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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月等：數字經濟資本化的弊端及其公有化趨勢

點擊：作者：夏明月等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2-09-08 07:56:35

數字經濟資本化的弊端及其公有化趨勢

夏明月周沛統王忠漢

【摘要】數字經濟在繁榮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資本化傾向，并滋生出新型的貧富分化、數字壟斷、民生安全與主權安全等諸多弊端。從所有制層面看，這些弊端根本上源自社會化大生產與數字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數字經濟資本化過程看，這些弊端是數字經濟要素資本化和運行模式資本化的產物。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視角看，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先進數字技術的發展是一體兩面的，數字經濟的公有化趨勢與資本化色彩并存。但歸根結底，從制度與技術兩種視角來看，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先進數字技術的結合決定了公有化才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當前，數字技術在不斷改造舊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同時，也一直在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數字經濟繁榮的表面掩蓋著資本對數字生產資料、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分配關系以及消費關系的控制。出于對效率和剩余價值的追求，資本在數字經濟發展早期迅速推動數字經濟成型、發展和成熟，并逐漸形成為其所控制的數字基礎設施。在這一過程中，數字經濟在空間上的全球化、模式上的平臺化、數量上寡頭化格局逐漸形成。數字經濟平臺壟斷涉及大量數字勞動者、平臺消費者等相關問題，但其壟斷背后的根本推動力量實際上是資本。資本的盈利本性使數字經濟平臺滲透到市場各個角落，世界范圍內一系列典型事件的發生，展現了數字經濟資本化對國際交往安全、國家金融安全和主權安全等造成的威脅。部分數字經濟平臺的行為已經危及國計民生安全甚至國家安全，因此，對數字經濟資本化的弊端及其相關的數字技術獨立性與安全性、創新與監管等問題的研究，也就是是必要且緊迫的。

一、數字經濟要素、模式資本化及其過程

2016年，《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把數字經濟定義為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信息通信技術提升效率提升和優化經濟結構的一系列經濟活動。根據數字經濟的技術屬性與應用屬性，又可將其分為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指數字技術帶來的產品和服務所形成的產業，產業數字化指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的賦能和改造。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資本，即是對他人勞動產品的私有權。”在數字產業化和傳統產業數字化過程中，數字生產資料及其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被資本所控制或占有，并逐漸形成對數字生產技術、勞動關系與分配關系的支配地位，我們把這一過程稱為數字經濟資本化。這里的“資本”與現在通用的狹義“金融資本”“國有資本”“作為市場要素的資本”等中性資本概念有所區別，本文的“數字經濟資本化”是指數字經濟資本私有化。

（一）數字經濟要素資本化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視角看，數字經濟的核心要素可概括為資本、數字技術、數字生產資料與數字勞動力。數字經濟資本化的具體表現可展開為數字經濟各要素的資本化。其在過程上表現為資本對技術的壟斷、對數據與信息的占有、對勞動關系與分配關系的控制，資本化程度取決于資本對數字經濟要素的控制程度。

數字經濟意義上的資本并未脫離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下資本的本質，馬克思認為資本是生產資料資本與社會關系資本的統一，“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但數字經濟資本的形態及其載體不同于舊式的工業資本，數字經濟資本化的過程涵蓋了物化的資本、人格化的資本以及數字資本，這種過程承載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方面。馬克思認為資本的目的“在于交換價值（特別在于增加剩余價值）而不在于使用價值”，從底層邏輯來說，數字資本依然遵循馬克思《資本論》意義上的資本含義，但數字資本與傳統資本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在數字技術構建出的數字平臺加持下，其擴張和增殖的速度與規模迅速擴大。互聯網的集中化、規模化使資本占據生產資料和對用戶覆蓋的效率更高。

數字技術資本化亦即資本對技術的逐步控制。技術本身沒有欲求，它是生產力的構成部分，決定著生產方式的可能性及人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但被資本操控著的技術會變成資本控制生產方式、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的工具，為資本增殖服務。馬克思說：“自從資本降臨人間，它巨大的滲透與整合能力卻改變了技術的面貌與發展進程。”數字技術的資本化是這樣形成的：首先是技術與資本結盟的產物，技術追求效率，而資本追求增殖。技術與資本存在邏輯共契，技術通過“資本化”轉化為技術資本。技術資本兼具技術的普遍特質和資本的一般屬性，其目的是追求高效率與實現高增值，前提是技術成果成為商品，關鍵步驟是商品貨幣積累成資本。

