理論創新來解決根本性的問題”，而把社會主義僅僅等同于“要消除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他說，“社會主義就是要消除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可是，姚洋教授根本不懂什么是不平等的權力關系。他說，“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就揭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規律：那就是市場經濟會出現人的異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理論創新”。他還用他學到的新古典經濟學詮釋馬克思所說的異化。他一方面說，“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雇員處于市場的長邊，長邊沒有什么權力，一位雇員如果不想干，有一大堆人等著進來；而資本家位于市場的短邊，因而擁有了權力，可以去挑勞動者，干得不好，還可以開除員工。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的收入被壓到最低，這就出現了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另一方面又說，“在新古典理論里面，市場經濟不存在權力關系，因為這都是雙方自愿交易。”既然在新古典經濟學中都是雙方自愿交易，不存在權力關系了，又何談“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雇員處于市場的長邊，長邊沒有什么權力”呢？而且，新古典經濟學可是出現在現實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中啊，而姚洋教授承認，“無論在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只要有市場的交易，就會存在這樣的一種權力關系”。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典型的現實之一給抽象掉了。姚洋教授在炮制他的資本中性時，把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權力關系也給抽象掉了，只看只論上面那些“56789”的數據了。姚洋教授真是西方某些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孝子賢孫啊！他驚詫于自己去美國讀書，發現美國的教授，他的導師Michael Carter那么重視馬克思。姚洋教授說，他的“合作者北大習研院的董彪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哲學研究》上，非常了不起。文章說，資本主義條件下之所以存在剝削，是因為在勞資關系中資本擁有對勞動者的權力”。從《準備》一文看，姚洋教授也根本不懂董彪寫的到底是什么。姚洋教授認為，“《勞動法》是社會主義國家保護勞動者權益、消除資本權力關系的重要工具”。《勞動法》當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保護勞動者權益的重要工具，可是，它是“消除資本權力關系的重要工具”嗎？如果出臺一部法律，就可以消除資本權力關系，社會主義就太好建成了，一部法律就可以解決社會形態問題了。姚洋教授說他贊同《勞動法》，這固然很好。但是，姚洋教授理解中國那些為出臺《勞動法》做出貢獻的專家學者的心血和無奈嗎？

姚洋教授一方面宣稱“我們搞社會主義，……就是要保護勞動者”，一方面又認為，“信息時代，資本已成為中性生產要素”，“分析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演變，來論證我們要放棄剝削理論”。首先，真正中性的資本就不成其為資本了。那么，資本中性論的概念還能成立嗎？在信息時代，資本根本沒有成為中性生產要素，而是具有了實施更殘酷剝削的潛能。在信息時代，中國出現了那么多的平臺壟斷，沒有人認為它們是中性的。電子商務已經把中國的線下商店打垮了。當一個資本在武漢推出“蘿卜快跑”的時候，廣大的出租車司機、網約車司機感受到了巨大壓力。本來，出租車司機的壓力是由出租車公司的資本帶來的，有了網約車平臺后，又給了出租車司機新的壓力。現在，資本所推動的無人駕駛不僅給原來的出租車無產階級帶來了更進一步的壓力，而且對網約車司機無產階級也帶來了壓力，現在他們的利益也要被無視了。信息時代出現的無人工廠也將迅速排斥勞動力了。只要資本不需要勞動力，勞動力就不再是勞動力了。可是，勞動力是人，人是要生活的。沒有工作，怎么生活？看似是沒有剝削了，可是，人怎樣活呢？在資本的世界，勞動者要活著，就得給資本創造價值，因為他們生活所需要的許多物品依然需要從市場上購得。怎么辦？是炮制“資本中性論”，還是承認資本的剝削本性，進而限制資本，最終消滅資本？

