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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何干強：宏觀經濟調控應當重視的若干理論問題

點擊：  作者：何干強    來源：昆侖策網【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授權】  發布時間:2018-05-07 11:00:27

 

 

 

　　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要認清現代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反社會主義實質和西方宏觀經濟調控理論的弊病，糾正照搬現代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錯誤傾向，自覺運用《資本論》的原理和方法指導宏觀經濟調控，堅決維護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權，標本兼治地解決好宏觀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問題。

　　【核心觀點】

　　——不能顛倒社會生產和市場流通之間決定性作用和反作用的辯證關系。要避免把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之間的辯證關系，混同于政府和市場之間的辯證關系。

　　——不僅要講政府與市場關系中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要講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關系中的“社會生產起決定性作用”。市場供求關系是由一定歷史條件下社會生產領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產業結構關系的綜合狀況來決定的。

　　——自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一直都有人強調要借鑒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來發展中國的“現代市場經濟”，而根本撇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規定性。時下有一種頗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這是因為“市場化改革還不到位”。

　　——一些輿論媒體在論述我國政府及其職能時，往往只說政府的“公共職能”，不講人民政府的“人民”概念及其階級職能，這很難說不是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

　　——實事求是地說，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嚴重的結構性失衡，這與淡化、輕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和“計劃性”本質有很大關系。為此有必要重申，淡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性”，在宏觀經濟調控實踐中輕視“計劃調節”，這是違背黨中央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范疇的初衷的。

　　——宏觀經濟調控應當發揮好國有經濟主導力量的作用，前提是要堅決維護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

　　——應當把發展外貿和利用外資納入宏觀經濟計劃調節。否則，隨著國際經貿關系的不斷擴大，所遭受的損害也會越來越大。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毫不夸張地說，馬克思在人類經濟思想史上，首先創立了研究宏觀經濟運動一般的辯證方法和基本原理，是科學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

　　——政府有關部門在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過程中，應當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已有的內涵明確的科學范疇來促進思考。這樣才能防止黨的經濟理論出現漏洞，防止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防止在實際經濟工作中迷失方向。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提出“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要求“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2016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指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重大結構性失衡”。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一部分，進一步要求“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可見，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糾正重大結構性失衡，這是我們當下需要嚴肅對待的事關全局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此，我們很有必要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講話精神，認真執行黨中央關于劃清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界限的一貫要求，確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科學認識。唯有這樣，才能在工作實踐中真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標本兼治地解決好宏觀經濟嚴重結構性失衡的問題，促進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一、堅持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生產決定市場流通的基本原理

 

　　1.搞好宏觀經濟調控需要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

 

　　要堅持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辯證關系的原理，明確社會生產對市場流通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流通對社會生產起反作用。這里，社會生產指全社會的生產，市場流通指全社會“從交換總體上看的交換”。[1]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明確指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這些經濟環節是“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東西，這是不言而喻的”；“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可見，從宏觀經濟運行角度來看，是社會生產決定和支配市場流通，市場流通的反作用只有在特定方面或一定條件下，才有決定性意義。因此，不能顛倒社會生產和市場流通之間決定性作用和反作用的辯證關系，也不能一般地說，市場流通對整個宏觀經濟運行起決定性作用。

 

　　2.區分兩種辯證關系中的不同“決定性作用”

 

　　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辯證關系的原理，在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絕沒有過時。遵循這個基本原理，就要避免把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之間的辯證關系，混同于政府和市場之間的辯證關系。必須弄清：前一種關系發生在經濟領域中的生產與流通兩大環節之間，后一種關系則是發生在上層建筑的政府與經濟領域中的市場流通之間，前后兩種關系的含義是不同的。因此，不應當把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中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誤認為在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關系中，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近些年來，我們國家由于受到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影響，有一種輕視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理論傾向，往往不講社會生產（包括生產目的、所有制、分配關系和產業結構）對市場流通的決定性作用，而認為一切經濟活動都可以讓市場來決定。這就背離了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辯證關系的基本原理。實際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機制，不僅要講政府與市場關系中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要講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關系中的“社會生產起決定性作用”。而后一種作用才是更為基本、更關乎宏觀經濟運行全局的決定性作用。

 

　　3.正確理解政府與市場關系中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黨的十八大提出這種“決定性作用”，主要是為了深化改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使政府的管理職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為了防止政府在經濟管理中越俎代庖，取代市場對社會生產的反作用。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不懂得利用市場供求信息，來認識價值規律對社會生產要素分配的作用狀態，不善于利用市場供求關系對社會生產在反作用意義上的調節作用，就必然會使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帶上主觀性，就會弄巧成拙，背離客觀經濟規律，從而造成宏觀經濟運行失去平衡。因此，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必須堅持唯物辯證法，堅持主觀服從客觀，尊重市場供求信息對政府決策的決定作用，這就是政府與市場關系中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科學含義。弄清了這個道理，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中，就應當高度重視對各種市場的調查研究，并結合市場調節，努力做出遵循價值規律的宏觀計劃調控。