數字生產資料資本化亦表現為資本對數字生產資料的控制。信息和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如同工業經濟時代的石油。數字生產資料不同于舊資本主義時期的土地、原料，其主要是依托數字技術而產生的信息和數據。數字經濟的生產資料與傳統經濟模式的重大區別在于：在數字經濟時代，生產資料已經不只是傳統的土地、原材料，人們在網絡生活中留下的一切行為軌跡都可能成為數字生產的原料。經過數字技術的篩選和加工，這些原料可以進入流通市場，形成可以買賣的商品，從而產生出交換價值。相較于傳統經濟來說，數字經濟超越了實物交換的商品形態，資本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則表現為對市場諸環節中信息和數據的控制，并常常以數字經濟平臺的形態展現。

數字勞動資本化表現為資本對勞動的控制。不過勞動資本化不是說勞動成為資本，而是勞動本身以及勞動關系被資本所控制。資本和勞動的關系不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關系，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兩個方面。資本和技術的結合塑造了這樣一種關系：資本支配技術去控制勞動者的勞動方式，這樣的支配關系在數字經濟時代更普遍但卻更隱秘了。“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基礎，一般說來，是勞動能力這種屬于工人的商品同勞動條件這種固著于資本形式并脫離工人而獨立存在的商品相對立。”勞動力資本化的根源在于資本對數字生產資料、生產技術和勞動者的控制，使勞動者同自身之外的勞動要素相分離，從而只能處于與資本家的雇傭關系中。“資本家本身不過是資本的職能，工人本身不過是勞動能力的職能。”

（二）數字經濟的運行模式資本化

從資本與生產力、生產資料、生產關系（包括勞動關系與分配關系）的聯系看，對技術的壟斷就是對數字經濟生產力的控制，對數據與信息的占有就是對數字經濟生產資料的控制。資本對生產力的壟斷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決定著數字經濟的生產關系，數字經濟的生產關系決定著它的勞動關系與分配關系。數字經濟與傳統經濟運行模式有明顯差別：首先是市場要素的流通方式，其次是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方式，最后是剩余價值的分配方式。“數字資本主義理論認為，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資本主義內部的相變。生產過程的形式和位置、資本投入的構成、利潤最高的商品、升值和貶值的勞動類型、商業消費的形態、資本和國家的各自作用以及社會階級的關系，所有這些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就市場要素的流通方式而言，傳統經濟模式是以物理空間為基本結構的流通，生產原料、生產工具以及商品的流通主要依靠跨空間的交通運輸來完成；而數字經濟則主要依靠互聯網平臺為基礎的信息網絡，具有超越空間、生產要素高度聚集的屬性，其以信息和數據為主要生產原料，相比傳統經濟模式，數字經濟市場要素的流通速度更快。就生產方式而言，傳統經濟模式主要依賴于機械工業機器生產，但數字經濟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更精密的智能工業生產，而且在以通信技術為基礎的互聯網虛擬空間中形成了與傳統產業完全不同的“虛擬經濟”形態，亦即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就分配方式而言，傳統經濟模式和數字經濟模式的區別在于市場資源配置與剩余價值分配的形式不同，傳統經濟模式下產業上下游之間資源的流動、剩余價值的分配由“看不見的手”即市場來進行，而數字經濟中的資源配置與剩余價值分配雖然也由市場來完成，但“市場的手”往往是占據網絡話語權的數字經濟平臺。

