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新：“遵義會議”最偉大之處就是“認錯”

點擊：作者：王忠新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2-07-17 09:39:06

凡是認識到的問題，往往等于問題解決了一半；只有“認錯”，才能“糾錯”，才能實現偉大的轉折。我黨歷史上糾正每次“左”右傾錯誤都不易。“遵義會議”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最偉大之處，無疑是“認錯”。

一、“認錯”需要付出極其慘烈的代價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以后，在中國共產黨和根據地的各項工作中，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至“遵義會議”時，“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已造成了三大堪稱滅頂之災！

其一，白區黨組織喪失百分之百。僅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中共上海領導機關共被破獲14次；中共江蘇省委共被破獲4次；中共山東省委被破獲3次；中共陜西省委被破獲2次；共青團中央被破獲3次；中共河北、河南、貴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獲一次。逮捕的中共黨員和干部則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領袖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員40多人，省市委干部829人，縣市級干部8000多人”（《蔣家天下陳家黨》）。一年里，全國被捕的共產黨員“自首叛變率”達95％。使得“破獲一處，得到一批供詞；再破獲一處，再得到一批供詞，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個秘密機關遭到巨大破壞”，白區黨組織幾乎百分百地喪失。

其二，中央蘇區及大部蘇區喪失。被“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的黨中央在白區混不下去，只能于1933年1月從上海遷入瑞金。博古等“左”傾教條主義的代表人物，好了瘡疤忘了痛，亡命到中央蘇區就瞎指揮，極力排擠毛澤東正確的政治和軍事路線，特別是軍事上瞎指揮，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不得不放棄橫跨三省有97個縣的全國最大根據地，從1934年10月，開始了“搬家式”長征。隨后，湘贛蘇區、湘鄂贛蘇區、閩浙贛（贛東北）蘇區、鄂豫皖蘇區、川陜蘇、湘鄂西蘇區、湘鄂川黔蘇區、瓊崖蘇區、左右江蘇區、閩東蘇區、西北蘇區、鄂豫陜蘇區等12塊蘇區，也絕大部分喪失。

其三，5萬紅軍喋血湘江。紅軍長征歷經規模較大的600余次戰役戰斗，“湘江之戰”歷時最長、規模最大、戰斗最激烈、損失最慘重一戰。經新圩阻擊戰、腳山鋪阻擊戰、光華鋪阻擊戰、“絕命后衛師”斷后（師長陳樹湘重傷昏迷被俘，在敵擔架上掏出腸子咬斷自殺。全師僅剩100團團長韓偉、3營政委胡文軒和通信員李金閃跳崖被救），這四場慘烈的阻擊戰，方掩護中央紅軍縱隊突破湘江。8.6萬紅軍銳減至3萬余人，那犧牲的5萬多紅軍，將湘江的水都染紅了。當地百姓有個說法：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的災難，可謂罪孽深重！

二、“認錯”需要一個過程和藝術

盡管付出驚天慘烈代價，可“左”傾錯誤領導就是死不認錯，仍頑固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西征”，這無疑是主動鉆入蔣介石近20萬主力，構筑四道嚴密碉堡防線的大口袋，被“請君入甕”地全殲。而能否讓“左”傾錯誤領導“認錯”，就成了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

1. “通道轉兵”是“認錯”的開始。12月11日，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里召開緊急會議，也稱“臨時性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毛澤東、博古、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和軍事顧問李德出席。毛澤東極力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會議雖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但李德、博古仍堅持與二、六軍團會合計劃，未能改變戰略轉移大方向，只改變了戰術性行軍路線，史稱“通道轉兵”。

通道會議除“轉兵”外，還有重大歷史意義：一是挑戰權威爭取了大多數，參會人員5：2支持毛澤東，李德的權威首次在中共高層會議被挑戰；二是長期被排斥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應邀參會，所提主張非同尋常地被采納，“實際上開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三是有通道轉兵，才有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的重大改變；四是增大了周恩來在“三人團”中的話語權，湘江戰役后，博古、李德精神不振，周恩來負責召集通道會議，這使周恩來在“認錯”上發揮更大作用。

2.“黎平轉向”有了正式“認錯”。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參加者：周恩來、博古、毛澤東、陳云、劉少奇、李德等。會議就紅軍的進軍路線展開激烈爭論。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及與會大多數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錯誤軍事路線戰略方向，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確定了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正確戰略方針。

通道會議除“轉向”之外，重大歷史意義還有“三個第一次”：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使紅軍遭受巨大損失錯誤戰略方針，并以中央政治局名義，以決定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頑固堅持的已經過時的錯誤軍事路線；第一次結束了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以來，毛澤東在中央領導層受排斥的地位，開始形成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包括過去反對他的人）贊同、支持、擁護他正確主張的局面，為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奠定堅實基礎；三是第一次為召開“遵義會議”做了決議性的準備，會議決定在適當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3. “猴場轉戰”堅持“認錯”。1934年12 月下旬，紅軍進抵烏江南岸。蔣介石急調中央軍、湘軍、川軍、黔軍共2個縱隊，1個軍、10個師旅又6個團，扼險固守烏江天險，企圖圍殲中央紅軍。掌握紅軍指揮權的李德、博古置黎平會議決議不顧，仍“死不認錯”地頑固堅持沿烏江右岸邊打游擊邊去湘西，實現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一路上爭吵不休，并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重新研究。

是按李德、博古的“沿著打前站的六軍團的路線前進”去湘西，還是按毛澤東提出的繼續北上實施突破烏江戰役？31 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擴大會議，史稱“猴場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權（翻譯）。會議通過激烈爭論，再次否定李德等人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做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奠定基礎。

