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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玄識、董并生：“世界偽史”紀年體系來歷揭秘

點擊：  作者：諸玄識、董并生    來源：何新文史  發布時間:2018-07-15 10:55:48

 

 歐洲版“世界偽史”紀年體系來歷揭秘

——現行“世界歷史”是中國歷史的翻版

諸玄識、董并生

　　近代以前的歐洲，既沒有歷史觀念，也沒有歷史學的概念。

　　現行歐洲版的“世界歷史”為中國歷史紀年體系的翻版與拉伸。因其并無歷史事實作為依據，因而我們稱之為“世界偽史”。

　　“世界偽史”始作俑者為16、17世紀之交的法國人約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年）。斯卡利杰為文藝復興后期的神職學者，是真正的“西方歷史學之父”。其主要著作有：《時間校正篇》（1583）及《年代學寶典》（1606）等。

約瑟夫•斯卡利杰

　　斯卡利杰主要事跡一覽

　　1．按照中國歷史年表杜撰世界古代史時限

　　2．歐洲歷法的起源——抄襲《授時歷》

　　3．“耶誕紀年”的由來——出于斯卡利杰弟子的發明(1627年)

　　4．編造約瑟夫斯《猶太古史》——偽史孤證

　　5．“古希臘歷史”的來歷——移花接木

　　6．炮制古埃及年表——生搬硬套

　　7．虛構兩河流域歷史——指鹿為馬

　　8．杜撰中世紀歷史——千年倒影

　　9．引入“自然法”概念——宋明理學

　　1．按照中國歷史年表杜撰世界古代史時限

　　“斯卡利杰編年”（西方版的世界編年史）是他參照中國歷史的編年系列而杜撰出來的；亦即，他用“中國模型”設計了古今脈絡的時空框架，其后，西方再依照它來構建了“西方中心論”的世界歷史。[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2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16世紀以前的歐洲人沒有時間觀念

　　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統一的、客觀標準的時間序列，不用、也沒有年代概念。乃至中世紀的歐洲人都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確切年齡。[ShulamithShahar，Yael Lotan:Growing Old in the Middle Ages:Winter Clothes Us in Shadow and Pain,London:Routledge,2004,p.29.]人們只是盲目地跟隨自然的節律，而無抽象的和統一的時間規律；基督教有一個籠統的、模糊的“象征時間”——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無所不包的“創世→末日”模式（譬如：新生的事物就歸為“神造萬物”，天災人禍就歸為“末日”），基本上是巫術或迷信。阿拉里克·霍爾寫道：

　　在前近代的歐洲，時間是主觀的和大量的經驗，……而不是客觀的和絕對的編年（年代：chronology）。它有一個框框，也可以被測量；但框框和測量的核心，僅是反映個人與社群的生活與經驗。中世紀的人沒有單獨的時間概念。時間是循環、直線和象征。……大部分自然的、直接的時間概念是循環現象。日常生活被決定于一系列異樣的短循環，對其預測可以提供例行和安全的感覺。理解時間的循環是基于事物重復和再現的韻律，因而是可預測的……（例如生長和謝落、升起和沉淪。——引者）。

　　存在著三種主要的循環：1.基于自然的重復（例如晝夜、季節）；2.社群的儀式……；3.事物的再現……。不像前兩者，第三種不是基于規律性：猶如幸運之輪，它會變化，讓人知道將來不同于現在，但在時間上是不確定的。周期性的觀念是基于過去幾代人的經驗……。個人生命的確定性質（從生到死）形成了線性時間的觀念，它強調清晰的開始與結束。……基督教簡單地把歷史視為“拯救歷史”，通過神的代理來實施；它以“創世”為開始、以“末日審判”為終結，這兩個點形成了“線性時間”……。[Alaric Hall:Interfaces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England,Leiden:Brill,2010,p.207.]

　　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指出：“整個公元400—1400年的千年，歐洲不存在歷史感，即使受過教育的人也是如此。”（during the whole millennium 400-1400 there was no sense of history even among the educated）。什么叫“沒有歷史感”？那就是：A.對于時間錯亂缺乏感覺；B.缺少歷史證據的意識；C.不懂事物的因果關系。[Peter Burke: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Edward Arnold,1969,p.1.]一部“中世紀百科全書”稱：至少到16世紀，歐洲人尚無計算時間的實踐。[Thomas F.Glick:Medieval 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An Encyclopedia,NY:Routledge,2005,p.128.]

　　17世紀歐洲人的時空觀念

　　歐洲神職學者基于中國的編年史，來鑄造“圣經編年”及其子系統“古典文明”與“古老文明”的編年史；再以被中華文明所打通、聯通的全球地理，為其“歷史空間”。

　　在接觸到中國文化與歷史之前，西方學者（神職學者）基本上是既無時間概念，也無空間概念：在時間上，在中國影響下，是17世紀才形成“公元紀年”的（他們卻說是“古已有之”）；在空間上，“巴比倫”原本不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而是中世紀的帶著伊斯蘭建筑風格的歐洲哥特小鎮。[A.Fomenko: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Chronology 1,p.44.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4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背景：“創世紀”紀年法及伊斯蘭紀年法

　　猶太教的“創世紀紀年法”——從創世紀到“末世”共6000年。

　　“到7世紀末，大家在《塔木德》(Talmud）中發現了赫利家族，其中記載說世界應持續6,000年，2,000年的混沌、2,000年的法治、2,000年由救世主治理。”[[法]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下冊，第732頁。]

　　按：塔木德是口傳經典，其形成書面經典時間很晚，不會早于阿拉伯使用紙張傳播伊斯蘭教之前。

　　伊斯蘭紀年法以黑蚩拉（Hijra）為紀元（穆罕默德從麥加遷到麥地那）﹐選擇了與太陰歷的朔日相合的一天定為回歷紀元﹐又名穆罕默德歷?；貧v元年1月1日相當公元622年7月16日。特點：只往下數，不往上溯。在中華文化圈外，阿拉伯是最早使用紙張成長起來的統一帝國。

　　虛構的“古希臘、羅馬”紀年

　　“古希臘”三大史學家之一色諾芬在其《希臘史》中使用了幾種紀年方法。且看他是如何紀年的：

　　“翌年，在第93屆奧林匹亞競技會上，在新增設的項目雙馬戰車競賽中，愛利斯人攸阿哥拉斯獲勝，在1斯塔狄亞賽跑比賽中，庫倫涅人攸波塔斯折桂。這一年，在斯巴達，攸阿齊普斯擔任監察官；在雅典，攸克特蒙擔任執政官。”[[古希臘]色諾芬《希臘史》中譯本第13頁，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5月]

　　在上述色諾芬《希臘史》這一段記述中，涉及到了奧林匹亞紀年、雅典執政官紀年、斯巴達監察官紀年等幾種所謂“古希臘”的紀年方法。[參看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實際上。上述這3種古希臘的紀年法出于17世紀之后的編造。另外，所謂古羅馬時代的“羅馬建城”紀年法也是同期偽造。[參看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偽書《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怎樣紀年？

　　編年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從第1年記錄到第21年。

　　以第六年為例。我們看到，在這里除了所謂編年的“第六年”及“冬季里”的概念之外，都是“翌日”、“昨日”、“前天”、“起初”、“后來”、“同時”這樣相對的時間概念，沒有任何概念可以作為歷史年代的依據。就像“從前有個山，山里有個廟，廟里有個和尚……”的故事一樣，這樣的故事可以永遠講述下去，卻與歷史無關。[參看董并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一部典型的偽書，該書應該出現在斯卡利杰“發明”編年史之前，因此沒有所謂的奧林匹亞紀年、雅典執政官紀年、斯巴達監察官紀年等紀年法。

　　中國編年史對歐洲的三個“沖擊波”

　　中國編年史在斯卡利杰前后對歐洲的影響，形成三個“沖擊波”：

　　1.門多薩（1585）中華大帝國史→斯卡利杰＋烏雪的西方編年；

　　2.衛匡國（1658）中國上古史→福修斯＋佩塔維斯的西方編年；

　　3.利瑪竇(1615)＋衛匡國＋杜赫德(1735)→歐洲啟蒙時代的歷史觀。

　　斯卡利杰的編年論著所基于的中國歷史的信息，是不準確的；例如“斯卡利杰在16世紀末說，根據旅行者的報告，自從世界開始以來，中國已有八萬年了。”[CoursD'étudeshistoriques:Chronologielitigieuse,5,FirminDidotfréres,Paris,1843,p.13.]所以，對于破綻百出的斯卡利杰模式，被衛匡國所帶來的中國信息所修正（17世紀下半期）。[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35頁、12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中國編年史“沖擊波”的表現