綜上，在傳統經濟模式資本化的過程中，資本主要通過控制物化的生產資料來控制市場要素，進而控制人；而數字經濟資本化則是資本主要通過控制信息化的生產資料形成數字平臺，進而實現對市場和人的控制。數字經濟的平臺化、規模化可以在資本助推下迅速形成，一旦社會財富分配機制被資本化，少數占有生產資料的私人化資本就可以在很短時間內迅速壟斷財富，形成從對生產資料的控制到對投入、生產、分配各環節的控制，牢牢掌握剩余價值分配的話語權。在美國富豪排行榜上，有多人從事互聯網和數字經濟產業，如亞馬遜集團董事會主席貝索斯、臉書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甲骨文CEO埃里森、谷歌CEO佩奇以及特斯拉CEO馬斯克和眾人熟知的比爾·蓋茨等。

（三）數字經濟資本化的過程簡析

馬克思認為把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同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一樣，數字經濟也經歷了資本原始積累的不同階段，“與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原始積累相比，數字資本的原始積累呈現出全球性、非暴力、技術引領以及以資本權力為主導的特點”。數字經濟資本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數字經濟要素逐漸被私人資本控制的過程。資本通過對數字經濟要素的控制進而控制市場、勞動者，甚至控制消費者喜好。

美國，數字經濟的原始積累有明顯的“平臺化”特征，雖然互聯網1969年就誕生，但形成具有相當規模的數字經濟平臺則要到20世紀90年代末，尤其是到小型計算機和手機普及之時。中期的數字經濟則逐漸催生出諸如Facebook、亞馬遜等互聯網綜合平臺，它們隨著智能手機、筆記本、平板電腦等更輕更小、普及率更高的硬件設備的廣泛使用而真正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角落，建構起數字經濟世界的平臺框架。后期的數字經濟平臺下沉到社會生活中更具體的角落，形成日常生活娛樂、社交、工作、學習和消費的平臺，它們在4G網絡出現以來日漸興盛，數字經濟開始從框架搭建時代進入內容生產時代。

完成數字領地擴展后的數字經濟平臺在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中擁有了更強的話語權。資本憑借數字技術的手段和平臺化的模式完成“數字圈地運動”后，必然要對“所圈得的領土”進行更精細、徹底的搜刮與掠奪。資本對增殖的追求和技術對效率的追求會催生這樣的結果：設法占據盡可能多的生產資料，并力圖實現對生產的上中下游的控制以降低每個環節的成本，盡可能提升每個環節的效率，以實現對全產業鏈的延伸和控制，直至無以復加。在此過程中伴隨對競爭對手的排斥，對市場的控制以及行業壁壘、平臺壁壘的形成，最終達成壟斷。

二、數字經濟資本化的弊端

數字經濟的繁榮是社會先進生產力的產物，它正不斷改造著人類社會的生活樣態、在提高社會生產效率的同時也醞釀著數字經濟資本化危機。首先，在數字經濟時代下迅速擴張的數字經濟巨頭不斷開展數字世界的“圈地運動”，逐漸形成數字壟斷和數字霸權。其次，在資本控制下，數字經濟平臺對國民文化娛樂生活的不良滲透，可能演化成資本對數字用戶的“數字殖民”，威脅國家意識形態、文化和國計民生的安全；最后，隨著數字經濟資本化進程加深，數字生產資料、勞動力、技術被資本控制和占有的程度也在加深，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加持下，資本對效率和成本的數字化控制催生出“理性暴力”，互聯網平臺寡頭們用比工業時代更為隱秘的方式“操控”著很大人群，極易造成社會的貧富分化。

（一）市場秩序方面的主要弊端

數字經濟從誕生之初就帶有天然的擴張性和資本化烙印。類似于資本主義殖民化的過程，數字經濟的發展中除了能看到數字世界的“圈地運動”之外，還能從中瞥見數字世界的“新航路開辟”。數字經濟對國計民生的積極影響是短期內經濟效率的提升，但負面影響則是對長期經濟公平的威脅。

首需提及的是市場壟斷。在談及數字經濟資本化之前，有必要把作為促進國計民生發展先進力量的數字經濟與被資本化后威脅國計民生的數字經濟加以區分。數字產業化與傳統產業數字化都是數字技術推動下國計民生發展的先進力量，但被資本化的數字經濟在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之后，就逐漸成為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威脅社會公平的力量，促進社會進步的力量反倒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力量。隨著數字經濟資本化過程逐漸完成，數字資本開始以數字平臺的形態去占據和壟斷有利于增殖的一切領域和行業，排斥行業內的競爭對手，擠占一切可以擠占的競爭對手的生存空間，構建行業壁壘。這會對市場長期可持續的良性發展造成破壞，逐漸演化出與社會力量相“敵對”的資本和財閥。

