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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物質技術條件的變化特別是歷史科學的發展，人們認識和研究歷史的方法、手段與途徑越來越豐富，并呈多元多樣多變的態勢，其中蘊涵著在什么是歷史、怎樣對待歷史這一基本問題上的爭鳴甚或對立。當前，在我國史學領域乃至歷史問題上的社會思潮中，“碎片化”現象頗為流行，也引發了歷史研究為什么和向何處去的討論。

在歷史觀問題上，“碎片化”將本為內在有機統一的歷史理解為某些“細微”歷史個案或塵埃的分布、組合與拼湊，以至于認識和研究歷史，可以撇開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割裂一定的歷史聯系，可以脫離或轉移歷史的主體，甚至顛倒、抹殺歷史中的社會矛盾關系，也可以不通過占有翔實資料，而從個別的、不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歷史現象中抽象出對相應歷史的一般性認識。這樣做，不僅不符合歷史發展邏輯，難以揭示歷史的主題與主線、主流與本質，而且自覺或不自覺地給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客觀歷史、侵蝕歷史認知以可乘之機，并有助長之效。

“碎片化”使“活的歷史”失去應有活力，只見歷史之細枝末節，而不見歷史之樹、之森林。所謂歷史的“碎片”，是從歷史的有機體中脫落下來或剝離出來的。一方面，歷史的“碎片”孤立地存在，這一“碎片”的歷史主體在一定條件下與其所屬歷史的主體不相一致或統一，發生縮小或變異，有時甚至截然對立;另一方面，歷史的“碎片”靜止地存在，不再參與其所屬歷史的發展過程，也不再隨所屬歷史的發展而發生變動。因此，以這樣的歷史“碎片”作為認識和研究的對象或單元，如果不把其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不研究其與所屬歷史的關系，就只能停留在“碎片”狀態，而不能以此由點及面地反映歷史的整個過程與全貌，更觸及不到歷史的深處，闡釋歷史理論就會缺乏歷史依據。

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在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發展的統一性及其具體表現的多樣性。不僅如此，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過去與將來、傳統與現代、新生與衰敗的成分交織在一起，表現在歷史事物上的結構關系與發展程度也不盡相同。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即使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歷史現象、歷史事例，如作為農村改革發源地之一的安徽鳳陽小崗村，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改革開放在農村的醞釀與探索情況，反映不了歷史主體不同的城市改革史。如若拘泥于一隅或個案，而不在更大范圍內研究各地農村、城市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也是不可能總結出改革開放的基本歷史經驗的，更遑論同一時期滯后的、偏遠的鄉村社會。認識和研究歷史，應在同一歷史主體的基礎上，根據所求知的歷史問題選擇相應的研究對象或素材。

在改革開放史的研究上，有種比較流行的做法是，研究的對象越來越基層、民間和個體化，研究的問題也越來越偏離改革開放歷史發展的主線，而趨向邊沿化，有的則出于“獵奇”或“標新立異”，因而疏于宏大敘事，重心偏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形成與發展史的系統研究和闡釋。這既不利于改革開放歷史理論的豐富與發展，也無從、無助于把握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統一關系。

在“碎片化”歷史觀看來，歷史可以支離破碎，也可以由“碎片”串結起來。按照這一邏輯，從歷史中任意撿拾一片或幾片，無論與歷史直接還是間接相關，抑或不相關；也無論與歷史發展趨勢同向還是偏向，抑或逆向，都可以用來“填補”歷史的某一“漏洞”或“堆砌”在歷史本體之上，所謂“歷史揭密”也就有了“生存”空間。

所謂“歷史揭密”，即以所謂未知的“歷史真相”歪曲已知的歷史事實，重新“打扮”歷史，并通過顛覆基本歷史價值判斷，模糊、混淆歷史發展的實然邏輯。“碎片化”下，“歷史揭密”在對待中國歷史問題上有兩種比較突出的表現，

一是在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上，過度解讀歷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如關于“毛澤東的日常生活——假故事背后的真相”，以及關于毛澤東的“補丁衣服”、家庭財務和“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的迷團與真相等，企圖顛覆人們歷史認知中的毛澤東簡樸、為民的形象。

二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階級關系問題上，以歪曲階級中的“個體”顛倒其所代表的階級的特征與形象，企圖否定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的歷史必然性。這里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為封建地主階級做“翻案”文章。如有觀點認為，周扒皮的原型“為人厚道勤儉，對待長工比對待家人還要慷慨大方”，楊白勞則“好逸惡勞，嗜賭成性，終至家破人亡”，黃世仁“倒是收養喜兒的慈善之人”。對此，一些附和的觀點說，這“比起原先的說法，它們顯得更加合乎邏輯，接近常識，因而也較為可信”，并且否定白毛女的故事來源于真實的社會歷史，認為是為了闡述“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道理而創作的，提出其所闡述的目的是為了唱衰舊社會，推翻舊社會，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新社會”。如此，“舊社會”變革為“新社會”的歷史合理性、正當性也就立不住、站不穩了。如此，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邏輯和新社會、新中國的歷史邏輯被顛覆性地“重塑”和“再造”。

“歷史揭密”的實質在于，通過“碎片”歷史，“撬動”歷史發展的秩序與邏輯，“虛無”符合社會歷史發展進步的意識形態與價值。 

任何歷史現象都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發展和消亡的，也都存在于一定的歷史場景之中。因此，認識和研究歷史，需要從歷史的實際出發，把歷史問題置于其具體的歷史過程、場景之中。然而，“碎片化”則為列寧所指出的在社會現象領域普遍存在的“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的方法，提供了可能性。其基本思路是，從歷史材料中剪裁所需要的內容，斷章取義，并植入與其似是而非的歷史場景中，形成“新”的歷史情節，以強化某種歷史認知的證據，或“制造”出“新”的歷史主題及其內容，從中得出自己所需要的結論來。

關于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問題，《大饑荒》的作者馮克通過比較一些地方縣城的數據，發現“縣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便以此為主要依據臆測出所謂大躍進時期全國餓死的總人數。不僅如此，為了歸罪于毛澤東，該作者竟將上海會議上毛澤東1959年3月26日關于安排第二季度工業計劃、3月28日關于糧食購銷問題，與3月25日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這三個談話相混合，將針對削減基建項目的內容“移花接木”為吃飯問題，從而炮制出毛澤東曾說過“不夠吃會餓死人，最好餓死一半，讓另一半人能吃飽”的謊言，作為毛澤東“手槍冒煙”的證據。正如孫萬國質疑馮克的這種學術造假時所指出的：馮克“硬把毛澤東在三個不同時間、不同場合、不同主題的發言混淆起來一鍋煮”，這“已不是出于無知的誤解，也非僅是寫作上的瑕疵，而是惡意的曲解，學術的詐騙”。

認識和研究歷史，需要從歷史事實的整體上和聯系中去掌握這一歷史事實。列寧曾指出，這樣做，歷史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否則，如果歷史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

以上表明，對于“碎片化”歷史研究的危害，需要予以警惕。同時，還應將研究歷史細節與“碎片化”歷史研究區別開來，因為歷史細節是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研究歷史細節不是偏離、而是圍繞歷史的主體與整體、主題與主線、主流與趨勢進行的。也只有這樣，歷史細節研究才能避免“發于細節、止于細節”，而與宏觀、中觀研究相輔相成，豐富和深化歷史研究，并為闡釋和建構歷史理論，提供必要的歷史依據和思想素材。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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