　　從1769年首次在日內瓦刊印的《阿瑪貝德書簡》的關鍵概念胡椒、茶葉、咖啡、絲綢、香料以及卡利卡特（古里）、印度人等可以看出，當時歐洲人由“發現”東印度而對東方世界感到驚奇。修道士是當時歐洲的主要知識分子，該書簡中“他們最多只是自69,649年以來才被造成，而我們的年代卻已經是115,652年”這句話，可知當時歐洲人對歷史紀年的認識完全不靠譜。

　　伏爾泰于1741年介紹了一個傳奇性故事,借一位在荷蘭的中國商人之口講到東方的歷史，說中國與越南（交趾/東京）及日本之間的戰爭史長達22,552年時間，說蒙古帝國向歐洲天主教會派出使團的時間為上帝創造世界之前的50,000,000,000,007,912,345,000年（五萬萬億零七十九億一千二百三十四萬五千年），盡管伏爾泰也許是在講述一個戲弄天主教的笑話，然而這也反映出歐洲在受到中國歷史紀年沖擊后所產生的思想混亂。[林鵬《略論中學西被》，該文是林鵬為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所寫的序言，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16世紀的百年紀年法——“世紀”概念的誕生

　　埃里克·庫珀說：皮斯卡托《城區教會記事》（Piscator,1526年）分為連續的幾個百年，這是作者獲得了新的歷史方法。……首次在歷史著述中分為百年，即是《城區教會記事》。但該書是在皮斯卡托死后三十年，被提及于新問世的《馬格德堡世紀史》（Magdeburg Centuriators,1559年）；這個歷史方法開始出名，以致英語中的“世紀”（century）一詞的誕生，可能是直接受此影響。……中世紀后期，存在著多種嘗試來實行百年的計算方法。[Erik Kooper:The Medieval Chronicle,Rodopi,1999,p.137.]

　　《馬格德堡世紀史》則分為13個百年，每個百年中堆積素材，各個事件都是孤立的，全無聯系，也沒有具體時間。以致在文藝復興期間和稍后，即受中國影響的“歷史學的創世紀”那幾代西方學者，談及這部糟糕的著述，不堪回首；因而把它當做失敗的案列。[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4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百年紀年法”本身說明歐洲前此無史學

　　17-18世紀的西方學者是這樣批評《馬格德堡世紀史》的，即：“把教會史安排在諸多百年中，首次被《馬格德堡世紀史》所采用。……這在許多方面是絕對令人厭惡的，因為它不僅剝奪了讀者對歷史的興趣，而且作者未能展示時間的真實聯系。它們潮涌而出（教會題材），一個又一個堆在那兒。”[James GARDNER:Repertory of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Literature,Johnstone&Hunter,1855,p.285.]

　　“歌德在他的《顏色論》中說：按照百年來劃分的歷史……很不方便。沒有實際內容，人的生活和行為猶如走過場。韋爾什博士尤指責：……這是最武斷的和最令歷史無趣的算法，使人分心和煩惱。‘它猶如我們研究地質學，不是連續性地勘察自然層位，而是站在一英里的圈外去觀察其空間。’”[Bricker:Reformed and Catholic,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1979,p.194—195.]

　　這說明，在佛拉西斯著《馬格德堡世紀史》之前，即在16世紀中葉以前，西方沒有歷史和歷史學，要有的話，都是近現代偽造的。[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4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設計“圣經編年”——歐洲編年史的發端

　　西方歷史學的奠基人是約瑟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他按照自己設計出的“神學編年”（圣經編年），設計了古代希臘、羅馬、埃及、波斯、巴比倫和猶太的歷史。在學術上，現行的西方的世界歷史被稱為“斯卡利杰歷史”（Scaligerian history），其時間序列被稱為“斯卡利杰編年”（Scaligerian chronology）。

　　凱利教授在其所著《現代歷史學的基礎》一書中，稱：“斯卡利杰是最偉大的語言學家，他的里程碑性的《編年校正篇》（Emendations of Chronology）是在那個世紀的歷史學上的主要貢獻。”[Donald R.Kelley: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Language,Law,and History in the French Renaissanc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p.265.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2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掇拾偽史資料，抄襲中國時間

　　作為現代西方歷史與歷史學的宗本，“斯卡利杰歷史”有兩個主要的直接來源：一是早于他一個世紀的安尼烏斯（Annius），偽造的“泛西方”的歷史資料；盡管斯卡利杰先是揭露它，但最后還是采納之。一是關于中國歷史的信息（那時尚不準確），他主要是利用中國的朝代與帝王的年表，來設計《圣經》的時間軸和“古代文明”的編年史；盡管斯卡利杰沒有注明出處，卻是欲蓋彌彰。斯卡利杰將兩者結合，“相反相成、推陳出新”！[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2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古羅馬、希臘、埃及編年都采用中國年代坐標

　　斯卡利杰在設計羅馬、埃及和別的編年系列的過程中，無不效仿“中國原型”——不僅應用中國歷法，[R.L.Reese,S.M.Everett,and E.D.Craun:The origin of the Julian Period:An application of congruences and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Amer.J.Phys.49(1981),658–661.]而且效仿中國歷史。美國人類學家詹姆斯·伯克斯說：

　　在斯卡利杰構思羅馬、希臘和埃及等時間線的過程中，“中國的通史編年被認為是相對可信；因為迄今為止，它的基于六十年的甲子循環仍在使用，而且與該國的高度的歷史學傳統相得益彰，事事有案可稽。[H.James Birx:Encyclopedia of Time:Science,Philosophy,Theology,&Culture,Volume 1，SAGE,Publication,Inc.,2009,p.186.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74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虛構西方世界歷史譜系

　　斯卡利杰運用中國（朝代/帝王）編年史作為藍本，創造了西方的世界歷史譜系——包括羅馬和埃及的朝代—帝王系列。

　　斯卡利杰在其著述中“隱瞞原型、掩蓋真源”，那就是：在這個虛構的“泛西方”的歷史架構中，不僅在史學體系上的“中國原型”被隱瞞，而且在文明體系上的“中國真源”被掩蓋。后者即“損東益西”——斯卡利杰硬是要“太陽從西邊出來”，無中生有地在“世界的西陲”搞出更大、更久的“文明”來。[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34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虛構歷史——偷天換日

　　然而實際情況又是怎樣呢？牛津大學研究員諾沙夫特指出：

　　通行的歷史的時間軸，是被傳奇的胡格諾派語言學家斯卡利杰偽造的，……現在已發現確鑿證據，說明“斯卡利杰編年史”是個偷天換日的騙局，它是基于“心想事成”的虛構。……如果查實，我們（西方）的教科書必將重寫！”[C.Philipp E.Nothaft:Dating the Passion:The Life of Jesus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Leidon:Brill,2012,p.1.]

　　進而，歷史學家米哈伊洛夫寫道：

　　（神職學者）斯卡利杰和佩塔維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創造了古代世界歷史的西方中心模式（Eurocentric model），自那以來，它被所有的西方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政治家視為“古代史研究的科學基礎”。

　　僧侶們采集了凌亂而重復的中古紀年記事，其時間跨度只是在他們之前的四分之三世紀；精心制作了“歷史理論”，在用它來充當各個古代歷史的原始編年，其時間跨度拉長至中世紀的四倍，并且胡亂羅列歷史事件和人名……。

　　斯卡利杰還把許多他那個時代的拉丁文作者的著述，作為古典文獻的基礎，這是一系列假的古代文字及其相關材料，……；他企圖證明，西方文明從遠古就已存在，并且理所當然地征服“不文明的民族”。[Key to the Vedas,Mikhail Mikhailov,part 1,2005,p.80.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2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17-18世紀持續兩百年的歐洲“編年史”熱

　　在斯卡利杰之后，歐洲學術界有著長時間的“編年史熱”（the fever of chronology）。耶穌會士尤為積極，其中有法國人佩塔維斯和意大利天文學家里奇奧利（Giovanni Battista Riccioli,1598-1671年），在新教中，有……英國作家約翰?瑪夏姆（John Marsham,1602-1685年）和荷蘭人文主義者老福修斯（GerardusJoannesVossius,1577-1649年）。他們的事業被……耶穌會士帶回的中國編年文獻所支持。[Pascal Richet:A Natural History of Time,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2007,p.47.]