數字經濟資本化造成的數字壟斷與傳統壟斷有明顯區別。數字經濟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周期更短、范圍更廣。在宏觀層面，數字經濟本身的產業化和其他產業的數字化，使產業與產業之間的鏈接比舊的產業鏈關系更密切。資本對市場的傷害最終要由勞動者、消費者來承擔，資本對數字產業的控制帶來的就是一切“唯市場”，貧窮群體的數字生活成本不斷加大，勞動者承受的數字剝削日益深重。市場看起來充滿活力，卻在為貧富差距加大、市場惡性發展埋下隱患。對中國而言，如果長期不重視數字經濟發展的社會負面影響，勢必加劇來兩極分化。因此，我們應積極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種種挑戰，創造有利于市場秩序和共同富裕要求的數字時代創新大環境。

（二）數字經濟資本化之下的“數字殖民”

有學者稱我們面臨著新階段的“數字殖民”。尼克·庫爾德利認為歷史殖民主義對土地、自然資源和肉體的占有是工業資本主義發生的基礎。而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殖民”通過數字平臺等各種機制對日常生活實現了殖民性占領。平臺產生了一種允許數據價值被占有和剝削并與其他數據互相連接的社會資本。“數據殖民主義就是將歷史殖民主義的掠取行徑與抽象的計算方式結合在一起。”

數字經濟資本化帶來的根本問題是資本對人的控制，數字經濟繁榮的背后涉及市場安全、民生安全、金融安全、文化安全、技術安全等眾多國家安全問題。隨著數字技術不斷成熟，技術與資本的結合催生出一些體量巨大的互聯網寡頭，形成了有巨大威脅的資本的“數字殖民”傾向。回望西方資本主義海外殖民與對外侵略的歷史，自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到兩次工業革命，殖民主義主要表現為對領土空間和物質財富的占有、掠奪。數字經濟時代的“數字殖民”，則表現為以互聯網壟斷平臺為依托的資本對人們互聯網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侵襲”。

“數字殖民”帶來的是資本對數據的統治和數據對人的統治。資本通過數據形成對資源掠奪、勞動生產和勞動成果分配的全程“監控”，加上大量的數據累計和快速計算所形成的經驗變成一個個的數理模型，以此形成數據對人的統治。這種統治根本上是資本通過對物的控制而實現對人的統治。資本對物的控制集中于生產資料、生產力和剩余價值，對人的統治集中于勞動關系、消費關系和分配關系。數字經濟資本化仍未脫離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但在這一矛盾之下，數字技術的進步使資本對經濟要素的控制越來越深入。

（三）數字經濟資本化引發“理性暴力”

在精密的大數據標簽和用戶畫像之下，人的生產、生活的方式和內容都在被資本刻意塑造成更有利于自身而不是更有利于人的模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區塊鏈（Blockchain）、云計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等技術（以下簡稱ABCD）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時代產物，是當前先進生產力的典型代表，但這些技術的出現也意味著資本可以借助的工具更豐富了。隨著數字經濟資本化程度加深，市場發展唯增長、唯效率、唯技術的苗頭不斷顯現，從而產生了數字經濟時代的“理性暴力”。所謂的“理性暴力”亦即資本利用這些先進技術控制市場諸環節，把人當作實現增殖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在理性暴力面前，人面臨的是人之為人主體地位的危機。勞動者、消費者都面對理性暴力的侵襲，數字經濟平臺機器背后的技術衍生出越來越多的算法倫理問題、企業道德問題。對勞動者來說，勞動過程、勞動時間、勞動報酬都被普遍納入資本投入產出比的計算當中；對于消費者來說，消費偏好、消費習慣、消費頻率等對資本有重要價值的數據都被數字經濟平臺在系統中秘密地貼上了標簽。來自勞動者、消費者的作為數字生產資料的數據，在占有關系上幾乎被數字經濟平臺私下壟斷，數字生產要素的私人占有是數字經濟中造成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根源。“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最為關鍵的生產要素之一,數據占有的不平等引發經濟社會中權力的不平等。

