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  站內搜索：
網站首頁 > 學術探索 > 理論研究  > 閱讀信息
高建昆：中國人口轉變與人口紅利分析
點擊：  作者：高建昆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0-06-26 08:29:08

 

 

【摘 要】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口再生產模式經歷了從“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轉變過程。這一人口轉變過程為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有利發展契機，即人口紅利主要通過勞動力供給、儲蓄率和人力資本三個渠道影響經濟增長。只有從這三方面對人口紅利問題進行全面考察，才能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提出科學合理的政策建議。利用“劉易斯拐點”概念來簡單判斷我國勞動力供給總體狀況及變化趨勢，或片面強調由勞動人口增長快于消費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紅利，都是偏頗的，而由此得出的結論也不能成為調整人口政策的依據。第一人口紅利是暫時的，且主要被資本所有者獲取。隨著人口轉變過程的推進，“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再生產模式必然會導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第二人口紅利必將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


一、我國的人口轉變過程

十九世紀初期，歐洲一些國家的人口死亡率開始出現長期下降的趨勢。隨著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紀中期左右也開始下降。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產模式，經過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終實現“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變化過程被稱為人口轉變。人口轉變在現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些學者甚至認為，只有將人口轉變作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人口再生產模式也經歷了上述人口轉變過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經歷了迅速提升的過程。如圖1所示，根據聯合國人口司[1]的估計結果，在1950–1965年間，我國人口預期壽命相對穩定，在45歲上下波動，而女性預期壽命比男性略高，但差別不大。可能受三年自然災害等因素的影響，1960–1965年間的男性預期壽命降為42歲，而女性預期壽命則略有上升。預期壽命在1965–1970年則上升至59.4歲，1975–1980年進一步上升至64.6歲。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死亡率雖然上升速度相對緩慢，但仍處于上升階段。在2005–2010年期間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2.7歲，其中，男性預期壽命為71.1歲，女性為74.5歲。

在生育率方面，我國人口經歷了階段性下降過程。如圖2，根據聯合國人口司[2]的估計結果，盡管我國總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有所下降，但在20世紀50、60年代一直處于每名婦女生育5.5-6個子女的高水平上。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導致人口迅速增長。1973年，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確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針，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這一政策后來經過完善，發展為以“晚婚、晚育、少生、優生”為主要內容的人口政策。[3]這一政策對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總和生育率從5.9降至2.9，在20世紀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總和生育率一直處于2.6左右，直到20世紀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現了進一步下降的趨勢，總和生育率從2.6降至1.8左右。在21世紀頭十年，我國生育水平一直處于低水平上，從1.8降至1.6左右。根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1%人口抽樣數據和2006-2009年1‰人口抽樣數據推算的結果顯示，2005-2010年總和生育率處于1.4左右的低水平上。

圖1  我國人口預期壽命(1950–2010年)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4]

圖2  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1950–2010年)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5]

二、人口紅利的概念

人口轉變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影響表現為人口轉變過程為經濟增長帶來的有利發展契機，即人口紅利。近年來，我國學者圍繞人口紅利概念和人口紅利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將在澄清人口紅利概念的基礎上，對我國人口紅利涉及的主要問題加以剖析。

Bloom和Williamson將人口變量引入經濟增長模型，對1965–1990年東亞經濟增長奇跡進行了研究[6]。研究顯示，這一時期東亞的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奇跡具有較大貢獻。一方面，這一時期東亞經濟增長奇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年齡人口增長大大快于受供養人口增長，從而提升了人均生產能力；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東亞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政策使人口轉變所創造的經濟增長潛力得以實現。Bloom，Canning和Sevilla把人口轉變過程對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發展契機稱為“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7]。他們認為，人口紅利主要通過勞動力供給、儲蓄率、人力資本等三個渠道影響經濟增長。在此基礎上，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將人口紅利擴展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8]。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于消費人口增長所形成的對經濟增長的有利影響被稱為“第一人口紅利”。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未成年人較少和人口壽命更長會提高每名勞動者的資本及其他生產資料占有量，而個人也會較強烈的積攢資產以備養老的動機，這將導致人均收入在一定時期內增加。這種由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帶來的有利影響被稱為“第二人口紅利”。他們認為，第一人口紅利是短暫的。雖然第二人口紅利中資產積累的高速度也是短暫的，但人均資產和人均收入將長期穩定在較高水平上。因此，第二人口紅利是持久的。

