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開硯 | 大河向東 九州攸同——秦人追夢五百年
點擊： 作者：田開硯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1-11-09 15:04:52
秦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王朝。秦起襄公，歷經五百年，浪瀾壯闊，跌宕起伏，及至始皇橫掃六合，成就統一大業。回溯秦帝國的崛起之路，如大河滔滔，迤邐向東，在春秋戰國的歷史長卷上寫下濃墨重彩篇章，對于我們認識和把握大國興衰規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百年變局，以法興國
新生的必然代替腐朽的，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東周時期，生產力的發展土地所有制關系發生重大變化，舊的宗族制度趨于瓦解，新的家族制度破繭而出，“中國”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劃時代的“春秋戰國”。
大國的興衰，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一種歷史周期現象。是時周室衰微，不再有制約諸侯的力量，侯國之間相互戰爭，唯齊、楚、晉、秦為強。有的強盛百年而衰，有的曇花一現而敗，有的復興后再沉淪，大多數國家沒能做到持久興盛，其中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大致而言，秦國的舊勢力較小，變法的阻力也小，商鞅變法得到成功：強公室，杜私門，固王權，壹刑者，刑無等級，重刑而連其罪。特別是在吏治方面卓有成效，“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
儒學大師荀子曾到過秦國，在強國篇里夸獎秦國官吏忠實，“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認為這是東周列國中最好的政治生態。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東方的諸侯國雖都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變法，但由于這些國家舊貴族勢力專權比較普遍，以致未能使變法進行到底。
齊國擅有漁鹽之利，自西周以來一直是雄踞東方的大國。其疆土南有泰山，與楚魯為鄰；北有渤海，隔海與燕相望；西有清河，與趙為鄰；東濱大海。桓公革新，九合諸侯，霸功顯彰；威王發憤，國勢鼎盛，百年輝煌。齊宣王以后，陪臣秉政，巨室擅主，稷門議政，名為“百家爭鳴”，實為利益集團代言，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不戰而降。
周之衰也，晉得南陽，晉文公號令天下，以成春秋霸業。六卿專權，三家分晉，其勢削弱；魏文侯禮賢下士，用李悝、翟璜為相，率先變法，獎勵耕戰，發展封建經濟，稱雄中原。這也為后來的商鞅變法提供了可復制、可借鑒的藍本。魏惠王時，貴族隆盛，“英雄無用武之地”，魏才秦用，自毀長城；四面出擊，河西失守，獻地遷都，正所謂三世者而衰。
縱橫江淮、兼并吳越、人口眾多，地大物博，楚國為春秋第一大國。楚悼王變法，削減貴族特權，明法審令，開發邊遠地區，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其后，宗族依舊威強，群臣亂王，反攻倒算，吳起肢解，權臣虛其國以事秦，用其威以誘君；合縱伐秦，患得患失，喪地破軍，江河日下。
總而言之，東方諸侯國變法之路修遠而多艱，舊貴族逆歷史趨勢而動，試圖復辟分封制，殘存“世臣”“世祿”舊制度。即使到了戰國末期，東方國家舊貴族勢力專權依舊比較普遍，齊孟嘗君、趙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等宗室貴戚“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
僇力本業 定于一尊
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這就是說，秦國走進戰國歷史舞臺的中央，這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歷史的必然。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立，下令求賢，公孫鞅（仕秦有功，封于商，號商鞅）入秦國，得孝公信任，卒定變法之令。變法后秦國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活力，迅速在戰國七雄中脫穎而出，從而徹底改變了戰國的地緣戰略格局。
商鞅變法，僇力本業，實行“初租禾”，發布《墾草令》，把發展農業提到國家戰略的高度，由牧轉農，以農為本，構建新的發展格局。實行“開阡陌封疆”的惠農政策，懸賞三晉農民到秦國種地，給田宅，免兵役，使專力耕織。到了秦昭王時期，秦國不僅關中地區農業發達，就連巴蜀地區也是沃野千里，有“天府”之稱，成為戰國時期的天下糧倉。
