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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新元左鈺潔：毛澤東對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貢獻及其當代啟示

點擊：作者：賀新元左鈺潔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4-10-29 08:21:03

【摘要】人類文明新形態形成于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毛澤東對此有著巨大貢獻。近代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擴張邏輯下，落入文明蒙塵的歷史境遇。通過參與締造一個能夠擔當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大任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帶領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推動了中華文明從文明蒙塵到文明祛塵的歷史性轉變。毛澤東領導開展的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經濟建設，以人民民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以建立新社會為核心的社會建設，以及以認識和改造自然為核心的生態建設，為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提供了寶貴經驗。毛澤東的有益探索對于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人類文明的更迭，絕非是由某種神秘力量所推動和決定的，也不是按照頭腦中某種原則或律令而不斷生成的幻想中的圖景，而是根源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現實矛盾運動所帶來的異質性變化。例如，資本主義文明的產生，就在于在以往的物質文明的基礎上，出現了能使封建性質生產方式發生顛覆性變革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之提高，以及與新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正是歷史發展進程產生的質的“變化”，才使新出現的文明形態與以往的文明形態相比具有質的“特殊”?！吨泄仓醒腙P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在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意義時指出，“黨的百年奮斗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之所以能被創造出來，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探索中國現代化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的百年接續奮斗，內含著、體現著和發展著創造一種新的文明形態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價值邏輯。這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產生的質的“變化”。黨領導人民開創的新的文明形態，既有異于中華傳統文明和資本主義文明，又有異于蘇聯所探索的社會主義文明實踐，這是此文明形態所具有的質的“特殊”。

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創造的歷史之“變”，為人類文明新形態之“新”奠定了重要的理論之基、實踐之基和價值之基。正是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進行的不懈探索與奮斗，推動了中華文明從文明蒙塵到文明祛塵的歷史性轉變，并為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提供了寶貴經驗，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進行了有益探索。

一、推動中華文明從“文明蒙塵”到“文明祛塵”的歷史性轉變

近代以后，在世界歷史深刻變動的背景下，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企圖“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的進程中，“創造了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遭遇到文明難以賡續的深重危機，呈現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中華文明遭遇到的文明蒙塵的衰落歷程和內在危機意味著，近代中國面臨的不僅是戰爭威脅和生存危機，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同時也是世界歷史視野下的文明發展的分岔路口，即在異質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野蠻入侵下，曾輝煌數千年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今后要走上怎樣的發展道路，應選擇怎樣的發展方向。因此，如何實現文明祛塵，使中華文明賡續下去，便成為近代以后無數仁人志士相繼探索的時代主題。然而，無論是以器物現代化為手段的洋務運動，還是引入資本主義制度文明的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都沒有實現文明復興的目標，近代早期的探索都歸于失敗。毛澤東對于挽救中華文明之道的思考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時代主題中展開。

面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經剝奪中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以追求富強的可能性，面對近代中國早期現代化和文明振興屢試屢敗的境遇，毛澤東深刻意識到，要想解決中華文明在資本主義文明塑造的全球等級秩序中如何自處的問題，實現中華文明的文明祛塵，就必須從根本上、整體上對中國社會以至整個世界體系和人類文明進行革新。早在青年時期，他就曾清醒地指出：“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這里的“新文化”，指的正是能夠滌蕩中國社會以至整個人類社會的新世界觀、新實踐方案和新的人類文明。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比較過程中，通過對西方各種政治主張和學說進行反復比較后，青年毛澤東選擇了信仰馬克思主義。通過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領導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帶領人民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走上了一條從根本上反思和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新文明之路，改變了中華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的命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是中華文明實現從文明蒙塵到文明祛塵轉變的歷史性標志。