 

　　4.政府對兩種關系中的“決定性作用”都應當重視

 

　　重視政府與市場相互關系中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絕不意味著政府作為宏觀經濟調控主體，可以不再遵循社會生產與市場流通關系中的“社會生產起決定性作用”規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市場供求關系時指出，“供求關系還以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的存在為前提”，“為了理解那種由生產者自身互相造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全貌”。《資本論》深刻揭示出，市場供求關系是由一定歷史條件下社會生產領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和產業結構關系的綜合狀況來決定的。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要促進市場供求在價值規律基礎上實現平衡，政府就必須始終自覺堅持社會生產決定市場流通的基本原理。

 

　　這就要求政府必須高度重視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始發性、起決定性作用的環節即社會生產環節，重視抓好這個環節中的兩方面重要工作：一是要重視堅定不移地維護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工農聯盟，以按勞分配為主，促進社會收入公平，消除兩極分化，促進市場需求適應市場供給，朝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二是要以實現人民利益為中心，加快調整產業結構。這樣才能“統籌兼顧、全面安排”，引導全社會生產者遵循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提高經濟效益；才能促進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從根本上保證全社會市場供求關系的基本平衡，促進宏觀經濟多快好省地穩定運行。政府尤其要高度重視在社會生產領域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牢牢掌握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健康運行的主導作用。如果放任私有制經濟和外資經濟盲目增長，輕視國有經濟這支主導力量，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底線”就難免會被突破，社會收入勢必兩極分化，社會生產勢必一盤散沙，宏觀經濟結構失衡勢必愈加嚴重，乃至最終發生經濟危機。

 

　　5.弄清市場作用的科學含義

 

　　人們要真正弄清政府與市場關系中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不能無視社會生產決定市場流通這個重要原理。馬克思科學地揭示出，“市場是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2]要弄清這種總表現及其作用，就應當堅持唯物史觀科學指導，摒棄拜物教觀念，充分認清市場中物與物的關系背后實質是人與人的生產關系，以及現實的市場總是體現一定生產關系的性質。

 

　　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市場流通環節，是一般商品流通（W—G—W,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等價交換的總體）和無數私人資本流通環節（P…W—G—W…P,剩余價值在流通領域的實現環節）二者的結合；而資本的流通環節與資本主義生產環節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它是私人資本剝削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以私人資本供給商品為主的市場，市場供求的主體主要是資本家階級，推動市場流通運動的主動輪是資本家階級，這種市場起著為私人資本服務的主要作用。因此，這種市場對社會生產要素的調節分配，就必然具有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發性，“偶然性和任意性發揮著自己的雜亂無章的作用”。[3]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則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上，是一般商品流通與占主體地位的公有資本（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流通環節的結合，它主要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它以社會主義公有資本供給商品為主，市場供求的主體和推動市場運動的主動輪主要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這種市場起著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作用。而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能夠制約市場流通一般的自發性，這就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具有避免供求失衡的基本條件。因此，不宜只從商品流通一般的等價交換關系角度理解現實的市場，現實的市場是有生產關系屬性的，是有資本主義市場和社會主義市場之分的。[4]

          

　　科學認識市場作用，還應當認真領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5]事實上，市場供求關系對社會生產起反作用的“市場調節”作用，往往并不是萬能的。要想實現“全國一盤棋”的社會生產力合理布局和總量平衡；防止競爭產生壟斷；保護生態環境；促進收入公平；面向國際市場競爭，組織民族經濟內部的大協作，提高民族經濟國際競爭力等目標，這些都不能單純指望市場的作用就能達到。[6]這些都必須要以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發揮國家政府的計劃調節作用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才有可能實現。

 

 

　　二、認清現代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反社會主義實質

 

　　1.搞好宏觀經濟調控必須糾正照搬現代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錯誤傾向

 

　　自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一直都有人強調要借鑒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來發展中國的“現代市場經濟”，而根本撇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規定性。面對當前宏觀經濟出現“重大結構性失衡”的問題，時下有一種頗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這是因為“市場化改革還不到位”，沒有解決好計劃經濟遇到的“兩大突出問題，一是資源配置問題，二是激勵問題。前者問題是因為計劃經濟中的價格不是由市場供求決定，而是由計劃者決定，由此造成巨大的資源配置扭曲。后者問題是由于在公有制和政府主導經濟下的‘大鍋飯’和‘軟預算約束’等原因造成的激勵扭曲，表現在個人、企業、政府沒有增加效率的積極性”。[7]不難看出，上述引文中提出的“資源配置”和“激勵”這兩個問題，都是針對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經濟的。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只有私有化的市場經濟機制，才能解決宏觀經濟結構的失衡問題；他們并不諱言，其理論依據是來自米塞斯、哈耶克、科斯、德姆塞茨等人的經濟論著。而這些人都是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都明顯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敵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哈耶克甚至把社會主義制度與法西斯專制制度相提并論，并把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稱之為“通往奴役之路”。[8]顯然，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搞好宏觀經濟調控，是絕不應當照搬他們的“市場經濟理論”的。

