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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到頭吃饅頭”

某學者在群里講述了一個故事，他說：

（1）農村實行承包制以后，我舅舅來了北京。我母親問我舅舅說：“哥呀，現在家里生活怎么樣啊？”

（2）我舅舅說：“現在家里可好了，一年到頭吃饅頭”。

（3）這使我相信，農村改革的路子是正確的。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舉世驚嘆的成就，無疑是我們黨堅持鄧小平帶領我們黨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結果，這是事實，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

（4）當然，我們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還面臨諸多問題，有的問題甚至還很嚴重，但卻決不能，也不應該把這些問題的產生歸罪于D老爺子，因為這些問題并不是改革開放和黨的基本路線造成的，而是改革開放和黨的基本路線推動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避免的產物。

二、農民的積極性

我不懷疑“一年到頭吃饅頭”這個故事的真實性。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與“吃飽飯”在時間上的高度重合，基本上堵住了任何敢于質疑“包產到戶”的聲音。

就我的記憶而言，“一年到頭吃饅頭”的故事不止一個版本，而是有著很多版本。其中的邏輯基本上是一致的：“人民公社背景下的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包產到戶’解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把“吃飽飯”的功勞歸因于“包產到戶”解放了農民積極性，這既是官方的解釋，也是主流經濟學的解釋。然而這個歸因是值得商榷的。

上世紀90年代，我到成都郊區農村溫江縣做調查，預設的題目是：“包產到戶”與農民的積極性。

出乎預料的是，對于我的提問，一位60多歲的老農民告訴我：

——“吃飽飯哪里是‘包產到戶’的功勞？是農業科技的功勞！是化肥、種子和農膜的功勞！”

這位資深農民的話引起了我的深思：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分散孤立的小農經濟占據了幾千年的統治地位，可為什么一直沒有解決“吃飽飯”的問題呢？

無獨有偶，據杜潤生的《自述》記載，在“分田到戶”席卷全國時，李先念同志就提出了發人深思的疑問：

——“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1]。

三、誰是懶漢？

2000年初期，我到四川仁壽縣農村調查。

我問一位老農民何大爺（當時70多歲，現已去世）：“因為人民公社吃大鍋飯，所以那時候的農民都很偷懶？”

何大爺從嘴里拔出竹子做的煙桿，生氣地告訴我：

——“亂說！毛澤東時代的農民一點也不懶。那個時候沒有化肥，只有農家肥。農業一枝花，全靠肥當家。60-70年代，我們生產隊幾十個社員一大早，就要用板車去成都市區拉人糞尿。為了多積肥，我們經常跑到幾十里地以外的黃龍溪鎮（現在是成都著名旅游景點——筆者注）去挑糞，太陽下山了才回來。一周來回好幾次，我們懶不懶？”

我依然記得，說到當年生產隊社員集體去城里拉糞挑肥，何大爺臉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他用手指著村里一桌桌打麻將的農民，有些鄙夷地說：

——“你看看，有了化肥和除草劑之后，現在的農民才懶得很嘛，種子撒下去基本上不管了，天天打麻將……”

當歷史的關注點都聚焦于包產到戶的時候，有一個重大的歷史背景卻被忽略了：毛澤東時代的中美關系緩和之后，20世紀70年代中國引進了好幾條化肥生產線，基本解決了土地的施肥問題，并在80年代之后迅速產生了提高糧食產量的巨大效果。

四、新質生產力

我記得曾經有外國學者寫論文，用計量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國“吃飽飯”的因素，其中化肥、農膜和種子是主要因素，而“包產到戶”只占很小的比重。

如果用中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語境來定義，那么化肥、農膜和良種就是當時的“新質生產力”，而“包產到戶”則是當時的生產關系變革。

“包產到戶”固然與“吃飽飯”有相關性，但是“吃飽飯”的決定性因素并非“包產到戶”，而是當時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提升——至于“包產到戶”與新質農業生產力（即化肥、種子和農膜）的關系，這里暫不討論。

我當時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包產到戶”的主要功績，并不是解決了“吃飽飯”的問題，而是讓農民在農閑之外，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時間（這是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必然結果），可以從事其他勞動，或者在城市化的浪潮下主動或被動地進城打工。

也就是說，“包產到戶”的歷史意義，在于新質生產力大大增加了農業剩余，進而促使農民進城打工，成為城市產業資本的雇傭勞動者。

由此帶來的結果有目共睹：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這個話題很大，不展開了。

“吃飽飯”的時間節點，正好處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后的改革開放階段。

不承認“吃飽飯”與改革開放之間的關聯，當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但是，把“吃飽飯”的賬完全算在“包產到戶”頭上，同樣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

五、余 論

關于“包產到戶”與“吃飽飯”的關系，群里不少老師參加了討論，掛出來與大家分享：

——“那時普遍的說法還有：政策好（主要是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價格和取消了統購統銷）、天幫忙（剛好那幾年風調雨順）。”

——“后來吃飽飯，還有一個因素，吃了好幾年陳糧，各地糧庫里面的陳糧。我老家所在的鄉有一個大糧庫，好幾個巨大的糧倉的陳糧。過去之所以“吃不飽”，是因為收起來的糧食很多。包產到戶后，農民自己一家一戶耕種的辛苦，我有切身感受。因為我雖然參加工作，但是多年一直有麥收季節和秋收季節回老家幫父母收莊稼和耕種的經歷。現在的三農問題，是包產到戶的后遺癥。我父親在包產到戶前曾經是生產隊隊長，我后來問他，是不是包產到戶后產量高了，他說產量基本還是那樣，沒有多少提高，只是后來需要上交的公糧很少了，所以農民糧食多了。”

——“90年代我在溫江調查，記得老農民算過一筆賬：水稻田施了化肥、采用了良種之后，單產比之前成倍增長，勞力比之前成倍下降。他反問：沒有某某號種子和上化肥，光是包產到戶能提高單產嗎？”

——“現在一些人在談改開前吃不飽飯時，都有意無意回避節衣縮食戰略選擇的必要性。沒有那前30年的高積累大規模基礎建設，重化工業，哪有什么改革紅利！高積累包括以剪刀差方式從農民手中拿取。我親身經歷是包產到戶的靈丹妙藥是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

——“余糧（愛國糧）不統購了。”

——“我記得當時分田阻力很大，不得不分后，回到了小農，農民邊干農活邊罵，有時不得不干到晚上。但報上說現在農民積極性很高云云。當時想，這能叫積極性高嗎？”

——“分割生產隊的農業機械與大牲畜引發的矛盾也不小。剛開始幾年確實興奮，滿足了小農需要。后來上交提留加重，產生鄉村干部催糧逼命現象。允許農民離土離鄉，滿足城市私有化市場化勞動力需求，產生民工潮。一些頭腦活絡有技能的農民進城發了財。再后來就是民工荒。農民分化、鄉村分化，包產到戶制度邊際效應趨零，產生農地徹底私有化的改革取向。目前在這個問題上搖擺。”

注釋：

[1]參見《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頁。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