第一，參與締造了一個能夠擔當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大任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中國人民從此走上追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明的道路。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遠大理想，毛澤東參與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從中華文明發展的進程看，中國革命的面貌之所以因中國共產黨而煥然一新，在于中國共產黨自誕生起就肩負起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而這一歷史使命始終與追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實踐目標同向共行。這意味著，中國對民族獨立、現代化發展的追求，不僅是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支，不僅是諸多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模式的一種，更是自中國共產黨誕生之日起對資本主義文明進行反思、批判和超越的歷史過程，中華文明的發展由此內嵌著對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目標的追求。至此，占世界人口1/4、創造了延綿5000多年的燦爛文明、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將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走上追尋和探索有異于以往任何文明形態的文明發展道路，極大地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正是中華文明的文明祛塵，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起點。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毛澤東對于帶領中國人民走向追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明之路，無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第二，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成立了新中國，從根本上扭轉了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的衰落進程?；趯κ澜鐨v史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和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科學分析，毛澤東指出，中國要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富強的國家，就必須解放生產力，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不沖破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就無法實現這一目標。以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壓迫為革命任務，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艱苦探索中開辟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革命道路。經過28年的英勇斗爭，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一個嶄新的中國，中國的發展從此開啟了新紀元。新中國的成立從根本上扭轉了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的衰落進程，是中華文明實現文明祛塵的關鍵歷史性標識。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受人凌辱，中華文明遭受摧殘的歷史一去不復返，“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第三，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帶領人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此與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文明互為表里。在走完奪取全國勝利的萬里長征第一步后，經過三年國民經濟的恢復，國內外形勢發生巨大變化，毛澤東此前所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已經成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探索出一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華大地上確立起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使進行現代化建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文明互為表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所進行的一切現代化建設，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程，同時也在構建和發展社會主義文明形態；而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也正是為了朝著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邁進。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文化悠久的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推動現代化建設和實現民族復興以相互依存、融合發展、共同推進為形式，以向更高的文明形態以至共產主義文明過渡為目標不斷向前推進。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辛探索的基礎上，新的人類文明形態將在社會主義中國逐步地顯露出來并成為現實，必然深刻影響世界歷史進程和人類文明發展進步。

二、為新的文明形態產生與發展奠定基礎

人類社會作為一個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最為顯著的發展進步形式就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自然環境等構成社會結構的諸要素及其內在聯系，經歷一系列廣泛的、系統的、深刻的變革，從而導致的社會形態的新陳代謝。其中，經濟要素的變革對其他社會要素以至整個社會結構的革新起著基礎性作用，“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反映政治上層建筑與社會意識形式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其變革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同時也給予經濟基礎以巨大的反作用；人的社會生活樣態與經濟、政治、文化、自然環境等要素呈現相互制約、相互聯系的關系；人與自然界互為對象性存在物，人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自然界，自然界受到人的不斷改造，“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不外是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社會結構內部諸要素進行著有規律的辯證運動，正是這一客觀的自然史過程，一方面規定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表現為不同社會形態依次更替，另一方面也為人們在堅持客觀規律的基礎上自覺改造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以使社會形態實現可能的飛躍提供了能動空間和實踐限度。

近代以來，中國逐步淪為依附性質的、畸形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先進生產方式的發展窒礙難行，政治上毫無民主可言，思想文化遭到長期的封建禁錮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麻痹，社會民生凋敝、百廢待興，自然環境因數年戰亂破壞嚴重。這就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謀求復興所面對的歷史場景和現實社會結構，是中國共產黨人創造一個新世界時“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領導中國人民在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開啟現代經濟建設、建立民主政治、發展新的思想文化、開展社會建設、改造自然環境，使有著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史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現對中華傳統文明的揚棄、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超越，為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與協調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提供了寶貴經驗。

