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蚍蜉難撼新時代改革大樹
【作者按】今年4月昆侖策研究院提出一個重大問題，一些西化分子和私有化吹鼓手不斷揮舞“倒退”的大棒，誰向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他們就說是“反改革”；誰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發展集體經濟，他們就給扣上“改革倒退”的帽子。迎接建黨百年，認真開展黨史學習教育，不能不準確解讀“倒退”的本意本質，遵循黨百年“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主張和史實，戳穿曲解、濫用和別有用心的亂用之害，為真正的“進步”和“倒退”正名。故而推出關于“倒退”辨析的系列文章，第一至四篇見【相關閱讀】，此為第五篇（終結篇）。
“倒退”，是一種思維，也是一種行為，還能形成一種反動逆流，可現在居然成為一種改變新時代改革大方向的癡夢。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和既得利益者，在我國進入了新發展時代、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方針、圍繞“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戰略深化實現共同富裕改革的大勢面前，仍然抱著固有的西化滲透觀念，繼續做著犧牲大多數利益的美夢。盡管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大政方針，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反對，就打著關心改革的幌子，以極其陰險的手法和特別狡猾的伎倆，牽強附會把“倒退”纏繞于改革，企圖以“倒退”的鼓噪干擾改革的方向。這等蚍蜉撼樹、螳臂擋車的行為的確可笑可恥，但其在改革重大問題上形成的雜音，竭力充當壞一鍋湯的老鼠屎之卑劣，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和警惕。
偷換“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概念，鼓吹完全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混淆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本質區別，實質是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徹頭徹尾倒退。只有把市場和計劃當作為社會主義服務手段，才是真正的進步。
社會主義改革需要正確對待市場和計劃，需要把市場和計劃當作為社會主義服務手段，使改革真正朝著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有機統一。可一些人依然堅持80年代以來主張的完全市場化，依舊把搞“完全的市場經濟”喊得震天響，幻想將一切生產要素都推入市場調節實行“完全的市場調節”，否則就給改革戴上倒退的帽子。眾所周知，實施“完全的市場調節”，一個絕對前提就是完全私有化，而社會主義就是針對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盲目生產造成周期性經濟危機和貧富兩極分化，經過無數先烈流血犧牲進行推翻剝削制度的社會革命才誕生的先進社會制度和先進的生產關系，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和人民民主政權的制度基礎上，黨代表人民領導經濟、人民政府對國民經濟實行有計劃的引導、管理和調控，是不可或缺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取消黨對經濟的領導、取消國家對經濟的管理調控，搞“完全的市場調節”，那還叫什么社會主義？早在1979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顯然，鄧小平這些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是反對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要求正確處理計劃與市場關系，把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都用起來，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公知精英偷換“計劃與市場”手段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概念，閹割歪曲鄧小平同志講話本意，企圖在手段上只要市場、不要計劃，取消黨和國家對經濟的領導權和管理權，從根本上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其實，他們鼓吹的“完全的市場經濟”在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找不到，即使被他們尊封樣板的美國和歐洲也做不到。特別是美國霸權到處搞經濟制裁，處心積慮地搞經濟顛覆，動輒以政府牽頭打貿易戰，甚至組成西方聯軍打貿易戰，哪有“完全的市場經濟”和“完全的市場調節”的影子？資本主義有計劃，但主導力量是私有化的市場調節，社會主義有市場，但主導力量是公有制的計劃調節，一味強調“完全交給市場”，不僅在經濟上是癡人說夢根本做不到，而且在政治上將動搖黨的領導根基。新自由主義公知鼓吹“完全的市場經濟”，本質就是取消黨的領導的完全市場化，由此在中國所造成的資源性破壞、樓價飛漲虛高、經濟結構扭曲和失衡，已經證明其在中國行不通。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進一步支持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紓困和發展，明確要求打擊原材料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行為，不僅在半個月內連續三次關注大宗商品及原材料等價格上漲的問題，打擊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行為，而且3次“劍指”原材料漲價，迅速遏制瘋漲的鋼材價格，鋼材品種價格連跌7天，充分顯示了計劃調節的威力和效果，也為多年來的市場化爭論做了權威的回答。事實證明，別有用心把完全市場化當作改革方向，取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的有計劃發展的本質要求，才是徹頭徹尾的倒退。中國抗擊疫情的偉大勝利，恢復生產的化危為機，也向世人昭告，唯有把市場和計劃作為手段都為社會主義服務，才是真正的進步。
改革的立場方向關乎中國旗幟和中國道路，落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捍衛公有制主體地位，抵制經濟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化，是改革反倒退的集中表現。
