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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的提出

近幾十年以來，特別是國企抓大放小以來，我們與國際接軌，衡量企業的競爭力、成長性，以加入《福布斯》或《財富》等排名的世界500強為榮。其中以年銷售額、利潤、總資產和市值四項指標為權重，綜合后排名的《福布斯》排名被媒體認為“客觀”“全面”。

《福布斯》雜志的座右銘是“資本主義工具”（The Capitalist Tool），雜志宗旨是“創業精神、創富工具”。報道內容立場側重于美國共和黨保守派。

這些排行榜在全球市場經濟中，具有傳統的重大影響力，如同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天經地義，就像我們每天掏錢購買柴米油鹽，十分自然，它沒有企業所有權區別，從生產力計量的角度，任何企業自然要接受衡量，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國際市場經濟只考慮企業的股東權益：從利潤到產生利潤的企業規模，以及上市的信用價值。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全球化發展，在企業運行越來越顯現資本主義股東至上對大數據時代生產力的約束之際，有必要對其改革創新。

早在150多年前，馬克思評價股份制中公有性質的共有企業時說：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并且必然會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

（《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頁）】

二、矛盾導向

從近幾十年的現實來看，馬克思所批判的按資分配生產制度，即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缺點”，五花八門。對于歷史上商品經濟并不發達，而且曾經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和中心城市的國度來說，幾十年來中國人大開了眼界。這些“缺點”對公有企業有哪些影響呢？不完全列舉，至少有五個方面。當然，這是與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中取得長足進步，國力明顯增強的同時產生的，這是我們正視問題，貫徹習近平同志提出的矛盾導向，恢復理論聯系實際作風的基礎。

1.股東至上，導致損害客戶和社會利益，創新不足

例如最近北京同仁堂深陷“蜂蜜門”事件，用回收蜂蜜作為原料生產蜂蜜、標注虛假生產日期的行為，2019年伊始有了處理結果：罰沒1408萬元、吊銷子公司經營許可證、高層調整。例如一些公有企業同樣參與違法超標排污，2005年至2010年4月，“國電集團共有45條環境違法記錄，涉及數十個分公司（財經_鳳凰網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00402/2006238.shtml）”。國有通信公司、銀行在多年的市場變化中，創新不足，不能比微信、QQ在即時通訊和網絡支付上創造更多客戶價值，服務功能受到激烈競爭，若不迎頭趕上，適應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大勢，就避免不了萎縮的趨勢。

這種股東至上的唯利是圖，把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從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偷換為資本主義的股東至上，不僅損害客戶利益，不符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更為重要的是，鼓勵公有企業依賴壟斷，鼓勵非公企業追逐暴富快錢，不思進取，影響企業創新發展，從而削弱企業市場競爭力。之所以產生這類問題，其原因恰恰是諸如某些人的一些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價值觀、市場觀，頂禮膜拜私有產權邏輯，把股東權益至上作為“金科玉律”，其損害客戶的后果卻反過來又被用作公有制歧視的依據。

2.資本市場上的同流合污

在我國資本市場形成、發展中，上市公司財務造假從“瓊民源”、“銀廣夏”、“麥科特”到“科龍電器”等等，欺騙中小股東，“內部人控制”現象前仆后繼，在上市公司中尤其普遍。這些丑陋現象，多數情況下都有公有資本參與。按資本法則，自然而然“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7頁）”，對這種無論何種所有制的資本運作現象，馬克思的評價是，“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同上，498頁）。”中國股民調侃的“鱷魚進去，壁虎出來；寶馬進去，自行車出來；滿面紅光進去，鼻青臉腫出來；小康家庭進去，五保特困出來”正是如此寫照。2019年2月22日習近平同志在政治局開會要求，“要解決金融領域特別是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過低問題”，矛頭直指我國企業界的痼疾，其意義不亞于吏治反腐。

3.化公為私的合法化運作

90年代以來，通過駕馭資本要素，配置市場資源取得很大成就，也存在著對資本市場中股權疊加、交叉、嵌入等復雜股權結構所掩蓋的私人資本的認識混亂，忽視了馬克思揭示的非公股份制是“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頁)，把股份制在適應社會化大生產時的社會性混淆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性，導致對蠶食、鯨吞公有資本放松警惕。在通鋼事件、宿遷公立醫院出售等改制或混改中，存在著惡意壓低國有資產價值，以遠低于資產現時或未來價值的價格作價入股或出售，類似情況成為企業改制“改革”的常見現象。這些犯罪行為的主要責任人，往往是因為決策者人性腐敗、違反紀律而被處置，而化公為私的罪惡卻沒有得到路線、政策上的清算。