（一）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經濟建設為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唯物史觀的視閾中，生產方式的革命所引起的物質文明形態的變革，是人類社會發展階段演進和人類文明整體進步的根本前提與決定因素。毛澤東運用唯物史觀，通過對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把握，找到了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范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 ，進而認為“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這是一個合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和所處世界歷史背景的科學判斷。在1945年為黨的七大所作的報告中，毛澤東指出，在政治條件成熟后，要“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開啟了以工業化為核心內容和主要驅動力的現代化進程。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探索實踐中，毛澤東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概念，確立了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工業化的發展模式。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提出我國工業化建設要實現從以蘇為師向以蘇為鑒的轉變，領導我國走上自主探索工業化建設的道路。工業化為其他領域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在工業化取得一定發展的同時，毛澤東對我國的現代化目標進行了擴充，提出了四個現代化戰略，為我國的現代經濟建設和現代化進程制定了宏偉的發展目標，指明了清晰的實踐方向。

毛澤東領導開展的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核心的現代經濟建設，推動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歷史性變革：經濟制度革命和生產技術革命兩種革命歷史性結合，一方面使快速實現工業化獲得了制度基礎和制度優勢，另一方面使社會主義能真正建立在社會化生產發展的條件之上；國家工業化進程歷史性推進，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4%，工業GDP占總GDP的份額從1952年的17.6%增長到1978年的44.3%；國民經濟發展水平歷史性提高，按照不變價格計算，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679億元增加到1976年的2965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在此基礎上，我國經濟的社會形態實現歷史性飛躍，從新中國成立前“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的落后的農業經濟形態，逐步轉變為“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經濟形態。盡管在這個變革過程中也存在曲折，但正如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所給予的充分肯定：“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在這個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毛澤東領導開展的現代經濟建設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后進一步“去實現別的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提供了生產力條件、經濟制度基礎、產業基礎和人才儲備，為探索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疊加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化走完了重要的、具有奠基性的一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以人民民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為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不懈追求的目標，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1939年5月，毛澤東提出人民民主的概念，首次明確指出，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和“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在之后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闡述，奠定了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制度的雛形。1948年9月，毛澤東于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建立“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新型國體的主張。在之后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對“人民民主專政”進行了系統的理論闡釋，“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堅持以人民民主專政為新中國的政權性質，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對政權組織形式的長期探索，毛澤東領導設計了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相適應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除了確立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毛澤東還對發展政黨政治、推動民族區域自治、加強黨內民主、保障人民監督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探索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新型政黨制度，實現“將寡頭專制變為真正的民主政治”；推動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頂層設計的形成和落實，保障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加強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黨內民主建設，發揮黨內民主對人民民主的帶動作用；提出和踐行人民監督的民主新路的重大命題，推動形成含有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人民政協監督、輿論監督、信訪舉報監督等監督形式的監督體系。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須具備一定的意義，否則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問題就在于確定民主的真正意義。”毛澤東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確立的基本框架和發展思路，從根本上對“全部問題就在于確定民主的真正意義”的現實之問給予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解答。在毛澤東看來，“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民主作為上層建筑，歸根結底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毛澤東科學揭示了民主的本質，也指明了西方資產階級宣揚的民主觀點的抽象性，以及其民主制度的虛偽性：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明確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集中制，賦予人民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廣泛的政治權利，對于敵人則實施專政以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與人民民主專政相適應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同于在資本主義議會制下“真正操縱國家大權的不是人民，也不是議會，而是壟斷資本集團”。實行議行合一、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人民能夠有效地參與國家和社會各項事務的管理，國家權力最終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是真正的人民民主，是資產階級虛偽的民主所絕對不可比擬的”。新型的政黨制度，以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基礎，吸收了西方政黨制度發展的優秀文明成果，又克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兩黨制、多黨制造成的利益割裂、目標不一、治理低效的問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國多元一體大一統格局的歷史傳統的基本國情，是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典范，是一項能夠推進解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提出的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間事實上的不平等的問題，加強和保障我國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實現共同繁榮的偉大創舉。

正是毛澤東領導的以人民民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使中國從擁有“缺乏民主”這個“很大的缺點”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為擁有真實的、廣泛的民主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發展歷史性地向前邁進一大步，為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奠定了政治基礎。

