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國民黨軍大舉進攻我中原軍區，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爆發。我的父親王政柱時任中央軍委作戰局副局長兼中共中央書記處棗園作戰室主任，他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8月2日，國民黨軍派7架飛機轟炸延安后，經毛主席決策，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有序地轉移和撤離延安。8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習仲勛在《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提高警惕，保衛邊區》。9月27日，王震率領的359旅中原突圍后在習仲勛接應下回到延安，加入延安防務。

10月19日，蔣介石向胡宗南下達“剿匪”命令。同日，中央軍委發出保衛延安的部署，命令張宗遜率358旅、獨1旅開赴延安。11月6日，中央軍委第二次發出保衛延安的部署：我軍共集結7個旅會同邊區部隊保衛延安，成立了統一的指揮部，由陳賡任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張宗遜任副司令員。第二天，在延安王家坪中央軍委作戰室門口，父親陪彭德懷迎接參加防務會議的首長，習仲勛與彭德懷握手后指著父親問：這是哪一位？彭總告訴習政委說：這是王政柱，軍委一局（作戰局）副局長，我們的“活字典”、“活地圖”，會上由他來匯報（保衛延安的)部署。父親向習政委敬禮，習仲勛熱情地與父親握手，互致問候中得知習仲勛與父親生日是同一天，只大兩歲。第一次正式接觸，父親感到習仲勛成熟老練、平易近人，一點首長架子都沒有，像陜北老鄉那樣樸實憨厚。

12月11日，彭徳懷、習仲勛根據中央指示，在父親陪同下乘汽車由延安赴晉，15日過黃河，經柳林到達離石西的高家溝。16日，在高家溝召開了晉餒、太岳高干會議。會議由彭德懷主持，傳達中央軍委關于應對國民黨軍進攻陜甘寧邊區，黃河東西兩個解放區聯防、配合作戰的指示，參加會議的有賀龍、李井泉、陳賡、王震、羅貴波等，與會者達成共識，落實了聯防、互動茦應、聯合作戰的方案，對保衛延安意義甚大。17日，彭、習首長由離石赴綏德，20日返抵延安。在這10天里，習仲勛向父親詳細詢問軍委首長對保衛延安的設想，敵我雙方兵力和部署，國民黨軍編制、武器配備和主官的情況，父親除盡所知解答外，為一目了然特地繪制了地圖、對比的表格和資料。

3月25日，撤離延安僅一周，西野就發動了青化砭戰役；4月14日，發動了羊馬河戰役；5月2日至4日，進行了蟠龍戰役，俗稱”三戰三捷”，共殲敵1.4萬余人。5月14日，在安塞縣真武洞舉行5萬軍民參加的祝捷大會，周恩來、彭德懷和習仲勛出席大會并講話。

4月8日，中共中央機關、解放軍總部和警衛大隊共800人，在靖邊青陽岔編為4個大隊，番號“九支隊”（也稱“昆侖縱隊”），任弼時任司令員，化名史林；陸定一任政治委員，化名鄭位；毛澤東化名李得勝；周恩來化名胡必成。彭、習首長指示西野司令部，大、小戰斗要請示中央軍委和毛主席。在撤離延安的四個月里，彭、習首長請示報告的電報有幾十份之多，都及時得到毛主席和中央軍委的回復和指示。西野機關和部隊平均每天行軍轉移數十里，父親負責制定行軍路線，隨時掌握“九支隊”的動向，與之聯絡和互動，盡量轉移國民黨軍的視線，確保“九支隊”的安全。為了尋找中共中央機關和西野主力，胡宗南部采取從地面到空中拉網式、地毯式偵察和清剿。由于進行及時轉移、減少電臺聯系，尤其是陜北出身的習仲勛和劉景范扎實的群眾工作基礎，邊區人民和共產黨、解放軍心連心，使胡宗南如同瞎子和聾子，始終找不到中共中央機關和西野主力。

5月29日至6月16日，西野發動了隴東戰役，斃傷俘國民黨軍4700余人。7月21日至23日，父親陪同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和王震等首長到靖邊縣小河村參加了毛主席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軍事擴大會議（又稱小河會議），會議研究了全國戰略反攻形勢和各解放區作戰配合問題。7月31日，中央軍委批準西北野戰兵團正式命名為西北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勛任副政治委員，父親仍任副參謀長。