 

　　2.西方經濟學“資源配置理論”的反科學、反社會主義實質

 

　　源自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資源配置理論”強調，只有私有制的市場定價方式或私有制市場機制，才是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9]這種“理論”缺乏勞動二重性的科學觀點，不懂得社會總產品各組成部分的價值補償和實物補償，不懂得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各產業部門生產要素之間必須形成一定的比例關系；不能區分一般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不能區分商品和商品資本，不能區分貨幣和貨幣資本；不明白決定流通領域市場供求關系狀態的是生產領域的所有制關系和產業結構關系，不明白市場競爭顯示出的生產和消費的生產關系歷史性質，因而他們的理論是片面的、是不科學的。更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理論”是只承認私有制市場機制、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歷史必然性，滲透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性質。顯然，要想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經濟調控，在理論指導上，就不應當盲目搬用這種膚淺的“資源配置理論”。                                 

 

　　實際上，科學的宏觀經濟理論明確體現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我們應當下功夫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實踐，深入理解和應用。認識經濟資源，應當區分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應當結合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來認識兩類資源的分配和利用，弄清公有制經濟中的各級經濟管理人員和勞動者都是一定公有制生產關系的人格化，都處在社會主義自主聯合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而不是什么專門利己的“理性經濟人”，也不是什么“人力資本”。認識生產要素在全社會的分配或“配置”，要努力弄清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這兩大部類的產品價值構成在使用價值和價值兩方面相互依賴的比例關系。認識市場作用，既應當看到市場一般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自發競爭作用，也應當探索社會主義固有的社會分工大協作在市場一般關系中的表現形式。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供求機制，應全面、深入地理解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作用的基礎，從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階級和階層關系，以及相應的社會收入分配關系，促進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同時，通過從價值規律和生產價格規律決定的社會再生產各部門生產要素的分配，來促進社會分工關系或產業結構關系的進一步完善。

 

　　3.西方經濟學“激勵機制理論”的反科學、反社會主義實質

 

　　源自哈耶克、德姆塞茨等人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激勵機制理論”，把滿足人的“利己心”和管理者擁有“私人財產權”，作為形成有效激勵機制和承擔經濟責任的依據。哈耶克鼓吹，“激勵制度”應當建立在所謂“真個人主義秩序”上，“私有財產制度在這方面確實為人們提供了這樣一種激勵”。[10]他的這種激勵個人的經濟“秩序”，不過是沿襲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關于人人有“利己心”的市場秩序，即認為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分工中，每個人“只盤算自己的利益”，卻“使他能比在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11]如果說，亞當·斯密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提出的市場秩序對反封建主義制度還有一定進步作用的話，那么，哈耶克在人類社會已經誕生蘇聯現實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的“真個人主義秩序”，則只能起到維護衰退的資本主義制度、反對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開歷史倒車的反動作用。德姆塞茨則研究了在所有權有一組權利，實行控制權和管理權分權的條件下，對管理者的激勵。他提出必須給國有經濟中的管理者私人財產所有權即國有資產私有化，才能激勵管理者。認為“私有化就意味著，資源的控制者（‘所有者’）要比‘國家’所有制下的控制者（官僚）更能對自己的行為后果負責。因此，如果不實實在在地建立私人所有權，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分權體制”；只有“依賴私人所有權”，“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制”。[12]上面的引證清楚地說明，這種理論滲透著資產階級唯心史觀，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有著極大的破壞性。

 

　　照搬西方經濟學“激勵機制理論”，就必然會迎合私有制觀念，推行按股份分配或按要素分配這種“激勵”，從而淡化按勞分配；必然會對公有制企業管理者大搞“股權激勵”，把管理者取得私人產權的“剩余索取權”作為公有制體制改革的著力點，在改革中推行“經理層購買”從而化國有、集體資產為管理者私人股權，即推行私有化的“改制”。

       

