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中國范圍談論資本主義，這是一個很復雜也很敏感的問題。就目前的狀況與背景而言，對該問題進行深入系統研究的可能性不大，時機與條件都不允許。但該課題又十分重要，縈繞在許多人的心頭，可謂疑慮重重，所以這里筆者就不自量力地做點粗淺探索，鼓搗幾束芻蕘之議。
（一）資本主義勢力在中國的幾個基本事實
現如今資本主義勢力在當代中國都有怎樣的存在呢？請看如下基本事實。吸引外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經濟政策，大量的外資企業由此來到中國。據報道，截止目前，外資（包括獨資與合資）企業將近有100萬家，其中有7萬家屬于美資企業，這些企業的管理運作都同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基本一樣，總體而言別無二致，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實載體。所以，這些企業從經濟角度來說是外資企業，從政治角度看，就是資本主義的表達與表現方式，它們在中國存在，客觀上就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一種存在形式。人們通常所講的資本主義，廣義上包括三大板塊，即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相應的思想價值體系，從狹義上看，“主義”往往就是指相應的思想價值，“資本主義”這個詞的語義，很多時候都等同于相應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在當代中國廣泛存在，有相當大的活躍與存在空間，相當一些中國人已成為這一思想體系的皈依者、擁護者與踐行者，擁有很多受眾，這也是資本主義在中國客觀存在的具體表達形式。簡單地判定當代中國是不是存在資產階級，很難有說服力，對此我們不妨從財富占有情況入手來剖析這個問題。當今中國擁有一個巨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是得到各方面都認可的最廣泛的“共識”。既然有“中等收入群體”，相應地也就有“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三個群體分屬不同社會階層，這是當今中國社會在結構上的突出特征。“低收入群體”基本上是平民大眾，屬于老百姓階層，是社會底層，這沒有什么疑義。“中等收入群體”主要是一些靠工薪收入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小業主，處于中間位置，屬于社會中層，這個階層里沒有多少資產階級的存在空間，這也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經驗，中國也不例外。剩下的就是“高收入群體”了。當代的中國的“高收入群體”位居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上層，在規模與質量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已發展發育到了相當的水平，有報道說已經達到近1億人之多。其中最為突出的是所謂“富豪大款”，據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20方太•胡潤財富報告》數據，目前中國擁有億元資產的家庭數量為13萬戶，千萬資產的家庭數量為202萬戶，其中屬于國際標準的超高凈值家庭數量達到了8.6萬戶。這些應該就是高踞中國財富塔尖上的一些人。輿論普遍認為，當今中國富豪大款的總體規模已經位居世界前列，同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大國美國相比也毫不遜色。把“富豪大款”以及“高收入群體”一概指為資產階級當然有失偏頗。因為其中有一些人只是特殊條件下的有錢人，比如明星大腕之類，但同時不能不承認的是，這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更是掌握與運作資本的人，他們是靠著資本主義經濟方式而得以躋身中國社會上層，這些掌握大量資本的人，理所當然地屬于資產階級，而不是任何別的階級，任何有關“階層”與“群體”的描述，都不能掩蓋這些人的階級屬性。簡單地說，對于這些人，不能用“階層”的概念代替“階級”概念，也不能用“群體”的說法混淆“階級”的界限，所謂當代中國有階層無階級或者有群體之分而無階級之別的說法，一概都不能成立。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大資產階級，這意味著，只有那些高收入并掌握資本者才堪稱為當代中國貨真價實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位居中國社會的上層。這還意味著，“中等收入群體”其中的個體戶、小業主是否應該算做資產階級值得商榷。盡管這些人可能也掌握有一定的資本，本身或者是老板，或者屬于食利者，但他們自己也大都是辛苦的勞力者，至多可算做是小資產者，而與當代中國的大資產階級相距甚遠。考慮到現代社會結構中階級與階層錯綜復雜的實際情況，不妨將這些類型的人視為平民大眾到資產階級的過渡地帶，他們總體上處于中國社會的中下層而不屬于上層。資本主義企業、資本主義思想意識和大資產階級這樣幾個部分，綜括聯合在一起，構成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這是一股空前強大的勢力，也是非常突出的社會存在。
（二）資本主義勢力在中國進行自我表現與表達的幾個特點