小河會議后，習仲勛奉命離開前線，回到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與賀龍司令員搭擋，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仍參與西北野戰軍的重要決策。8月，與賀龍率部東渡黃河，吸引調動國民黨軍追擊，配合彭德懷在8月18日至20日取得沙家店（戰役）大捷，扭轉了整個陜北戰局。更為重要的是，習仲勛同賀龍一起，發動150多萬群眾，保證西野后勤和軍糧供應。習仲勛配合彭德懷、賀龍，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休整間隙，領導西北我軍以“訴苦”和“三查”（查階級、査工作、査斗志）整軍一結朿，西野發起宜川戰役，3月3日，攻克宜川城，殲國民黨軍整編第29軍等部2.9萬余人，中將軍長劉戡自殺身亡，我軍由內線反攻轉為外線反攻。3月19日，西野司令部發表撤離延安一年以來的戰績公報：殲敵99137人，其中俘63604人、斃傷35213人（斃傷俘少將以上軍官26名）、爭取起義320人，收復和解放縣城22座。

3月23日，毛主席、周副主席率中共中央、人民解放軍總部機關，由吳堡縣的川口東渡黃河，離開陜北進入華北。父親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從毛主席撤出延安到離開陜北整整一年零五天。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任弼時率領黨中央機關，不顧國民黨‘重點進攻’留在陜北根據地，與西北人民解放軍和陜北廣大人民同甘苦共患難，指揮全國解放戰爭。‘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就在眼前。毛澤東主席率領解放軍總部，在最艱苦的戰場上，以最落后的通信工具，指揮全國規模的解放戰爭，創世界戰爭史的奇跡。”至此，西野完成了保衛黨中央、毛主席轉戰陜北的重任。

4月16日至5月12日，西野發動西府戰役。此役有得有失，其間，于4月21日收復延安，26日攻占胡宗南后方補給基地寶雞。戰役雖殲滅國民黨軍2.9萬余人，但西野損失約1.5萬人。父親協助彭德懷總結的西府戰役經驗教訓是：對國民黨軍不顧一切緊急支援寶雞估計不足，阻援不力，陷入腹背受敵。在戰役中，王世泰任司令員的4縱打得不夠好，在1、2縱占領寶雞的同時，敵裴昌會部在扶風杏林鎮突破4縱的防線，4縱既未請示上級又未通知兄弟部隊，自行撤退到岐山東北的山地，致使裴部長驅直入，直逼寶雞，距西野司令部僅幾十里。幸虧彭德懷指揮有方，果斷命令1、2縱將兵工廠、軍火庫和來不及轉運的軍用物資統統炸毀 ，迅速擺脫敵人。在突圍過程中，我軍兩次遭胡、馬（家）軍夾擊，損失慘重。5月26日至6月1日，西野在洛川東南之土基鎮召開第二次前委擴大會，總結西府戰役經驗教訓。會上，彭德懷首先做了自我批評，承擔戰役后期失利的主要責任。同時對4縱嚴厲批評，他指著王世泰說：我當時槍斃你的心都有，父親和與會者都為王世泰捏了一把汗。王世泰除在會上做深刻檢查外，又在會后寫了書面檢查報告。一天，父親在院子里向習仲勛匯報情況時，王世泰走過來把檢查報告交給習仲勛，請老戰友（同為陜北老紅軍，在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王世泰任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轉交給彭德懷。習問王為什么不直接交給彭總？王世泰說怕惹彭總生氣發火。習仲勛說：彭總是個直來直去的人，最討厭拐彎抹角 ，他批評人不講情面，都是出于公心，都是為了工作，彭總對你只說了有槍斃的心，已經很客氣了。政柱同志在彭總身邊挨的批評可比你多多了，第二次攻打榆林時，政柱勸彭總撤退，意見是對的，可彭總攻城攻在火頭上，說王政柱動揺軍心，要拉出去槍斃，比你嚴重多了，但事后彭總向政柱道了歉，彭總就是這樣襟懷坦蕩、大公無私。你見了彭總只談錯誤，不要做任何解釋，更不要強調客觀，只要態度誠懇，將功補過，會取得彭總的諒解。父親對王世泰說習政委在會后幫助4縱說了很多話，彭總知道你們縱隊組建晚、底子差，人員裝備都不如1、2縱。王世泰聽后直接進屋去找彭總，不到半個小時，王世泰高高興興地從屋里走了出來。一年以后，1949年7月10日至14日，一野（1949年2月，西北野戰軍攺稱第一野戰軍，簡稱一野）發動了扶眉戰役，4軍（前4縱）打得十分出色，他們以“打翻身仗”、“為解放西北立功”的決心，完成切斷敵人退路的任務。敵人的4個軍向扼守眉縣北羅局鎮陣地的4軍發動輪番進攻，都被指戰員們頑強抗擊所打退，徹底粉碎了敵人突圍的企圖，為整個戰役勝利起到關鍵作用。戰后彭總表揚4軍打得好，稱贊說：我們就是要有這種勝不驕、敗不餒的頑強戰斗作風。

