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濤：找到伽利略——中國科技體制往何處去
點擊： 作者：汪濤 來源： 純科學公眾號 發布時間:2018-03-24 09:40:29
什么是科學？
《實驗、測量與科學》
給出有史以來最科學的答案！
本文是應環球時報約稿而作
中國的科技在過去四十年獲得了舉世矚目的飛躍，相應的以指南為基礎的研發立項和撥款、項目驗收、論文考核導向等科技體制也是順應這段特定的歷史而形成和發展的。坦率地說，過去中國的科技進步盡管神速，但主要還是以補課、跟隨、學習、模仿，然后部分改進性質的。因為要補課的內容基本都是國外已經大致成型，或已經確認方向的科技領域，采用這種模式大致上說是利大于弊的。雖然也難免存在資金分配是否均衡，重復研究造成資金浪費等問題。即使只是重復國外的研究內容，創新性不大，多少也算是培養了人。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當客觀地看到，一切能夠列入指南的東西，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說都是不具備原創性的東西，這樣說顯然不是否認指南的價值。例如人工智能、機器人等領域，總體的方向已經確立，雖然還存在很多有待深入研究的東西，但大方向已經不會錯了，此時以指南為導向可以迅速集中資源，快速地在此方向上獲得突破。這也不意味著說這種“大方向確立”就一定是正確的。很多時候全球科學家一致認可的方向，最后還是可能會出錯。例如通信領域里的ISDN、ATM技術，全球通信科學家基本上算一致認可，但最后還是都錯了。3D電視，一度也是全球業界一致推崇，最后還是不了了之。就算是人工智能，歷史上也是經歷了多次起起落落的。
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現在已經快將國外領先的領域挖空，該補的課也都補得差不多了，唯一需要補的課是需要自己走到前面引領世界。此時，挑戰和問題就與原來完全不同，現有的科技體制的確會突然間出現巨大的不適應。創新，尤其具有原創性的科技方向，往往具有高度個人化的特點，只是極少數對該領域有天才的領先者才能做出科學的判斷。但有些判斷很可能是依據科學的原理和極少量的證據進行的直覺，它們很難有系統的可列入指南的依據。此時，我們原有的科技體制即使不能說完全失效，至少不再適應這種原創性的創新研究。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參考下國外的大量原創性的科技成果是在什么體制下完成和實現的呢？有一個多年前的案例給我非常強烈的震憾，就是IBM蘇黎世研究實驗室中工作的科學家柏諾茲和穆勒，首先發現鋇鑭銅氧化物是高溫超導體，將超導溫度提高到30K。因該項杰出成就，他們獲得了198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IBM蘇黎世實驗室獲得的諾貝爾獎還有掃描隧道電子顯微。除此之外，該實驗室在通信領域也有眾多杰出的原創性成就。這些成就本身倒并不令人奇怪，因為美國歐洲獲得諾貝爾獎的地方太多了。真正讓人驚訝的是IBM蘇黎世研究實驗室的管理制度。穆勒1963年就進入該實驗室工作，1982年被提升為研究員。成為研究員后管理方式就有三個非常不同的地方：
可完全自由地選擇研究項目，不要任何“指南”；
不要任何作息時間要求；
不要求任何研究成果。
穆勒正是在獲得這種權力之后，選擇了按常規理解根本就不具有導電性的陶瓷材料中尋找高溫超導現象，并最終獲得成功的。
柏諾茲和穆勒
按我們常規的理解，以上三個管理制度簡直要翻天了，要這么搞，研究人員還不拿著錢天天渡假或搞一堆鬧著玩的東西去了。但為什么IBM蘇黎世實驗室會采用這種科技管理制度并且如此成功呢？的確，這種管理制度是絕對不能隨便任何人都給的，否則真會出大亂子。很多年后，我在中興通信學習柯林斯的《從優秀到卓越》的企業管理課程時，突然明白了IBM蘇黎世實驗室為什么會這么做：一個成功的企業最重要的事情，是讓最優秀的、合適的人上車。如果是一個整天擅長于鉆空子的人，無論什么管理制度，他都能找到縫隙。你管理制度制定的再嚴格都沒有。
讓最優秀的、最合適的人上車——無論成功的科技管理，還是企業管理，道理都是一樣的。對那些最杰出的、追求科學真理的人來說，一切形式上的管理制度全都是多余的。伽俐略、布魯諾，他們甚至愿意付出生命代價也要去發現科學的真理。對這些人來說，科研項目指南，論文指標有絲毫意義嗎？更別提作息時間。
我也曾做過軟件的研發，在系統聯調時，就是3天3夜不睡覺一口氣把整個系統調式完是效率最高的，因為幾千行代碼連續干了一天后已經全在腦子里了，連續2天2夜不停地去調試，計算機在運行時，整個幾千行代碼幾乎同時就在自己腦子里運行，有任何問題幾乎很快就會想出是在哪一行代碼出的問題。干完后連睡2天2夜。如果只在工作時間干一天就回去休息，睡一覺后一半代碼就已經忘了。
前面兩個管理制度不管怎么說還是可以“勉強”接受的，“不要求任何研究成果”卻最讓人放心不下。創新性的科學研究是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有可能付出一生努力也一無所獲。愛因斯坦在晚年選擇統一場論作為研究方向，在作出這種決定時他就知道，很可能此后的一生全泡在里面卻一無所獲。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愛因斯坦在世時統一場幾乎毫無進展，但他開創的這一領域后來不斷出現杰出的研究成果，包括楊振寧與米爾斯合作的楊-米爾斯場論。如果這樣拿出一生代價去進行開拓的人，付出全部努力因為沒有現實的業績就受到懲罰，這對那些科學的先驅者會是多么殘酷和不公的事情。對于這樣的人，把錢和科學研究的資源給他們就足夠了，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就算他們什么成果也沒做出來，我們也認了。
當然，如果不能區別出誰是真正在進行科學的研究，誰是混日子的人。不要求任何成果的確可能是放開了一個天大的讓人鉆空子的口子。因此，最關鍵的問題就在于：如何將中國的伽俐略找出來，給予他們這種特殊的不要任何指南、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結果的“三不要”科技體制，這是中國能否從跟隨走向原創必需要解決的關鍵難題。我在公眾號文章“‘嚴禁創新’的中國科技體制催生原創學”一文中討論過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顏寧后來又回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受聘該校分子生物學系雪莉·蒂爾曼終身講席教授的職位。什么是“終身講席教授”？就是把足夠的錢給她，然后什么都不用管。該明白中國的科技體制是怎么把顏寧這樣杰出的科學家趕走的了吧？
作者簡介
汪濤
獨立學者
人類第三次科學革命倡導者，純科學理論體系創始人
云鋁股份（000807）獨立董事
浙江宇視科技 顧問
上海析易船舶 聯合創始人、總經理
中央民族大學中俄能源研究院 客座教授
中關村長風聯盟 國際化導師
中國農投會、中關村京港澳青年創新中心等創業導師
曾為中興通訊（000063）國際市場管理體系的奠基人
著 作：
《通播網宣言》
《生態社會人口論》
《超越戰爭論——戰爭與和平的數學原理》
《實驗、測量與科學》
《即將來臨的糧食世界大戰》（即將出版）
《純電動：一統天下》（即將重新出版）
《科學經濟學——看見看不見的手》（即將出版）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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