我國學者對人口紅利的討論大多集中于勞動力供給和第一人口紅利方面[9][10]。而對勞動力供給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劉易斯拐點問題上。部分學者在分析人口紅利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調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議[11][12]。如上所述，人口紅利主要包括勞動力供給、儲蓄率和人力資本三個方面。而儲蓄率方面的人口紅利主要體現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本文主要從勞動力供給、儲蓄率和人力資本三方面探討我國的人口紅利問題。

三、人口紅利與我國勞動力供給

（一）我國勞動力數量與劉易斯拐點

1.劉易斯拐點的概念剖析

劉易斯提出了人口流動的兩部門模型[13]。該模型假定，在同資本和自然資源相比勞動力供給相對過剩的欠發達國家，產業部門可分為落后的溫飽型部門（包括溫飽型農業、小商業等）和現代“資本主義”部門(主要指工業)。在溫飽型部門，由于勞動力過剩，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極低或為零，甚至為負值。此時，溫飽部門存在隱性失業。因此，現代“資本主義”部門可以按勉強能糊口的工資獲取落后部門轉移出來的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從而得以進行資本積累和擴張。但由于資本積累速度超過人口增加速度，當落后部門勞動力剩余枯竭時，工資開始上漲到糊口水平之上。這一轉折點被稱為“劉易斯拐點”。

拉尼斯和費景漢進一步將農業部門的發展考慮在內，從而擴展了劉易斯兩部門模型[14]。他們將羅斯托提出的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溫飽型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產量為零的階段。在這一階段，農業部門存在剩余勞動力。由于勞動的邊際產量為零，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不會導致農業總產出的變化。第二階段為農業部門的邊際產量大于零但小于制度性工資（沒有現代工業部門前的農業總產出與農業勞動者的比值，該工資由制度性力量所決定）的階段。這一階段農業部門仍存在隱蔽性失業。由于農業勞動生產力大于零，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會導致農業總產出減少，從而平均農業剩余低于不變的制度性工資。工業部門的工資會由于食品的缺乏而上漲。第三階段是農業部門邊際產量大于制度性工資的階段。這一階段經濟完全市場化，隱蔽失業者全部消失了。現代工業部門要吸引更多的勞動力參加工業生產，就必須把工資至少提高到等于農業勞動邊際產量的水平上。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分界點被稱為“短缺點”，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的分界點被稱為“商業化點”。

2.我國“劉易斯拐點”問題分析

作為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然會經歷一個經濟起飛的過程。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我國同樣會出現農業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的問題。在2004年，珠三角地區出現了所謂的“民工荒”現象。我國學術界就開始圍繞我國是否存在劉易斯拐點、何時出現（如果存在）等問題展開爭論，至今仍然分歧很大。

認為我國劉易斯拐點存在、而且已經到來或很快到來的學者以蔡昉教授為代表。通過假定非農產業勞動力需求不斷增加，基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逐年下降的趨勢，蔡昉預測，在“十一五”期間我國勞動力供給長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將逆轉，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低于勞動力需求量的情況最早在2004年已經出現，最遲在2010年就會出現[15]。他由此推斷，即使“劉易斯轉折點”沒有一個清晰的時點，也可以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劉易斯轉折區間”。蔡昉提出，在劉易斯轉折點上或劉易斯區間里，已經或者預期會發生三個特征變化：勞動力在城鄉的普遍短缺、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上漲和高儲蓄率趨于降低。他認為，“民工荒”或勞動力短缺是趨勢性變化，其依據是：根據測算，2004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例是23.5%，40歲以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其量只有5800萬，剩余比例只有11.7%。另外，蔡昉還進一步提出了應對勞動力短缺的政策建議：提高勞動力素質和技能、擴大就業和調整人口生育政策[16]。

不難看出，蔡昉對我國勞動力變化趨勢的判斷，實質上只是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簡單勞動密集型工業部門轉移的狀況及趨勢的判斷，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國勞動力的總體狀況及變化趨勢。要考察勞動力總體狀況和變化趨勢，需要結合勞動力素質，對各生產部門的勞動力供求分別加以分析。然而，由于影響工資水平的因素很多，工資的上漲不能簡單地被看作是勞動力短缺的標志。因此，本文認為，我國的劉易斯拐點問題應從如下幾方面進行考察。

