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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主席。

文章原標題：對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大轉型的超前思考——讀《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學術評論》2020年第6期，第4-9頁。

作者：張嘉昕，哈爾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主編“十一五”“十二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外國經濟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014），獨撰《當代西方經濟學流派》（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

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指出，要充分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5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政協委員時強調，我國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從7月21日企業家座談會，到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都談到了推進“雙循環”戰略。國內學術界對中央這一最新戰略舉措進行了認真學習和積極研究。

在此背景下，“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賈根良新著《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于2020年8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隨即受到較廣泛的關注。當我第一時間拿到本書時，首先閃現的想法是：中央剛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等概念，學術界就立刻有著述面世，而且是近30萬字的專著。畢竟這不是報刊文章，帶著這一想法我開始學習此部專著。簡要來說，本書合理的批評了主流經濟學的思維模式和基本觀點，力圖運用演化發展經濟學、現代貨幣理論等理論系統剖析和深刻反思我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對于國家社會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及原因進行綜合診斷，闡釋了作者早在2009年就提出的“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原理和實施機制。對于該書的結構、觀點及內容，現在已有一些專家學者、學術愛好者和相關機構進行了很好的解讀和介紹。以下，本人結合自己從事理論經濟學尤其是經濟思想史專業的研究，提出三點認識或啟發，與作者及相關同仁共同探討。

一、以經濟史為據、經濟思想史為鑒，揭示大國崛起規律

通過閱讀《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可知，本部專著的部分內容或思想觀點來自于作者近十年來在國內重要學術期刊、報刊上公開發表的十余篇高水平論文以及作者參與的學術交流活動或接受的訪談。例如，作者于2009年提出并詳細論證了中國實施“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總體構想和政策建議，而后不斷深化其研究，形成系列作品。本書的腳注分為三大類：數據整理、作者已公開發表的論著及國外學者相關著作。可見，此書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應時作品或跟風論證的研究成果，而是作者經過長期思考和學術積累后的學術佳作。作為一部學術著作，本書發行2個月就已被訂購2萬冊即是對其專業質量的有力證明，更充分反映出社會公眾對在國際政治經濟局勢新變化背景下，對新時代社會主義事業熱情關注與積極思考的可喜狀況。

作者以史為據、以史為鑒，運用詳盡的數據和大量具體史實，詳細總結了英、美、德等傳統西方強國通過實行“保護主義”政策成為世界先進工業國的客觀史實，另一方面也系統論述了如日本、韓國、芬蘭等國如何參照傳統強國基本路徑并結合本國自身特點的成長歷程。從英、美、德等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看，均走出一條“保護本國市場并打開別國市場”的非對稱全球化道路。例如，作為經濟自由主義旗幟的美國，在19世紀末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之前，對外國直接投資采取排斥乃至憎恨態度，而且外國投資絕大部分被限定于購買債券。自建國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工業品的進口關稅一直維持于40%至50%這樣人類歷史罕見的高關稅水平。又如，日本對外資采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1971至1990年，日本的外國直接投資占總固定資本形成之比例僅為0.1%，而發達國家的平均值為3.5%（1981—1995）。

世界經濟史的研究成果表明，以上國家在崛起過程中，外國資本實際上幾乎沒有發揮什么重要作用。再來看韓國，這一數值在1971至1995年為不到1%，而發展中國家在1981至1995年的平均值為4.3%。北歐富豪芬蘭一直嚴格限制外資進入，直到1993年打算加入歐盟時才實行所謂自由化政策。當我們面對史實時會猛然發現，這些國家經濟的崛起與是否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沒有緊密關聯，而那些試圖依靠外國直接投資實現經濟發展的國家（如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均陷入了“依附型經濟”的悲慘命運。比如曾被譽為“拉美糧倉”的阿根廷在金融領域對外資自由化后，發生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和社會動蕩。