（三）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為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文化基礎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毛澤東善于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把握文化與政治、經濟之間的關系，歷來重視文化建設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面對中國人民長期受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的狀況，使中國人民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禁錮和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必然任務。毛澤東指出，新中國要“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明確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指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開展文藝界整風運動，加強對青少年、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強調抓好教育工作，開展掃盲運動和文化技術教育普及工作，提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開展全黨整風運動以“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強調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推進社會思想道德建設，提出“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護公共財產為全體國民的公德”，通過加強宣傳教育、廣泛發動人民群眾、樹立先進典型、以黨風建設帶動社會風氣好轉等途徑和方法提高我國整體思想道德水平；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繁榮新中國的文化事業的基本方針，調動各方創造先進文化的積極性，推動對世界優秀文化的借鑒和對傳統文化的改造。

在進行文化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始終強調文化事業的價值立場問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明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在延安工作座談會上，毛澤東深刻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黨的文藝工作，“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

新中國成立后，文化事業為人民服務的方針被寫入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之后，在毛澤東提出的為人民大眾、為工農兵、為革命任務的思想基礎上，形成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二為”方向。貫穿于文化建設中的人民立場，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從本質上不同于以愚民為手段，以維護封建統治為實質目的的封建文化；不同于以“普世價值”為口號，以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為實質目的的資本主義文化；而是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正是毛澤東領導的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推動開啟了中國幾千年文化的重生和重塑，實現了近代以來中華文化從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形態向社會主義文化形態的轉型，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得到前所未有的改變，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實現人的現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吸收借鑒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厚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形態奠定了基礎。

（四）以建立新社會為核心的社會建設為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

近代中國在封建積弊和外來入侵的狀況下，社會遭受疾病災荒、戰爭動蕩、貧窮愚昧等問題，社會保障系統脆弱不堪、發展緩慢，民眾生活水平和社會發展水平極為低下。通過改造舊社會以“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解決長期以來積累的社會痼疾以切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毛澤東的不懈追求。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展，為滌蕩舊社會的污泥濁水，建設一個新社會以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提供了社會制度條件和物質基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針對我國民生發展和基層治理的現實問題，在強調統籌兼顧原則的基礎上領導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和社會建設。

一是解決失業問題。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解決失業問題，采取救濟和安置失業人員的辦法。為此，我國頒布了《關于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1950年6月）、《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1952年7月）等文件，有步驟地解決失業人員安置問題和工人、知識分子等人員的就業問題。二是提高醫療和教育水平。針對近代以來疫病成災和人民衛生健康水平不高的情況，毛澤東提出要逐步提高我國醫療衛生水平，重視防疫工作，要求“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對于近代以來教育事業發展緩慢，民眾的知識水平和文化素質有待提高的狀況，毛澤東要求大力發展公共教育，推進掃盲教育，支持文字改革，關注公立幼兒園和大中小學校的增設。三是加強社會保障。針對近代以來我國社會保障系統脆弱，民眾基本社會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的情況，毛澤東對勞動保險、工人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農村社會保障、社會救濟、優撫安置等方面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論述和指示。為此，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1年2月）、《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章程》（1952年）、《關于職工生活方面若干問題的指示》（1957年1月）等一系列文件和法規，在實踐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內容的、相對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四是提高婦女地位。毛澤東大力支持婦女參與社會生產勞動和國家政治生活，重視提升婦女地位和促進男女平等，在毛澤東婦女解放思想的指導下，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權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等法律中得到確認，使婦女從舊社會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束縛中解放出來。五是開展社會治理。對于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社會秩序混亂、社會風氣遭到破壞的狀況，毛澤東強調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方面將建立和依靠基層組織與廣泛動員人民群眾參與相結合，在這個過程中，黨和人民探索出的社會基層治理的楓橋經驗得到毛澤東的重點關注和推廣，并在之后不斷發展和創新；另一方面是通過強調勤儉節約、艱苦奮斗、勞動光榮、愛國奉獻、科學進步、團結友愛等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風，實現移風易俗和社會風氣的凈化，以優良的社會風尚增強社會凝聚力、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治理。