任何事物都要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現和表達自己，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也不例外。但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不可能被允許組織自己的政黨、也不可能有政治大選的機遇，可能的政治空間相當有限，因此其表現與表達也具有諸多別致的特點與特征。有人稱現如今的中國是多元社會。這種說法爭議很大，因為從政治上講，中國高度一元化，經濟上也只能稱做多樣化，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狀態，但如果從社會結構的角度而言，則確實具有多元的顯著特征。這里所謂的多元，簡單地形容，就是多個板塊、多種層次或者多極的意思。從這個視角上看，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隱約已成為中國多元社會中的“一元”。由此引出一個深層次的問題，那就是所謂“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這是一個十分忌諱的話題，很少有人公開談論涉及，但私下里議論很多，筆者以為，與其在底下竊竊私語，不如拿到臺上公開議論。當代中國資本主義勢力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元”，如果這樣的判斷能夠成立，那么在此基礎上，我們就可以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實現了重生，或者說是一定程度的復辟。其實，這大概也是中國人的普遍感受，是客觀而不帶政治偏見的普遍認知。但同時不能不強調的是，迄今為止的復辟只是局限性與片面的復辟，距離全面、完整和系統性的復辟有相當大的差距。這導致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自然而然就是一個殘疾兒，不但同西方資本主義初期朝氣蓬勃的樣子無法比擬，同現如今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力量也不能相提并論。既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元”，自身又帶有很多殘疾，這是當代中國資本主義勢力的突出特點。長期以來，很多人都以為資本主義最有力的武器是其思想理論，尤其是冷戰后曾一度掀起的“普世大潮”，更被一些人形容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手里當然也掌握有這件批判武器，但他們的這件武器碰到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中國文化面前，所謂的“普世大潮”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如同潮水撞到了岸上的礁石，盡管激起了繽紛澎湃的巨大浪花，但終歸還是一體粉碎后退下去了。現在，這個所謂的“普世大潮”在全球范圍內已經退潮，在中國則留下一片狼藉，正在被人們打掃清理之。也就是說，這個武器或杠桿在中國并不靈光，這是真切的經驗與客觀的現實。真正成為當代中國資本主義勢力手中最有力杠桿的東西，仍然是他們所擁有的資本，簡單地說，就是金錢。資本主義勢力用金錢收買他們所需要的一切，這是當今中國社會關系中所流行一個十分重要的法則。在當今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有錢能使鬼推磨”，資本無孔不入，先是滲透浸潤，接下來立足站穩、擴張陣地，然后就是控制操縱、為所欲為。目前比較明顯和突出的有演藝文學領域、輿論媒體領域、理論學術領域等（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資本泛濫及其消極影響不可低估》一文），并進一步培養扶植了相當可觀的思想與價值代言人、集團勢力的代理人、利益立場的代表人等，比如著名的“為富人說話”者，或者設立什么基金之類。從這個意義上，資本所收買與占領的絕不僅僅是經濟資源，而要從占有經濟資源發展延伸，繼續占有文化資源、思想資源、政治資源，這是一個必然要發生的歷史過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并且這其中還不設底線、沒有邊界，資本的擴張就是一個無窮值，資本主義國家里是這樣，世界上一切國家里都是這樣，中國也不例外。這就不得不引出一個十分重大的政治命題，體制內會不會也出現資本主義勢力的代理人呢？竊以為，這個問題不容回避，必須正面回答。答案就是，體制內資本主義勢力的各種代理人大量存在。所謂的政商關系，其實就是控制與反控制、收買與反收買的關系。總體來看，體制系統屬于防御和防守的一方，不時要打起戰術性的反擊，資本勢力處于挺進和攻擊的位置，視情況經常也要進行迂回和走間接路線。總之，資本勢力一定要將“朝中有人”這一單買到手，并且還要實現效益的最大化。自從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以來，這一勢力從來就不曾孤立存在，而總是同世界范圍的資本主義聯系在一切，大多時候都是更大范圍、更加強勢的外部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國附庸。現如今也是這樣，今天中國資本主義勢力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有十分密切的聯系，總體而言，它們之間的關系就是總體與部分的關系，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培育和滋養著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助長與烘托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功能與價值（有關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請參閱筆者文章2016年《從英國脫歐，說到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正因為這樣，所以西方集團一直都集體性地期盼和等待中國的變化，等待中國變化成他們所希望的樣子，而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則以世界資本主義為戰略大后方，為最根本的保障，道理很簡單，因為一切所謂“全球化”、“一體化”，這些東西所依賴的都是這個體系，都是以這個平臺為基礎而滋生出來的產物，沒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就沒有今天的這個經濟“全球化”，沒有經濟上“全球化”，思想價值上的“普世化”和政治上的“一體化”也沒有相應的基礎，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也。