第一，勞動力是否短缺的標準。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特定生產技術條件下，它需要和其他生產要素按照一定比例相結合，才能生產出相應數量的產品。因此，勞動力是否短缺，并不取決于勞動力本身數量的多少和勞動力增長速度的高低，而是由特定技術條件下勞動力與其他生產要素的比例關系決定的。在技術和其他生產要素數量不變的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力不是無限的。隨著向非農生產部門的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最終會消失。從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非農產業部門看，我國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較多的生產部門主要是簡單勞動密集型工業部門。這些企業主要是在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的背景下為國際市場提供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加工型企業。如果國際市場對這些企業產品需求旺盛，那么這些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會增大。隨著人口轉變過程的推進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逐漸消失，簡單勞動密集型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必然會出現短缺。盡管“民工荒”的出現與中央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惠農政策有關，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這些簡單勞動密集型工業部門的勞動力短缺趨勢。但是，在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工業部門，隨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則必然會出現資本排擠勞動的勞動力相對過剩現象。在這些部門，不僅低素質勞動力會受到資本排擠，而且缺乏實踐經驗的知識型勞動力也可能出現暫時的過剩。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現象，就是這個矛盾的一個側面。因此，不能簡單地用劉易斯拐點概念來判斷我國勞動力的總體狀況及變動趨勢。

第二，勞動力素質問題。一國勞動力資源狀況不僅取決于勞動者數量，更取決于勞動力素質。如上所述，劉易斯－費－拉尼斯模型分析產業部門之間的勞動力流動問題，而其潛在假設為，勞動力素質一直停留在落后的溫飽型農業部門就業時的水平。從這個角度講，該模型僅適合于分析上述簡單勞動密集型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問題。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知識時代的到來，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大學生就業難的現象就與這些吸納大學生就業的主體部門對工作經驗和工作技能的要求越來越高有直接的關系。這些部門短缺的勞動力只能是高素質勞動力，而不可能是低素質的簡單勞動力。因此，在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生產部門，根本不存在劉易斯拐點問題。

第三，工資上升問題。決定和影響工資水平及其變化的因素是復雜的。馬克思指出，工資的本質是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而勞動力的價值由兩種要素構成：一種是純生理的要素，另一種是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勞動力價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決定。而工資的實際水平取決于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17]。同其他商品一樣，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可以說明工資一時的變動，但決不能說明這個價值本身。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構成勞動力價值的每個要素變動都會導致工資水平的長期變化。根據包小忠的分析，廣東和江蘇等地區的農民工工資在十幾年內幾乎沒有上漲，而同期物價上漲很快[18]。他認為農民工工資相對于物價上漲調整滯后導致農民工打工的凈收入下降是民工荒的真正原因。2007年孟昕對1000戶在上海、無錫、廣州和深圳的農民工調查表明，農民工進城后第一個月的平均工資年均增長率為2.7%。而2004-2006年廣州和深圳最低工資標準增長極快，促進了農民工實際工資的增長[19]。因此，農民工工資在一定時期內的上漲并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標志。

四、人口紅利與儲蓄率

Bloom，Canning和Sevilla認為，人口轉變帶來的勞動年齡人口增加導致儲蓄率上升[20]。本文從以下幾方面分析人口轉變對儲蓄率的影響。

（一）第一人口紅利是資本的紅利

目前大部分關于人口轉變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研究實際上集中于對第一人口紅利的分析。例如，王德文等實證分析的結論為，1982-2002年我國總撫養比變化對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5%左右。少兒撫養比下降對儲蓄率的貢獻率為6.0%，老年撫養比上升對儲蓄率的貢獻率為－0.9%[21]。王金營和楊磊的研究表明，在1978-2007年期間，我國少兒負擔下降1個百分點，居民存款余額將增長1.277%。而老年負擔每上升1個百分點，居民存款余額將減少1.026%[22]。

從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對第一人口紅利的界定可以看出，第一人口紅利來自于人口轉變所導致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在一定時期內的上升。人口轉變初期高生育率階段出生的人口進入勞動年齡以后會引起勞動力供給迅速增加。而在發展中國家，這一階段勞動力供給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等其他生產要素顯得過剩，從而使勞動力成本處于很低的水平。因此，這一階段的勞動力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的份額也會相應降低。根據劉偉的分析，1978以來，我國的工資增長速度遠低于GDP的增長速度，而勞動者工資在GDP中的比例呈明顯的下降趨勢：1978年時為15.61%，1995年時為13.54%，到2000年的時候下降到10.87%[23]。而在儲蓄方面，居民儲蓄率并沒有出現上升的趨勢。根據徐升艷等對國民經濟核算的資金流量表分析，1992–2007年期間我國居民儲蓄率逐漸下降，政府和企業儲蓄率逐漸上升。而政府儲蓄增幅相對小，企業儲蓄增幅較大[24]。

由此可見，第一人口紅利主要為資本所有者獲取，主要體現為資本的紅利。正如劉福垣所指出的，發展中國家第一人口紅利所對應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時期，是經濟發展必經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但并不值得留戀，也不是越長越好的戰略機遇期[25]。