　　從斯卡利杰開始，16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兩百年中，好幾代的西方的“編年史家”，堅持不懈地參照中國歷史及其朝代帝王的時間序列，來設計、修正和調整他們的基于《圣經》的歷史學——西方版的世界歷史；有關中國的資料主要來自門多薩、利瑪竇、衛匡國和杜赫德等人的著述，從相對粗糙到相對精確，而西方的“歷史學的創世紀”則隨之從草創到臻于“完備”。[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6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定位歐洲編年——以伏羲與堯為坐標

　　歷史學家伍爾夫指出：利瑪竇（1552-1610年）……獲得了明朝的標準歷史，被銘記為跨越中國與西方文化之鴻溝，……在歷史學上是雙重綁定（double bind）：在歐洲，中國（歷史）記錄不僅被用來協調《圣經》，而且被用來協調那被語言學家——諸如斯卡利杰——所開發的古代王國的新編年史（reconciling chinese records not only with the bible,but also with the new chronology by philologists such as Scaliger.）

　　……衛匡國于1658年發表的《中國上古史》，把中國遠古帝王伏羲定位于歐洲編年之中，那是公元前3000年的早期；別的可做定位的中國帝王分別對應于亞當、諾亞和其他的洪水前的人物；以及洪水之前的2400年的堯，被定位于諾亞洪水。[Daniel Woolf: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206-207.]

　　這段引文中所說的被斯卡利杰所開發出來的“古代王國的新編年史”，即古代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希臘和羅馬等。這就是說，基于中國朝代系列的“斯卡利杰編年”是西方版的世界歷史的“腳本”。[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66-6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18世紀中葉宋君榮標準確立

　　如果說，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葉，斯卡利杰—佩塔維斯利用中國朝代年表來重建“圣經編年”和設計西方歷史及“公元紀元”；那么，17世紀下半期至18世紀下半期，歐洲學者在反宗教和俗世化的同時，直接參照中國的時間軸線和歷史坐標。美國漢學家衛思韓（John E.Wills Jr.）寫道：

　　法國耶穌會士宋君榮（Gaubil，Antoine,1689—1759年）于1723年4月到達北京……。（這位）18世紀最偉大的歐洲的漢語言學家，……被路易十五任命為皇家數學家。……1751年，倫敦皇家科學院授予他榮譽會員，表彰他提供有關中國科學的信息。他的比較“圣經編年”與中國歷史，包括詳細分析的天文學資料，擴大了法國學者在此方面的辯論領域。這部著作為歐洲全面接受中國編年（標準）奠定了基礎。[John E.Wills,Jr:Chinaand Maritime Europe,1500–1800,p.170-171.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6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宋君榮的主要著作：《中國蝕的計算》《中國天文學史》《中國天文學》《古代中國對黃赤交角的觀測》《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國王朝天文史》等。

　　斯卡利杰師徒等將世界古代史設定在

　　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5世紀之間

　　根據科羅夫斯基威茨等學者：[Investigation of the Correctness of the Historical Dating by Wieslaw Z.Krawcewicz,Gleb V.Nosovskij and Petr P.Zabreikohttp://www.world-mysteries.com/sci_16.htm]通行于今的官方的歷史編年，起源于神職學者斯卡利杰（1540-1609年）。他設定了最重要的歷史事件的確切日期，諸如伯羅奔尼撒戰爭、特洛伊戰爭和羅馬的建立等等；但所有的歷史日期都沒有被證明，都是將錯就錯。后來的編年史家均為蕭規曹隨、以訛傳訛，以致斯卡利杰的門徒佩塔維斯（1583-1652年）把如此編年史定型，并且被現代官方所接受。奇怪的是，盡管科學昌明，罕有歷史學家來修正那些被斯卡利杰和佩塔維斯所設定的假的歷史日期。

　　總而言之，按照斯卡利杰和佩塔維斯及其追隨者，世界古代史發生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第五世紀之間（包括埃及、兩河、希臘和羅馬等）。但這樣的結論，明顯存在著年代的可信度的問題，卻并沒有被任何獨立的學術研究確認過。[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4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2．歐洲歷法的起源——抄襲《授時歷》

　　虛構的成說：教皇格里高利歷十三世頒行“格里高利歷”（1582年），“格里高利歷”來源于古羅馬“儒略歷”。

　　考證：“格里高利歷”就是，元朝“授時歷”（1279年）

　　“授時歷”（1279年）比“格里高利歷”（1582年）早303年。

　　所謂格里高利歷十三世1582年頒行“格里高利歷”，實際上是后來的說法。因此，實際上出現“格里高利歷”的說法要更晚得多。

　　古羅馬“儒略歷”出于虛構

　　虛構的成說：“儒略歷”出于羅馬共和國獨裁官儒略•愷撒（尤利烏斯•愷撒）

　　真相：約瑟夫•斯卡利杰編訂了“儒略歷”（見1583年《時間校正篇》）

　　儒略•愷撒是斯卡利杰父親的名字。[約瑟夫•斯卡利杰的父親儒略•愷撒•斯卡利杰（1484-1558）。]只有斯卡利杰的“儒略歷”，沒有羅馬共和國獨裁官儒略•愷撒（尤利烏斯•愷撒）的“儒略歷”。

　　虛構的古羅馬儒略歷概略

　　儒略歷（Julian calendar）是由羅馬共和國獨裁官儒略·愷撒（即蓋烏斯·尤里烏斯·凱撒）采納數學家兼天文學家索西琴尼的計算后，于公元前45年1月1日起執行的取代舊羅馬歷法的一種歷法。

　　儒略歷中，一年被劃分為12個月，大小月交替；四年一閏，平年365日，閏年366日為在當年二月底增加一閏日，年平均長度為365.25日。

　　《儒略歷》比回歸年365.2422日長0.0078日，400年要多出3.12日。從公元325年定春分為3月21日提早到了3月11日。1500年后由于誤差較大，被羅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進行改善與修訂，變為格里歷（Gregorian calendar），即沿用至今的世界通用的公歷。

　?。▍⒖嘉墨I：百度百科）

　　儒略歷的故事經不住推敲

　　按照成說，公元前46年，羅馬帝國凱撒大帝組織學者編了一部歷法，一回歸年為365.25天。從此，歐洲開始了儒略歷時代。

　　據黃忠平先生的見解，俄羅斯一直沿用儒略歷，即俄歷。著名的十月革命，并不是發生在公歷1917年10月，而是俄歷10月25日，公歷11月7日。這就是說，誤差已累計至13天。根據這個儒略歷活化石，我們可以不查任何資料，做一個簡單的倒推。儒略歷，一年365.25天，每4年閏1天。今日公歷為年365.2425天。那么，實行儒略歷，

　　1、每4年會透支0.03天：0.2425×4–0.25×4﹦-0.03天

　　2、每133.33年，會透支1天：1÷0.03×4=133.333年

　　3、透支13天歷時：133.333…×13﹦1733.329年

　　4、以1917年計算，那么，儒略歷的元年應該是：1917年-1733.329年﹦184年左右，即中國東漢時期。

　　顯然，如果儒略歷真的存在過，那么，它的起始年應該在公元184年左右，與什么凱撒大帝沒有關系。

　　至于耶穌紀元（基督紀元），更是八字沒一撇的事。諸玄識指出：歐洲“17世紀的著作仍然記載耶穌誕生于11-12世紀”。更加顯而易見的是，1667年，巴黎天文臺成立，這是法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天文臺。1675年，英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天文臺格林威治天文臺成立。這時，明朝已經滅亡30多年了。[見黃忠平（生民無疆）新浪博客2017年10月8日博文：《浮云遮不住，大道正回歸》。]

　　《格里高利歷》(1582年)襲取中國《授時歷》

　　“現代世界所使用的‘公歷’是《格里高利歷》（1582年）。它是怎么來的？說是出自古羅馬的《儒略歷》。這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倒是斯卡利杰根據其所掌握的中國資料，造出來一個‘儒略歷’；而且在此過程中，他根本沒有提及在此之前有一個《格里高利歷》。那么，《格里高利歷》從何而來？