正因為這樣，所以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最大最核心的戰略訴求，就是要建立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牢固而便捷的通道，要實現彼此之間高效率的旋轉，這將為他們的多樣化發展與可靠性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否則，空喊什么“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類教條其實于事無補，關鍵時刻屁用不頂。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在中國一直有人大喊大叫擴大對外開放，而閉口不談“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他們鼓吹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開得越大越好，對外開放越徹底越好，堅決要把開放進行到底，其實，這些主張中的“開放”主要目標指向是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開放，而不是對第三世界貧窮國家開放。當然，我們不排除其中很多人出于發展經濟實現GDP增長目的才這樣喊，但也不可否認的是，深層次中也有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建立生死相依關系的考慮。有關“把開放進行到底”的說法令人深思，筆者也一直思考什么叫“到底”，其真正涵義概在于此。
資本主義勢力在中國影響巨大、作用顯著，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的事實。但有關這個問題人言人殊，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視角。筆者認為，所應引起高度注意的主要在于如下幾點：資本有其特有的思想主義、政治理念和價值倫理，也有其自身所要求的特定的邏輯路線，簡單地說，就是要擁有自己所喜愛的政治設計與經濟方案。這就同中國既有的政治框架之間發生了嚴重的沖撞，彼此之間將因此始終存在修正、適應，再修正、再適應的運動，這一運動循環往復，將只有節點而沒有終點。這樣一種情形，將使中國的政治穩定系數明顯降低，將使中國政治板塊始終面臨碎片化的危險，將使中國始終要在不可忽視的政治風險中運行（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當今中國的主要政治危險是右而不是左》、《如何對待資本勢力，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政治課題》）等文章，也將使中國始終面臨“和平演變”的現實威脅。從根本上說，現如今的中國既回不到封建王朝時代去，也走不到蘇聯模式那邊，但卻存在被內外資本主義聯合力量所綁架或牽引的現實可能性。因此，資本主義勢力就是當今中國政治危險的主要策源地，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關系從來都不友好、更不親善，對于這一點，必須坦率地承認而不能虛情假意地予以回避。此前曾有一個時期，人們廣泛關注和談論所謂的“帶路黨”，即在政治上為西方帶路者。其實，思想價值領域為西方帶路的中國人更早、更多，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價值體系來到中國并在中國大地上滋生繁衍，主要得益于這些人的傳播推銷。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幾十年來，中國社會涌現出一大批西方思想理論的二道販子、江湖騙子、南郭先生，他們或者靠販賣西方思想混飯，或者靠販賣這些東西揚名，或者挾此登堂入室、指手畫腳，或者以此為武器，在中國呼風喚雨……總之撈足了好處，出盡了風頭，收獲到十分可觀的個人收益，但卻給中國社會造成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沖擊，帶來一場又一場思想混亂。前有著名的《河e殤》、“人道主義”，隨后又出現了什么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憲政風潮，還要在中國搞什么新的思想啟蒙運動，等等，沒完沒了地惹是生非、制造思想混亂。客觀地說，西方世界對中國意識形態的進攻并非因他們而始作俑，但不能不承認的是，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既是這一攻勢的產物，同時又助推著這個攻勢不斷掀起新花樣、新高潮，他們正日漸成為其中的主力軍。同時還不能不說的是，資本主義勢力在中國生長壯大，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外，還激發、催化和助長了其他各種思想價值濁流，比如金錢主義和極端個人泛濫、私欲膨脹、腐敗蔓延，黑社會橫行，封建主義沉渣泛起等，舉凡種種市場經濟的消極面、中國社會的陰暗面，相當一部分責任要歸咎于資本主義，是這個東西所帶來的罪惡。因為今天中國的這些東西并非是封建化帶來的，而恰恰是“西化”和“資本化”的產物。冷戰結束以來，幾乎所有的“西化”國家一概都墮落不堪，都為上述類似社會問題所困擾，原因全在于他們的“西化”，“西化”越徹底，越是這副丑陋的模樣。須知，西方戰略家及其政客們處心積慮、日思夜想和千方百計要讓中國“西化”，并非是要中國要像美國那樣強大，讓中國人民過上西方人同樣水平的生活，而是要讓中國或者像蘇聯那樣解體，或者像多數已經“西化”了的國家那樣，就此一蹶不振。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總體而言缺少民族性（參閱筆者文章《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為什么缺少民族性》），總體上對祖國民族的認同感與認可度很低，也沒有起碼的民族自信，根本不相信中國會超越西方而引領人類的未來。與此相對應，他們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有更為濃重的皈依感，渴望享受資本主義世界的陽光、空氣和水，融合與融入到其中是他們的社會理想與人生目標。