　　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人的物質利益的“激勵”，屬于一定歷史條件下生產關系決定的分配方式范疇。為此，應當把現階段雖不成熟、但是正在成長著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所決定的分配方式，即與商品貨幣關系相結合的按勞分配原則，作為對廣大勞動人民實行個人激勵的主要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人的激勵，首先是對占人口大多數的廣大勞動人民的激勵。因此，必須要遵照我國憲法規定，“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公有制企業內，不宜普遍推行對管理者的“股權”激勵和對職工的“持股”激勵，而應當積極探索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多種形式的按勞分配方式。對現階段的私有制經濟，應當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原則，以稅收、金融、市場監管等手段，限制私人資本過度發展和私人企業主收入過高、增長過快，防止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化。這樣才能有助于我們調整宏觀經濟結構，促進市場供求關系的基本平衡，充分發揮國家在經濟發展規劃中的戰略導向作用。

 

 

　　三、科學認識政府職能的階級性并堅持宏觀經濟計劃調節

 

　　1.必須用唯物史觀認識政府職能的階級性

 

　　宏觀經濟調控的主體只能是國家，而中央政府則代表國家承擔宏觀經濟調控的職能。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國家是具有階級性的，因而中央政府是代表一定社會制度中的統治階級來行使宏觀調控經濟職能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有階級性。雖然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也產生了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但是這種調控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調控卻有本質區別。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1]，所以其宏觀經濟調控實質上是資產階級政府代表“總資本家”在行使經濟職能，它是為了維護資本家階級的整體經濟利益，是為了資本家階級能有一個穩定的、持久地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經濟社會環境。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調控，則是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在行使一定的經濟管理職能，宗旨是為人民服務，通過維護公有制經濟基礎，運用計劃調節和利用市場調節等手段，合理組織社會分工，完善產業結構，多快好省地科學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2.政府職能是階級職能和公共職能的統一

 

　　我國人民政府的“人民”兩字鮮明地表達了自己代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階級性質，它決定了我國人民政府行使宏觀調控職能必然要體現出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特征。這種階級性質和制度特征是絕不應當忽視的。黨和政府各級領導干部應當是這種階級性質和制度特征的人格化。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要求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干部“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這“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輿論媒體在論述我國政府及其職能時，往往只說政府的“公共職能”，不講人民政府的“人民”概念及其階級職能，這很難說不是受到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應當深刻認識到，西方資產階級人文社會學科在談到現代國家的政府職能時，通常使用政府“公共職能”的話語，其實這是為了欺騙大眾，宣揚國家政府凌駕于所有階級之上，掩蓋其作為資產階級壓迫廣大人民群眾的階級工具這一階級性質。雖然不同歷史條件和社會制度下的國家都不能不承擔維護全社會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職能，但是這種職能并不能替代國家的階級職能，而且國家一般的公共職能是服從國家的階級職能的。就我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職能來說，它應是階級職能和公共職能的統一。

 

　　中央人民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階級職能主要表現在：在現階段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的歷史條件下，必須同各級人民政府一起，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重視鞏固和發展城鄉公有制經濟，共同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毫不動搖地維護廣大勞動人民在社會生產關系中的主人翁地位和經濟利益。中央人民政府應當貫徹依法治國、依法執政的原則，定期公布全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統計數據，以便讓全國人民都來關心和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各級政府都有責任規范市場管理制度，加強市場的法治建設，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的經濟。

 

　　為了更好地使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階級職能落到實處，必須加強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實踐工作的領導。共產黨領導的本質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工人階級的領導。只有加強黨的領導，才能保證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到宏觀經濟調控實際工作之中。黨的十九大政治報告強調，“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毫無疑問，這包含黨對創新和完善宏觀經濟調控的領導。這就意味著，決不能讓以維護私有制為前提的、理論邏輯也不科學的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宏觀經濟學來干擾甚至左右我們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職能。

 

　　3.人民政府應當重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性    

 

　　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宏觀經濟調控職能，十分重要的內容就是在利用市場調節作用的同時，對國民經濟整體實施計劃調節，促進社會再生產以人民為中心，遵循價值規律和按比例發展規律健康發展。然而一段時間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輿論界似乎很少提“計劃調節”，政府有關部門的管理實踐也出現淡化“計劃調節”的傾向。實事求是地說，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嚴重的結構性失衡，這與淡化、輕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和“計劃性”本質有很大關系。為此，有必要重申，淡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計劃性”，在宏觀經濟調控實踐中輕視“計劃調節”，這是違背黨中央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范疇的初衷的。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在闡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時曾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2]這說明，黨中央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范疇，是內在地包括“有計劃”、“計劃性”和“計劃調節”的。[3]

 

　　眾所周知，馬克思揭示的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是以社會化大生產為物質基礎的發達商品生產社會即市場經濟一般社會的客觀經濟規律。我們通過改革揚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為了從發達商品生產社會的實際出發，糾正具體計劃制度的某些弊端，而不是要否定自覺遵循這個客觀經濟規律的宏觀經濟管理實踐中的計劃性。要充分認識，宏觀經濟管理的計劃性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的。黨的十九大強調，“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這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必須要認真貫徹落實。

 