姚洋教授是著名的經濟學教授，按道理應該是懂經濟學方法論的。可是，他拿了馬斯克、任正非、張瑞敏這樣的少數與典型的資本家不同的企業家來論證資本已經中性了。這是怎樣的一個邏輯呢？張之洞當年從英國購買煉制鋼鐵的爐子，英國的資本家還勸張之洞要搞清楚自己所買的爐子是否適合要冶煉的礦石呢！這位英國的資本家是不是跟馬斯克、任正非、張瑞敏同樣具有不唯利是圖的共性？而在清末、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不是也有地主和資本家拋妻棄子、拋資棄產為國紓難嗎？可是，英國有這樣的資本家，中國有這樣的地主和資本家，有任正非、張瑞敏這樣的企業家存在，能夠否定中國還有大量的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存在的事實嗎？能夠否定今天的西方還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嗎？如果姚洋教授認為，中國的資本家都變性了，都不唯利是圖了，那不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嗎？因為如果不唯利是圖，資本就不再是資本了，而世界百年未遇之大變局早就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也早就完成了，共產黨也不用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了。姚洋教授說，任正非、張瑞敏這樣的企業家“也是勞動者，只不過是高級勞動者。因為他們對行業的敏銳判斷和企業家精神，他們的勞動反而成為稀缺品，資本都搶著給他們投錢”。然而姚洋教授沒有指出，即使是這樣的高級勞動者拿到的錢也比年薪約百萬的姚洋教授這樣的高級勞動者多得多；姚洋教授沒有指出，我們國家至今還有幾億人每個月只有一兩千元的收入；姚洋教授沒有指出，十八大前乃至到了今天，中國的物價還高得很；姚洋教授沒有指出，在這樣的高物價的時代，中國大量的本科生、研究生找不到“體面”的工作。姚洋教授說“資本演化至今，今天的信息時代，已經不再是資本雇傭勞動的天下。……很明顯，現在早已經不是馬克思所處的資本獨大的社會了。勞動和資本的對立也不是絕對的了，資本已經成為一個中性詞”。但是，請問姚洋教授，到今天的信息時代，如果“已經不再是資本雇傭勞動的天下”，那么，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天下嗎？是無產階級的天下嗎？這樣一問，姚洋教授估計就傻眼了，因為姚洋教授也知道這是未來的事情。他說，“我們還可以想象未來，如果資本全民所有，資本的權力基本上就消失掉了，因為每個人都是股東。更具體一點，如果將來出現一個全民持股的股票市場，每個老百姓都是參與者，都是股東，沒有誰掌握了更多的資本，權力關系也就消失了。”姚洋教授又數典忘祖了。1949-1976年時期中國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實際上就是每個人都是“股東”，沒有誰掌握了更多股權，只不過沒有用資產階級的股票、股權的說法而已。我們國家本來實現過這種制度安排，姚洋教授非要用股票、資本設想一個虛無縹緲的未來，并把未來當成了現實。姚洋教授說，“在當前和未來的信息科技社會，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在弱化，加之社會主義對資本權力的限制，資本已經成為中性的生產要素。所以，我們應該放棄勞資剝削理論，因為這不利于凝聚全國各階層，不利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姚洋教授怎么從“資本和勞動的對立在弱化”得出“資本已經成為中性的生產要素”的結論來呢？姚洋教授似乎是那個問“何不食肉糜”的“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的皇帝，哪像無產階級的子弟？

四

姚洋教授在《論中國社會主義》這篇文章中提出的“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告訴大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任務已經大致完成。姚洋教授明確說，他“認真對比了這個闡釋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定義后發現，現階段除了還沒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余的都已經完成了”。在這里，不禁要為姚洋教授叫好！為什么？因為我寫過一篇文章，論證中國可以宣布在2035年結束初級階段。我感覺，初級階段這個理論給我們造成太多問題了。當然，我不否認其也有一定的好處。而姚洋教授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任務已經大致完成的觀點，甚至超越了我的觀點。在中國一些教授學者還在試圖把中國初級階段結束推遲到2050年之后的情況下，姚洋教授的這個觀點可以說還是很有實事求是的精神的。朋友們可能很奇怪：你批評姚洋教授那么狠，怎么在這里得到相同或相似的結論呢？也有朋友發現，現在，在中國，左翼學者和右翼學者有時竟然得出同樣的結論。朋友們，這一點兒不奇怪！蔣介石相比汪精衛還是傾向于更能維護中國主權的。在這點上，共產黨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是有一致性的。如果沒有絲毫的一致性，怎么可能對立統一呢？蔣介石在大陸時，雖然是四大家族的頭頭，但也主張用國有企業。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大量國有企業。

個別觀點的一致當然是好事，但也是不夠的，因為從一個觀點出發，完全可能引申出不同的其它觀點。姚洋教授之后的邏輯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任務完成之后，我們往何處去？離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還有25年時間，這就需要做好理論上的準備，對現有的理論框架有所突破”。對于做好理論準備這個觀點，我是贊同的，但姚洋教授要突破的“現有的理論框架”究竟是什么呢？中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現有的基本理論框架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論，而其突出的一點就是“公有制為主體”。按照姚洋教授引用的數據，現實已經突破了這一點。那對“現有的理論框架有所突破”是否就是更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論和憲法規定，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都承認這種突破，并給這種突破炮制一種理論背書呢？