　　如果《格里高利歷》真是1582年問世的話，那么在其后的百年中，從斯卡利杰開始，眾多的知識精英設計、修訂和批評‘圣經編年’和‘古文明編年’及其相關歷法，就應該：A.參照《格里高利歷》，而不是依靠中國歷史的時間序列。B.聚焦于《格里高利歷》，念茲在茲；而不是圍繞‘中國標準’，亦步亦趨。C.就會在編年史上有所共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不是時間觀念的混亂，莫衷一是、各執一詞。（最后是中國時間加以協調、妥協）

　　元朝的《授時歷》的精確度與‘公歷’（格里高利歷）基本一致，而且比更早300年，它在很久以前已經傳到歐洲。那么，《授時歷》是不是《格里高利歷》或《儒略歷》的原版呢？

　　唐納德·沙普斯說：‘哪一個歷法是最精確的？最精確的古代歷法起源于古代中國，它是十二年一循環，每一年用不同的動物命名。早在公元前5世紀，中國人建立了太陽年為365.2444天，每月是29.53059天，非常準確……。’[Donald K.Sharpes:Advanced Educational Foundations for Teachers,NY:Routledge,2002,p.213.]”[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5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公歷”起源于《授時歷》

　　“我們可以這樣推斷‘公歷、公元’的緣起，即：斯卡利杰掌握了《授時歷》或以它為核心的中國歷法和天文知識、以及編年時序與天干地支（計算方法），由此編造出來《儒略歷》（改變一下起始日期而已），它就是‘古羅馬《儒略歷》’，或是其原型。

　　進而，基于《儒略歷》的‘公歷’——《格里高利歷》——又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那應該是在斯卡利杰的門徒佩塔維斯根據中國的相關資料編造出‘公元’（公元前）之后，即在17世紀中葉以后，《格里高利歷》才出現（被冠名于先前的教皇‘格里高利’）。歐洲各國通用它是在18世紀中葉以后。”[Brian Nugent:A Guide to the 18th Century Land Records in the Irish,Corstown,2013,p.31.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6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哥白尼的“日心說”理論也脫胎于《授時歷》

　　內容：哥白尼“日心說”抄襲雷喬蒙塔納斯的著作；

　　雷喬蒙塔納斯的知識來源為元朝的《授時歷》

　　時間：1504年

　　地點：意大利的波隆那[意大利城市，位于北部波河與亞平寧山脈之間，也是艾米利亞-羅馬涅區-羅馬涅的首府。]

　　事件：哥白尼獲得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歷表》和《天文學概要》

　　來歷：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歷表》和《概要》抄襲了鄭和的《星歷表》

　　源頭：鄭和的《星歷表》以郭守敬的《授時歷》為基礎[詳見董并生著《虛構的古希臘文明——西方“古典歷史”辨偽》第456-458頁，山西人民出版2015年6月第1版。]。

　　“西歷”的來歷[林鵬《略論中學西被》，該文是《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的序言，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約瑟夫•斯卡利杰編訂“儒略歷”參照元朝“授時歷”。

　　從歷法來說，中國上古文獻《尚書·堯典》就已經明確提出一年為366天[《尚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一年確定為366天的明確記載。]，杜預《長歷》曰：“《書》稱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將1年365又4分之1天說成366天，是因為“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史記·歷書》記載了黃帝制訂歷法：“黃帝考定星歷”；三代的歷法：夏正、殷正、周正[《史記·歷書》：“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馀，……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史記索隱》：“世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也。”]以及漢代的太初歷等。子曰：“行夏之時”是也。其后經過歷代不斷修訂，到元代所測定、頒行的《授時歷》則進一步精確化，將一年確定為365.2425日，距近代觀測值365.2422日僅差25.92秒，達到了在利用現代科學手段進行實際測量之前所能達到精準度的極限。

　　在《授時歷》頒行后300多年，歐洲才有了“格列歷”（格里高利歷），現代世界通行的歷法就是以“格列歷”為基礎的。然而，這部“偉大”的“格列歷”是從哪里來的呢？據說是16世紀意大利醫生、天文學家、哲學家、年代學家阿洛伊修斯·里利烏斯（Aloysius Lilius，約1519-1576）與克拉烏（ChristophorusClavius）等學者對古羅馬“儒略歷”加以改革制成的一種歷法，由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于1582年頒行。無巧不成書，剽竊中國紀年將其用于西方歷史的“歷史學之父”斯卡利杰，在第二年（1583年）發表了這方面的專著《時間校正篇》（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e）；他沒有提到“格列歷”，卻“造出”一個“儒略歷”。（詳見本書第2章諸玄識先生的考證）

　　既然不存在所謂古羅馬的“儒略歷”，那么“格列歷”的來歷也就成了問題。事實上，“格列歷”與早于它300余年的《授時歷》如出一轍[1279年，郭守敬向元世祖報告時，提出在太史院建造一座新的司天臺，同時在全國范圍進行大規模的天文測量的想法，得到了元世祖的批準。經過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國各地設立二十七個測點，最北的測點是鐵勒（在今西伯利亞的葉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測點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島上），選派14名監候官員分別到各觀測點進行觀測。郭守敬也親自到幾個重要的觀測點進行觀測。各觀測點把得到的數據向太史局進行匯總報告。郭守敬根據這些數據，花了兩年時間編出了這部《授時歷》。這種新歷法比舊歷法精確得多，它算出一年為365.2425天，同地球繞太陽一周的時間只相差不到26秒。這部《授時歷》同現代世界通行的格里歷（即公歷）一年的周期相同，時間上卻比格里歷早302年。]；因此，與其說“格列歷”是教皇格里高利對“儒略歷”的改革，毋寧說“格列歷”就是《授時歷》的翻版。不僅“格列歷”襲用了《授時歷》，哥白尼的“日心說”理論也脫胎于《授時歷》。哥白尼“日心說”直接抄襲了雷喬蒙塔納斯，而雷喬蒙塔納斯的知識來源就是中國元朝的《授時歷》。從1504年起，哥白尼已在波隆那獲得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歷表》和《天文學概要》，雷喬蒙塔納斯的《星歷表》和《概要》抄襲了鄭和的《星歷表》，而鄭和的《星歷表》則以郭守敬的《授時歷》為基礎[詳見董并生著《虛構的古希臘文明——西方“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2015年，第456—458頁。]。這就是“西歷”的來歷。

　　3．“耶誕紀年”的由來——出于斯卡利杰弟子的發明（1627年）

　　成說：公元（公元紀元，英語：Common Era），以耶穌出生為紀年的開始，因而原稱“基督紀元”（Anno Domini）；它形成于公元525年，其設定者是神學家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約470-544年，綽號：Dennis the Little）。

　　考證：真假“狄奧尼修斯”

　　美國學者約瑟夫•惠利斯指出，“基督紀元”和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以及耶穌誕生的時間，都是偽造的。桑德坎也說：“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的著作明顯是假的。如果按照該書的算法，整個現代歷史編年的大廈就會倒塌。因為偽造者尚未掌握高斯的復活節計算表冊，所以才是錯誤百出的。”

　　羅納德•克蘭西站在正統西方的立場上論公元紀年和現行歷法的產生，他提到兩位同名的編年史家。他說：

　　在公元6世紀，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the Little”），在調查了耶穌誕生日之后，創造了神學編年和基督歷法。到1627年，法國神職學者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拉丁文姓名：Dionysius Petavius；法語姓名：Denis Petau，1583-1652年）發明了耶穌誕辰前的事件編年序列，即“公元前”（B.C.＝before Christ）。由此，今人通用的歷法及其所體現的時間系統，是被兩位相隔千年的編年史家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和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所共同發展起來的。

　　但實際上，這兩位編年史家是一個人：“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與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是同一個人！”（Denys Petau would actually be the same person as Dionysius Exiguus）。亦即，所謂的6世紀的“編年史家”（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就是17世紀的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詳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4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1400年間的三個歷史學家同名“狄奧尼修斯”？

　　“斯卡利杰歷史”（通行的西方歷史學）有三個分別在不同世紀的編年史家，他們的名字都叫“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第一個編年史家叫“狄奧尼修斯”（Dionysius），據說死于公元265年。

　　第二個編年史家，即赫赫有名的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約470—544年），他被稱為公元紀元的“創立者”。

　　第三位編年史家“不是別人，而是著名的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佩塔維斯首次發明了‘公元前’（B.C.）的計算時間的系統。”

　　最后一位是真實存在的，前兩個都是他所“投射的幽靈”（phantom reflections）。

　　從名字上也可看出明顯的線索，（6世紀）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和（17世紀）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是一個人；如下表所示：

　　假編年史家：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約470-544年）真編年史家：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