此外，在改制或混改中，將企業的銀行貸款轉為私人借貸，構成所謂“償債式持股”等公有資產的隱性流失；將全民所有的資產存量與承包、改制后的增量相混淆，蓄意瓜分；將公有財產無償量化給少數個人，高管持股式的國有資產流失；對全民所有的無形資產的任意侵占等，如安邦經過多輪擴股稀釋，原國有股份不居相對控股位置后，依然做國有控股宣傳，以取得市場的競爭優勢。另外官商一體或一身二任，權力經商等消極現象長期存在。以上這些問題，雖然經過各個時期的法律約束和政策糾正，依然頑固頻發，成為常態。

十五大以來，至2015年，在貨幣發行M2增加12.32倍的條件下，國有控股企業所有者權益僅增長4.65倍，而私有企業所有者權益增長190倍之巨（見表一），其中中小企業的化公為私被新自由主義者總結為私有企業的效率優勢，用以夸大私營企業的技術創新，掩蓋其投資混亂，產能過剩。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企業制度的重要創新內容之一，是在追求市場化效率的同時，的確也激發了大批蛀蟲化公為私的積極性與創新。經過十八大以來的多年斗爭，據央視報道，2018年我國實現了反貪從懲治極少數向管住大多數的轉變，形勢出現好轉，但從政策、司法、金融等綜合方面的實操效果上，能否形成一個維護憲定基本經濟制度，在公私并進中公有占比止降反升的局面，前景尚不明朗。

表一

4.勞動力雇傭市場排斥活勞動與資本相結合

如果說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企業內部控制是通過運用鞍鋼憲法群眾路線，員工參與民主管理，通過黨的建設和一般性的內部紀檢審計來實現的，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則是試圖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來解決企業活力與內部控制。但是，縱觀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二百多年來的歷史，從來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勞資矛盾以及內部人控制的弊病。

實踐證明，活勞動與生產資料以及勞動成果緊密結合，是確保企業以客戶中心的充分必要條件。只有這樣，才能提高企業效率，產生企業活力。但是由于雇傭市場的存在，活勞動和生產資料、勞動成果的密切結合受到根本制約，企業為了與“用剝削別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頁）”的私有企業競爭，就“不得不”與“利潤至上”同流合污，對外損害客戶利益，對內損害勞動雇傭者利益。例如國有控股企業或經濟主體，包括有的集體經濟、醫院、學校、銀行、電臺、報社等機構，普遍存在以市場價格雇傭臨時工、編外工等廉價勞動力，有的雇傭成本甚至接近血汗工廠，與正式工相比，在招聘、培訓、升遷、退養、福利、保險等幾乎一切待遇上，存在與勞動業績無關的差別。這種狀況必然產生勞資矛盾，窒息企業活力之源，制約公有資本的擴張增值。

5.被壟斷寡頭圍獵

雖然在運用“兩個市場”資源中投資有進有出，從無到有，取得了經驗和成就，但我們的資本在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中受到了高度警惕和約束，而處于我國經濟命脈，大數據壟斷日益集中的阿里巴巴、百度、騰訊卻由美日南非資本控股；在大豆、糧食產業、鐵礦石等項目上屢受境外資本圍獵，為國際壟斷資本發揮鷹犬功效的新自由主義觀念，卻在竭力鼓吹我們的糧食、芯片等應依靠國際市場專業分工，我們的金融可以不對等開放，蠱惑人們重蹈八十年代廢黜運十，合營麥道，淪為乞兒的悲劇。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許多明智的企業家和資本家，面對傳統的資本主義企業痼疾，從提高企業效率方面進行了令勞動者振奮的改革；同時，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教訓之下，美國上層建筑為了挽救致命危機，也提出“人民資本主義”。這兩個方面共同表現在大致兩點：一，擴展員工持股。二，注重企業對社會的承諾。例如，可口可樂：生產飲料只是副業，主業是人力資源。同時，美國在50—60年代曾大張旗鼓地在居民中間廣泛推銷小額股票，并在企業內部推行“職工持股計劃”。在企業理念上，

【“在后現代管理范式中，人力資源已經是人力財產而不是人力成本。這并非詞匯上的變換，而是客觀的財務事實。”

（《后現代管理思潮》第七章）】

坐落在美國佛蒙特州諾威奇的亞瑟王面粉公司，成立于1790年，1895年重組為股份制公司，該企業運行兩百年來，經過多次并購、分拆，保留了面粉核心業務，1996年，亞瑟王面粉公司轉為員工所有結構，到2004年100%的被員工所有。截至2014年，該公司在職員工325人（維基百科）。亞瑟王面粉在產品包裝上自豪、醒目地印著“百分之百的有員工所有”，和美國其他員工持股的企業一樣，把員工持股作為產品營銷的一個賣點和亮點。員工露西說：