另一方面，作者以經濟思想史為實際考察對象，以極具有影響力的德國歷史學派的分析方法，闡釋西方國家采取“保護主義”的經濟理論之據。作為“新李斯特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賈根良教授對德國歷史學派的理論學說有長期系統性研究。在主流教科書中，西方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被裝扮為自亞當·斯密以來便高舉自由貿易大旗，海納百川、胸懷全球的理論學說。但實際上，西方還存在著如德國歷史學派、美國學派等倡導保護主義的理論學說。這類學說提倡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強勢干預，主張通過保護本國幼稚工業來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實現對先進國家的趕超。這種倡導貿易保護主義的經濟理論特別強調內需和保護國內市場，將實現技術創新和提升資本生產率作為經濟發展戰略的直接目標，也在經濟起飛之初就重視城鄉協調等問題。德國歷史學派具有世界性影響，“美國經濟學會”其實正是參照德國“社會政策協會”的模式建立起來的，美國制度學派也深受歷史學派影響。日本的理論經濟學一直推崇歷史學派，如鹽野谷佑一（Yuichi Shionoya）教授曾組織十余位日本知名教授撰寫了《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的歷史與倫理方法》（2001）一書，為日本經濟發展戰略出謀劃策，影響頗大。

綜上，本書提示我們重視和正視對經濟史中西方國家崛起歷程的經濟史實以及經濟思想史中倡導貿易保護主義的理論學說的關注和研究。

二、擺脫主流經濟學羈絆，提出演化發展經濟學的思維體系

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經濟學研究與教育呈現出偏向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現象，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內的其他經濟理論（如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均被邊緣化。經濟學變成了沒有歷史（主流經濟思想的抑制）、一種沒有價值的選擇（價值判斷的抑制）、沒有意義的工作（精神的抑制）、沒有感情的思考（感情的抑制）和沒有希望（民族精神的抑制）的“單向度的人”。長期以往，我們的經濟學會呈現出“依附型經濟學”的發展特征：不去明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科學基礎，不思考它在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和忽視它已經對發展中國家所造成的危害；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所面臨的技術自主創新、收入分配差距、對外貿易的模式選擇，以及減少貧困、減少失業、推進教育公平和鄉村振興、重視環境保護等一系列問題都難以提出具體有效的辦法，而一旦當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時就會更加措手不及。

賈根良教授很早便提出了演化發展經濟學理論，倡導建立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2020年已是第十二屆）。這一理論學說主要從“工業革命”前后的重商主義體系、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學派、新熊彼特經濟學等那里汲取營養。演化發展經濟學看待發展問題的基本視角是一個國家或本民族的經濟成長，而非歐美“普世價值”的“世界主義”經濟理論以及主導的行動規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培育某些特定的產業，這些產業不僅能夠帶來較高的壟斷租金，而且能夠通過動態外部性促進其它產業的成長以及所有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的增長。而知識和創新所提供的租金是經濟發展的本質，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便是通過政策培育知識與創新提供租金的能力。

演化發展經濟學已初步形成了研究一國經濟發展模式和為其提供戰略選擇參考的完整分析框架。這在賈根良教授本部專著及其他大量的著作、論文中已有具有體現。特別是在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發生很大變化的背景下，筆者認為賈根良最具實際價值的觀點是他對貨幣發行問題的獨特理解及其所提出的關于貿易平衡的具體邏輯。賈根良指出，在金本位時代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是國家富強的一種道路，貿易順差作為經濟增長強有力的引擎，造就了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但自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事物就走向了其反面，賺取貿易順差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或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已經轉變成了一種“使己受損”和“自討苦吃”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這就是國內大循環戰略的歷史起源：只有依靠國內市場的貿易平衡和略有逆差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對于演化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進一步發展，筆者有來自主觀的不同認識。演化發展經濟學可能尚缺乏一定的微觀基礎，可充分借鑒馬克思主義勞動關系理論，研究新時代社會主義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構建中的具體情況。這就可以展開關于我國如工會組織、勞動收入、勞動者工作現狀等一系列問題的研究。從國際視角下，也有利于分析全球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揭示西方資本強權邏輯下，廣大勞動者必然受到剝削的現實。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要走國內大循環發展道路的一個基本原因。

