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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來，作為敘利亞難民“歐洲入口”的希臘，已為74萬登陸的難民人口做過登記。本周，有英國媒體稱，歐盟內部已有將希臘撤出26國申根國的提案。希臘政府也在本周幾番受到歐盟警告：假如在12月中歐盟領導人峰會之前仍未就難民危機做出進一步反應，申根國的位置有可能不保。

　　而就在兩周前，巴黎遭襲后幾天，希臘著名經濟學家兼前財政部長雅尼·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和斯洛文尼亞“哲學界搖滾巨星”斯拉沃·齊澤克，在年輕的克羅地亞哲學家Sre?ko Horvat主持下，于倫敦南岸中心進行了2小時以“歐洲完了!”為主題的對話，話題也涉及此部分內容。

　　齊澤克

　　準備這場對話時，巴黎遇襲案還沒發生。齊澤克帶著一疊寫滿了觀點的紙上臺，話題密不透風地在“巴黎”“伊斯蘭國”“難民危機”“歐洲分裂”等關鍵詞之間開展，金句連篇。對話后，他在回答一位觀眾問題時下了一個結論：“終結資本主義，也就能終結ISIS了。”

　　在對話現場超出原定時間45分鐘后，由于要清場，雅尼·瓦魯法基斯新書《全球米諾陶洛斯》(The Global Minotaur)的簽售環節只能取消。離場時，嘉賓請每位觀眾在心底為全世界每個角落的暴力遇害者留出靜默的一分鐘。

　　以下為騰訊文化整理的現場對話：

　　所有問題都是歐洲的缺席所帶來的

　　齊澤克：跟瓦魯法基斯同臺，我很自豪，這可不是客套話。他克服了一種被簡化的對抗：要么繼續待在體制內，照著社會民主的游戲規則去玩，要么退出。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之所以具有顛覆性的潛力，而且這般具有戲劇性，正是因為他們希望在歐盟做出激進改革的同時，自己還繼續留在這個體制之內。瓦魯法基斯的命運正體現了這么一個悲劇：在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發生內訌時，他辭職離開了，這整個事件就失去了意義。(注：希臘經濟學家瓦魯法基斯自稱為“自由意志的馬克思主義者”(Libertarian Marxist)。在代表執政的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擔任財政部長的7個月期間，他就第三次援助方案協議投下了否決票，并在歐元區財長會議中與各國激烈談判，敦促歐盟做出經濟改革。最近，瓦魯法基斯被《外交政策》雜志選入“2015全球最重要思想家”之列。)

　　可是，我們還是先回到巴黎的話題上吧。

　　我們需要警惕左翼中“可是”的誘惑：“沒錯，我們同情遇害者，可是……”真正的左翼分子是不會有“可是”的。我們來看看上個月(10月)的歐洲政治脈絡：前半個月全都聚焦在“資本主義的衰亡”上，下半個月就全是難民危機。這時，所有的社會經濟話題全都轉移到了“人道主義”上，我非常不喜歡這樣。“我們是不是準備好去了解難民的生活了?是不是應該放開心胸去迎接他們?”這樣一種切入的角度完全錯了。每次我聽到有人說：“難道你沒有看見，其實難民們跟我們都一樣嗎?”我就覺得羞愧難當。這到底是什么意思?難道我們發現“他們跟我們不一樣”，就任由人家溺死了也不用管嗎?

　　我最恨之入骨的一種安撫口吻，來自蠢不可遏的自由派人道主義者，他們說：“所謂‘敵人’，不過是我們還沒來得及去充分了解的人。”謝謝了。這么說，希特勒之所以是敵人，就因為我們沒讀夠《我的奮斗》?這就是今天暴力事件的悲劇。我向你保證，即使是最壞的罪人，如果我們站到他們的位置上，也能替他們講一個漂亮無比的故事。我們需要以另一種基礎為著眼點的援助，而不該是這樣子的自圓其說。”

　　瓦魯法基斯：法國國旗投射在“倫敦眼”、柏林的勃蘭登堡門上，除去斯拉沃(齊澤克)對于歐洲犬儒自由派的激烈批判之外，這樣的做法也有其價值。畢竟它提醒了我們：以安全之名筑起的邊境和防線，向來帶進更多的不安全。

　　我敢挑戰在座各位：你們到美國和墨西哥的邊境去走走;去感受一下巴勒斯坦那堵高墻的陰影——那堵墻在巴勒斯坦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人民之間都造成了隔離;又或者，你們可以去北愛爾蘭所謂的“和平墻”看看。所有這些強硬的隔離，只帶來與初衷背道而馳的效果。

　　再舉一個我們國家希臘的例子：由于難民的涌入，上一屆政府要在土耳其和希臘之間筑起防線。可結果是怎樣的呢?它只是養肥了更多的偷渡“蛇頭”。我們可以假想一下，在過去的10年里，要是歐洲沒有經歷碎片化的過程，如今是否需要這樣去處理難民危機呢?過去10年里，歐洲以“進一步融合”之名，將我們各國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一個毫無用處的歐盟制造了一場經濟危機，使得國與國之間頻繁起沖突。在難民危機席卷歐洲的這個夏天，希臘的民主派政黨崩潰，這歸根結底源于歐洲對其分崩離析事實的持續否認。

