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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在駐蘇使館辦公（資料照片）。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作者｜徐則浩（安徽）

王稼祥在1945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員選舉中落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由此也引起了一些人對毛澤東和王稼祥之間關系的猜疑。實際上，毛澤東在七大上做的《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講話中，對這個問題有過解釋。只要對這段講話略作解讀，就不難找出其中原因。

王稼祥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在具有歷史意義的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取得了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王稼祥對此做出了歷史性貢獻。遵義會議后，他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晉升為正式委員，并被確定為由毛澤東、周恩來和他組成的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這個三人小組負責指揮紅軍進行長征，被認為是當時全黨全軍最重要的領導機構。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對維護和鞏固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在延安，中央軍委主席是毛澤東，副主席是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周恩來常駐重慶南方局，朱德經常來往于八路軍前方指揮作戰和延安軍委總部，王稼祥常駐延安，協助毛澤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同時又擔任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

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在七大前不改變中央書記處的組織，但為增強中央工作效能起見，除每周一次政治局會議外，以住在楊家嶺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張聞天、陳紹禹、陳云、何凱豐7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暫定每周開會兩次。”

一年半后，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這樣，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也就不存在了。不過，王稼祥仍然擔負了重要職位。根據這次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作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王稼祥任副書記；王稼祥同時還是由劉少奇任書記的組織委員會成員。實際上，這時王稼祥傷病復發，已到了不能再“帶病工作”的地步了，根據中央決定因病休息3個月。

在1968年寫的《我的履歷》中說：“從1938年我回延安擔任軍委和總政工作，一直到1943年因病脫離工作這一段時間，是我一生中犯錯誤比較少的一段時間。”事實上，正是在這段時間，王稼祥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對黨的事業、對中國革命事業、對全黨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做出了諸多重要貢獻，他本人也鍛煉成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

王稼祥落選七大中央委員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抱病寫成《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二周年與抗戰六周年》，同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報》頭版發表。這是一篇已被歷史公認為全黨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文獻。

王稼祥的住處也由楊家嶺遷到棗園，又由棗園遷到王家坪。有時在中央醫院、和平醫院檢查治療，有時在住處療養。1944年5月21日，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始舉行。會議的任務有兩項，即準備七大和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次全會持續時間很長，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結束。王稼祥因病未能參加這次全會。

在六屆七中全會的最后階段，1945年3月29日，毛澤東批示李富春（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說：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修改本，給參加七中全會的每人一本，叫他們收到即看，還要寫出意見；并給王稼祥也發了一本。關于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經毛澤東多次親筆修改或主持修改，為了提交4月20日七中全會最后一次擴大的全體會議討論，在4月15日又改出了新的修改稿，即草案第三次稿，這個稿本也發給王稼祥一本，征求意見。

病中的王稼祥，深知這是黨的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極為認真負責地進行審閱并提出意見，表明自己的態度。他除了對七大政治報告修改本寫了意見給毛澤東，又于1945年4月17日和4月22日，兩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對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第三稿的意見。這兩封信，已編入《王稼祥選集》，篇名為《給毛澤東的兩封信》。

王稼祥在信中說：“七大政治報告是救國建國的綱領，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的大綱。這兩個文件，我都完全同意的。”信中說：一切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應當以嚴肅的態度對待自己的錯誤與黨的批評，并著重談了檢討自己錯誤的一點經驗。“嚴肅的態度就是先拋開一切榮譽、責任與輿論，拋開自己的主觀，來看問題的本質，來看客觀。即：自己在一定時期一定地點所主張所實行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需要，是否有利于革命”。

他認為，對自己檢討之主觀與客觀的統一過程，是他在病中長期回憶的一點經驗，這對犯原則錯誤的同志去想問題，或者會有一點幫助。這對黨檢閱任何一個政策的過程，或者會有一點參考價值。在這兩封信中，他誠懇地申明：“我因連年犯病，不能參加過去與現在的討論，不能很好地檢討過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補償過去的錯誤，這對于我是一件遺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如將來身體能夠恢復康健時，再去補做這個工作吧。”“病中腦力不濟，思路前后不連貫，故寫得零亂。是否妥當，尚乞指示。”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舉行。毛澤東于1945年5月2日對王稼祥的這兩封信做了批示：“此兩件請富春同志印發到會代表。”

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共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無表決權）。王稼祥也是中共七大代表，編在晉冀魯豫代表團，但是他因病未能出席。關于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七大主席團在各代表團充分醞釀討論的基礎上，提出94人的預選名單，并決定中央委員會由中央委員45名和候補中央委員25名組成。毛澤東在關于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的報告中強調指出：遵義會議以后的這十年，我們的工作還算有進步，沒有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傾路線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沒有他們的贊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局面也不會有這樣大。毛澤東說得非常明確：有的人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但是他已經承認錯誤并且表示決心改正錯誤，我們還可以選他。鑒于歷史，為著將來，為著全黨，我們要采取這樣的方針——現實主義的方針。