改革改什么，向哪個方向改，是改革的立場和方向，也決定著中國旗幟和中國道路。習近平同志提出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則是現階段改革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可那些西化滲透分子和新自由主義者為了否定公有制的現實性和合理性，把改革目標定位于建立以“反壟斷、反政府干預、反腐敗、反權貴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所謂“現代市場經濟”，實質是反對黨和國家等上層建筑掌握生產資料，即要取消國有企業，徹底私有化即資本主義化，否則就被他們污蔑為“改革倒退”。因此落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指示，捍衛公有制主體地位，抵制經濟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化，便成為改革反倒退的集中表現。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盡管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鄧小平同志還指出，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誹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的所謂“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國經濟網2007年05月，來源：新華網）。從鄧小平同志“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和堅決反對“搞資本主義那一套”，到習近平同志強調“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都表明“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我們的改革確保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而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化的改旗易幟、改弦更張，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改革的倒退。
宋方敏同志曾在《究竟誰是中國經濟的頂梁柱？——不能放任國企私有化的輿論導向》一文中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寫進憲法和黨章的規定，因此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無論丟了哪一個都會犯方向性或政策性的錯誤。文章列舉了一些有話語權的官員和學者為了強力推進經濟私有化，玩弄諸如“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打著“民營化”推進“私有化”種種“詞匯游戲”，以實質性改變公有制性質進行所謂改革“實質性的突破”，所以作者引用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所講的兩段話對這種打著“改革”旗號的私有化論調給予有力抨擊，并以大量鐵的事實論證了國有企業的中流砥柱作用，從中得出一個基本事實和道理，那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國有企業這個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只有國有企業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替代的“頂梁柱”，黨“兩個毫不動搖”方針是不可動搖的根本方針。所以特別強調，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不能以取消公有制經濟性質為代價，也不能聽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出現講“國有化”大逆不道、講“私有化”天經地義的怪現象，必須認真落實習近平同志強調的“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促使“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聯想到近日被查處的高官大老虎，兩年前還在大會上宣稱要給私企當好“店小二”“保姆”，叫囂“誰跟企業過不去，特別是民營企業過不去，我們就跟誰過不去”，足以表明大肆為私企鳴鑼開道的背后，必然存在著不可見人的交易，也是把改革引向邪路的黑手。正如宋方敏同志文中所呼吁，希望有關領導、部門和媒體能夠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習總書記講話精神，自覺堅持人民的立場，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在勇于為私營經濟說話的同時，也要為捍衛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反對私有化錯誤傾向，拿出一點敢于發聲“亮劍”的勇氣來。從某種程度上說，這表達了人民群眾實實在在推進改革，身體力行反對改革倒退的心愿和呼聲。
習近平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旗幟，也是深化改革的引領。唯有認真貫徹新發展理念，方能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遏制私有化慣性倒退傾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全面深刻地論述了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問題，不僅強調新發展理念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還依據新發展理念包含的大量充滿時代氣息的新知識、新經驗、新信息、新要求，強調將把握新發展理念作為政治性要求和知識性、專業性要求。新發展理念，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指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旗幟，也是抵制真正倒退的根本所在。
所有制關系的社會性質，是社會制度的基礎性、決定性標志。在所有制結構中，是否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標志，是與腐朽沒落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區別。而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為了下大氣力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等突出問題，最后的目的和歸宿，是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新發展理念，就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基本支撐，是新時代、新發展階段治國理政的主要遵循。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就必須解決所有制結構的協調完善問題，其實質是鞏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任何放棄社會主義這個人類社會最大的制度創新，無論找出多少“理由”，編出多少“理論”，都是徹頭徹尾的倒退。