可以發現，盡管毛澤東沒有明確提出和使用社會建設概念，但他對于關心群眾生活、給予人民現實的物質福利以及維護社會安寧穩定進行的探索，始終貫穿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之中。在毛澤東領導的大規模社會改造和社會建設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脫胎而出的新中國從百廢待興、滿目瘡痍到呈現出翻天覆地的新面貌，人民群眾的生活得到了切實的改善，社會發展水平達到了新的高度。在那一時期，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得到提高；干群關系融洽，基本沒有貧富差距；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丑惡現象為人所不齒，社會純潔、人心純凈、社會誠信度高；自殺率、精神病率、社會犯罪率全世界最低，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安全、社會秩序最好的國家。毛澤東領導的以建立新社會為核心的社會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為新的文明形態的產生與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社會基礎，也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與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為根本任務的當代中國社會建設提供了理論資源和實踐探索經驗。

（五）以認識和改造自然為核心的生態建設為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思想資源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所面對的改善自然環境的條件與任務特殊而復雜：我國地理環境特殊，氣候差異大，地形復雜，而新中國成立初期水利設施、交通設施、能源設施、信息設施等基礎設施薄弱，抵御各類自然災害的能力有限；由于近代以來的長期戰亂以及治理不足，我國生態環境和城鄉生活環境破壞嚴重，生態修復和城鄉環境改造的任務艱巨；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生態保護和環境改造并不是建立在工業較為發達的基礎上，而是進行于社會主義工業化起步發展之時，與更為迫切的發展生產任務相伴。面對這種人與自然關系高度緊張的狀況，毛澤東堅持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主張，在領導黨和人民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中對生態建設進行了諸多有益的探索。

毛澤東非常強調對自然規律的認識，要求對自然界進行研究，“如果對自然界沒有認識，或者認識不清楚，就會碰釘子，自然界就會處罰我們，會抵抗”。在剖析人與自然關系時，毛澤東指出，人們要在自然界里獲得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同時，毛澤東也看到了自然界對人的反作用，“人去壓迫自然界，拿生產工具作用于生產對象，自然界這個對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這是一條科學”。毛澤東將人與自然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概括為“人類同時是自然界和社會的奴隸，又是它們的主人”，充滿著辯證法的智慧。

面對我國生態環境的現實狀況，毛澤東領導開展了一系列生態建設活動。在開發利用、發展生產方面，毛澤東重視對自然資源的利用，要求通過研究自然科學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問題，強調開發自然界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在興修水利、保持水土方面，毛澤東強調，“我們的農業生產，主要靠興修水利”。通過制定水利建設規劃、鼓勵各地興辦小型水利、墾荒與保持水土相結合等方式，我國治水改土取得了顯著效果。在植樹造林、綠化祖國方面，在擴大的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內，我們能夠看到綠化就好。這件事情對農業，對工業，對各方面都有利。”1955年12月，毛澤東起草的《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再次強調了綠化祖國的重要性：“在12年內，基本上消滅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規格種起樹來，實行綠化。”在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森林資源得到了相對有效的保護，林業得到了發展。在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方面，面對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群眾面臨的健康水平不高、各類疾病威脅、帝國主義開展的細菌戰、城鄉環境有待改善等情況，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群眾開展了大規模的群眾衛生運動，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群眾的衛生健康狀況和城鄉居住環境。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提出了資源節約、資源循環利用、計劃生育等措施，有效地改善了人與自然關系高度緊張的情況。

