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史可以發現，國家的發展也有一個托爾斯泰定律，這就是：成功的國家都是相似的，失敗的國家各有各的失敗。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大凡成功的國家，政府都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早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品流通不斷促進人員、物資和資金的流動，國家在自由交換中積累部分原始資本，為擴大再生產進行投資，工業化迅速崛起，進而創造了更為先進的生產力。維斯與霍布森在《國家與經濟發展》一書中寫道：“一般說來，國家形成過程與資本主義崛起并駕齊驅。國家的事務和資本主義的事務不可分割，它們是同一歷史過程的兩面。”因此，國家能力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對于身處殖民半殖民的國家而言，工業化的啟動異常艱難，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政治與經濟制度面臨著很多的不確定性，工業化的啟動就更為異常艱難。沒有強大的國家能力，社會秩序和生存就無從談起。一些國家失敗的原因在于其政府的治理陷入無政府狀態，治理機制松散，缺乏建設國家和社會的戰略目標，且無法激活生產要素和經濟的增長動力。國家的形成為所謂的自由市場鋪平了道路，換句話說，如果國家不采用任何干預手段，資本主義就永遠不能抬起頭。因此，不是國家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經濟發展只能由國家的經濟措施推動。扭曲市場與國家，一味癡迷于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使國家職能不斷被削弱，建設的能力逐漸喪失，讓更多發展中國家落入了發展的陷阱，不但沒有帶來發展的希望，反而造就發展的災難，市場無序、失控，發展無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發展悲劇。結果是，所謂烏鴉飛上枝頭變鳳凰的“美國夢”終成幻影。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沒有健全的國家機構，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國家治理。沒有良好的國家治理，就很難持續發展經濟。第一，如何駕馭全球化經濟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既能讓市場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又能讓國家駕馭市場？第二，如何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管理好市場秩序，保障民生和增進社會福祉？這是新時代最為關鍵的課題。任何國家要憑一國之力去解決好這些關鍵課題并不容易，如果仍然如以前一樣置身于發展的孤島，很可能掉入“分而治之”的陷阱。現在西方模式同樣面臨著欲振乏力的困境，中國發展的諸多經驗不但可以為更多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而且也給發達國家提供了一個相互學習借鑒的機會。只有達到一定經濟規模和發展基礎，并具備強大的國家能力，才可能走好自己的道路；否則，發展前景將十分黯淡。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借助集體力量，共同應對發展的不確定性和面臨的挑戰，結成命運共同體參與發展事務，才能徹底控制發展的風險與破壞性，扭轉發展不利的局面。
2
政府越小越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信念存在著明顯的缺陷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總是喋喋不休地告誡，政府是問題的根源而不是消除疾病的良方。當然，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也有失敗，有時還存在重大失敗。但是，市場同樣也存在失靈。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乏成功的范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總是放大政府的問題，結果讓經濟學成為魔鬼經濟學。政府并不是經濟發展的“冤家仇敵”，政府越小越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信念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實際上，今天所有的發達國家在過去的發展進程中都是在充分發揮政府作用后才富裕起來，發展起來的。今天的世界不是不需要政府，而是更需要創造性地思考如何才能讓政府成為現代經濟體系的動力元素，推動經濟體系更具活力、更加穩定、更加平等，確立一個政府與市場的完善體系，從而共同建設好一個和諧美好的世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并不是主張市場原教旨主義，更不是意味著政府的退出和不作為，而是要讓政府和市場各司其職。西方話語強調“強市場、弱政府”，這是一套基于自由主義傳統而形成的西方模式，這一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正式宣告破產。而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不僅在于學習借鑒了西方經驗并推行市場體制改革，更重要的是更好地發揮了政府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通過改革財政稅收體制、金融體制、經濟法規體系，完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制定產業政策等方式，有效構建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尤其在西方國家陷入治理失靈困境的今天，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更具現實意義。