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新興地主階級力量的壯大，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應的身份地位。商鞅第一次變法特別規定：粟爵粟任，即按照納糧的多少授予官職和爵位；武爵武任，即按照軍功的多少授予官職和爵位，從而沖破了舊的世卿世祿制度的羈絆。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仇”，“秦之銳士”遠遠勝過“齊之技擊”、“魏之武卒”，這與軍功激勵制度密不可分的。秦國以軍功升進，無論他是什么人，打勝仗的有賞，打敗仗的受罰，所以人人奮勇，以求軍功，這從制度上保障軍人這個職業在秦國令人尊崇，讓他們為家族利益而戰，為功勛和榮耀而戰。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商鞅第二次變法時，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推進郡縣制，歸并各小都、鄉邑、村落為大縣，全國凡四十一縣。每縣置一縣令，掌管全縣政事，取消了奴隸主貴族的世襲特權。總之，商鞅兩次變法，既破壞了舊的奴隸主的宗族制度，也限制了新興地主的家族制度，奠定了國富兵強的政治基礎，使秦國走上了地主階級中央集權的道路。
統一需要集權，集權助力統一。在春秋戰國的角斗場上，只有強者才是最后的贏家。握指成拳聚合力。郡縣制統籌秦國的資源、人力、物力、財力，發揮舉國體制在統一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不斷提升國家戰略能力，使秦國在戰爭中贏得更大的比較優勢，做好“大出天下”的準備。
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這是秦加強“中央集權”的一個重要歷史經驗。商鞅明確提出“燔詩書而明法令”的主張。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始皇帝下令“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收去“詩書百家之語”，禁私學、巷議、造謗，堅決打擊“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的舊勢力代言人，從意識形態領域維護中央集權，國家統一。
大河向東 九州攸同
地緣戰略是抉擇強國之略的客觀依據。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溝壑縱橫的岐隴之地是無法支撐秦人的強國夢。實力強大的秦國已經在雍州崛起，而且它不會止步于渭水。秦國歷代雄主一以貫之東進，披堅執銳，攻城野戰，經“九都八遷”，定鼎咸陽，飲馬黃河。
大直若詘，道固委蛇。秦國東進是一個曲折的歷史過程，必然會受到東方大國的猜疑、防范和打壓。如果說秦國將自身的拓展目標限定在崤函以西，那么作為春秋霸主的晉國則是可以默許、容忍的，一旦東進，一個具備壓倒性優勢的秦國必將主導天下，這就是晉國重兵設防崤函鎖鏈，扼其咽喉，使其無法逐鹿中原的根本原因。
一次戰役戰斗的失利，可能招致“滿盤皆輸”，成為一個國家戰略發展的“轉折點”。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利用鄭、晉兩國國君新喪之機，越過晉國偷襲鄭國，無功而返時，晉軍設伏于崤山，崤之戰，秦東征之師全軍覆沒。
面對波譎云詭的春秋風云，復雜敏感的崤函環境，危機四伏的秦戎關系，毛羽不豐滿的秦穆公痛定思痛，忍詬于強晉，轉而西征，秦戎交匯，農牧融合，益國十二，拓地千里。鞏固了戰略后方，秦國東進后顧無憂。天眷秦人，秦不負天。歷史提供了新的戰略機遇，強晉分裂為魏、趙、韓，秦國把握戰機，重啟東進戰略，走出崤函通道。
征途漫漫，惟有奮斗。秦人追夢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考驗的是戰略定力和歷史耐心。到了戰國中期，秦國已走進歷史舞臺的中央：“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余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尤其是秦軍驍勇善戰、所向披靡，戰斗力居七雄之首，曾經與其實力并駕齊驅的魏趙齊楚等國被遠遠超越。
秦國咄咄逼人的遠交近攻政策，引起東方國家的憎恨與反對。合縱聯盟追求是力量均勢的抽象目標而非具體的戰略利益。秦人欲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據九鼎”，這是齊、趙、楚、魏不惜代價也要避免的噩夢，從而導致東方國家組織了戰國時期的最后一次反秦聯盟，兵臨函谷關。
南下伐蜀還是東進伐韓，重臣司馬錯與張儀二人就軍事戰略方向進行了激烈辯論。盡可能排除或減少外部勢力的干預，特別是東方國家的聯合武裝干預，把局部戰爭保持在可控范圍內，避免使之縱向與橫向升級和，在權衡利弊后，秦惠王采納了司馬錯的建議，揮師南下。
秦國武力擴疆拓土，一舉吞并蜀、苴、巴三國，開地益眾，富國強兵，并以此為前進基地，輻射西南，整合戎狄小國，不斷蓄勢聚力。巴蜀位于楚國上游，順流而下，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得蜀則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至此，秦國統一中國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里觸龍門。秦應水德之運，順應潮流，以西漢水為統一中國的出發陣地，沿渭河而下，“汧渭之會”、“涇渭之會”，進入洛水，匯入黃河，大河向東，勢不可擋，并海內、兼諸侯、九州攸同。
壯哉！獵獵秦風，秦人自強不息、其命維新、其志惟堅，開啟中華“書同文、車同軌”新征程。盛哉！大秦之德，秦朝是一個短暫而極其偉大的朝代，漢承秦制，漢后歷代制度又自漢制嬗變而成，百代皆行秦政。
這，就是秦人追夢五百年的歷史啟示和文化自信。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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