姚洋教授走的就是這條路線。這條路線就是在資本客觀存在的情況下借助“資本中性論”提出資本不存在。而這實質是什么呢？這實質就是穩定中國已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而不是穩定社會主義。這就像在毛澤東主席做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之后，有人依然提出并致力于發展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一樣。因為在姚洋教授“這個‘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框架下，公私混合所有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常態，而不是過渡性的”。姚洋教授顯然以為，在資本客觀存在的情況下，只要以“資本中性論”為基礎提出一個“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就可以“從根本上緩解公私二元對立、勞資對立的社會焦慮”了。這又是多么荒誕的唯心主義見識啊！這種穩定只能出現在姚洋教授的白日夢里。

表面上，《準備》通篇支持共產黨的領導，可是，共產黨的領導的一個集中體現就是在對待資本的態度上。既然資本是中性了，共產黨的領導的一個依據就沒有了。既然資本是中性了，姚洋教授怎么又說“首先是政治上，必須要有一個政治力量，即中國共產黨，把共產主義的理念作為她的旗幟，也就是把《共產黨宣言》里說的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作為執政目標。她領導的政府來規制市場，消除市場的權力關系，特別是消除資本擁有的權力”呢？這不是前后矛盾嗎？

什么是“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按照姚洋教授所受教育的西方經濟學的話語，所謂穩定，就是均衡。任何一個有著一定功底的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任何市場都處于不均衡的動態之中，西方學者還推出了不均衡理論。姚洋教授所提出的“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卻試圖讓中國在1978-2012年時期所形成的所有制結構在高水平社會主義階段長期穩定。姚洋教授說，他們認為“高水平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個‘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階段”。朋友們，請想一下，高水平社會主義的時期會有多長？恐怕50年不止吧！姚洋教授試圖讓“56789”的格局至少穩定50年！朋友們，請想一下，這是給中國開藥方嗎？這恐怕是美國佐利克伙同中國一些人制造的“2035年的中國”的翻版和改進版。如果真有這樣的聯系，我們想想都是感覺后怕的。因為佐利克之流在中國找到了理論和政策的繼承人。奇怪嗎？不奇怪！因為姚先生是在美國接受經濟學教育的。

五

有朋友可能會說，王教授，你說得不對。人家姚洋教授還說了：“在這個階段，我們要吸取共產主義社會的某些圖景，將其落實到社會主義目標任務之中。馬克思主義描述的共產主義圖景之一，就是要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高水平社會主義即‘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階段’，應當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作為社會目標”。朋友們，就算這是好話，好話誰都會說。不說些好話，怎么騙得了別人呢？就算這是好話，可是，你看到下面的話，還認為這是好話嗎？

姚洋教授說，“在經濟領域，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成功案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導目標就是創造微觀主體，建立市場經濟、改進效率。在新時代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就必須吸收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放棄剝削理論”。姚洋教授把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歸結為“放棄剝削理論”了。剝削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姚洋教授拿了“信息時代”作為了進一步明確“放棄剝削理論”的現實依據。而“放棄剝削理論”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放棄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基本原理。在穩定的社會主義中，既要“吸取共產主義社會的某些圖景”，又要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這就是典型的閹割馬克思主義！姚洋教授在這里“放棄剝削理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肢解馬克思主義，就是把中國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穩定下來，就是違背“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的論斷。在這里，我們只能期望，姚洋教授在未來的研究中，把自己所提出的“取共產主義社會的某些圖景，將其落實到社會主義目標任務之中”切實落實，提高地位了。但對此，我們是沒有信心的。

姚洋教授的理論是一套一套的。姚洋教授不僅提出了要“放棄剝削理論”，而且給出了“放棄剝削理論”的進一步的理由。他說，“剝削理論是不利于凝聚全國各階層的理論，不利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所有制的討論，應該把效率作為主要標準。因為一個沒有效率的社會，它最終就會在競爭的格局下被淘汰了”。只可惜，姚洋教授沒有看到這個理由的邏輯漏洞。

首先，要凝聚全國各階層，首先要分清你我和敵友。中國共產黨起家是依靠20世紀初最貧困的農民階級。今天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應該首先代表最貧困的階級，而不是代表有錢人。如任正非等人都知道，企業的成功靠大家，賺的錢要分下去。中國古代偉大的將軍、皇帝都知道這一點。我想，任正非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剝削理論而同意把自己的股權限制得少少的。任正非不會認為，拋棄剝削理論對華為是一件好事，即使華為對人工的使用是高強度的，甚至整個中國對人工的使用也是高強度的。所以，有人說，任正非把毛澤東、鄧小平的理論綜合了。如果廣大的企業家向任正非學習，就不僅不會懼怕剝削理論，而且喜歡剝削理論了，也就至少很好地凝聚全國各階層了。如果只允許你剝削，不允許人家意識到被剝削，不允許人家造反，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

