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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警方連續查處“北京樸石”“北京金準”醫學檢驗實驗室涉嫌違法犯罪問題后，5月28日，根據衛健部門轉遞線索，北京警方又對“北京中同藍博醫學檢驗實驗室有限公司”立案偵查。

 

和中小學教材暴露出的問題比，核酸檢測造假的社會危害性也絲毫不差。其情節之惡劣，同樣令人發指。

 

怎么可以這么沒有底線呢？面對這個問題，我想不少人和我一樣，想起了馬克思寫在《資本論》中的那段話：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這段話雖然不是馬克思原創，但與《資本論》要揭示的秘密，是一致的。

 

現階段，我們不能不加區分地反對一切資本。但核酸檢測造假的事情，確實也給我們提出了幾個很現實的問題：

 

1、非公有制資本的發展邊界應該劃在哪？

 

2、國計民生領域，是不是適合非公有制資本大量的存在？

 

3、社會公益事業，如果大量地引入資本，公益性會不會讓位于市場性？資本獲利的內在沖動，會不會干擾、扭曲公益性質？

 

二

市場化應該也是有界限的，資本的空間也應該有邊界?？箵粢咔檫@樣的特殊戰役更是如此。

 

如果把抗擊新冠疫情比作中國正在進行的一場極其關鍵和特別有難度的戰爭。核酸檢測的作用就相當于傳統戰爭中的偵察部隊，就是現代空戰中的偵查雷達。只有及時并準確地發現敵情在哪，才能有針對性的布置力量，把握戰機，贏得戰爭。

 

如果偵察部隊故意把隊伍往溝里帶，那結果會怎么樣？

 

而且，抗擊新冠的復雜性還非一般的戰爭可比。為了實現快速控制，快速切斷病毒傳播鏈，需要調動大量的社會資源，要影響到很多人正常的學習、工作和生活節奏。

 

檢測出了問題，對于決策影響是最直接的?？箵粜鹿冢碌木褪?ldquo;假陰性”和“假陽性”。

 

如果有疫情檢測不出來，以新冠病毒那么高的傳染性，會很快擴大傳播面，防疫難度和防疫成本呈幾何指數爆炸式增長。

 

 “假陽性”的危害也不小。為了迅速控制疫情傳播，通常會實行小區、社區甚至更大區域的封閉管理，這會產生多大的社會成本。如果是更大范圍的“假陽性”，會直接誤導防疫決策機構，把更大范圍的市區列入靜態管理狀態。這意味著大面積的社會正常運行不得不中斷，孩子不能到學校上學，公司不能正常營業辦公。損失會有多大？

 

為了企業多一點利潤，對核酸檢測結果進行造假，確實喪心病狂，喪盡天良。

 

但現在的問題是，不是一兩家第三方檢測機構在這么做。光是北京就已經查出了三家。其他地方的檢測機構都能合規檢測嗎？真不敢多想。

 

有人早提到了行業潛規則。如果這是真的，那就太要命了。希望沒有嚴重到這種程度。

 

三

 

主觀上不希望再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我們不能心存僥幸。我們需要先找出這種情況出現的深層次原因，再找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措施。

 

關于發生原因，馬克思引用在《資本論》的那段話已經很有解釋力了。

 

第三方檢測目前主要是非公有制企業在做。為了更高的利潤，他們其中就“有人鋌而走險”，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敢犯任何罪行”，發國難財。

 

并非這些責任人天生品行就有問題。這里面其實有一個資本本性的問題。

 

馬克思認為，資本家的本質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的目的就是賺取利潤；資本家本人成為資本內在邏輯操控的實體?？此剖琴Y本家在控制資本，實際是資本在控制資本家。不光是資本雇傭的勞動者是不自由的，資本家也是不完全自由的。如果沒有個人以及外部約束，資本家會控制不住資本的內在沖動，賺了很多的錢還想賺更多，賺錢成為人生的唯一目標和實現價值，為了賺錢就有可能不擇手段，只要他認為收益大于成本與風險。

 

當然凡事不能一概而論。不是所有的非公有制企業都會跟這些沒有底線的檢測機構一樣，畢竟很多企業控制人的個人道德因素以及對法律的敬畏，能夠克服企業獲取不義之財的沖動，不越法律紅線。

 

像一些懷著產業報國志向、從事科技創新的那些創業者，他們努力的目標跟國家再次崛起的宏大主題一致，我更愿意稱他們為企業家。華為也不是國有企業，但一樣贏得社會的尊重。他們沒有為了利潤而放棄基本的立場，在突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壁壘方面，做了很大的貢獻。中國產業升級離不開大量民營企業的參與，他們在突破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方面，居功甚偉。

 

但是在關系到民生的一些公益事業領域，非公有制資本存在的邊界，就是一個需要厘清的問題。

 

公益事業中私人企業的監管問題，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外部監管的難度很大。企業控制人要一門心思搞點問題，他會有很多辦法逃過外部監管。而且，就跟問題教材一樣，醫療衛生領域的外部監管會不會失靈，也是個問題。

 

核酸檢測機構造假的問題，最后是警方出手，通過刑事立案的方式進行打擊，可見問題已經比較嚴重。

 

抗擊新冠一路堅持到現在，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島”，幾十萬乃至幾百萬人因為中國體制優勢和措施得力，而幸免于成為新冠死亡病例統計上的數字。

 

一些非公有制資本，因為參與疫情抗擊的某個環節，獲利豐厚，也給我們后續的抗擊疫情帶來不確定因素。最脆弱也是最可能致命的一環竟然是在第三方檢測。

 

最先是河南許昌警方的通報稱，讓廣大網民眼鏡碎了一地。

 

上海市一小區在一天之內測出13個新冠核酸“陽性”案例，復核后均為陰性，經調查發現假陽性均出自同一家機構。這家機構雖然帶著國資成分，但國資比例很低，讓人不禁想起前些年在房地產開發前期以及工程建設領域，國有企業持有少數股權為企業站臺的常用做法。

 

現在又是北京。

 

目前的核酸檢測主要是非公有制企業在做。早就有人提出，擔心這些檢測機構為了企業利益，在檢測環節出問題。擔心檢測機構為了降低成本，不按規范檢測，把很多本來可以篩選的陽性診斷為陰性；或者為了不讓疫情盡快結束，把本來是陰性的檢測為陽性，給決策機構提供誤導，擴大檢測面，增加檢測次數。

 

最可怕的是，一些檢測機構，為了利益最大化，不顧社會責任和道德底線，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鋌而走險，人為造成病毒在人群中散播。這更令人防不勝防。

 

四

 

對于疫情防控這樣需要社會多環節環環相扣，一環出問題就容易導致全盤被動的特殊戰爭，如何保證檢測機構不成為薄弱環節，這真是一個大問題。

 

公安機關的刑事打擊手段，當然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懾作用。這種檢測機構造假的問題，是否只有發現問題的這幾個城市存在，恐怕誰也不敢這么樂觀。北京警方的重拳出擊，能否威懾到其他城市的檢測機構，這也很難講。

 

實行一定比例的抽檢復檢，也會對檢測機構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

 

但這些措施整體上還是屬于治標。

 

核酸檢測是疫情防控體系的關鍵環節。如果還解決不了造假問題，那只能國家非盈利機構直接控制，作為治本之策。

 

國家直接控制，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決機構盈利與社會疫情防控的利益沖突問題，為了企業的利潤，企業管理者鋌而走險，踐踏法律底線的概率會低得多。這也是公有制的優勢，再施行強有力的外部監督，這一問題就可以得到比較徹底的解決。

 

茲事體大，不可不察。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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