可以看到，毛澤東提出的一系列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思想和舉措，將對自然界的認識與改造，與對社會發展水平的提高、對人民群眾實際生活的改善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在統籌兼顧中對人與自然相處之道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考量了綜合開發和生態保護的平衡。而諸如開發利用、保持水土、植樹造林、改善衛生、資源節約、計劃生育等具體措施，不僅在當時有效緩解了人與自然的緊張關系、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為之后繼續探索現代環境保護、進行生態環境治理，解決好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命題進行了先行實踐。這些關于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哲學思考、理論探索和實踐舉措，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重要源泉，為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尋求新的治理之道的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寶貴的歷史經驗。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個文明協調發展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本質特征、內涵意蘊，“它們相互聯系又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主體要素”。黨對中國社會主義文明的規律性認識的形成和不斷深化，以及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個文明協調發展過程中取得的偉大成就，離不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在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對現代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民生和進行社會治理、開展生態建設進行的艱辛探索所打下的深厚基礎，離不開在這一過程中我國社會發展實現的巨大飛躍?？傊?，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三、毛澤東推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當代啟示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對開創中國社會主義文明具有奠基性作用，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生成的根本原因

在思索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何去何從之問時，毛澤東看到了，從根本上革新中華文明與人類文明，才是沖破封建主義束縛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正確出路。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帶領中國人民走一條具有超越性質的發展道路。作為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以其先進性、純潔性和時代性帶領中國人民徹底改變了近代中國遭受的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之境遇，并在實踐中開創出了舉世無雙的中國社會主義文明。中國共產黨100多年來的歷史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沒有人類文明新形態。

當前，兩個大局融合交匯、相互作用，既帶來重大戰略機遇，也存在嚴峻挑戰。應該看到，當今世界仍處在一球兩制的格局中，盡管資本主義制度具有腐朽性和垂死性，但正如馬克思所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資本主義文明仍能在資本邏輯的運行下通過制度改革、科技發展、改變剝削發展中國家的形式等方式保持自身生命力。因此，從世界歷史的發展看，社會主義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必將展開長期的、激烈的較量與競爭，并爭奪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話語權?，F實也表明，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開創的中國社會主義文明不斷遭受到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污蔑、攻擊和以扼殺為目的的圍堵。

新時代新征程，必須繼續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應對好影響黨的長期執政的四大危險和四種考驗，在復雜的現實斗爭中堅持守正，不迷失方向、不犯顛覆性錯誤，始終堅持以黨的自我革命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和引領社會革命。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持續健康發展，才能使中國的發展不斷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才能在與資本主義文明的競爭中最終勝出。

（二）人民性是人類文明新形態之“新”的根本所在

中國共產黨以百年奮斗創造出的文明新形態何以能成為“新形態”？“新”在何處？從根本上說，就在于這一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深刻的人民性。以往的文明形態，無論是封建文明還是資本主義文明，本質上是屬于少數人的文明，其所維護的是少數特權階層的利益，而忽視了最廣大人民的發展。在封建文明中，人民是作為臣民這種客體形式出現的；在資本主義文明中，人民是作為資本增殖工具這種異化形式出現的。蘇聯創造出的社會主義文明在后期逐漸放棄了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最終在歷史中歸于湮滅。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追求和創造出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堅持的是人民至上的價值立場：將人民視為歷史的真正創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將滿足人民的現實利益和實現人民的最大心愿作為黨的工作方向，“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將人民的利益實現程度和擁護與否作為評判工作的標準，“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而群眾也是“從實踐中來選擇他們的領導工具、他們的領導者”，“我們黨要使人民勝利，就要當工具，自覺地當工具”；作為領導力量的無產階級政黨，“同資產階級的政黨相反，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做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

新時代新征程，必須繼續堅持人民的主體地位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指出：“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我們共產黨人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這個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道理。”與資產階級打造出的各種抽象的政治口號不同，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以人民為中心就是從現實的人出發，追求人的現實發展，“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因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是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難，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依托人民的力量解決發展路上各種任務挑戰，發揮密切聯系群眾這一黨的最大政治優勢；發展果實要惠及每個人的現實生活，“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終要體現在千千萬萬個家庭都幸福美滿上，體現在億萬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上”?？傊?，人類文明新形態之“新”根本在于其是真正將人民視為鮮活的、具體的、力量非凡的歷史主體的文明，真正能在現實發展中不斷滿足人民對“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文明。