（二）第二人口紅利是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根據Andrew Mason和Ronald Lee對第二人口紅利的界定，人口年齡結構的這一變化所帶來的勞動者人均資本增加和個人養老儲蓄動機增強，同樣會強有力地帶動經濟增長[26]。但他們同時指出，第二人口紅利不是自動形成的，因為人們可能沒有意識到為養老而儲蓄，但政府的退休儲蓄計劃可以強制性規定人們進行養老儲蓄。而金融市場不完善也可能限制人們的投資機會[27]。因此，隨著人口轉變過程的推進，“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再生產模式必然會導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第二人口紅利也必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越來越重要的新動力。為了充分發揮第二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我國一方面應完善養老保障制度，促進人們進行養老儲蓄，一方面要加強金融市場建設，為個人投資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五、人口紅利與我國人力資本提升

（一）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明賽爾把為提高勞動者技能所進行的培訓稱作“人力資本投資”[28]。舒爾茨假定國與國之間大部分人的天賦才能分布趨于一致，從而把人力資本定義為“后天獲得、具有經濟價值的人口質量特質即知識和才能”[29]。貝克爾則更明確地將健康列入人力資本的范疇，即人力資本包括人的知識、技能和健康三方面內容。因此，教育、在職培訓、醫療保健、遷移和搜集工資變化的信息等方面的支出都屬于人力資本投資[30]。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人力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很多學者對人力資本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盡管由于采用的方法和數據口徑不同，計算出的人力資本貢獻率差異較大，但這些研究都顯示了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二）人口轉變對人力資本提升的積極影響

人口轉變促進人力資本投資是人口紅利的一個重要方面。首先，死亡率的降低將提高健康方面的人力資本。如圖1，我國人口預期壽命從建國初期的44.6歲增加到目前的72.7歲。這就大大提高了勞動參與率和勞動生產力，也大大促進了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的擴大。同時，由于人口預期壽命的增加會使教育和培訓方面的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更高，人們更愿意對教育和培訓方面進行投資。其次，生育率的降低將直接提高知識和技能方面的人力資本。如圖2，我國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初的每名婦女6個子女降至目前的每名婦女1.6個子女。子女數量的減少，不僅使父母更有能力供養子女，使其受教育水平達到更高層次，也使父母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和自身知識和技能的提高上，從而有利于終身學習的實現。有研究表明，人力資本與知識培訓和智力投資正相關[31]。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國人口轉變是在人均國民收入較低的情況下進行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4260美元）僅為高收入國家（38658美元）的11%[32]。在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本投資的促進作用比發達國家更為顯著。

隨著人口轉變過程的推進和義務教育的實施，我國人力資本得到大幅提升。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從1964年的2.68年提高到2010年的8.25年，人口預期受教育年限[33]從1982年的6.13年增加到2005年的12.3年，勞動年齡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從1982年的7.74年上升至2009年的9.5年[34]。為了進一步驗證，筆者在李發昇勞動生產率模型的基礎上構建了勞動力質量模型。假設不同受教育級別的勞動者勞動生產率隨受教育年限年增加的比例γ相同，且為常數，則勞動力質量h可表示為：

其中，y為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據李發昇的研究成果，γ比較穩定，約為1.46[35]。計算結果顯示，我國勞動力質量數值從1982年的10.2上升至2009年的36.4。由此可見，在我國，人力資本方面的人口紅利并沒有隨著人口轉變過程的推進而消失，相反卻不斷得到提升。

六、結  論

人口轉變所形成的人口紅利通過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和儲蓄率三方面影響我國經濟增長。在勞動力供給方面，死亡率的率先下降導致勞動力供給短暫增加，而生育率的隨后降低則導致簡單勞動密集型工業部門的勞動力由過剩轉為短缺。隨著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密集型生產部門的勞動力仍會相對過剩。在儲蓄率方面，由于勞動人口增長快于消費人口，人口轉變會形成“第一人口紅利”，而由于未成年人較少和人口壽命延長增強了個人養老儲蓄動機，人口轉變則會形成“第二人口紅利”。第一人口紅利是暫時的，且主要被資本所有者獲取。而第二人口紅利則可為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在人力資本方面，人口轉變提高了健康、知識和技能方面的人力資本。

為了充分利用人口紅利，促進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是加快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式向集約式的轉變。隨著人口轉變過程的推進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逐漸消失，簡單勞動密集型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必然會出現短缺。依靠低素質、低成本勞動力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應采取適當的產業政策，促進簡單勞動密集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產品附加值，減少對低成本勞動力的依賴。