【“因為每個人都有利害關系，我們知道我們不僅為公司工作，而且為自己工作”。

“公司透明的是什么？有了事實（而不是謠言）和真實的財務報表（而不是模糊的一般性），每個人都在共同努力弄清楚公司將如何反彈” 。（https://www.kingarthurflour.com/）】

亞瑟王面粉公司外景  紫虬攝于2016-6-11，美國佛蒙特州諾威奇

美國企業界員工持股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是企業提高效率的自身贖救，這是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中無奈自發產生的社會主義元素；另一方面，它是在美國高度集中的壟斷資本的條件下，對勞資矛盾的讓步。但是，戰后美國貧富分化不斷擴大說明，美國的員工持股，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損害壟斷資本的利益。表二顯示：美國最富1%的階層所占有的財富超過90%的底層人民。但員工持股有力推動了管理和科技創新，推動了信息、新材料等新興產業，掩蓋了根深蒂固的社會危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的表面繁榮以及蘇聯解體，誘使中國幾乎全盤接受新自由主義理念，對資本主義矛盾放松警惕，形成了今天中國產能過剩和購買力不足、貧富分化的社會矛盾源頭。今天，中國的公有制形式的改革開放應當汲取美國的社會主義元素，敞開大門向美國的勞動階級學習。在這一點上，任正非為代表的華為團隊頭腦很清醒。

表二

三、勞動收益和社會責任是市場經濟中企業興旺的根源

自十五大提出“鼓勵、引導”后，十六大強化為“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經過近20年的改革，概括起來說，私有經濟不僅在存量上多于公有經濟，在一些方面已發揮主導作用。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黨的任何決議都沒有違背憲定基本經濟制度，但是某些方面的實踐正在產生或者已經產生了這樣主客觀分離的結果，以至于一些代表私營經濟的觀點敢于調侃：利用私營經濟是無奈的，消滅私營經濟的理想是偉大的，要求所謂的“理論創新”。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提出：

【“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

股份制脫離了勞動要素參與分配，就質變為按資分配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90年代開始的國企改革，在“抓大放小”中“賣光、送光”中小企業，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實施了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果說，這是因為在實用主義思想方法之下，受新自由主義誘導，所導致的傳統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間的此消彼漲，是一種階段性的矛盾形式。那么，尊重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規律，借鑒大型跨國公司華為“勞動收益優先于資本”的原則，成為實質上轉化勞資矛盾的新階段。處在中國企業金字塔中下層，占據數量主體的中小企業，通過學習華為以及美國中小企業員工持股的經驗，才能堅定地走以客戶為中心、以奮斗者為本的道路，這是中國當下各種所有制企業應對即將進入的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時代的必由之路。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和勞動階級的先鋒隊，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

習近平同志2016年10月在國企黨建會議上指出：

【“國企深化改革要堅持‘三個有利于’，有利于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方針”；“充分調動工人階級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這是“企業是市場主體，員工是企業主體，客戶是企業的中心”的另一種表述，從較長階段的市場競爭實踐來看，對于各種所有制企業，通過克服股東至上的唯利是圖所導致的創新投入不足，遠離客戶價值，從而根本上削弱市場競爭力的資本主義企業弊病來說，有針砭現實的指導意義。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的企業評價體系應該在年銷售額、利潤、總資產和市值四項指標基礎上增加兩項：1、勞動與資本收益比。2、社會責任支出。

我們應該夫理直氣壯的闡述這個事實：勞動是公司價值創造的主體，客戶需求是企業一切工作的中心。這不僅是以中國的跨國公司華為為代表的企業創新之路，成功之路，也是美國和西方一些先進的中小企業通過兩百年探索，被迫找到的企業活力根源。在企業導向上，除了《福布斯》和《財富》，中國也應該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新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當中，我們不打意識形態牌，只從企業自身發展規律出發。通過企業評價指標體系，規范和引導中國企業，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中，在一帶一路國際場合培育良性競爭力。在國外市場上，防范外媒反映的中資私企“從國內帶來的”疏通上層官僚的慣用方式，引發當地民眾對立的社會事件，杜絕類似2010年贊比亞中資私企槍擊示威礦工致傷11人（2010年10月26日 新世紀周刊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0-26/171021355846.shtml），2014年美國內華達州因中資私企征地農場民眾與軍警武裝對峙（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14-05/07/c_133290163.htm）等，被一些專業研究結論為“勞資糾紛頻發”（《生產力研究》, 2012(6)），影響惡劣的極端事件。更重要的是，著眼于積極引導，建立不愧于時代的中國企業文化。這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實質上加強企業黨的建設的具體實踐內容，由此，體現出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義務，體現出中國要對全人類作出更大貢獻。

總而言之，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駕馭市場經濟至關重要的一步。

2019-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