（三）堅持“兩個結合”是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形成和發展的根本方法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產生于工業文明，主要研究和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如何在擁有數千年農業文明，近代以來長期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落地生根；如何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解決中國革命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面對和回答的關鍵問題。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命題，“帶領人民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在這種科學態度的指引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出了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實現了中華文明從文明蒙塵到文明祛塵的歷史性轉變。社會主義革命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又提出了“第二次結合”思想，“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為此，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命題在不同的時代任務中開花結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誕生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過程中，以怎樣的態度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并使之適應社會進步的需要，是毛澤東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回答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在《論新階段》中，毛澤東在闡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涵時，著重強調了“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的任務，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并關注批判性總結歷史傳統對指導革命的現實作用，“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他還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在毛澤東的論述中，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帶著中國的特性的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本身，已經蘊含了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應當進行科學的雙向互動的要求。而關于批判地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提出的具體方法是“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這種關于尊重歷史辯證法的發展的思想，為黨領導人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以什么樣的方法批判性地兼收并蓄具有重大的啟示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回答新時代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過程中，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認識，形成了“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論斷，從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科學內涵從“一個結合”拓展為“兩個結合”。“兩個結合”的提出，是對自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人民開拓事業，一直到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人民發展黨和國家事業的百年經驗總結。只有繼續堅持“兩個結合”，才能在“又一次思想解放”中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爭”，推動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才能在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中不斷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

（四）走向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文明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根本指向

從歷史緣起看，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以血腥暴力的方式打開中國的大門，致使近代以后中國的現代化和文明發展問題，首先表現為對民族解放和民族復興的追尋，以及對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探索。如果說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全球擴張下，每個落后民族都不得不面對的民族解放和文明轉型的問題是普遍性，那么中國所選擇的追求民族復興與現代化道路則是特殊性。其特殊之處就在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的現代化的任務被上升為追尋和實現共產主義的內在命題，從而具有了民族性和世界歷史性的雙重意蘊。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以百年奮斗創造出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始終以實現共產主義文明為根本指向，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人類文明新形態以走向共產主義文明為崇高目標，然而，“這一文明新形態的進一步發展、完善、成型，還需要負重前行；這一文明新形態向共產主義文明最終的成功轉型，還需要中國共產黨的繼續努力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繼續發展”。原因在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了文明形態的轉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向共產主義文明的過渡同樣需要社會主義社會這一有機體內部的諸要素及其內在聯系不斷經歷一系列巨變才能實現。而對于這個過程，馬克思恩格斯所給出的是提綱挈領的原則和規律，沒有也不可能提供細致圖景和具體方法。同時，中國獨特的國情、社會發展道路和歷史文化傳統，決定了要實現中國的發展沒有現成參考，也絕不可能依賴他者。因此，在不斷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發展和完善的路上，關于社會主義制度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現實問題，唯有在黨領導人民的實踐探索中，在“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統一起來、同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統一起來”中才能不斷找出答案。

四、結語

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開創有其內在邏輯，是一個艱辛的歷史過程。當站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文明迸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活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之中，在黨對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取得了規律性認識的高度之時，有必要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再次回到歷史中以進行“從事后思索”，從而深刻理解黨的百年歷史所具有的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邏輯與實質，并從中得到經驗和啟示。其中，毛澤東無疑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作出了卓越的歷史貢獻，擁有無可替代的歷史功績。習近平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最好紀念，就是把他開創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新時代新征程，要在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至上、堅持“兩個結合”、堅持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相統一中，將人類文明新形態不斷推動向前。

（作者：賀新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左鈺潔，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4級博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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