數字資本通過占有數字生產資料而控制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資本從中獲得的剩余價值除重新投入再生產，還享有其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和固有資本增殖。勞動報酬與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之間的分配還只是造成貧富分化的第一個環節；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后資本的市場增殖將進一步拉開資本擁有者和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差距；已經完成資本積累并且控制著數字生產資料的資本將繼續加強對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控制。數字經濟資本化的具體弊端表現為三對基本矛盾：數字經濟市場競爭與平臺壟斷的矛盾、數字化生產與數字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技術資本化與國家安全的矛盾。進入21世紀，數字經濟資本化的過程類似于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圈地運動”和“世界殖民”，但數字經濟資本化來得更迅猛卻又隱蔽得多，看起來比舊的資本主義擴張更溫和，但實際上是一種更劇烈的集中和擴張。

從所有制層面看，數字經濟資本化的弊端根本上源自社會化大生產與數字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數字經濟資本化的過程來看，這些弊端是數字經濟要素資本化和運行模式資本化的產物。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視角看，ABCD、5G等先進數字技術發展的一體兩面，決定了數字經濟資本化的短期傾向與公有化的長期趨勢并存。但歸根結底，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先進數字技術的結合方式決定了公有化才是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三、數字經濟在制度層面與技術層面的公有化趨勢

數字經濟公有化有其現實的基礎：一是技術層面，二是制度層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與制度現狀決定著數字經濟發展的資本化弊病與公有化趨勢共存。在技術層面，ABCD和5G等數字技術在根本上是先進數字生產力的關鍵構成部分，它們決定著數字生產的組織結構、效率水平、勞動方式，至于技術是服務與資本化還是公有化，則取決于實際的運行制度。而在制度層面，尤其以中國為代表，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們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存的經濟體制，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決定著包括數字經濟在內所有經濟形態中的公有制地位。

“長期的經濟增長和普遍使用的技術有時會改變一個社會的整個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這被稱為‘通用技術’（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在數字經濟背景下，資本對智能化生產的控制還將繼續間接地控制智能化體系中尚未被機器替代的勞動者，并以新的手段控制參與數字生產的數字勞動者，被資本化的勞動者的勞動力同時繼續被工具化。與此同時，數字經濟改變了國民經濟的生產、消費和分配方式。隨著生產工具的進步，智能化生產正在逐漸替代傳統的機械生產，意味著人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社會生產方式、勞動方式以及分配關系將出現新的格局。

以ABCD以及5G等先進數字技術為例，可以發現數字經濟發展的在技術層面的公有化趨勢。大數據有助于高效解決信息獲取與重大事項決策方面的問題，區塊鏈的去中心化和加密技術可以為數字信息產品的交易提供高效的數字身份，云計算有助于信息存儲與跨空間流動，人工智能技術有助于解決重復性高、規律性強的問題，5G技術有助于解決無人駕駛、線上會議、空中課堂、元宇宙虛擬空間游戲娛樂等活動對低時延的高要求。上述總結起來便是生產方式的升級、生產效率的進步。這種種基于數字技術的升級與進步催生出一批使用門檻越來越低、智能程度越來越高的先進的數字網絡生產工具，這些工具因為數字網絡的集聚效應而有機會以便宜的價格觸達用戶，具有某種程度上的開放性、公共性、共享性。而社交網絡、金融支付系統、消費購物平臺、特殊需求服務平臺這類基于數字技術的社會數字系統，實際上就是向公眾開放、低門檻的數字時代的數字基礎設施。