王稼祥經七大主席團提名為中央委員候選人。但是，在6月9日大會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中，他只得了204票，不足半數，落選了。

王稼祥為什么會落選？我在研究王稼祥的過程中，曾作為一個問題，注意從訪問當年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和查找相關資料中努力尋求答案。

七大代表、當年擔任軍委政治部組織部長的胡耀邦（編在中直、軍直代表團）說：“1943年秋，稼祥同志患了嚴重的胃腸病，因而沒有能參加我們黨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由于當時相當多的代表對他缺乏了解，選舉中委時他落選了。”“相當多的代表對他缺乏了解”，這是最簡潔、概括和準確的說法。

七大代表，時任中央軍委編譯局局長的曾涌泉，編在華中代表團，和陳毅同在華中代表團的一個組（陳毅是組長）。他回憶說，在討論正式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時，“陳毅同志在談到遵義會議時，把稼祥同志比作楚漢之爭中的韓信，韓信歸漢則漢勝，歸楚則楚勝，是舉足輕重的人物。王稼祥同志在遵義會議上就是起了這樣的重要作用，他那‘一票’是舉足輕重的。以后在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毛主席對那些犯過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錯誤的同志，都是要團結的，還是要把他們選為中央委員，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第一次選舉正式中央委員時，王稼祥同志仍然落選了。當時大家對他在遵義會議上起的重要作用，都是知道的。但也有些同志對他并不怎么了解，據說是因稼祥同志對下級態度生硬，民主作風差，而沒有選他。”華中代表團這個組的討論情況，有一定代表性。

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七大代表，編在晉冀魯豫代表團。1997年7月16日，筆者在訪問楊尚昆時，關于王稼祥七大中央委員落選一事，他說：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這個人性格比較孤僻，不大接近群眾，人家認為他架子很大，實際上他是個書生氣派濃的干部。在中央蘇區，他和下面干部缺少交流，人家也很尊重他，因為他有這個職務，是毛主席相信的。我認為，這是他最大的一個缺點。”“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線。按照情況來講，他應該是王明路線里的一個重要人物。”王稼祥作為一個留蘇學生，回國后工作做得不多，但一下子就當了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很多干部，包括一些經過長征的老干部，還是認為他是王明路線里的人。這也不錯，開始他執行的是王明路線。但實際上，王稼祥進中央蘇區后就逐漸了解了毛澤東，特別是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所以，他在很多時候是站在毛澤東一邊，同時他又有病，這樣慢慢地他也不管什么事情了。“由于大家對王稼祥同志缺乏了解，很多人把他和王明擺在一起，沒有選上中央委員”。

王稼祥是一個學者型的領導干部。他平時同干部、群眾的接觸少，這同他的性格有關。大家都很尊重他，但缺乏交流。在延安時期，他身兼數要職，工作勞累，身體又有病，有時在主持會議或聽取前方各部隊、各根據地負責人匯報時，或者因為匯報人講得羅嗦，抓不住要領，或者因為會議時間已經開得很長，需要留出時間由他做結論，有時流露出不耐煩的樣子，打斷別人的匯報，往往由此引發一些同志對他有意見。有的代表看了他寫給毛主席的信，不滿意，認為寫得太簡單。這些都可能是影響他當選中央委員的原因。

王稼祥與毛澤東等在一起

毛澤東的重要講話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第20次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體代表做了《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

講話共三個部分：一、希望大家重視這個選舉。“不要以為選的是候補中央委員，就可以馬虎一些。這個選舉的意義也是很重大的，因為我們大會所要選出的候補中央委員名額不少，有34名；他們也參加中央的工作，參加中央委員會的會議，有發言權，可以提出意見；當正式中央委員出缺時，要由他們遞補。如果八大推遲不能如期召開的話，那么候補中央委員的作用會更大”。

二、對王稼祥中央委員落選，“關于這個問題，我要在這里說幾句話”。

三、關于東北問題，“我覺得這次要有東北地區的同志當選才好”。整個講話共4頁，第二部分講得最多，篇幅最長，占了2頁半，也最著力。毛澤東向全體代表對王稼祥做了評價，指出王稼祥過去是犯過錯誤的，但是他是有功勞的，還一件一件地列舉了王稼祥的功勞，特別講到了他在黨史上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即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他為中央起草或主持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并一篇一篇地列舉了這些文件的名稱。