二是全面提升人力資本。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而各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應加大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投入，推進相關制度建設，全面提升人力資本。

三是努力創造實現第二人口紅利的制度條件。第一人口紅利是暫時的，而第二人口紅利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日益重要。我國應加強相關制度建設，一方面應完善養老保障制度，促進人們進行養老儲蓄，一方面要加強金融市場建設，為個人投資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四是避免將人口紅利某一方面的變化趨勢作為調整人口政策的依據。人口政策的調整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需要綜合考慮經濟、社會、資源和環境等諸多因素。僅僅依據人口紅利某一方面的變化就提出調整人口政策的建議，對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是不利的。

注釋＆參考文獻：

[1][2][4][5]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www.unpopulation.org，2011.

[3]湯兆云：《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口政策的演變與創新》，《科學社會主義》2010年第3期。
[6]Bloom D. E. and Williamson J. G.,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2, No.3(1998), pp.419-455.
[7][20]Bloom D. E., Canning D., Sevilla J.,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ichard N. Cooper, Vol.82, No.3(May-Jun 2003), pp.148-149.
[8][26][27]Andrew Mason, Ronald Lee,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Demographic Window and Health Aging：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04.
[9][11]蔡昉：《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10][12]王豐：《人口紅利真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嗎？》，《人口研究》2007年第11期。
[13]W.A.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22,(1954), pp.139-191.
[14]Gustav Ranis, John C.H.Fei：“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1, No.4(1961), pp.533–565.
[15]蔡昉：《“劉易斯轉折點”近在眼前》，《中國社會保障》2007年第5期。
[16]蔡昉：《勞動力短缺:我們是否應該未雨綢繆》，《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6期。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3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4頁。
[18]包小忠：《劉易斯模型與“民工荒”》，《經濟學家》2005年第4期。
[19]孟昕：《錯判將對農民工的轉移和中國城市化進程產生很大影響》，《比較》2008年第35期。
[21]王德文、蔡昉、張學輝：《人口轉變的儲蓄效應和增長效應——論中國增長可持續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22]王金營、楊磊：《中國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的實證》，《人口學刊》2007年第5期。
[23]劉偉：《劉易斯拐點的再認識》，《理論月刊》2008年第2期。
[24]徐升艷、周密、趙剛：《我國企業高儲蓄的原因解析——基于1992–2007年資金流量表》，《現代管理科學》2011年第1期。
[25]劉福垣：《人口紅利是個偽命題》，《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1年第6期。
[28]Mincer J.,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66, No.4(1958).
[29][美]西奧多·W·舒爾茨：《人力投資——人口質量經濟學》，賈湛、施煒等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頁。
[30][美]加里·貝克爾：《人力資本理論:關于教育的理論和實證分析》，郭虹譯，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頁。
[31]朱乃肖：《論智力資本的理論基礎及在中國的實踐意義》，《海派經濟學》2010年第31期。
[32]World Bank, 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2010, Atlas method and PPP,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33]預期受教育年限指5歲兒童入學時可預期的一生受正規教育的平均年限。它由五歲及以上年齡的人口凈入學率累計得出。
[34]蔡昉：《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1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6頁。
[35]李發昇：《一個以勞動力素質為核心的教育與經濟增長關系模型——基于巴羅指標和中國31年相關數據的經驗檢驗》，《南開經濟研究》2011年第2期。

 【作者簡介】高建昆（1976–），河北玉田人，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本文是作者36歲時的作品。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政經青年智庫”，原刊于《當代經濟研究》2012年第4期）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m.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向太陽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熱點排行
  • 一周
  • 一月
  • 半年

    • 建言點贊
  • 一周
  • 一月
  • 半年

    • 圖片新聞

    友情鏈接
  • 186導航
  • 紅旗文稿
  • 人大經濟論壇
  • 光明網
  • 宣講家網
  • 三沙新聞網
  • 西征網
  • 四月網
  • 法律知識大全
  • 法律法規文庫
  •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檢察院
  • 中央紀委監察部
  • 共產黨新聞網
  • 新華網
  • 央視網
  • 中國政府網
  • 中國新聞網
  • 全國政協網
  • 全國社科辦
  • 全國人大網
  • 中國軍網
  • 中國社會科學網
  • 人民日報
  • 求是理論網
  • 人民網
    • 備案/許可證編號：京ICP備15015626號-1 昆侖策研究院 版權所有 舉報郵箱：kunlunce@yeah.net
    攜趣HTTP代理服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