　　歐洲在經濟層面上的碎片化進程，和國與國之間的彼此防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不安全感“牽手并行”，造成國與國之間、歐盟與全球之間在政治層面上的緊張狀態。所有問題都是歐洲——或者說是歐洲的缺席所帶來的。在問題只能由“歐洲”自己去解決時，歐洲沒有發揮其作為政策統一的整體的職能。

　　我們應該學會透過閣樓的縫隙去看世界

　　齊澤克：在巴黎事件后，我想指出，最重要的一點是：災難、殺戮在我們西方發生，和在第三世界發生是不一樣的。這種所謂“與巴黎人民在一起”的“團結”，以及這些襲擊行為是針對“我們所有人”的說法，并沒有延伸到西方之外——這類襲擊成為敘利亞人民的日常事件已經有5年了。我們就像生活在一個完全隔離的閣樓上，看得到外面，但看不到戰爭，外面是另一個現實。我們的日常生活是滿座的咖啡館、音樂會，只是偶爾才被暫時性地中斷。我們有必要團結起來，但并不是為了巴黎人民這一晚受的苦，而是為了他們在這一夜感受到了我們閣樓之外的，黎巴嫩、敘利亞和剛果等地人民的日常生活。

　　可以肯定的是，巴黎遇襲案里，受傷害最深的是早已被卷入人道危機中的難民們。他們為了避開恰恰襲擊了巴黎的這股勢力的迫害而逃離敘利亞，此次卻再度成為群體行為的犧牲品——歐洲反移民人士為他們塑造了一副“恐怖”的面孔。有一個敘利亞人說得太好：“你們一夜間所經歷的，就是我們全部的人生。正是為了逃離這種人生，我們才成為難民。”

　　這次的暴力行為，應當喚醒我們去認識到目前在全世界存在著各種形態的暴力行為：宗教的、軍事的、性方面的——我在南非的朋友告訴我，每隔4分鐘就有一位女性被強暴，每隔8小時，就有一位女性被其性伙伴殺死。我們應該學會透過閣樓的縫隙去看世界，而不是遇到難民就自動關門。

　　瓦魯法基斯：我忽然意識到，我們在座三位都來自巴爾干地區。

　　齊澤克：我反對。任何一個斯洛文尼亞人都會告訴你，斯洛文尼亞屬于中歐。

　　瓦魯法基斯：你看，這就是歐洲!

　　齊澤克：我知道我這笑話已經老掉牙了，但跟你所說的歐洲分裂現狀太貼切了。你瞧，從典型的斯洛文尼亞民族主義出發，我們是中歐，克羅地亞、塞爾維亞以下才是巴爾干地區。克羅地亞人說：“不，我們還是歐洲，塞爾維亞、土耳其人才是巴爾干的。”土耳其人不同意，覺得阿爾巴尼亞之下才是。

　　換到另一邊呢?奧地利人說，斯拉夫人是野蠻人。德國人覺得，奧地利人、匈牙利人都是一伙的。法國人老是認為德國是有點黑暗和野蠻的地方。到最后，我不得不欽佩不列顛人：他們認為整個歐洲大陸都屬于巴爾干，“我們是惟一的文明人”。(全場哄笑)

　　瓦魯法基斯：歐元區的經濟危機開始時，希臘是多米諾骨牌的起點，到了愛爾蘭那邊，愛爾蘭人說：“我們不是希臘。”接著葡萄牙說：“我們不是愛爾蘭。”西班牙說：“我們不是葡萄牙。”法國說：“我們不是意大利。”意大利甚至沒有機會說出：“我們不是西班牙。”(全場再笑)

　　這令我聯想到了另一個有點粗鄙卻不乏真相的段子：歐元是怎么創造出來的呢?是因為法國人害怕德國人;西班牙人想像法國人一樣;葡萄牙人不想步西班牙的后塵;愛爾蘭人想逃出大英帝國的控制;荷蘭人已經變成了德國人;比利時分裂成兩派，一半想加入法國，一半想加入德國;到了最后，德國人也害怕德國人。(觀眾笑)

　　“經濟新殖民主義”具有黑暗的一面

　　齊澤克：我們必須意識到，確實存在文化區別，但巴黎、“伊斯蘭國”、納粹集中營和巴勒斯坦等(的情況)都源自相似的掙扎。我們也需要承認，經歷過困境本身并不一定會令你對困境更加感同身受。我們當然需要參與到其中，因為正是我們一手造成了當今這個局面。

　　今天所謂的“經濟新殖民主義”具有黑暗的一面。從石油買賣中獲利的不僅僅是“伊斯蘭國”，在全球范圍內看，還包括美國等國。而我們文化中的“女權主義”，事實上是完全將穆斯林的女權主義者排斥在外的。在此之上，我們提及別國的沖突時，使用的語言是“種族問題”，并聲明：“噢，我們當然應該介入，因為這都是我們造成的。”用這樣的傲慢態度，理所當然地認定其他國家與文化是缺乏緩解問題的自主能力的。我的非洲朋友們曾對我說：“至少讓我們為自己去想一想吧”。

　　與這種來自西方的侵略一脈相承，我想說，在伊拉克，曾經有許多基督徒在政府中身居要職，那里也不見得缺乏寬容。但在戰后，這些人全都離開了祖國。以前的伊拉克政府里也有不少女性官員。我們的問題是：我們到底應該怎樣、何時、在什么程度上去做出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