毛澤東說：“上面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內部的事，我今天在這里必須講一講。”他在講話中，針對代表們提出的對王稼祥意見，有針對性地做了解釋。他說：“他現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傷而起的。他這次寫給我的信，已印發給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說寫得太簡單，但是他的確是考慮很久才下決心寫的。”“至于他有些缺點，如對干部關系，這是大家知道的。”毛澤東非常肯定而又懇切地說：“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后第三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昨天選舉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做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毛澤東的這篇講話，使代表們加深了對王稼祥的了解。大會進行了候補中央委員的投票。6月11日，七大公布候補中央委員選舉結果，選出候補中央委員33人，按得票多少先后為序，王稼祥以名列第二當選。楊尚昆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是“毛主席幫助稼祥同志‘競選’”。

由于中央委員落選，當然不能再進入政治局，這在王稼祥的革命生涯中是一個重大的轉折和考驗。這時他仍在王家坪住處病休。許多同志包括朱德、彭德懷、李富春、楊尚昆等，先后來看望他，一方面關切地詢問他的病情，同時也怕他難過而來安慰他。王稼祥笑著迎接大家，而不談及此番落選之事。楊尚昆回憶說：“‘七大’選舉中委，他落選的那天，我從楊家嶺跑到王家坪去看他，他笑了笑，對我說：沒有什么，我沒有選上還好一點，我的身體不好，選上做不了更多的工作就不好。”王稼祥對正式中央委員落選一事能處之泰然，彰顯出把全心全意為黨和人民的利益服務看得高于一切的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的本色。

七大后，王稼祥在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關懷下，前往蘇聯治病。初步康復后，擔任了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首任駐蘇聯大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首任部長、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

對他的后半生所做的貢獻應該如何評價，同王稼祥相知有愫的胡耀邦講了一段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話：“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真是二十年如一日。我不敢頌揚他干一行精一行，但應該說他干一行鉆一行；不能說他沒有失誤之處，但可以說，他的工作是深思熟慮和卓有成效的。他對我們黨的國際活動提出過不少獨到的意見，有些意見盡管當時沒有被接受，但是現在看來，無疑是正確的，是有客觀的遠大眼光的。”他說：“稼祥同志后半生的成就，并不比前半生遜色，并且為前半生增添了新的光彩。在我們黨建黨六十周年的紀念會上，中央決定列舉的我黨建黨以來三十八名卓越的領導人物，就有稼祥同志。他是當之無愧的。”

王稼祥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由候補中央委員遞補為正式中央委員的。回顧毛澤東在七大期間所做的關于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中要求大家重視候補中央委員選舉時講的那些話，真是富有預見性。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王稼祥出席了這次全會。3月5日下午3時，二中全會正式開會，首先由周恩來報告：共到中委53人，因4位中委出缺，依次補廖承志、王稼祥、陳伯達、黃克誠為正式。出缺的4位中央委員是：關向應、陳潭秋、王若飛、秦邦憲（關向應，1946年7月21日因病在延安逝世；陳潭秋，1942年9月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逮捕后，于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烏魯木齊）被秘密殺害，因消息隔絕，中共七大仍選舉他為中央委員；王若飛、秦邦憲，作為中共代表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1946年4月8日乘飛機由重慶返回延安途中，經山西興縣黑茶山時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

毛澤東在全會上做了報告。提出了促進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方針。全會討論和批準了這個報告。在3月10日的全體會議上，王稼祥做了發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報告。他說：當中國革命很快就要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主要原因應當歸功于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發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整風的自我檢查，第二部分是對由鄉村轉到城市的問題補充幾點意見。據《楊尚昆日記》（上）記載：“3月10日會議發言者為（王）稼祥、（聶）榮臻、（習）仲勛、云澤（烏蘭夫）。”“稼祥對自己錯誤，亦有好的表示，把自己比如‘木炭汽車’。”

二中全會期間，中央內定王稼祥為新中國成立后的駐蘇大使。1949年6月，他作為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成員，隨團赴莫斯科同蘇共商談有關籌建新中國的事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49年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王稼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大使。10月20日，王稼祥率參贊曾涌泉等一行離京赴任。王稼祥除攜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外交部長周恩來簽名蓋章的國字第壹號國書外，還攜有毛澤東1949年10月20日給斯大林的信。

信的全文如下：“茲介紹王稼祥同志給你。王稼祥同志到蘇聯的任務，除擔任我國駐蘇大使并以外交部副部長資格兼管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務外，同時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資格（他是我黨的中央委員）和你及聯共中央接洽有關兩黨之間的事務，請你及聯共中央同志們站在同志的立場上隨時給他以指導，使他的工作獲得較多和較好的成就。我在這里預先向你表示謝意。致以同志的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