政府的行為同企業家、父母、科學家或牧師的行為一樣，在促進或阻礙經濟活動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高瞻遠矚的政府的積極推動，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經濟上取得進展，尤其是英國，它成為一個偉大工業國的基礎是自愛德華三世起的一批高瞻遠矚的統治者奠定的；美國也是一樣，它的政府，不管是州政府還是聯邦政府，在組織經濟活動方面始終起著巨大的作用。
從前現代社會過渡到現代化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了國家治理的方式、機制和運作模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立的國家能力和決策話語語境，因而對類似新冠肺炎疫情、金融危機和地緣政治沖突等事件采取了不同的決策處理方式。國家及其政策在世界各國走上不同的增長與發展路徑時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國家的作用在當前世界經濟史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夠重視。現在這一領域越來越傾向于強調地理、資源、要素稟賦和價格，而只有偏重制度主義的經濟學家或經濟史學家的著作特別強調國家對于經濟發展所起的關鍵作用。現在，經濟學家們將那些致力于創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民經濟的國家稱為“發展主義國家”，對這些國家而言，英國工業革命走過的歷程更富有典型意義。縱覽日本、德國的工業化進程，國家在其中的作用舉足輕重，無論是日本“明治維新”還是德國“統一”，均在制度、資本和市場上給予了經濟增長、生產方式變革的創新空間。自上而下的改良和改革是國家治理語境下的一種漸進模式，現代工業革命、經濟與軍事的競爭最終仍取決于國家。大多數研究19世紀歐洲經濟史的學者都承認：“當經濟發展出現在更多地方的時候，各地經濟的整合也更加緊密了起來。另一派學者則認為歐洲的國家起了更為活躍與積極的作用。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后的拿破侖帝國保護了歐洲大陸市場，使之免于英國的競爭。這不僅促進了法國的工業化，也促進了比利時和瑞士的工業發展。一直到19世紀，政府在創建擴大市場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方面都扮演著主要角色。法國國家投資興建公路，開鑿運河，然后又鼓勵更多的資本投資于鐵路。在德國，旨在取消地方關稅的關稅同盟導致了經濟一體化發展，政府又興建了交通運輸基礎設施以及將貨幣標準化，這些都促進了德意志國家的形成。因此，在造成19世紀經濟發展的力量中，既包含了純粹私人的動力，又包含了國家的積極性。”
3
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制度的內在缺陷，而不是“飲鴆止渴”
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認為，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以史為鏡，歷史的比較分析需要辯證法的支撐。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重新認識東西方文明、工業革命啟動、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和商品化生產的緣起，可能會給我們提供一個全新的、獨特的啟迪和思維模型，從而使我們以更加客觀、更加準確的視角切入中西方歷史的大分流。一切經濟都是政治經濟，每一種經濟秩序都是以政治秩序為前提。國家能力建設不但重要，而且需要制度化，因為政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制度的發達程度。我們看到，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美國和歐洲國家采取的量化寬松政策，更像是精英階層“妥協”的產物，監管層、經濟學家和華爾街金融高管更像是“監守自盜”，腐朽的制度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時至今日，這種制度仍然在左右國家的治理，政府的公信力大大降低，現代國家的治理要求和制度的不平衡誘發更加普遍的危機。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制度的內在缺陷，以及在制度的脆弱性當中解決危機的根本辦法，而不是“飲鴆止渴”。多樣化的世界是基于制度的差異化和文明的多元化形成的，沒有任何一種制度是一勞永逸的，制度在人類的歷史變遷中都有一個演化、蛻變和重塑的過程。
【本文摘編自周文教授新著《國家何以興衰：歷史與世界視野中的中國道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國家何以興衰：歷史與世界視野中的中國道路
【內容介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國和西方在15世紀以后的經濟發展歷程上，呈現出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與現有研究中國道路的大多數著作不同，本書將中國道路置身于歷史大視野進行審視并揭示其世界意義，具體分析了國家能力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和中國崛起在經濟學理論上的重要意義。通過古今中外的縱橫對比和深入闡釋，書中重新審視和批駁了“西方中心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全書以新的視角揭示：近代中國落后不是因為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治理能力弱才是近代中國衰落的主要原因。國窮國富的秘密在于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今天中國的復興從現象層面看是經濟上對西方的趕超，而在本質層面則是國家治理能力對西方的超越。離開了國家治理能力，單純的市場經濟不但不能帶來國家發展，甚至往往成為發展無序和國家衰落的原因。
（作者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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