　　名字，拉丁詞源：Exiguus→Exigu＝little（?。?，法語詞源：Petau←petit＝little（?。?，綽號Dennis the Little（丹尼斯“小”），法語名字：Denis Petau（丹尼斯“小”）。[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4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編造“耶穌紀年”的始作俑者：斯卡利杰的弟子

　　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Dionysius Petavius）是斯卡利杰的弟子，他倆都是法國人；佩塔維斯在歷史學科中的地位僅次于斯卡利杰，所以他被稱為“Little”（?。?。它的法語發音是“petit”（小），演變為Petavius=Petau（v）+（i）us（后綴：博學）；變成拉丁語為：Exiguus（?。?。由此，就出現了“古人”（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斯卡利杰-佩塔維斯及其門徒，如此偽造古代編年史家的目的之一是，借“古人”之口來說明基督紀元“古已有之”；盡管如此，17世紀的著作仍然記載耶穌誕生于11-12世紀。[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4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考證：歷史上的耶穌是12世紀人

　　耶穌誕生？“原本說是在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Dionysius Petavius，1583-1652年）之前的五百年，即公元12世紀；現在就變成了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Dionysius Exiguus,約470-544年）之前的五百年，即公元元年左右。”[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4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根據幾位國外學者的考證，17世紀的編年史家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被“錯當成”古代人。再說公元6世紀，西方全無文字和文獻，也沒有耶穌。諾薩夫特說：耶穌基督生于公元1152年，被釘十字架是1182年（Jesus Christ was born in AD 1152 and crucified in AD 1182）。[詳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4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耶穌是中世紀的人，生于1152年，被釘十字架于1185年。”這可以和另一件事互相印證，即：“1887年，諾托維茨（Nicolas Notovitch）寫了一本書名為《不為人知的耶穌生涯》（the Unknown Life of Jesus Christ）,其中有一個關于圣徒伊薩（Saint Issa）的傳奇。……圣徒伊薩就是耶穌，他去西藏學習佛教。”如果這個傳奇能夠被證實，那么，它暗示了耶穌生活的時間，因為，藏傳佛教始于7世紀，11-12世紀是繁榮期，與喜馬拉雅山兩邊交往密切。[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阿拉伯語中的“伊薩”，到了拉丁文中就成了“耶穌”。

　　一說：耶穌被釘十字架發生在1086的君士坦丁堡。……福緬科院士斷言，耶穌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同一個人，……耶穌是中世紀的人！（譯者按：貝拉·盧卡奇博士指出：“耶穌生于1053年，被釘十字架是1086年，第一次十字軍就是對該事件的直接反應。”[11]）[見諸玄識博客《杜撰的世界歷史——外國學者揭秘西方史學（之二）》。]

　　4．約瑟夫斯的《猶太古史》——偽史孤證

　　約瑟夫斯著作是早期“猶太人歷史”的唯一史料支撐

　　成說：“從嚴格意義上說，前現代時期的猶太人幾乎不存在完整意義上的史學與史料（約瑟夫斯幾乎是唯一的例外），在神學框架主導下的‘歷史’意識構成了古代猶太史的獨有特征，它與現代意義上的歷史書寫相去甚遠，而更多地體現為集體記憶的形式。”[張倩紅、艾仁貴《猶太史研究入門》第4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

　　按：這里所說的約瑟夫斯實際上更不靠譜，因為約瑟夫斯的“猶太史著作”實際上都是偽書。

　　考證：虛構古代猶太歷史

　　成說：提圖斯·弗拉維奧·約瑟夫斯(公元37年-100年)，希伯來圣經中名為Joseph ben Matityahu，出生于羅馬猶太省的耶路撒冷，猶太歷史學家，代表作有《猶太古史》和《猶太戰爭》。在第一次猶太羅馬戰爭中他曾經當過猶太叛軍的軍官，投降后做為參謀和翻譯為羅馬政府服務，并獲得羅馬公民身份。

　　考證：“約瑟夫斯”就是“斯卡利杰”本人，將該著作手稿的作者“約瑟夫•斯卡利杰”縮略為“約瑟夫•斯”，捏造一個年代就成了公元1世紀的“約瑟夫斯”。

　　“約瑟夫斯”子虛烏有

　　唯一能夠證明《圣經》和耶穌是“確實存在”和“古已有之”的，是猶太學者約瑟夫斯（弗拉維奧·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公元37-100年）和他的著述。然而，諸多學者揭露這個“偽證”。首先是哈爾端，斥責約瑟夫斯是一個愚蠢、杜撰和欺詐的作者（a foolish,forged and fraudulent author）。[The New Complete Works of Josephus,Grand Rapids:Kregal Publications,1999,p.1077.]哈爾端指出，作者從未見過耶路撒冷；因為他把耶路撒冷的該撒利亞放置于腓尼基。[The Works of Flavius Josephus by William Whiston,Grand Rapids:Kregal Publications,1993，p.1006.]

　　約瑟夫斯就是16世紀的約瑟夫•斯卡利杰

　　很有可能都是：利用錯覺（phantom），為了證明《圣經》和耶穌的存在與時間，由約瑟夫（斯卡利杰）“衍變”為約瑟夫斯（法語Joseph→拉丁語Josephus）；同樣，為了證明“公元紀元”的可靠性，由狄奧尼修斯•佩塔維斯“衍變”為狄奧尼修斯•伊希格斯（都叫“小狄奧尼修斯”或“小丹尼斯”，法語與拉丁文的寫法差異而已）。顯然，斯卡利杰的署上自己的名字的著述（古猶太、古羅馬和基督教三者互證），和佩塔維斯的署上自己的名字的著述（論公元紀元），都被他們的門徒放置到了一千多年以前。[詳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50頁前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約瑟夫·斯卡利杰書齋發現“約瑟夫斯手稿”

　　署名“約瑟夫”即拉丁文“約瑟夫斯”

　　有一件事非常奇怪：接受斯卡利杰遺贈（中國資料）的葛馬如，在斯卡利杰的書齋發現了約瑟夫斯的希臘文手稿。這或許就是斯卡利杰自己的署名作品（斯卡利杰的全名包含“約瑟夫”，它用拉丁文寫，即“約瑟夫斯”）。斯卡利杰是個語言學家，希臘文極好。再者，任何一部1600年前的“手稿”都不可能傳下來；況且那時也沒有紙張與印刷，而且也不可能有文字與歷史。[詳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50-51頁前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大名鼎鼎的“約瑟夫斯”，原來是“約瑟夫•斯卡利杰”的拉丁文縮寫！這一縮寫不打緊，時間卻差了一千幾百年。

　　5．“古希臘歷史”的來歷——移花接木

　　第一個較系統的“古希臘編年史”是被斯卡利杰編造出來的（那個時代的歐洲學者幾乎全都知道這是假的，所以兩百多年中無人問津）。斯卡利杰是基于喬治·辛斯勒（George Syncellus,公元800年）的抄本，“重建”希臘編年史的，該抄本中也包含了古埃及祭司曼涅托的關于埃及王朝的列表。[Dmitri Levitin:Ancient Wisdom in the Age of the New Science,2015,p.157.]然而，辛斯勒和曼涅托及其“古埃及”都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安尼烏斯偽造的。[The London encyclopaedia,Universalis Dictionary,Vol.3,1829,p.347.]再者，“曼涅托版”的埃及第一王朝是在世界創世之前，[Paula Findlen:Athanasius Kircher:The Last Man who Knew Everything,p.178.]如果按照它，斯卡利杰就會陷于“時間混亂”；所以，全靠他所掌握的中國的天文歷法和朝代帝王年表來“統籌安排”。[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3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11-16世紀希臘和意大利的“巨大幻覺”

　　為了探討一下偽造“西方古典”的原委，讓我們來綜述幾位外國學者的研究，如下：[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Chronology By A.Fomenko,Chapter 3,Delamere,Publishing,2005,p.231—241.]