三、強調國家總體安全，闡釋“國內經濟大循環”之策

中美經貿斗爭和新冠疫情的爆發凸顯了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外向型經濟”固有思維，抓緊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關于構建“國內經濟大循環”，賈根良教授在經過對世界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綜合運用，以其所提出的演化發展經濟學為基礎，形成了比較完整、日漸成熟的政策建議體系。賈根良教授在國家總體安全的視野下，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議在國家政策中得到體現，如嚴禁包括稀土等在內的資源或原材料出口（2009、2010）；將“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作為國內大循環戰略三大引擎之一，并“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發展”（2010）等。關于宏觀對策分析是筆者的弱項，但當前的緊迫形勢促使我們去積極思考應對之變，以下我按照自己的主觀理解將其歸納如下。

在總體戰略選擇上，要改變固有思維，調整圍繞“出口導向”為主的發展模式。這是由于跨國公司模塊化生產、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和美元霸權的支配性影響，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于產業低端的依附地位，國民經濟遭受“美元霸權”掠奪。因此，盡管我國經濟保持了長期高速增長，但已無法復制戰后日韓發生的全體國民福利普遍增進的局面。如果說10年前賈根良的觀點被認為是“偏激”，那么當前應該會更容易接受。在這里，我認為最重要還是賈根良關于對現代貨幣或貨幣型經濟本質的理解，以及保護貨幣主權就是保護本國財政主權的觀點，以及改革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機制和運用財政赤字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對策方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歷史起源。

現在看來，賈根良教授有關“中美經濟脫鉤”的主張（2010）是一個超前的理性思考。此外，他認為應逐步減少并最終取消出口退稅，實施貿易平衡或略有逆差的新戰略，出口中高端產品并進口中低端產品，大力實施民族企業進口替代。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實施“外圍包圍中心”“高筑墻、廣積糧、不稱王”的“不對稱全球化”新戰略。他還提出，不要急于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建立政府采購的自主創新體系，國內市場，回購部分資源型外資企業。

正是由于傳統發展模式忽視了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系，國民經濟出現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又導致城市化進程滯后、“三農問題”難以破解以及高等教育內卷化等問題的主要根源。賈根良指出，國內經濟一體化比國際經濟一體化更為重要。首先，要構建核心技術創新的“新型舉國體制”。通過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大改革，實現“國內經濟大循環”，即在核心技術創新、新基建、中國版綠色新政、鄉村振興戰略與傳統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之間逐步形成互為市場的良性循環。其次，要大力發展國內區域之間的分工和貿易，以開發中西部為重點，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從根本上扭轉我國工業特別是高端產業集中在沿海地區的不合理局面。當然，東北振興也是當前區域經濟發展策略的重點內容。在內部改善方面，賈根良教授提出了如暢通國內流通體制、取消高速公路收費、打破地方保護主義等政策建議。

學者應為人民大眾發聲，賈根良提出了針對收入最低的六億人口實施“收入倍增計劃”。他建議在“十四五”期間通過就業保障計劃推動最低工資每年增長15—18%，在“十四五”結束的2025年使其收入增加一倍，這不僅可以解決我國由于外部市場低迷和美國保護主義所導致的大量產能過剩問題，解決對美貿易順差過大的問題，也是擴充中等收入群體的最有力措施。勞動者收入的增長與企業贏利的提高互為因果、循環累積的國內大循環。將月收入千元的六億人收入增長與鄉村振興戰略中增加農村公共物品作為解決廉價工業制成品出口危機的根本性措施，并發揮政府“最后雇主”的職能，實施就業保障制度。賈根良把此項設計視為強有力啟動國內大循環戰略的突破口，我認為這是很有針對性和實際效力的探討。

來源：哈工大創新馬克思主義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