1996年4月底，父親赴蘭州，參加并主持蘭州軍區“一野戰史辦”工作總結大會，我陪父母親到家中看望了王（世泰）老，當時王老已86歲，身體非常健康，思路特別敏捷，兩位老戰友一見面心情都很激動，共同回顧了西北野戰軍的戰斗歷程，他們打開話匣子就收不住，聊了3個多小時，把中午飯都忘了。他們共同談到毛主席知人善任，派習仲勛與彭德懷搭檔是英明之舉，充分發揮了他們各自的優勢和長處 ，在性格上互補。習仲勛雖比彭德懷小15歲，但成熟老練，沉得住氣，考慮問題非常全面、周到。習仲勛最大的特點是善于團結同志，善于做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西北野戰軍的主要領導來自五湖四海，彭德懷、張宗遜等來自紅一方面軍；甘泗淇（政治部主任）、王震（一兵團司令）、許光達（二兵團司令）等來自紅二方面軍；習仲勛、張文舟、劉景范、王世泰等來自陜北紅軍；趙壽山（第二副司令）、閻揆要（參謀長）等來自國民黨西北軍；徐立清、王政柱來自紅四方面軍。大家精誠團結、一致對敵，沒有山頭、沒有派性，在西北戰場成為生死與共的戰友，以一擋十，戰勝國民黨軍胡宗南部。習仲勛從不整人，處處與人為善，關心各級干部，他與彭德懷一樣嚴以律己、從身作則，在干部戰士中具有崇高威信。王老說習仲勛既處處維護彭德懷的領導地位，又通過思想工作消除下屬對彭總的敬畏心理，拉近我們與彭總的距離，下級對上級敢于提出不同意見，真正實現軍事民主和政治民主。西府戰役失利我的壓力很大，彭總的批評讓我了解他的心底無私天地寬，彭總既能領導打勝仗，又能領導打敗仗，是真正的彭大將軍。兩位老人非常懷念彭總，他們說抗美援朝勝利彭總回國后，如果習仲勛還在彭德懷身邊，就不會有“萬言書”，也就不會出現廬山會議那么大的亂子了。

西北地區經濟落后，人口稀少，兵源成為一大問題。1948年10月30日，西野電告毛澤東，匯報《關于爭取俘虜兵工作》：過去20個月中，共俘虜國民黨軍93000余人，補入西北野戰軍75000人，占俘虜兵總數百分之八十，通過對俘虜兵改造和開展新式整軍運動，大大提高了西北野戰軍的戰斗力。11月3日，毛澤東復電西北野戰軍：關于爭取俘虜兵的總結甚好，已轉發各地參考。

西府會議前委擴大會后，習仲勛回晉綏繼續主抓地方工作，父親只能在重大任務和會議上見到習仲勛。1949年1月11日至23日，西野在渭南澄城武庒召開首屆黨代表會議，習仲勛專門就城市政策、群眾紀律等問題講了話。隨著我軍反攻，陸續解放城市，習仲勛負責接管西北地區新解放城市，尤其是5月20日解放西安，習仲勛對接管城市工作做了周密部署。5月底，習仲勛率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陜甘寧邊區政府由延安遷駐西安，西安接管工作成效卓著，為接管其他城市起了很好示范作用。

習仲勛領導了西北軍區同駐守榆林的國民黨第22軍和平談判，1949年6月1日，榆林和平解放，國民黨22軍軍長左協中率部起義，6月5日，榆林起義的國民黨軍4000人攺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獨立二師。西野1947年8月和10月兩次攻打榆林均未攻下，這次卻不戰而勝。榆林和平解放是西北戰場用和平方式解決國民黨軍的成功范例，對西北地區其他國民黨軍產生了影響，促使寧夏、新疆兩省和酒泉、武都等地國民黨軍選擇和平起義的道路，加速西北全境的解放。9月23日，寧夏國民黨軍在寧夏和平解放協議上簽字，24日銀川解放。9月25日和26日，國民黨軍新疆警備區司令陶峙岳和國民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分別通電起義，新疆宣告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1月30日，第一野戰軍與西北軍區合并，彭德懷任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父親仍任副參謀長。父親這一時期主要工作是協助彭習首長指揮部隊解放西北境內偏遠地區和剿匪，先后消滅胡宗南、馬家軍的國民黨殘余部隊和新疆烏斯滿等匪幫。在習仲勛的領導下，為團結西北境內各族人民進行了耐心細致的工作，落實了各項少數民族政策，大量吸收和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在西北境內各地成立并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母親羅健時任一野兼西北軍區司令部機要秘書，負責彭、習、張（宗遜）等首長的電報和機密文件。每次給習仲勛送文件時，習政委總是問王參謀長的膽結石病最近犯了沒有？父親因長征三過草地吃草根和皮帶膽內結了很多石子，經常發作，庝起來在地上打滾。習政委叮囑說這個病千方不要累著，生活要規律，按時作息，不要熬夜，飲食上多吃好消化的食物，母親聽后，深受感動。

