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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陳勝吳廣起義】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定鼎后，無不希望國祚長久。然而，有的初盛而即衰，有的中興而再衰，有的長盛而終衰，始終未能擺脫盛極而衰的歷史宿命，最終人亡政息！今天，我們研究歷史上的周期率，對于永葆“趕考”的清醒和堅定，是有重要意義的。

初吉終亂 興亡人定 

興亡探討，始見于《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后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

鑒于商紂王好酒淫樂，昏亂暴虐，箕子提出“皇建其有極”，即帝王統治要制禮作樂，定尊卑貴賤之序。這次歷史上最早記載的“興亡對”，為周王朝統治提供了圭臬。

秦自孝公勵精圖治，傳及六世，延續百年，至秦始皇，明君良將，掃蕩六合，建立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然而，秦沒有“法與時轉”，而是將“秦州法制”簡單地復制并推向九州，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空前繁重。它的統治只維持15年，二世而亡，留給漢初政治家無盡的探討。

西漢初年，謀士陸賈經常向高帝推薦《詩經》、《尚書》等儒家典籍。高帝罵之：“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高帝采納了陸賈的建議，令其編集秦失天下及古代國家存亡的史鑒。

高帝與陸賈的“馬上對”，探討秦王朝的傾覆，確立了漢初“休養生息”的基本國策，為儒家思想統一中國，以及中國封建王朝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的到來進行了理論探討，更奠定了漢王朝400年的基業。

隋王朝結束中華“三百年”分裂局面，“大一統”盛況空前。隋得天下于力戰，民思“休養生息”，而隋煬帝楊廣反其道而行，北出塞以戰突厥，東渡海以征高麗；征發數百萬民工開拓了一條以洛陽為中心，北通涿郡、西連長安、南至余杭的水運大動脈，“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既濟盛極而衰至。是以帝王失道，勞民傷財、兵兇戰危、奸宄內發、上下相遁，近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隋王朝重復上演了秦王朝的悲劇，又一次為“初吉終亂”加厚注腳。

唐朝初年，太宗與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的“貞觀對”，主要探討隋朝及歷代王朝興衰成敗，他批評隋煬帝不能持盈保泰，不能柔順守正，不能虛心納諫，提出重視農業的施政方針，選賢任能的吏治舉措，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明德慎罰的統治策略，以及慎終如始的政治品格。

為汲取隋王朝滅亡的鑒戒，特別是在廣開言路方面，太宗時，實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中，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尚書主奉行。凡軍國大事，皆由君臣集體謀議，酌古鑒今，各抒所見。此外，太宗命諫官入閣議事，故當時言無不盡，鮮有敗事，得貞觀之治。

盛衰有憑 惟人所召

武帝建元元年，經過六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國力隆盛，武帝始征伐匈奴，深入其腹地，實施縱深攻擊，給以沉重打擊。但多年的對匈奴作戰，中原人民付出了沉重代價。武帝后期，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用軍于外，政敗于內”的社會政治危機已經出現。

昭帝始元六年召開的鹽鐵會議，是主張進攻戰略與防御戰略兩派之間的一次“攻防對”。

主戰派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充分肯定了漢武帝打擊匈奴的進攻戰略，指出：“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于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堅決反對退兵撤守的策略，主張繼續保持主動出擊的戰略態勢。而各地文學賢良集合的反對派認為：對匈奴作戰使“中國困于徭賦，邊民苦于戍御”，是得不償失之舉。

“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從歷史角度來看，以“農戰”為核心的富國強兵理論是中國封建王朝一以貫之的強國政略。而長期征戰，又對農業經濟造成勞力與財物的巨大損失。“農戰”關系到王朝的長治久安，兩者既對立又統一，統籌好是關鍵。

鹽鐵會議后，漢王朝恢復文景時“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匈奴和親”的國策。故漢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唐玄宗即位初，勵精圖治，躬行節儉，國力強盛，“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大唐盛世輻射異域他邦，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由此，大唐王朝進入開元之治，國泰民安，繁榮昌盛，中國封建社會亦進入巔峰階段。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開元后期，唐玄宗貪圖邊功，使軍事部署上“居重馭輕”轉為“外重內輕”，加之言路壅塞，決策失誤，釀成“安史之亂”。至此，唐王朝的衰敗局面成為無可挽救的趨勢，無法無天的藩鎮日益專橫，直至亡唐。

千秋偉業，功在統一。時不至，不可強生。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乘破袁紹之勢以下荊、吳。在孫劉聯軍的作戰會議上，孫吳高層許多人主張降曹，諸葛亮分析態勢：曹操遠道而來，猶如強弩之末。周瑜指出，曹操“舍鞍馬，杖舟楫”，棄長而爭短。赤壁之戰，曹操敗于孫劉聯軍，三國鼎立。

前秦苻堅在統一北方后，與群臣廷議伐晉之事，無視“朝廷內外皆言不可”，一意孤行，揮師南下，“今以吾之眾，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淝水之戰，前秦大敗，統一受挫，北方重陷分裂。淝水之戰后第二年，一代氐族雄主苻堅被縊殺于新平佛寺。

湯武革命  順天應人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國，中華文明史既是一部“治亂興衰”的朝代更替史，更是一部在“革命”和“革新”中前進的歷史。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的奴隸制度從夏朝發展到西周初年，已達到鼎盛，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一華夏疆域，構建起以禮樂制、分封制為主要內容的上層建筑，進一步強化了中央集權制度。

歷史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及至春秋末期，舊的奴隸制度在無數次奴隸起義的沉重打擊下早已是日落西山、氣息奄奄，新的生產關系即封建制度已經出現，封建制代替奴隸制成為當時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歷史已經證明，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壓迫愈深，反抗愈烈。這是一條鐵的斗爭規律。誠然，封建地主階級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同農民階級存在著對抗的矛盾。從陳勝、吳廣領導大澤鄉起義到洪秀全領導金田起義，中國農民階級英勇不屈的斗爭前赴后繼，他們每次都用革命手段推翻或改造封建地主階段的統治。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一段時間后，由于歷史地位的變化，他們既不愿意進行自我革命，更不可能領導社會革命，而是著力于鞏固自己這個階級統治，從而導致社會階層固化，政權的吐故納新能力下降。明亡于東林，清敗于清流，此言不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我國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和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相一致的。他們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特別是在革命高潮到來時，勞動人民總是站在斗爭最前列，他們敢于斗爭，敢于拿起武器，發揮出無窮無盡的戰斗力，把舊的統治階級打得落花流水。

從人類歷史的全過程來看，新制度終究要戰勝舊制度，即使舊勢力復辟的陰謀一時得逞，那也只能是暫時的，短命的，曇花一現。他們的叫囂，只不過是垂死的掙扎，最后的瘋狂。當然，這種曲折，沒有多大害處，它將使廣大勞動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得到鍛煉，獲取經驗教訓。

新生的必然代替腐朽的，這是自然界發展的規律，也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正如馬克思指出：“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探討歷史上的治亂興衰，將有助于進一步認識和更好地進行偉大斗爭，有助于依靠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有助于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