以新發展理念的視角觀察社會現狀，就會發現我國社會存在著所有制不協調狀況。其顯著表現在于，國有企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主體不主、不強反弱，私營企業特別是大資本企業喧賓奪主、反客為主，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被異化的風險。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化改革開放等治國理政重大原則，千方百計，排除千難萬險，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穩妥有序地全力破解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定不移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同時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企業健康發展，這無疑是在推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協調完善，將中國帶入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時代、新發展階段。這就預示著那些以極其險惡的用心，把國有企業和集體經濟私有化說成是改革開放成果，鼓吹“淡化所有制”、實行“所有制中性”，企圖在理論混淆中偷梁換柱、用私有制為主體取代公有制為主體的陰謀必將破產，他們逆歷史潮流而動、拉改革倒車的行徑必定會失敗。
堅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判定為誰改革的根本標準，也是反對“改革倒退”、防止改革成為“倒退”代名詞的必由之路。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深刻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黨能夠取得百年輝煌，就是因為黨無論做什么工作，都堅持“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改革也是這樣，她能不能得到人民擁護就在于是不是堅持這個根本出發點，而衡量改革效果的關鍵也在于是不是站在人民立場，不同的立場就有不同的標準，正如古人所說“春雨如膏，農夫喜其潤澤，行者惡其泥淋；秋月如鏡，佳人喜其玩賞，盜賊惡其光華”。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可以說深受人民歡迎，連國民黨都承認其巨大歷史和現實作用，甚至還模仿共產黨搞土地改革，然而幾十年之后居然有人公開否定土地改革；共產黨實行人民當家作主，是亙古未有的政治改革，人民群眾歡欣鼓舞，迸發出史無前例的建設社會主義熱情，可有人硬是要以“改革”名義把當家作主的工農變為弱勢群體；習近平提出“以人民為中心”，強調站在人民立場深化改革，讓人民參與和評判改革，可有的人硬是堅持以資本為中心，以企業家滿不滿意為標準；習近平多次強調改革是有原則的、有立場的，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可有人念念不忘“與國際接軌”的改革，時不時拿“開放倒逼改革”做文章，要把中國的改革建立在西方承認和滿意的基礎上，甚至有人把西方滿意的改革當作真正的改革，反之便認作是“改革倒退”，從根本上忘記了中國改革的目的和方向。實際上“與國際接軌”這個提法，最初是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時候開始使用并逐漸流行起來的，特指我國加入WTO和其他國際性組織后，技術標準、相關法律和管理規范等要遵循國際規則。可是后來“與國際接軌”使用的領域與范圍越來越廣，尤其是以“與國際接軌”為借口，否定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意識形態和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而“開放倒逼改革”提法也是不恰當的，開放的根本宗旨，是吸收國外資源為我所用、增強自身，而不是“融入”西方體系，開放要有底線，要有“度”，這個底線就是確保民族工業的獨立自主性，這個“度”就是在對外開放的同時應當保護支持本國企業的新技術產品，不能搞“為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迎合西方對華遏制分化戰略，不能自毀我國自主的工業體系和工業現代化事業長城。我國曾出臺政府優先采購國產品牌的政策，卻因遭到西方國家的強烈抗議而擱置，其實歐美等國在其國內一直明確地實施這一政策，為此必須扭轉政府在國內市場本土工業和外資的經濟糾紛中偏袒外資的錯誤傾向（參自高梁：“開放倒逼改革”的提法是不恰當的，紅歌會2015-09-23）。
大家知道，網上有一篇文章摘引歸納了“鄧小平對中國的10點警告”。第一條：“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1986 年P161~162）；第二條：“如果搞兩極分化，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 1990 年P364）（《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1987 年P229）；第三條：“如果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5 年P123）（《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第四條：反對“一切向錢看”，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1983年 P43）（《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85年P145）；第五條：“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P380）；等等。重溫這些警告，既是不忘改革初心的提醒，也是深化改革立場原則的再警示，還是反對改革倒退的有力武器，更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改革的理論源頭和支撐。重溫這些警告，既有利于堅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判定為誰改革的根本標準，也成為反對“改革倒退”，防止改革成為“倒退”代名詞的必然。
“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是毛主席對當年反華大合唱的回擊。當今中國已經進入新時代，“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正成為改革的準繩，那些西化滲透分子、新自由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走卒們，還在做著跪舔美國霸權的黃粱美夢，豈不知他們的主子內外交困茍延殘喘，怎能不像幾個嗡嗡叫的蒼蠅碰壁，奏著“幾聲凄厲，幾聲抽泣”的哀鳴。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勢不可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是一往無前，“倒退”蚍蜉難撼新時代改革大樹，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侯立虹：“倒退”何以成為帽子和武器？（辨析之三）
侯立虹：關涉重大問題的“倒退”論爭（辨析之四）
（全系列完；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