　　為此，中央人民政府有責任以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為指導，制定和運用好國家經濟計劃，各級地方經濟應服從中央宏觀經濟計劃，加強地方經濟工作的計劃性；中央的宏觀經濟調控有必要對各級政府提出具有約束性、問責性的計劃調節指標任務。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節，既要尊重市場調節，又要高度重視國家計劃調節，絕不能把計劃調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立起來。

 

　　4.宏觀經濟調控應當發揮好國有經濟主導力量的作用

 

　　國有經濟是中央人民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計劃調節的重要抓手。憲法第七條莊嚴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4]可見，宏觀經濟調控必須依法進行，首先是依憲法的規定執行，高度重視“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自覺發揮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運行的主導作用。這就要求保證國有產業資本的總量達到它能夠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力量的應用比重；通過計劃調節，促使國有企業在社會各產業中和全國地域中有合理地分布，在落實國家產業政策和發展計劃方面起引領作用，并具有控制中外私人資本的市場競爭力；除此之外，還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央權威的國有資本的統一管理機制，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群眾監督，從總體上促進國有資本的有效運營，不斷發展。

 

　　然而，一段時間以來，國有經濟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中的比重卻呈下降態勢，有些黨政干部和國企經理層對搞好國有經濟信心不足。應當說，這都是背離了憲法要求的。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指出：“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近年來他又不斷強調，要“壯大國有經濟”，“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這是很有針對性的。各級領導應當認真貫徹這些重要講話精神。

 

　　發揮好國有經濟主導力量的作用，前提是要堅決維護國有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

 

　　國有企業的公司制改革應當是在全民所有制性質（內容）不變前提下的企業管理制度（形式）的改進和完善。須知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現階段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與未來共產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經濟相銜接的經濟成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促進現階段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逐步成長壯大，實質上是促進共產主義經濟因素的逐步成長壯大。把全民所有制經濟改掉，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為此，國有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必須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有關重要講話的精神，既要在宏觀上確立“壯大國有經濟”的理念，完善國有資本管理的中央機構，加強對發展國有經濟的整體組織領導；又要在微觀上確立“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理念，理直氣壯地大力支持國有獨資企業的發展，積極在市場競爭性領域發展國有經濟。一定要堅決批判新自由主義所謂“私有制最有效率”的謬論，糾正似乎只有私人資本融入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才能實現國有企業“政企分開”的認識誤區，沖破這些錯誤思想的束縛，才能真正開創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新局面。

 

 

　　四、應當把發展外貿和利用外資納入宏觀經濟計劃調節

 

　　1.必須把發展外貿和利用外資納入宏觀計劃調節的范圍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和發展外貿，主動學習外國的先進科技、管理經驗和利用國外經濟資源，這是實現跨越“卡夫丁峽谷”、趕超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戰略性措施。但是，必須要把它們納入宏觀計劃調節的范圍。這是因為，在目前和今后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資本主義經濟仍會在世界經濟中占有主導地位，世界市場的商品供求關系和國際資本的流動，都具有偶然性、任意性和無序性；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必然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必不可免地會擴展為世界性經濟危機；而且依然存在的帝國主義國家從未停止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霸權主義，這些都必定會使我國的國際經貿關系遭受負面沖擊。如果我國缺少對利用外資和發展外貿的宏觀計劃調節，國民經濟勢必會因這些因素而遭受損害；隨著國際經貿關系的不斷擴大，所遭受的損害也會越來越大。這絕不是危言聳聽。當然，國際上存在這些不利因素，并不意味著我國不應當擴大對外經濟開放，而是說，經濟對外開放越是擴大，國家政府就越應當防患于未然，越應當加強對國際經貿關系的計劃調節。

 

　　2.重視對外貿的宏觀計劃調節

   

　　對外貿易最基本的就是出口本國商品和進口外國商品。然而資本主義經濟主導的世界市場，既不能保證對本國出口商品的穩定需求，也不能保證對本國進口商品的穩定供給。同時，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競爭中，總體上處于劣勢地位；如果照搬新自由主義國際貿易自由化的主張，放任民族企業各自分散地進入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那么，絕大多數企業勢必淪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和壟斷企業弱肉強食的對象，那就難以通過對外貿易增進本國民族經濟的整體利益。而要趨利避害，國家政府就有必要對外貿從質上和量上進行宏觀計劃調節，科學運籌，揚長避短，作為全國對外貿易的總指揮，努力學習和運用毛澤東的軍事辯證法，[5]率領民族企業投入國際市場競爭，從總體劣勢中爭取局部的絕對優勢，不斷增進本國的民族經濟利益，最終在總體上轉化為競爭優勢。

 