上世紀80年代父親復出后，曾在黨報、軍報和刊物上多次發表紀念解放大西北的文章，其中有《西北戰場回顧》《互相尊重、并肩戰斗》等等，父親回憶說彭總非常尊重習仲勛，從不稱呼“副政委”，總親切地稱“仲勛同志”，大小事都要找習啇量，彭總讓父親草擬的命令、指示，在送電臺前，要先送請習仲勛審查修攺；收到中央發來的重要文電，彭總看后馬上找習仲勛一起研究貫徹落實的方案。尤其制定作戰計劃，生怕存在漏洞，彭總是急性子，想起了事情就要馬上解決，有時半夜想起來問題就把父親叫起來，再一起去叫醒習仲勛，反復推敲，做到萬無一失，彭、習研究的同時，父親把方案制定出來，把命令起草好，經首長簽字同意，迅速發出，辦事效率非常之高。父親和周圍的同志發現：彭總性格剛毅，脾氣很急，批評人不講情面，但從來不對習仲勛發火。遇見彭總固執和發火時，大家就去找習仲勛匯報，問題總能圓滿解決。為了使人民軍隊永遠不脫離人民，彭總經常請習仲勛和劉景范向部隊介紹地方情況。在西野前委擴大會等干部會議上，習仲勛每次都要講邊區人民戰備、支前、生產等方面情況，講邊區群眾對子弟兵的希望，強調部隊加強紀律的重要性，因此，西野在執行群眾紀律方面一直做得很好。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彭德懷平反昭雪后，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彭德懷傳記組”，還處在專案審查中的父親被點名邀請參加傳記組工作。父親有幸見到習仲勛等老首長和一野的老戰友們。當時習仲勛剛剛落實政策、恢復工作，他對父親非常關心，為《彭德懷傳》的審核工作，習仲勛經常向父親詢問和核實情況。由于海軍的阻力，遲遲不予父親落實政策。直到1980年6月，楊尚昆和習仲勛從廣東回京，在中南海受到鄧小平接見，在匯報完工作后，楊尚昆和習仲勛專門向鄧主席談了父親的問題，習仲勛說王政柱在西北戰場協助彭德懷做了大量工作，是有功之臣。鄧主席聽后當即指示：立即解脫，分配工作。1980年12月，父親在65歲高齡被任命為總后副部長。1985年1月10日，中央軍委下文為父親徹底平反。父親在日記中寫道：“我衷心感謝鄧小平同志實事求是，關心干部。”他對家人說：習仲勛蒙冤16年，他剛恢復工作，首先想到和關心的是他的下級，為下屬仗義執言、主持公道。我跟著習仲勛工作時間很短，可30多年后他對我還是那樣信任，能遇見這樣好的、厚道的領導，一生足矣！讓父親尤為感動的是他向習仲勛表示感謝時，習仲勛謙遜地對父親說：主要是你參謀工作做得好，給老帥們留下好的印象。

【一野戰史編委會名單（王延供照）】

1990年，中央軍委成立以習仲勛和王震為主任的“第一野戰軍戰史編審委員會”，父親被任命為編委會特設的常務委員，具體抓編寫工作。我們家經常接到一位濃重陜北口音伯伯的電話：“找參謀長接電話！”我一聽就知道是習伯伯，趕緊讓父親接電話。他們一聊起來就是半個多小時，內容都是西北戰場的事。原來一野戰史定稿時要報請主任審批，習仲勛審閱時特別認真，經常打電話找父親核實情況。第一野戰軍戰史、戰史圖集分別于1995年和1997年正式出版，給后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三年多的西北戰場上，一野共殲滅國民黨軍51.9萬余人，剿滅匪特12.9萬人。一野有7.6萬余名指戰員光榮負傷，1.8萬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2014年10月21日，母親羅健在解放軍總醫院病逝，10月26日，時任中央軍委委員、總裝備部部長張又俠上將親自到家中吊唁羅健阿姨。10月31日，在古田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張又俠向習近平報告了羅健去世的消息，習主席當即請張又俠轉告：向王政柱、羅健的親人表示親切慰問。這使我們全家從極度的悲痛中解脫出來，更使我們懂得了什么是不忘初心，習近平主席、張又俠副主席沒有忘記與他們父母一起在西北戰場戰斗過的老前輩、老阿姨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