這里我們可以進一步從數字內容生產工具和數字內容的承載系統兩種視角來看數字技術層面的公有化趨勢。在內容生產與應用的工具層面，已經有且將有越來越多以智能化生產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公有化趨勢案例。例如，通過智能數字圖像合成技術，在搜索框輸入描述性的文字后系統可以智能合成相關圖片，除此之外，詩歌、音樂、動畫等內容產品的創作和生產將越來越智能化，內容生產工具還將隨著大規模的數據訓練而不斷提升智能化水平。數字內容的智能化生產本身就代表一種“人人可為、人人可用”。在承載和傳播內容的數字系統層面，尤其是中國數字經濟平臺為代表，如微信、淘寶、抖音、今日頭條等數字經濟平臺儼然成為真正“人人可用、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網絡生態系統，它們仍將延伸出越來越多的數字“共享經濟”模式和應用場景。只不過這些特征只是數字經濟顯示出來的“冰山一角”，并不是數字經濟的全部面貌，而且平臺經濟自身帶有的資本化及其私有色彩作為公有化趨勢的矛盾對立面，在數字生產力水平足以克服數字技術私有與公有的界限之前將長期與公有化趨勢共存共生。此外，結合數字經濟資本化過程部分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ABCD以及5G等先進數字技術，正把數字經濟引向全面到來的“內容時代”，2022年被輿論及其各大互聯網平臺吵得火熱的“元宇宙”就是這一趨勢的概念性凝練。

先進技術姓“公”還是姓“私”，需要有層次上的分別。在制度層面，從我國經濟體制來說，一切數字生產資料及其技術在理論上都姓“公”；在技術屬性層面，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先進技術本質上是提升社會生產與分配效率的工具，它姓“公”還是姓“私”、為“善”還是作“惡”取決于使用主體。但在混合所有制經濟階段，公有制為主體與多種所有制并存決定了先進數字技術在制度和技術屬性上都將具有兩面性：一是作為制度公平層面的公有化趨勢，二是作為技術效率層面的資本化色彩。制度和技術兩個層面之間是包含關系，制度公平以公有制為基礎，技術效率以資本化為基礎。在當前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公有制與多種所有制并存，但以前者為主體。

數字經濟的生產資料本身具有來源上的公共性特點。數字經濟時代的“流量”和“用戶數據”是廣大用戶“勞動”產生的，本來就具有社會公共性質，屬于數字時代社會化大生產產物。這一本質特性決定了數字經濟是社會化大生產的新形式，與數字經濟資本化背景下流量、信息、數據的私人占有存在矛盾。這一矛盾的解決需要從生產層面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過渡到制度層面的社會主義公有化。如何維護好制度層面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長期要務，但如何引導好新型技術轉化服務于廣大人民群眾、防止過度資本化則是當前階段的重要任務。先進數字技術被資本利用則會倒向資本的懷抱，反之，如果被應用于社會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公共產品的生產、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則會有利于社會和廣大人民。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先進數字技術的特性和規律，發揮先進數字技術的積極價值，防止被資本濫用。應當加強對技術與資本結合方式的監管，發揮出技術效率性的優勢，防止資本借助技術野蠻生長。應當斬斷“技術與資本結盟”這一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的隱患，支持和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使資本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

總之，在當前社會發展階段，那些關乎國家安全、國際競爭、民生安全的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術，不管姓“公”還是姓“私”，必須在制度和政府宏觀調控之下加以發展。這就需要平衡政府監管與企業創新的關系，既不能放任自流，又不能阻礙創新動力。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數字經濟資本化在短期內確實能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但從長期來看則存在在根本上加速兩極分化，不利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風險。然而，數字技術本身的先進性不容否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堅定支持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但必須保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防止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侵蝕。

數字經濟資本化的根源是數字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數字時代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有制屬性決定著數字經濟要素和模式的公有化與資本化狀況，由此決定著資本對市場諸環節的控制情況。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于國情所采取的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在制度和技術兩種視角下，作為制度主體的公有制和作為效率主體的多種所有制也衍生出數字經濟的公有化趨勢和資本化色彩，這種狀態將在一定時期內存在。由此產生的數字經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既帶來了明顯的社會進步，又產生了諸多弊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視角出發，對數字經濟資本化傾向與公有化趨勢加以研究，有助于在理論上緊抓公有制的根本路線，促進混合所有制朝向人民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改革、優化和升級。數字經濟發展的意義不僅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層面，更在于對塑造新時代社會發展的新基礎設施的意義。

(作者：夏明月，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周沛統，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王忠漢，上海財經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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