總而言之，對于重大的路線錯誤和發生了顛覆性錯誤，要真正能“認錯”，必須付出極其慘烈的代價，還要有個艱難的“認錯”過程。

三、“遵義會議”最偉大之處就是全面“認錯”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15日至17日在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會議先由博古做報告，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做總結。就報告中“博古同志認為自己沒有錯”，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

他談的第一個問題：“到底錯沒錯”？批駁了博古將失敗原因歸于國民黨反動派力量太過于強大，批駁了博古將失敗原因歸于各根據地互相配合不默契，后勤補給工作沒有做好。并強調指出：“博古同志：犯錯并不可怕，只要能勇敢地面對，勇敢地改正。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死不認錯。”

他談的第二個問題：“到底是錯在哪里”？總結博古同志的錯誤，歸納起來有“三個主義”：

第一，“進攻時的冒險主義”。毛澤東指出“在這一點，我曾經受到黨內嚴重的批評，他們認為我的經驗主義和游擊主義同中央奪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精神背道而馳的。我為什么到現在還在講，可不是我毛澤東心里不舒服，我現在是在后悔，我在自責，如果當時，我能夠堅持，中央就不會下達死命令去攻打贛州，我們的紅軍就不會一下損失了3000多人”。

第二，“防守時的保守主義”。“硬逼著我們與10倍于己，裝備精良的國民黨打堡壘戰、陣地戰、持久戰，結果抵不住敵人的飛機大炮，又失敗了。這就好比‘叫花子跟龍王比寶’，怎么能不輸呢？”（彭德懷補充：“就是嘛，你們高喊著什么御敵于大門之外，不放棄蘇區每一寸土地，硬逼著我們與敵人硬碰硬，拼消耗，結果呢，僅僅一個廣昌戰役，我們三軍團損失了四分之一，過湘江的時候，又損失一萬多人，一萬多人的一個軍團，現在就剩下幾千人啦，你們這不不難受嗎？這叫什么？這叫‘崽賣爺田心不疼’！”）

毛澤東接著分析第三個錯誤，“突圍時的逃跑主義”。“打了敗仗，就驚慌失措，倉促出逃，什么沒用的東西都帶上，連蘇區結婚證證根都帶著，甚至好多戰士都開玩笑調侃說：就差馬桶沒帶上。這恐怕是全世界逃跑中，最可笑的一次逃跑。當時，我站在湘江邊上的時候，看著數萬紅軍戰士，為了運這些廢物倒在江水中時，我的心也在滴血。”（劉伯承補充：“就為運臺油印機呀？小戰士扛著硬撐著過江，累得直吐鮮血呀！”）

與會人員壓倒性支持毛澤東的發言，紛紛批判“左”傾軍事指揮錯誤。“遵義會議”做出四項決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周恩來同志為最高軍事指揮；周恩來是黨內委托在軍事指揮上最后下決心的拍板人；政治局常委應該再進行適當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由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委托政治局常委審查之后，再發到各支部討論。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路線、方針和政策問題的會議，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中共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

四、完成“認錯”過程有五條經驗可鑒

其一，錯誤路線領導死不認錯。被“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統治的黨中央，已給中國革命造成近乎滅頂之災，可錯誤路線領導死不認錯，甚至“遵義會議”后，還多次企圖為其錯誤“正名”。這都充分說明，讓錯誤路線領導主動覺悟，已是絕無可能，期待錯誤路線領導主動認錯，更是緣木求魚。

其二，反思糾正錯誤路線需時機。在當時，若過早指出“左”傾教條錯誤，會被“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這些錯誤其實過去早就發現過，哪個敢說，說了就是機會主義甚至是反革命，這頂帽子嚇死人哪！”所以，反思糾正必須在“兩個不能”出現時，即上層感到不能在舊軌道運行下去，下層感到不能再在舊軌道運行中無謂犧牲，反思與改變的時機就到了。經湘江血戰造成的慘痛犧牲，深刻教育了全黨、全軍，上層與下層不可遏制地展開了對“左”傾教條錯誤的反思，時機便逐步成熟。

其三，“認錯”需要一個過程和藝術。從“通道轉兵”到“遵義會議”，“認錯”是個過程，不能一蹴而就。而且，進行“認錯”的過程需要藝術。“通道轉兵”只改變戰術性行軍路線；“黎平轉向”只確定中央紅軍向黔北進軍的戰略方針；“猴場轉戰”只決定發起突破烏江戰役；“遵義會議”只解決急需解決的軍事路線問題，并未涉及對“左”傾教條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錯誤進行全面批判。

其四，“認錯”必須在組織框架內進行。盡管“左”傾教條罪孽深重，朱德、彭德懷都明確表示：“如果繼續這么領導下去，我朱德還有全體的戰士們，不會跟著你們走的”。但解決“左”傾的“認錯”和“糾錯”，都堅持在組織框架內進行，這不僅保證了“認錯”和“糾錯”的正確性，更保證了“合法性”，也才保證了“遵義會議”光照千秋！

其五，必須有偉大英雄領頭扭轉乾坤。讓錯誤路線領導“認錯”，并能“糾錯”，簡直難如登天。但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毛澤東也選擇了歷史。毛澤東這樣偉大的英雄，不僅順應歷史潮流，順應紅軍將士的愿望，還有只手回天的能力，才完成對“左”傾教條的“認錯”與“糾錯”。毛澤東站到了中國革命歷史舞臺的中心，中共才真正有了自己杰出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