　　斯卡利杰模仿中國歷史而設計出“圣經編年”（世界歷史的時間主軸），后來變成了體現主流西方歷史學的的“斯卡利杰編年”（Scaligerian chronology）。它把中世紀發生的諸多事件夸大、并且向古代推了1800年，就變成了“古希臘”了。但那是11-16世紀的希臘和意大利所發生的事引起了“巨大幻覺”（gigantic phantom），以致變成了所謂的“古典希臘”的歷史了。這個幻覺比真實的情景要美好得多。歷史學家謝爾蓋耶夫（V.S.Sergeyev）說：“（古希臘）城邦在更小規模上類似于中世紀的意大利城邦。”實際上，古希臘的杜撰者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中世紀后期的意大利城市國家的。

　　被納入“斯卡利杰式的歷史模式”中的古希臘神話與歷史，總是成功地刺激現代讀者的情緒反應。另一方面，很少人聽說，中世紀歐洲的十字軍是發生在“泛希臘”的領土上，這正是“古典世界”的原型！通行的說法是，公元前8-6世紀的“泛希臘”的殖民擴張，是“希臘歷史”中的很重要的一段，但這實際上是12-13世紀歐洲的十字軍遠征的幻覺與夸大。[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93-94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6．炮制古埃及年表——生搬硬套

　　關于古埃及的朝代帝王的列表，最早是斯卡利杰根據安尼烏斯偽造的古埃及曼涅托的著述，參照中國歷史年表而炮制出來的。

　　埃里克教授說：“拉•裴瑞爾斯（La,Peyrere）和他的追隨者引用極為精確的‘中央王國’的編年史，證明他們的觀點（他們相信，迦勒底和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Eric Jorink，Dirk van Miert:Isaac Vossius(1618-1689)Between Science and Scholarship,p.43—44.]此須解釋，維護《圣經》權威的神父否認“異教文明”有更悠久的歷史，而偽造古埃及和迦勒底（巴比倫）的裴瑞爾斯及其追隨者，則只好使用真實的中國資料予以反駁神父。[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9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斯卡利杰把“歷史殘片”融為一體

　　埃里克教授又說：

　　斯卡利杰收集和評估古埃及學者曼涅托和迦勒底祭司波洛修斯的殘片。他發揮其圣經學和語言學的天賦驗證它們。杰出的多明我修士，安尼烏斯（Annius,1432-1502年）偽造了古代世界的歷史，發表于1498年，其銷量超過希羅多德和狄奧多。安尼烏斯的偽史包括假的波洛修斯和曼涅托的著述。雖然斯卡利杰先是輕蔑地拒絕安尼烏斯的偽造，并且說誰要是認為兩者（曼涅托和波洛修斯）是最好的編年史家，那他就是愚蠢的；但是，斯卡利杰自己最后還是證明這類新出現的文獻，不是被偽造的。他設法修編它們，把“歷史殘片”融為一體；如此“成就”令其同仁興奮不已，卻招致那個時代的幾乎整個歐洲學者們的批評。[Eric Jorink，Dirk van Miert:Isaac Vossius(1618-1689)Between Science and Scholarship,p.47.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99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格蘭特·伯克利等教授批評道：“每一個相關的學者都千篇一律地使用那包含著32個法老王朝的埃及編年。據說，這個‘歷史’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它是基于公元前230年左右的曼涅托（Manetho）所編篡的‘歷史’，后者卻哪里存在呢！”[Grant Berkley，BaramBlackett，Alan Wilson,J.:Moses in the Hieroglyphs,Trafford Publishing,2006,p.495.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斯卡利杰以中國歷史為“模板”編造了“古埃及編年史”

　　斯卡利杰的門徒佩塔維斯，批評斯卡利杰所設計的埃及朝代及其所基于的曼涅托（編年史），都是偽造和荒謬的。[Paula Findlen:Athanasius Kircher,p.178.]

　　福修斯諷刺：迦勒底人與埃及人是在沙灘上被制作成為偉大的古代（the Chaldeans and Egyptians made to great antiquity rested on sand.）。[Eric Jorink，Dirk van Miert:Isaac Vossius(1618-1689)Between Science and Scholarship,p.43.]

　　斯卡利杰以中國歷史為“模板”，而制成了“古埃及編年史”；他卻謊稱找到了古埃及人曼涅托（Manetho）的殘片，從而能夠再現這個“古老文明”。結果，他弄巧成拙，自相矛盾，以致備受責難。[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雖然西方歷史的締造者（斯卡利杰等）把中國歷史作為“藍本”，但他們只是把它當做工具——作為偽造西方版的世界歷史的時間參照；這從他們對待中國編年與“圣經編年”及埃及歷史的關系上，可見一斑。即邁克爾·羅素說：“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出埃及的各個王朝？……最終認為考慮中國的，也就是她的最精確編年史（what lastly,is to be thought concerning the Chinese,whose most accurate chronology）。”[Michael Russell:A Connection of Sacred and Profane History:From the Death of Joshua to the Decline of the Kingdoms of Israel and Judah.(Intended to Complete the Works of Shuckford and Prideaux),William Tegg,1865,p.56,nate 1.]

　　18世紀的神職學者約翰·杰克遜在其所著《古代編年史》書中寫道，早期編年史家計算古埃及國王的統治時間是按“中國編年的方法”（all that Year was reckoned to his Reign,which was the Method of the Chinese Annals.）[John Jackson:chronological Antiquities,vol.1,London,1752,p.435.]

　　他又說：

　　顯而易見，如前所述的所有的最古老的編年史，中國的……是被一致認同的，盡管它與摩西的希伯來文本版《圣經》大相徑庭。這個差別不被我們偉大的編年史家所考慮，他們是斯卡利杰、佩塔維斯……。他們認為摩西—希伯來編年是天經地義的，而拒絕考慮，迦勒底、亞述和埃及等編年史都是虛擬的、寓言式的。……他們只是以希伯來編年史為標準，來削減其他的編年的時間。[John Jackson:chronological Antiquities,vol.1,p.xxviii.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0-10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斯卡利杰陷入時間難題

　　對此，美國學者詹姆斯·喬丹寫道：斯卡利杰陷入難題：它復原公元前2世紀埃及的希臘學者曼涅托的“拜占庭殘片”，計算出從最早國王開始的、共30個埃及朝代的長度；斯卡利杰定位第一王朝是公元前5285年，但是，非常沮喪，因為比“創世紀”的公元前3949年多出一千三百多年。（其后）許多學者尋求設想有不少王朝是同時并存的（從而減掉幾千年），于是，就使“曼涅托朝代年表”與“圣經編年”相妥協。隨著《圣經》的威信掃地，世俗學者越來越依靠“曼涅托編年史”，反而讓“圣經編年”削足適履。……但“曼涅托編年史”也是錯誤百出，它制造了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00年的環地中海的“黑暗時代”……。[James B.Jordan:BIBLICAL CHRONOLOGY,Vol.10,No.9,September,1998.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虛構古埃及歷史——以13-17世紀埃及、奧斯曼記事為藍本

　　荷蘭歷史學家索賽（Chantepie de la Saussaye,1848—1920年）于19世紀末寫道：“埃及學，似乎給永恒黑暗的古代埃及撒了一些輝光；但它只是八十年前才問世的，開始僅是極少數人的特權領地，他們的‘研究成果’卻被普及開來，……其內容錯誤百出。”[A.Fomenko: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Chronology 1,Mithec,2006,p.24.]

　　極為諷刺的是，這里說的“埃及學”——西方中心論的一個重要支柱——緣起于“漢學”。

　　莫洛佐夫（N.A.Morozov）指出：“斯卡利杰式的古代埃及歷史教科書……是根據中世紀的13-17世紀埃及和14-17世紀的泛蒙古帝國（包括奧斯曼等）的記事，編篡出來的。”再者，“《圣經》中的‘埃及’和現代埃及這片土地毫無關系。”[A.Fomenko: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Chronology 1,Mithec,2006,p.465.]

　　曼涅托的埃及王朝并非基于原始文獻

　　美國喬治亞南方大學教授特羅伊·艾倫指出：“埃及學作為一個學科，誕生于偽科學和心理萎靡的氣候下（Egyptology emerged as a discipline in this climate of pseudo-science and psychological malaise），帶來了很多問題，從而幾乎不可能使歐洲學者了解古代埃及……。”[Troy D.Allen:The Ancient Egyptian Family:Kinship and Social Structure,NY:Routledge,p.8.]

