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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蘋果公司已經將35家中國供應商，先后踢出了供應鏈。最新又決定，手機的前攝將不再從中國采購，而選擇的替代供應商的價格，是中國產品的三倍。蘋果公司正在將在中國的生產線，轉移到越南和印度。

國內業界分析，蘋果加速去中國化并非無的放矢，一方面是控制成本；另一方面是從長遠考慮，盡量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日本經濟新聞5月27日發表文章，題為“重塑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由日本生產蘋果手機，如何？”文章披露，美國總統拜登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3日的會談中， “重要議題是安全保障和經濟”，“提出了高科技研究以及考慮地緣政治風險的供應鏈合作”。文章認為，“蘋果方面也有可能已感到分散基地的必要性，那就是經濟安全保障。對美國政府來說，在供應鏈和最終產品的組裝上過度依賴中國成為煩惱的原因。”

文章所說“經濟安全保障”，顯然不是指蘋果公司的成本算賬，不是成本控制的安全，而是地緣政治的安全，是不能“過度依賴”中國的所謂“安全”。

文章說，“如果以日本政府提供4,000億日元補貼吸引的臺積電（TSMC）選擇的日本九州熊本縣為中心，畫出半徑1,000公里的圓，同心圓之中除了東京之外，還會包括首爾和上海。如果擴大至1,500公里，札幌、臺北、高雄和北京也將進入圈內，將涵蓋東亞的主要城市。”“這逐漸讓人感覺熊本或許位于亞洲高科技產業的正中心。”

 

文章闡述，通過“熊本同心圓”觀察，中國的上海和江蘇省昆山、河南省鄭州和廣東省深圳這4個城市，負責美國蘋果產品組裝的鴻海與和碩聯合科技等擁有工廠，生產在全世界銷售的智能手機“iPhone”的大部分。“日本比中國更靠近美國”，“存在可以縮短供應鏈的優勢”。文章顯然認為這正是日本競爭力的優勢所在。

文章提出，在高科技產業，競爭力“與企業和國家投向半導體及軟件的金額的累計規模成正比例”這一傾向非常明顯。“蘋果公司和中國具有長達20年的緊密關系。應超越這一點，向蘋果公司提供工廠完全自動化技術和零部件產業匯聚等日本特有的自主方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月26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時，概述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為（三個詞）：即“投資、結盟、競爭力（invest, align, compete）”。布林肯說：

“我們將投資于我們在國內的實力基礎——我們的競爭力、我們的創新、我們的民主。

我們將使我們的努力與我們的盟友和伙伴網絡保持一致，為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事業而行動。

利用這兩個關鍵資產，我們將與中國競爭，以捍衛我們的利益，建立我們對未來的愿景。”

可以認為，布林肯宣講的對華政策“投資、結盟、競爭力”三個詞的方針，是對日本產經新聞“地緣政治安全競爭力”的明確詮釋，也是對蘋果公司等美國企業與中國“脫鉤”的清晰解讀。正因為此，日本的相關政策、言論和行動，不但“激進”而且毫無“顧忌”、有恃無恐。

受美國的牽制和影響，德國對華投資政策也作出重大調整。據報道，德國經濟部首次拒絕了大眾汽車集團在中國的投資擔保申請。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Robert Habeck）稱，決定選擇適當的時候停止德企在中國的投資。媒體認為，德國與中國“有利可圖的伙伴關系走向盡頭”，“貿易政策以人權為先”。

網絡信息安全技術專家邱實指出，美國對華政策“投資、結盟、競爭力”三個詞的方針中，核心是價值觀與利益的權衡，具體表現為制定和服從“規則”，亦即重塑“二戰后的國際社會秩序”。鑒于，美國“價值觀”的不可調和性（及其潛在的煽動性），“塑造北京所處的戰略環境”是威懾和遏制的關鍵和有效手段；進而，“三個詞”方針或可以解釋為：捧殺（戰術欺騙）、群毆（戰略轉移）、棒殺（技術措施）的“三管齊下”。

事實上，美國對中國的“混合”戰爭從特朗普執政時期就已經開始。但是，對“美國優先”的政策和者甚寡；而拜登的“美國回來了”的政策欲蓋彌彰，更加蠱惑人心，已經逐步建立和擴大所謂“志同道合”的“制華”、“御華”、“排華”聯盟，正在形成新的國際化“威懾”格局，或被認為契合《孫子兵法·謀攻》篇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有必要參考和探究在數字化時代“威懾”的新定義和新內涵，其中包含對傳統的“資本是逐利的”認識作重要改變。即，“資本逐利”不僅是追逐單純的資金和資產利潤，更是要強勁地追求政治競爭力，追求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的優勝、優先、優裕、優權。

創新是一種對潛在和未來競爭力的追求，是對傳統和過往賦予新的外延和內涵、形式和內容、現象和本質的理想追求、科學追求以及超出既往、更加廣泛厚重的利益追求。

單純重視外延、形式和現象的光彩奪目，容易鉆入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官僚主義的圈子，最終可能落個勞命傷財、沽名釣譽、得不償失。一味琢磨內涵、內容和本質的是非曲折，難免鉆進牛角尖，一意孤行、犯險冒進、進退失據，最終撞得頭破血流。

例如，過分強調開源軟件的公開性、公平性、對等性，長期盲目地以為“開源就是好東西”。自1994年我國全功能接入因特網以來，大量理論與實踐的科研成果證實，開源軟件的已知和未知安全隱患長期存在，難以解決；依托和依賴開源軟件的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安全，如在沙灘上壘墻、建房、栽花種樹，不得不面臨“平時被控、戰時被癱”的巨大風險。

開源軟件（至少）包含架構、邏輯、代碼三個要素。實際上，“架構”和“邏輯”往往并不開放、未必開源。開源軟件在我國國內長期廣泛地流行（包括“馬甲”），“免費”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從而折射出一個無可回避的本質性問題：缺乏知識更新、關鍵技術研發和正交綜合測評的能力。許多人錯誤地認為，IT僅僅是編代碼的技術。

由于中小企業要生存、大企業要盈利，要求軟件企業自查自糾安全漏洞（事實上屬于供應鏈的風險和問題）很不現實，既不可行，也不可能，力（“利”）不從心。這也深刻地說明，“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創造新世界，只能從改造舊意識、舊事物、舊習慣、舊規則開始。

毋庸置疑，在激烈的競爭（和威懾戰略）環境中，軟件企業“唯利是圖”的路將會越走越窄，“利”越來越少，保障網絡信息安全、國家安全只能是“換道超車”，或者“創新超車”，絕不可能是“彎道超車”，既無老路可走（被堵死或被切斷），更無現成的捷徑可走。我國的網信從業人員、管理人員、科研人員，必須從概念和理念開始，自省、自立、自主、自強。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移動通信聯合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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