　　在出口方面，國際貿易是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競爭，本國民族經濟要獲得較多利益，就需要國家政府出面組織生產、銷售出口商品的企業加強聯合，一致對外，增強集體國際競爭力。政府職能部門應當加強對世界市場的調查研究，有目的地引導民族企業發展“人無我有”、“人有我優”的商品；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在制造業領域組織民族企業協作分工，依靠科技自主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改善產品質量，創造出能對原材料進行深加工，包含較多“附加值”（新創造的國際價值v＋m）[6]、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高端商品；并形成統一的對外銷售價格，提高國際貿易的利潤率。為了維護民族經濟整體利益，國家應嚴格控制原材料尤其是重要戰略性資源直接出口，嚴格控制直至禁止不可再生資源的出口。有些稀缺性資源，即使目前國內難以利用，也不應當出口，因為當科技發展到一定程度，顯示出它們的使用價值時，就會成為寶貝，如果輕易出售給外國，那就會遭受重大損失。

 

　　在進口方面，必須明確，進口商品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本國民族經濟獨立自主地向現代化發展，而不是相反。為此，應當加強國家對進口的監督管理，對有損中國民族經濟利益的外來商品，應敢于構筑“貿易壁壘”。原則上應控制進口外國深加工商品，力求減少和避免購買國外高端產品帶來的利益損失。應當理直氣壯地制定對本國民族經濟的保護政策，嚴格控制農產品進口，保護我國生態農業的發展。

 

　　總之，對進出口商品都應有宏觀計劃調節。不能認為，進出口商品越多越好，“對外貿易依存度”越高越好；而應當把進出口的商品納入社會總產品的產品價值結構，從而保證宏觀經濟運行遵循馬克思揭示的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客觀規律。

 

　　3.重視對利用外資的宏觀計劃調節

 

　　值得重視的是對直接利用外資的宏觀計劃調節。這是因為，其一，直接利用外資，引進的主要是外國產業資本，它們一旦在本國落地，就會在原材料購買、勞動力使用、產品銷售等環節，進入本國民族總資本的循環運動，成為本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構成部分。如果不把引進外資納入宏觀計劃調節，不能合理控制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和分布，甚至讓它們進出自由，那么勢必就會導致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缺乏穩定的比例關系，進而削弱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使引進外資成為必然削弱民族經濟的重大因素。其二，外資與中國民族資本雖有合作的一面，但更有對立的一面。不應當忘記老一輩國家領導人陳云的重要提醒，“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他們做買賣所得的利潤，絕對不會低于國際市場的平均利潤率”。[7]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潤，實力雄厚、占有科技優勢的外資為了擴大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勢必要擠壓中國民族資本。其三，外資并不是像有的輿論所說，它們雖然從中國取走了利潤，卻把資本留給了中國。馬克思的《資本論》揭示的資本積累原理（剩余價值資本化）揭示出，如果只看一次生產過程，資本家的投資似乎是他的私人基金或所謂“原始積累”，但是，如果分析連續進行的資本再生產過程或資本積累過程，就可以透過這種假象認清真相：資本的簡單再生產過程顯示出，資本家的全部原始投資都是工人創造的資本化的剩余價值；而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則顯示出，資本家總是憑借對雇傭工人過去的無酬勞動的所有權，不斷地占有雇傭工人創造的新的無酬勞動。[8]在這個意義上，進入中國的外資越多，中國工人階級無償為外商提供的剩余價值就越多。

 

　　可見，直接利用外資必須要在合理調控上下功夫，引進外資必須要為我所利用，質上要選擇，量上應有度。引進外資超過了一定限度，就會影響民族經濟獨立自主地穩定運行。認為外商來華直接投資越多越好的觀念，實質是想依賴外資搞中國經濟建設，這是幼稚的，也是錯誤的。尤其要看到，在公有制主體地位削弱的經濟條件下，一旦宏觀經濟出現某種困難跡象，中國私營經濟中的某些人難免會找實力強的外資做靠山，從這個意義上看，過量引進外資也是不利于國家經濟安全、不利于維護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

 

 

　　五、應當認清西方宏觀經濟調控理論的弊病

 

　　當前，我國經濟學界乃至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存在一種輕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甚至照搬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傾向。這乃是宏觀經濟出現結構性失衡問題久拖不決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在理論和實踐中不同程度地搬用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關于宏觀經濟調控的ⅡB模式，搬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搬用西方供給學派的主張，這是必須要予以糾正的。

 

　　1.科爾納關于宏觀經濟調控ⅡB模式的嚴重弊病

   