　　托夫勒邁博士嚴厲批評現在通行的“埃及標準編年史”。他說：

　　比契克（R.Beechick）發現《烏雪圣經年表》的不可信，它把歷史延伸到公元前10000年。比契克注意到曼涅托的埃及王朝系列是被吹捧起來的，而不是基于原始文獻。公元前的“黑暗時代”也是夸張的。詹姆斯（Peter James,英國歷史學家）在其論早期歷史的學術著作中，同樣斷言埃及王朝系列與“黑暗時代”都是夸張。……不存在原始的“埃及編年史”。……標準的埃及編年史是在20世紀初被發展起來的，它是基于這樣的假設，即：沒有同時并存的兩個埃及王朝（這明顯是不真實的）。關于埃及王朝系列的計算和推演是基于所謂的天狼星周期（這是個沒有實證材料所支持的假設）。對照這個……被發明的、基于錯誤推測和假設歷法、因而是很有問題的埃及編年史，……一些“創造論”考古學家（例如中東歷史學家維利科夫斯基,Velikovsky）斷言，標準的埃及編年史是錯誤的。[Dr.T.J.Tofflemire:Evidences for God and His Creations,Bloomington:Author House,2011,p.77—78.]

　　7．虛構兩河流域歷史——指鹿為馬

　　作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學者之一”的斯卡利杰本想“出污泥而不染”；但卻陷得更深，而成為杜撰歷史的“集大成者”。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對于現在的尋找古代和歷史的知識傾向，（我）發誓徹底鄙視之”；他寧愿冒險犯錯，也不想收集那些無根據的古代廢物，來填滿腦袋。然而，他和他的同仁都只能是傾向于“人文主義處方”（the Humanist prescriptions），去不厭其煩地模仿歷史。[John Burrow:A history of Histories,Penguin Books,2009,p.310.]這特別是指，斯卡利杰最先揭露安尼烏斯（Annius）偽造古埃及和巴比倫，但到最后卻又采用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2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斯卡利杰史學的“虛幻源頭”

　　西方史學的基本原則之一是“虛構歷史”。因為沒有文字，因而沒有歷史記載，也就沒有歷史。于是不得已，不得不從虛構的語言中獲取靈感，或者從他者襲取一個坐標，來構造出屬于自己的歷史。

　　“原史模式”（Model Urgeschichte）——弗里斯蘭寓言

　　啟迪斯卡利杰發生思想轉變的“靈感”（從而接納被偽造的古埃及和巴比倫），是文明與歷史的“虛幻源頭”。對此，屬于主流西方的葛拉芙頓教授寫道：

　　斯卡利杰沒有設法拒絕“真的”波洛修斯（Berosus,公元前3世紀，著《巴比倫—迦勒底史》），他以前視之為假的。沒有（萊頓大學）學者指導他，怎么從其大部分內容都是偽造的文獻里，找到可信的文字，是什么啟迪他的呢？

　　答案是清楚的和肯定的：16世紀的早期，在荷蘭的弗里斯蘭附近，一些學者設想了一個“原史模式”（Model Urgeschichte）；他們宣稱：有三個印度紳士，弗里索（Friso）、薩克索（Saxo）和布魯諾（Bruno），在公元前4世紀離開故國，師從柏拉圖，并與馬其頓的菲力浦和亞歷山大戰斗；然后定居在弗里斯蘭。他們驅除土著巨人，建立了格羅寧根（荷蘭地名）。[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2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斯卡利杰接受偽史資料

　　在1600年左右，上述荒誕的故事惹火了被斯卡利杰所崇拜的人文主義批評家埃梅厄斯（UbboEmmius,1547—1625年），他批評道：弗里索和他的朋友僅是寓言，是源于杜撰的資料。然而，佩特里（Suffridus Petri,1527—1597）捍衛如此弗里斯蘭神話，把它翻譯成拉丁文傳播；他宣稱，古代文獻現已喪失，但是大眾民歌如早年羅馬和日耳曼的《布蘭詩歌》（CarminaBurana），久聞于李維和塔西佗的作品中，即便是正規的歷史學家都不具有（引者按：諸如此類的傳說被構想為西方文明的“源頭”）。

　　佩特里主張，即使包含寓言的大眾傳聞，也不可被犧牲掉；“一個好的歷史學家不應該因為是寓言，就簡單地棄絕古代，而是通過凈化寓言來認識古代。”一句話，口語傳統需要批判性地吸收。斯卡利杰了解這番辯論，試圖提煉荷蘭的原初神秘，就像斯卡利杰自己試圖提煉埃及和巴比倫一樣；重要的是，他本人的反應：他贊揚埃梅厄斯（擯棄傳聞），卻模仿佩特里（發掘傳聞）。以寬容與折中的態度對后者，于是，佩特里推薦弗里索（印度紳士）預示著斯卡利杰接受了公元前4—3世紀的“傳奇人物”波洛修斯（“巴比倫史學家”）和曼涅托（“古埃及史學家”）。[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2-10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斯卡利杰發表“巴比倫原史”

　　斯卡利杰（按照弗里斯蘭“原史模式”）發表了“巴比倫原史”（Babylonian Urgeschichte），當此之時，他捍衛它，鼓吹其創作至少就像李維所展示的古代故事那樣值得尊重。……這是由神話變形為真事。他使用偽造的和幻想的工具，制作出“真實的”古代近東，將其融入西方傳統之中（Scaliger……used a forger's and fantast's tool to integrate the real ancient Near East into the Western tradition.）。

　　即使這回的偽造者是佩特里，而不是安尼烏斯（Annius：偽造了古埃及史家曼涅托和巴比倫史家波洛修斯的殘片），那么，他（斯卡利杰）也是一個偽造者，并且從語言學的知識世界提供了征服性的利器。[Anthony Grafton，Ann Blair: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0,p.31—32.]

　　斯卡利杰將“真、假歷史”熔為一爐

　　在哥倫布和達伽馬越洋冒險之際，放眼偌大的世界，安尼烏斯（Annius）應和新形勢，而偽造了一系列西方的“世界歷史”。他首先把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等民族歷史與諾亞（圣經）銜接起來，說它們起源于無比優越的亞當的進化線。[Urs App:The Birth of Orientalism,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0,p.6.]（而當時歐洲的基本上是“文化荒漠”）。安尼烏斯進一步的“歷史拓荒”，是把歐洲的“歷史”與《圣經》中“近東”聯系起來，溯源比“希臘、羅馬”更為深遠的“西方源頭”。[Anthony Grafton，Ann Blair: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p.16.]

　　16-17世紀之交，歐洲存在著兩種歷史潮流：一是安尼烏斯的假歷史（包括歐洲史、古埃及和巴比倫等）。一是中國的真歷史（genuine Chinese histories）。[Anthony Grafton:What was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98.]然而，斯卡利杰對如此“真歷史、假歷史”兼收并蓄，而溶為一爐。

　　進而言之，斯卡利杰在安尼烏斯偽造（埃及、兩河）的基礎上，還羅列各種各樣的傳說，拼湊起來，納入“中國-圣經編年”的時間序列之中，而形成“古代近東”。到19世紀，西方中心論按照“斯卡利杰模式”，進行“科學考古”（定向復原），終于再現西邊的“古老文明”。[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3-104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先以假為真，200年后補充偽證

　　葛拉芙頓教授寫道：……在斯卡利杰之前的一個世紀，有一部偽史，作者就叫“波洛修斯”（Berosus），是一個迦勒底祭司；該書暢銷于16世紀，腐蝕了早年的歐洲各國的歷史。斯卡利杰曾是“偽波洛修斯”的最尖銳批判者之一，如此情景使他有各種理由拋棄狂妄之偽造……。

　?。ㄈ欢┑?span lang="EN-US">1606年，他編篡其最后一部著作——關于世界歷史的《年代學寶典》，當此之時，他竟填入他能發現的所有的關于波洛修斯的文字，精確設定其資料的日期；甚至用收集到的前所未聞的資料，來夸張其內容，也不加注解……。斯卡利杰捍衛波洛修斯的著述，就像對待曼涅托（埃及史）的一樣；他把兩者“復原”，并且出版，猶如真正的近東歷史。……這些明顯是神話般的異教歷史，裹著神秘款式的史實（the apparent fabulous histories of the pagans clothed real events in mythical form）。

　　由此，斯卡利杰保存、保衛了我們現在知道是“第一真實的、大規模的古代近東原史”，從那兒，現代西方一路走來。他的創作是如此的離奇于西方傳統，以致他們很難被說得通；直到兩百多年后，發現和破譯與他的記錄相吻合的楔形文字，才豁然開朗。[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4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考古學十字軍”運動

　　我們怎樣才能弄明白斯卡利杰的占卜神算（divinatory prowess），突破他那個時代的偏見，而看中和利用他所得到的近東殘片呢？[Anthony Grafton，Ann Blair: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p.8—9.]