其次，什么是效率？在經濟學和現實世界中，效率概念可復雜了。這里沒空說。就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放棄了剝削理論，就有效率嗎？當然不是。毛澤東主席時代，正是因為承認剝削的存在，徹底地反剝削，才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人間奇跡。而改革開放后，在許多領域放棄了剝削理論，中國自己的燃油車本來在計劃經濟時期造出來了，卻沒有發展；中國自己的飛機本來在計劃經濟時期造出來了，卻沒有發展；中國自己的計算機本來在計劃經濟時期造出來了，卻沒有發展。這就是姚洋教授所推崇的效率嘛？剝削真的會產生效率嗎？如果產生效率，在21世紀的中國，再次復活了“剝削有功論”了。這是理論上的創新還是倒退呢？

第三，姚洋教授又借助一個極端化的概念“一個沒有效率的社會”來恐嚇中國人，達到兜售其理論的目的。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社會沒有效率，而只有效率高低和效率方法的不同。姚洋教授受西方經濟學的帕累托無效概念的毒害太深了，把這個僅僅用于學術分析的概念去掉帕累托后用于分析中國的重大問題了。中國人那么聰明，那么勤奮，由他們所構成的所有正常社會都不可能是沒有效率的。現在，反而是西方國家的無效率的事實越來越清楚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還要怎么講究效率呢？

第四，姚洋教授為什么設想一個從來沒有過的“沒有效率的社會”的概念呢？原因就在于他要攻擊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制度安排，從而也就是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他炮制了那么多的概念，無非就是做這件事。

六

姚洋教授在做出一些承認公有制的某些作用的理論讓步之后，進而主張“就當前中國而言，確保共有的邊界、保護私有產權、增進市場活力是中國在世界競爭中取勝的不二法則”。這是什么話？這就是為資本背書。姚洋教授設想，既然鋪墊了資本中性論之后，為資本背書也就可以欺騙中國的老百姓了。姚洋教授還下了一個重要論斷，“由于中國社會主義的長期性，我們就不存在增進公有成份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動力。新時代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糾正過去幾十年一些領域存在的亂象，如腐敗、官商勾結和兩極分化，但這不意味著回到一大二公的時代，而是在糾偏之后，確保有為政府發揮好市場監督作用，讓市場在更加規范的層次實現良性運行。”可是，我的調研怎么讓我發現，中國農村有強大的增進集體經濟成分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動力呢？我對城市的接觸怎么也讓我發現，中國城市也有增進公有成分的客觀條件、主觀動力呢？如果城市、農村都沒有增進公有成分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動力，姚洋教授煞費苦心地炮制“穩定的社會主義理論”干什么呢？不就成了無的放矢了嗎？而中國一些人又何必追問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呢？難道馬克思主義、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我國的憲法都是建立在空想基礎上的嗎？

姚洋教授一方面大談特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黨領導，另一方面又無比堅定地認為，“在經濟上，得講效率；怎么講效率，當然要市場來推動。這是人類經過痛苦的實踐證明了的：市場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手段”。姚洋教授一方面主張“社會主義的政府要投資于民，為民眾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又認為，“要推動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社會主義政府就得從底層做起，提高每個人的能力，或者說給每個人發揮自己能力提供條件，使得他們有平等的機會到市場上去打拼，之后憑個人能力愿賭輸贏，這是中國人能夠接受的”。姚洋教授以為手段和結果是可以割裂的。在他看來，只要政府發揮一些作用之后，所有人在市場經濟這個大賭場中就應該認賭服輸。他還認為，“在中國儒家精英文化里，我們想要的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在他眼里，人們的生活只是一次性博弈。一次性博弈確實只有一個過程，一個結果。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博弈不知道已經經歷幾世幾劫，前一個博弈的結果必然影響下一個博弈的機會和過程。如果沒有前一次博弈的結果的平等，怎么可能會有下一次博弈的機會的平等呢？中國儒家精英沒有那么笨蛋。如果中國人不信佛教，不相信來世，姚洋教授的理論不是會催生中國再次發生革命嗎？