　　亞諾什·科爾內是匈牙利經濟學家，1985年秋天來到中國，闡述了他的ⅡB模式。這種模式可以簡單地表達為“有宏觀調控的市場調節機制”，主張國家主要運用綜合性的經濟杠桿如貨幣供應總額、銀行信貸總額、外匯匯率、存貸款利率等來調節市場，從而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節。[9]這種模式從國家政府與企業的關系角度來研究宏觀經濟調控，主張在國家和企業之間增加市場調節這個層面，重視市場流通的作用，這相對于當時認識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弊病有著某種積極意義，因而引起我國理論界和經濟管理界的關注。但是，如果我們運用《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來分析，就會發現，ⅡB模式存在輕視、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嚴重弊病。科爾內ⅡB模式所講的市場，只是指商品流通一般關系，但卻完全忽略了一定歷史條件的生產環節所具有的生產關系性質賦予市場流通的社會規定性；ⅡB模式完全撇開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包括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經濟基礎）對于宏觀經濟運動的決定性作用；ⅡB模式還絕對否定從實物形態角度調節社會再生產各部門比例關系的必要性。很顯然，ⅡB模式存在著很大的片面性和不科學性。

 

　　其實，科爾內ⅡB目標模式滲透著新自由主義的“資源配置理論”。搬用這一模式，就會把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放到宏觀經濟調控視野之外。例如，有人論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質的規定性”，把它解釋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這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構成的體制。這就完全撇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質的規定性，并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觀建設目標，即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與發達國家的“有宏觀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混同起來。這很難說不是受了科爾內ⅡB模式的影響。然而該模式的弊病和理論上的危害性，至今尚未受到應有的關注。因此，很有必要予以重新審視。

 

　　2.凱恩斯主義的嚴重弊病

 

　　西方資產階級宏觀經濟學以凱恩斯主義為理論基礎。一段時間以來，為了解決我國宏觀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不少人搬用凱恩斯主義，提出控制投資、消費、外貿所謂“三駕馬車”的宏觀經濟政策主張。有人認為，凱恩斯主義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有指導意義。其實，以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前提的凱恩斯主義，是有著嚴重弊病的。

 

　　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方法主要著眼于市場簡單流通層面，強調市場總供求和總需求的平衡；主要圍繞“投資等于儲蓄”這個恒等式，對宏觀經濟進行數量分析；把投資、消費和外貿比喻為可駕馭的“三駕馬車”，認為采取松緊搭配的財政、貨幣政策的方法，就可以實現宏觀經濟的市場供求平衡。與《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相比較，凱恩斯主義在宏觀經濟分析中，不講貨幣與貨幣資本的共性與區別、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共性與區別，不講社會再生產各部門生產要素相互之間在使用價值和價值兩方面的比例關系，不講貨幣信貸與貨幣資本信貸的區別，不講固定資本折舊的儲蓄、個人收入的儲蓄和資本積累的儲蓄的區別；尤其是沿襲資產階級經濟學長期以來的“斯密教條”，只講工資、利潤和地租三種收入即GDP的消費和補償，而忽視了在宏觀經濟運動中不變資本（即Ⅰc＋Ⅱc）如何補償這個“最重要的問題”[10]，因而不可能科學闡釋宏觀經濟的內部聯系和客觀規律，這就決定了用凱恩斯主義指導實踐，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只能掩蓋矛盾，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事實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實踐證明，運用凱恩斯主義指導宏觀經濟調控，必然會導致國民經濟發生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并存的“滯脹”嚴重后果。

 

　　因此，照搬凱恩斯主義根本不可能解決現實宏觀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只會帶來雪上加霜的嚴重后果。只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實踐中確立《資本論》宏觀經濟理論的理論自信，才是破解我國宏觀經濟失衡難題的正道。

 

　　3.西方供給學派及其政策主張的弊病

       

　　當前，我國正在深入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針對宏觀經濟出現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問題而提出來的。但是，毋庸諱言，“供給側”這個概念是來自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供給學派。這個學派對凱恩斯主義側重需求分析采取了否定的態度，它側重于供給分析，但是它同樣也具有很大弊病。供給學派在理論上沿襲了《資本論》深刻批判過的“薩伊教條”（“賣者會把自己的買者帶到市場上來”[11]），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身的需求；主張政府減少對經濟活動的管制，并放慢政府開支，讓自由市場制度增加勞動者就業、刺激私人投資，其主要政策主張就是通過減稅刺激供給。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曾在美國里根時期受到過政府青睞，但是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不久便被棄用。[12]

 

　　供給學派用降稅來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主張是膚淺且有很大片面性的。在產業結構已經失衡的態勢下，降稅只能起到減輕企業成本負擔的作用，有利于維護私營企業主的利益。然而，由于降稅同時涉及所有的企業，這就并不能調整由企業構成的各產業之間的結構失衡關系，更不涉及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關系；同時，降低企業稅收，勢必會降低國家的財政收入，而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節是不能沒有財政支出的，尤其在國家財政負擔較重，甚至仍有赤字的情況下普遍地降稅，反而會降低國家實施財政政策調整產業結構的能力。可見，這種主張并不能對調整經濟結構起到積極作用。