坦率地說，世紀之交的中國“西化”精英們甚至連當年搞洋務運動的那些人都不如，搞洋務運動的那些人還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當今中國的這些人絕不“制夷”，而是拼命地要使自己也成為“夷”，要把自己搞成是西方的同類，不僅經濟上是同類，而且還要在政治上、文化上也成為同類，并認定這才是中華民族的出路和未來。同過去中國曾經有過的資本主義不同，當代中國資本主義身上鮮有中國歷史文化印跡，這一勢力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感興趣，愛國主義一錢不值，民族主義罪大惡極，對中華民族與歷史總體上持否定的態度。在他們的思想感情里，未來的人類社會中已經沒有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位置，中國未來只能歸一于西方，成為西方主導下的一部分，從根本上否定中國自己的歷史道路。因此，這一勢力蔓延到哪個領域，波及到什么地方，相應地，那個領域和那個地方的祖國與民族認同感就相應地要發生動搖，香港、臺灣等都是很生動的實例。
（四）資本主義勢力在復興框架下的前途與命運
中國正走在強起來的路上，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了新時代，這是今天中國最基本的歷史方位。在這樣的歷史方位之下，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的勢力具有怎樣的前途與出路呢？其實，一切思考中國前途與未來的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即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是不是中國復興崛起的一部分，是不是也要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一并復興起來？而當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本身則著急，他們是現如今中國對自身前途與出路最為感到焦灼的一群人，出于本能，這個勢力在總體上始終都帶有強烈的危機感，他們一直在苦苦思索中國會不會再出現“殺富濟貧”的那一天，為此總忍不住要跑路，動輒即搞所謂的“用腳投票”，搞財產轉移，把大量的流動資產轉移到他們所認可的西方金融機構里，中國越是接近實現民族復興，他們就越是慌慌張茫然失落。我們認為，這是難以避免的事情。資本主義勢力在中國不可能為所欲為、隨心所愿，總體上看，這個勢力將越來越不舒服或者說不可能太舒服，因為它必須受兩個基本約束，一是受“共同富裕”的基本約束，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二是受“中華民族復興”的強烈約束，不允許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對中國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充當教師爺，更不允許他們操縱控制中國，這是中華民族全體人民的根本訴求。在兩個約束之外，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還要經常性遭受一個沖擊，即國際局勢風云變幻的影響與沖擊。當代中國強起來的道路艱險坎坷，已經成為全球范圍的戰略斗爭的主戰場，也是一個激烈博弈的歷史進程，期間充滿艱難險惡的斗爭，國際戰略關系以及折射到國內的政治關系都將因此而波詭云譎、跌宕翻騰，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在其中載浮載沉，生存狀態將千變萬化，也注定要命運多舛。這也導致這個勢力根本凝不成一股繩，始終都處于支離破碎的狀態下。盡管存在上述種種矛盾與沖突，但同時必須坦率地承認，當代中國資本主義勢力仍然具有積極的一面，從正面看有助于刺激和調動一切中國人的積極性，從反面看則有助于增強社會肌體的免疫力，提升健康能力。因此，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大框架下，資本主義勢力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二者彼此之間形成一種奇妙的共生關系，既不是你死我活的對抗性關系，也不是同呼吸、共命運的關系，如果直白地說，可能就類似于搭伙過日子一類的關系。這屬于一個預測性的話題，現在只能做大概的描述，可能要走過如下幾個階段：一是共同生長發展階段。這個階段迄今已走過了四十年的時光，今后可能還要有幾十年；二是共存共榮階段。任何事物發展生長到一定程度后，都要進入一個平臺期，中國的復興事業也是這樣，在這個平臺期，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將既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二者在特定的歷史條件與政治框架下共存共榮；三是改造適應階段。中國的社會主義將不斷邁上更高階段和更高水平，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趨勢下，一切此框架之下的東西都要接受相應的改造，以適應和跟上歷史的腳步。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也不例外，也要經過一個改造與適應的過程；四是融合融入階段。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到更高的歷史階段，中國資本主義勢力將融入到其中成為有機組成部分。這意味著，中國不會出現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種跨越幾百年的富豪家族與金融寡頭勢力，形成所謂的豪門與貴族。中國歷史上就有“富不過三代”一說，未來的中國可能還將在更高的政治水平上演繹這樣的歷史。展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那一天，那時中國的資本主義勢力將會是什么樣子呢？這的確是一個饒有趣味的深刻話題。（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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