當然，姚洋教授應該是看到了他的理論會促使中國發生革命的。但他提出了這樣的一種主張：“要建立一套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理論，必須要讓中國老百姓能接受，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不是均貧富，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托底。”這里，姚洋教授又允諾了一句空話。他說，“托底就是給每個人創造條件，讓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就像中專生姜萍，如果真是人才，社會就應該給她創造條件，讓她有機會深造，不能把人才埋沒了。”come on！既然已經讓人們認賭服輸了，又怎么可能“給每個人創造條件，讓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的能力”呢？既然“不是均貧富，不是搞平均主義”，那么，托底是什么？托底就是不斷試探中國老百姓對兩極分化的心理底線，繼續維系兩極分化的既得利益格局。托底就是認為，中國有一大批人是賤民，是不配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的。這就是西方所謂橄欖型社會的實質。他們知道，啞鈴型社會不穩定，而他們所有的智慧只是想到了橄欖。按照姚洋教授的設計，中國社會的托底最多不過是把中國社會底層的人撈上來幾個而已，這不過是美國的“人人都可以做總統”的美國夢的拙劣翻版而已。

姚洋教授表面上大談共產黨的領導，而他又說，“‘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常態下，社會主義應該體現在政治層面，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對于市場的規制”。實際上，這種讓社會主義與經濟無關的割裂經濟與政治的觀點不過是亞當·斯密守夜人理論的翻版，限制共產黨的權力的伎倆而已。他要共產黨不要干預資本，是為資本家爭取權力，是要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的革命。經濟可是一個社會的物質基礎所在啊！如果中國共產黨不管經濟基礎了，政治上的領導還能實現嗎？

在《準備》一文的倒數第三段，姚洋教授說，“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其中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就是：公私對立、社資對立的二元思維仍時不時冒出來干擾黨的方針和政策。如果還簡單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資本和市場，難以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牢固的理論基礎”。姚洋教授要把他的理論與當前中國一個突出問題聯系起來，要用他的理論來解決這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仿佛很有些問題導向的研究意識呢！可是，姚洋教授錯了。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不是“公私對立、社資對立的二元思維”，而是公私對立、社資對立的客觀現實。只有解決了這個客觀現實，才能解決“公私對立、社資對立的二元思維”。而《準備》一文和姚洋教授的“穩定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是要鞏固和發展這個客觀現實，因而會讓“公私對立、社資對立的二元思維”在更大范圍內擴散。朋友們！不是“公私對立、社資對立的二元思維仍時不時冒出來干擾黨的方針和政策”，而是改革開放以來此伏彼起的姚洋們時不時冒出來干擾黨的方針和政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資本和市場”，而是姚洋們以新古典宗教神學的態度對待資本和市場；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能為社會主義經濟建立牢固的理論基礎，而是姚洋們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引入了歧途，導致今天我們不得不提出建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姚洋們自視正確，自然就倒打一耙了。姚洋說他的理論是“一個兼有馬克思主義學說、新古典經濟學和政治哲學的跨學科研究”。可是，上面的分析表明，姚洋教授既不懂馬克思主義學說，也不真正懂得新古典經濟學，更不懂哲學。本文上述的分析，甚至證明姚洋不懂事實、文法和邏輯，甚至沒有區分出觀點與事實。當然了，這也不難理解。年紀輕輕就成為著名學府的教授，沒有經歷真正的學術拼打，鍛煉不出來學術能力，是不足為奇的。

最后，讓我做出一個蓋棺定論式的判斷：姚洋教授之流是“扶不起的阿斗”！——這里，我們可能侮辱了阿斗。據一些資料分析，阿斗本人可能還是很有智慧的。好像凱恩斯說過人到了50歲就學不到什么新東西了。姚洋教授恐怕已經60歲左右了吧？60歲左右還寫出這樣水平低劣的文章，還能進步嗎？統計規律告訴我們，可能性很低了。要不然，中國古人就不會勸我們惜取少年時了。奉勸中國一些人不要推出姚洋之流吧，并不是海外留學歸來都是可靠的理論家，并不是在中國大學占據一定位置就能為中國診斷開方。中國一些大學給了一些海外留學者以極好的平臺，卻沒有料到他們成為了大學平臺上的跳梁小丑。愿這些人有些自知之明吧！學一學一些老先生，做個教書匠，或許后人還能有所懷念。也愿中國一些媒體，提高一些理論水平，不要因為某些人有博士、教授、院長頭銜，就誤以為他們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理論家吧。否則，最后的結果是害人害己！

【附錄】

姚洋：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還有25年，我們要做好理論準備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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