　　這就是說，斯卡利杰把他所收集到的大量神話和偽造的材料，充當“正史”；竟然在兩百多年之后被“科學考古”都證明都是“真的”。這怎么回事？難道斯卡利杰是“先知先覺”？

　　斯卡利杰“弄假成真”的成功原因是19世紀，西方中心論、帝國主義列強和共濟會三者合流，對近東地區展開了“考古學的十字軍”運動，掀起了用科學手段偽造“西方的古老文明”的新高潮。

　　換言之，迦勒底—美索不達米亞（蘇美爾、阿卡德、巴比倫、亞述和赫梯等）成為“人類文明的搖籃”，這是如何緣起的呢？西方的歷史學之父斯卡利杰綜合之前的《圣經》內外的杜撰，再承上啟下于現代的偽造者——西方中心論和共濟會，從而塑造了這個世界文明的歷史源頭！[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04-105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偽證舉例：拿13世紀阿拉伯文物冒充5000年前“蘇美爾文明”

　　半發掘、半偽造兩個最古老的“近東文明”（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它所發掘的，或是“史前文明”的殘跡，或是絲綢之路的遺物，都被拿來佐證“古老文明”，例如：

　　考古學家伍利（L.Wooley）披露，我們所見的大量的被歸于古代王朝系列的文物，是和考古實情相矛盾的。讓我們舉一個具有代表性例子來說明。人們被告知，一個最古老的蘇美爾皇家墓群被發掘，其建造時間是，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但伍利教授，從陪葬品中的黃金香水器皿斷定，它是阿拉伯起源，屬于第13世紀早期的文物……。[A.Fomenko:History:Fiction or Science?Chronology 1,Mithec,2006,p.25.見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12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通天塔的演變——由神話變成“古老文明”

　　共濟會刊物上這樣寫道：“巴比倫是第一個城邦國家和城市（文明）中心。在此之前，絕大部分的人類處于氏族部落的原始階段。蘇美爾人奠基了政治與社會架構，但大范圍的帝國管理是從巴比倫開始的。巴比倫文明首次凝合大群心靈，實現“集中管理”，從而使大型農業和水利工程成為可能性，這是它的最偉大的成就……。”[Tag Archives:Freemasonry,15 Mar.1015.]本書后文將會闡明，這個旨在用秘密手段主宰世界的共濟會（和與之相關的光明會），亦是使用“中國模板”——吸取中國智慧來形成其自身的精神源流，而且也用它來參與偽造西方的“古老文明、古典文明”。

　　通天塔的演變：“巴別塔”（Babel）→“巴比倫”（Babylon）。這是《舊約》——中古后期成書—中的神話，而今則變成了“古老文明”。批判者指出：“著名的創世紀故事和它的神秘定義服務于奠基古今傳統和現行社會制度，它的部分內容被偽造成‘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祭司的泥版銘文（楔形文字），憑借它來宣傳‘巴比倫范式’（Babylonian paradigm）。”[Ancient Anunnaki Sparked Illuminati World Order says Cuneiform Tablets,March 8,2015,]

　　朱迪思·瑞安，阿爾弗雷德·托馬斯說：紐約大都市博物館館長穆斯卡勒拉（Oscar White Muscarella）最近著書《謊言變得偉大：古代近東文明的偽造》（the Lie Became:the Forgery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Culture,2000），宣稱：“偽造的文化”是現階段（文化）的標識。……我們生活在“偽造的文化”之中，所以，這是真實的，即我們的文化是偽造的。[Judith Ryan，Alfred Thomas:Cultures of Forgery:Making Nations,NY:Routledge,2003,Making Selves,p.ix.]

　　8．杜撰中世紀歷史——千年倒影

　　古代和中世紀的編年史是后來杜撰的，其中的大部分成型于16-17世紀，開始于約瑟夫·尤斯圖斯·斯卡利杰（Scaliger,Joseph Justus,1540-1609年）的著述。[見諸玄識2015年7月21日新浪博客：《杜撰的世界歷史（三）：“復興古代”竟是偽造》]

　　“尋根之路”死胡同

　　綜合美國作家布萊恩·鄧寧和其他幾位學者的探索：[The Phantom Time Hypothesis,by the Church.by Brian Dunning,October 16,2012.

　　https://skeptoid.com/episodes/4332]

　　“錯覺時間設定”（the phantom time hypothesis）是德國歷史學家伊利格（HeribertIllig）提出的，關于研究“歷史陰謀論”的理論，它揭露公元紀元（Anno Domini）的時間序列是偽造的。亦即，是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奧托三世，西爾維斯特二世，可能還有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通過向前拉長時間的方式，偽造了公元紀元；他們主觀地設定了一個特定的時間基點——公元1000年（AD 1000），以此來杜撰歷史，發明了英雄人物查理曼。[Phantom time hypothesis From 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但所有的“尋根之路”都是死胡同；因為我們感到，歷史上寫的大塊篇章實際上是從未發生過的。

　　“黑暗時代”純屬捏造

　　“錯覺時間設定”意味著，過去幾千年的編年史是最近（中古后期）的事件或神話的幻影與變異。整個的諸世紀的假歷史，都是被統治階級與主流學者在事后鑲嵌于日歷（時間序列）之中的。

　　“黑暗時代”（歐洲中世紀的前期和中期）的歷史更是子虛烏有，全是被捏造的。他們人為地把中古與近代之交的神話，通過幻覺投射到了過去，從而把歷史拉長了兩千多年，以致我們今天誤認為，存在著“公元元年”前后的文明篇章。[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5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折疊千年歷史，宛如“時光隧道”

　　首次揭秘西方歷史的“錯覺設定”的，是17世紀左右的法國文獻學家哈爾端；他確信，絕大部分的有關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獻、文物，都是13世紀歐洲的一批神職學者系統地偽造出來的。進而，一些現代學者借助于時間統計與天文觀察，則證明哈爾端所揭秘的只是冰山一角；亦即，神職學者偽造了所有的古代希臘、羅馬、埃及、蘇美爾、巴比倫、亞述、波斯和猶太史，以及中古的歐洲史與“翻譯運動”（再現古典）等，都是被杜撰出來，而鑲嵌于數千年的“時間序列”之中。耶穌并非在世于“公元元年”左右，而是中世紀的人物；假如我們穿越“時光隧道”，只需九百年的剎那，我們就可以見到他了！

　　關于中世紀歐洲，缺少文獻和考古的證據；實際上，歷史上所說的事件與人物根本不存在，作為“中心人物”之一的查理曼大帝是編造出來的。[諸玄識《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第5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結語

　　斯卡利杰設計“圣經編年”、抄襲中國時間，是杜撰西方偽史的奠基性人物。從歐洲歷法的起源、到“耶誕紀年”的由來，乃至虛構古猶太教、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古巴比倫歷史及中世紀歷史等，斯卡利杰都是始作俑者。

　　斯卡利杰作為19世紀歐洲中心論“文化十字軍”的先驅，為西方歷史學抄襲中國歷史、從而為西方中心論的形成奠定了“歷史學”（偽史學）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歐洲“自然法”的源頭也出自斯卡利杰一系，通過承襲宋明理學的概念，派生出近現代歐洲的核心價值概念體系。

　　歐洲自然法的鼻祖格老秀斯是斯卡利杰的學生。據我們初步考證，歐洲的自然法及自然神學起源于中國的宋明理學。在中學西被的過程中，來自中國的雅言傳入歐洲，在歐洲造成了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及社會革命，并形成了歐洲近現代學術傳統。但是，中國的雅言進入歐洲之后，與歐洲本身既有的觀念結合、發生了變異；隨著西方中心論的興起以及殖民擴張，又將變異了的概念直接地通過傳教士、或間接地經過日本和制漢語輾轉傳回中國，形成了現代漢語的概念基礎。

　　例如，宋明理學中“天理”與“人欲”的概念，中國文化提倡“存天理，滅人欲”，天理概念傳入歐洲的衍變：天理→自然法→天賦人權→個人權利→權利，權利概念又通過傳教士及日本和制漢語回傳中國，輸入衍變為：權利→人權→人欲→利益最大化，丟掉了道德之內涵，摻入了人欲的私貨。這項內容我們將通過另外的專著進行揭示。[林鵬、諸玄識、董并生合著《西方中心論批判》（三卷本），列入明年「西方歷史辨偽叢書」出版計劃。]這也是西方中心論“話語權”問題的結癥所在。

2017年10月21日于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