 

　　其實，運用《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分析，就能發現，使用“需求側”或“供給側”這種概念來分析宏觀經濟運動，并不能指明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著力對象。使用“供給側”這個概念，還給某些人照搬西方供給學派的經濟主張提供了借口。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這很有針對性。因此，必須要劃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界限。

 

 

　　六、應當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指導宏觀經濟調控

 

　　1.要堅持運用《資本論》的原理和方法指導宏觀經濟調控

 

 　　如果說照搬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運行有害，那么搬用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來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問題，也是無益的。要標本兼治地解決多年來積累的宏觀經濟嚴重結構性失衡問題，唯有應用馬克思《資本論》的科學宏觀經濟理論來指導。

 

　　“宏觀經濟”這個概念來自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13]這種經濟學貫徹唯心史觀，是不科學的；不過“宏觀經濟”這個概念的形式是可以借鑒的，用它來概括國民經濟的總體運動具有簡略性。《資本論》沒有使用過“宏觀經濟”這個概念，但是科學地闡釋了“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流通過程”、“全年社會總產品的流通”、“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復雜具體的形式”。[14]這些都是國民經濟的整體運動。使用宏觀經濟概念來概括這些豐富內容，應當毫不夸張地說，馬克思在人類經濟思想史上，首先創立了研究宏觀經濟運動一般的辯證方法和基本原理，是科學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我們理應以《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理論為指導，認識和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運動，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宏觀經濟學。

 

　　2.堅決維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權

 

　　要認清西方宏觀經濟調控理論的弊病，就要深入研究和自覺應用《資本論》原著，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中，自覺維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話語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國，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哲學社會科學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最終也不能發揮應有作用。”

 

　　要深刻認識到，《資本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不但沒有過時，而且是指導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運動的不可替代的科學理論指導。只有結合實踐認真研究《資本論》原著，才能從現象到本質，由表及里地全面認識宏觀經濟結構的內在聯系，才能精準把握宏觀經濟調控的有效著力方向和對象。《資本論》遵循唯物史觀，它深刻揭示出發達商品生產社會宏觀經濟形態一般的里層是生產領域的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表層是流通領域的供給和需求結構。

 

　　因此，解決宏觀經濟嚴重失衡，必須由表及里，堅決貫徹黨中央在經濟體制改革一開始就明確提出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正確方針，堅決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調整好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壯大國有經濟主導力量；必須遵循價值規律和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從長遠與當前的結合上調整好產業結構；必須堅持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的有機結合，從使用價值和價值兩方面，抓好包括農業、工業（重工業、輕工業）、服務業之間以及消費與積累之間、加工工業與基礎工業之間的總量結構調整；必須堅持物資、財政、信貸和國際收支的綜合平衡；必須遵循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循環規律，處理好人口、資源與環境的辯證關系，促進消費、生產與生態之間的平衡。

 

　　馬克思主義不但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靈魂，也是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靈魂。政府有關部門在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過程中，應當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已有的內涵明確的科學范疇來促進思考。如果有必要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某個術語，則一定要對其進行“術語的革命”[15]，賦予其新的科學含義之后再使用。這樣才能防止黨的經濟理論出現漏洞，防止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防止在實際經濟工作中迷失方向。只有自覺運用《資本論》的原理和方法指導宏觀經濟調控，堅決維護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權，才能標本兼治地解決好我國宏觀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問題，才能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3頁。

　[2]《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頁。

　[3]劉國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頁。

　[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全國常委會辦公廳，2004年版，第81頁。

　[5]毛澤東同志總結的中國革命戰爭克敵制勝的“十大軍事原則”，充滿唯物辯證法。他說，“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這就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63頁。

　[6]“高附加值”這個概念來自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這種表述沒有揭示新創造的國際價值的本質，“附加”兩字撇開了勞動價值論，是不科學的。

　[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頁。

　[8]《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658、671~673頁。

　[9]吳敬璉：《經濟體制改革問題探索》，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372頁；吳易風等著：《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547頁。

　[10]《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頁。

　[11]《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頁。

　[12]高鴻業、劉鳳良主編：《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135~139頁。

　[13]我國有學者指出，“宏觀經濟學這個術語是挪威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弗里希（RFrisch）于1933年提出的”（參見張培剛、厲以寧著：《微觀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頁）。另有美國學者奧利弗·布蘭查德認為，“宏觀經濟”一詞直到1941年才在經濟學文獻中出現；而“宏觀經濟學”一詞出現在1946年。參見〔英〕布萊恩·斯諾登、霍華德·R文著，佘江濤、魏威、張風雷譯：《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展和現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4頁。

　[14]《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455、512頁。

　[15]《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加快構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2016MZD010）階段性成果，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1期；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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