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寫了一篇由中醫、鞭炮問題想到民族文化安全問題的文章,沒有想到受到廣泛熱評。大家都認為一個嚴峻的問題已經擺在我們面前,那就是如何保衛我們的民族文化安全。正如我們傳承千年百年的很多東西,正在面臨被西方蠶食的巨大風險,對國家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機。
文章發表后,中南大學知名教授張軍建深有感觸。他是我的朋友,就這個問題他給我寫來一段很長的話,說由中醫、鞭炮問題看到了中國社會在對待傳統文化上存在重大誤區。張教授在日本高校任教多年,曾經接觸過不少日本上層,因此對日本文化和日本社會有過比較精深的研究。
張教授說,中醫中藥本來屬于中國國粹,但很長一個時期以來,我們對它的研究很不夠。這些年,在崇洋的熱潮中,漸漸把這個國粹“邊緣化”了。他說,在日本,你或許想不到,由于日本人投入大量的時間、人力和金錢去研發和制作,把中國中醫藥方拿去后,便投入巨大精力,并使得大量中藥被納入日本全民醫保。據日本有關方面統計,至今,日本納入全民醫保的漢方達到442種之多,還有增加的趨勢。
他還說,日本根據漢方配制的中藥比中國國內的質量好,這幾乎成為全世界醫學界和中日兩國業界的共識。為了探求原因,國內不少科研院所也對同樣的藥方進行過反復試驗,可硬是做不出日本漢方制藥那樣的效果來。中國和日本用同一個藥方制藥,日本制的中藥卻強于中國,這個問題到底在哪里?
經過認真研究,我們發現這其中的關鍵就在于日本拿到中國的方子以后,當作科學去研究和開發,對方子中的每一味藥和成分進行精確評估和判斷,然后對藥材生產的土地進行極其精細地選擇,比如對種植藥材的土地嚴格禁止使用化肥、農藥之類,甚至要求種植藥材的土地必須跟中國原生地一模一樣。然后用高科技手段進行精心萃取,這樣的生產與我們粗放性掠奪性生產的中藥(近年來,我們的有關部門發現不法藥商生產的中藥含有大量農藥)當然會有極大差別。
其實這個“精細”便包含大學問。比如享譽中外的一味中藥材——河南焦作的鐵棍山藥,只是在焦作這里某個鄉的土地上生產的鐵棍才是真正的藥材用山藥,其它地方也有不少,但是僅僅做菜品食用而已。再比如山西上黨的黨參,是真正的黨參,其它地方也多有黨參出產,但是論藥理,比之山西上黨,卻藥力大不相同。我們很多藥材,比如那個鐵棍山藥,弄得全國食品店都在賣,都作藥材,有那么大的產量嗎?不可能啊。中藥之妙,就在于藥材質量,就在于加工之精細。舍棄這一點,就不可能有高質量的藥品。這一點已經成為中國醫藥界的共識。當然,中藥的藥力功用,還在于能否精細加工,在這樣一點上,我們反而要向日本學習。
張教授的話,一下子讓我想到很多問題。很多年來,日本這個民族出于自身利益,是非常善于竊取我們的文化精華。記得日本當年侵入中國之前,還是晚清民國年代,就派了大量間諜來中國,竊取中國文化,包括繪制中國地圖和具體地形,然后為入侵中國準備。文化方面,更是習慣偷和搶。
在我們河南洛陽,有一個世界聞名的千唐志齋博物館,里邊有數以千計的墓志銘,里邊還包括武則天親手書寫的原文。日本侵華期間,駐守洛陽的日軍小隊長田中角榮接到天皇的命令,讓他一定給帶回一方墓志銘。于是,在今天日本東京的日本國家博物館內,有一方田中背回來的大唐年代的墓志銘,成為鎮館之寶。還有同為鎮館之寶的,有日軍從我云南高黎貢山砍伐了世界上最大一棵直徑數米的杜鵑樹標本。日軍明搶中國的寶貝,把它做成年輪標本運回日本,這塊年輪杜鵑木材標本同樣存放該館。還有大明王朝時,日本偷盜中國云貴高原的櫻花,如今成為他們的國花。
但是,我們的珍寶丟了,不能僅僅責備小偷,我們看好自己的家園了嗎?恐怕作為一個民族,我們應該深刻反思,鴉片戰爭以來,我們有多少老祖宗留下的珍貴遺產,流落在了帝國主義強盜的博物館。
中醫藥是保護中華民族得以繁衍生息幾千年的法寶,比物質的財寶還要珍貴。日本在偷竊中醫問題很有心計,已經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績,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難道還不該清醒嗎?我們有多少民族瑰寶,在我們不知不覺中,都成了人家的了。
近幾十年來,我們又有多少國貨品牌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外國資本的賺錢工具?中華牙膏,曾經那么為中國人熟悉,鼎盛年代的中華牙膏,橫掃牙膏市場半壁江山。哪去了?1994年被外資聯合利華拿下,從此再也看不見那帶著天安門華表的熟悉商標了。很多人從孩童時代就熟悉的北冰洋汽水,被百事可樂以合資名義吞沒了,直到2007年才被重新收了回來。我們被以接軌種種名義給吞沒的名牌實在數不勝數,比如如詩意般的香雪海,還有太太樂雞精、南孚電池、小護士、哈爾濱啤酒、羽西、統一潤滑油、蘇泊爾、雙匯、大寶、小肥羊、徐福記、丁家宜、水井坊、丸美、金絲猴、樂百氏、銀鷺,等等等等,細數的話,可以數百上千,都在合資、并購等等名義下,成為外國人的品牌了。
崽賣爺田不心疼,這些我們的前人用心血汗水澆灌的商業之花,都在一瞬間悄悄變成了他人的文化。有一天,當我們的北京烤鴨不再是“全聚德”的時候,當我們天津的著名包子不再叫“狗不理”的時候,當我們名小吃大宋名雞不再叫“童子雞”的時候,當我們的子子孫孫有可能到韓國去尋找端午清明的起源時,我們能不愧對我們的祖宗嗎?而現在這一切正在不知不覺中發生。
說到中醫,現在更是到了必須用保衛這樣的字眼的時候了,中醫百年以來就伴隨滅與保的斗爭。1929年,大漢奸汪精衛受一伙從極端方面鼓吹西醫的人煽惑,頒布了取締中醫法,使中醫大受其害。但是后來他的岳父得了菌痢,全國的頂級西醫用了絕招就是治不好,他老婆陳璧君說,試試中醫吧,于是請來了全國知名中醫施今墨。施今墨三下兩下,大筆一揮揚長而去,汪精衛趕緊追上問,下一次還怎么辦,施今墨大聲說道,不須下次,按我的方子三付保好。問什么要求,施今墨啥也不要,只要取締廢掉那個什么取締中醫法。汪精衛不得已答應了??墒呛髞肀砻嫔洗饝?,又加上一條,必須領取國家頒布的行醫資格,暗中依然照樣禁止。到了蔣介石后期,才取締了這個禁中醫的條例。不過老蔣并不是出于保護中醫,因為四川是中醫中藥大省。蔣介石為了討好幾個四川的大佬和軍閥,出臺了這樣一個規定。
【施今墨(左一)曾為汪精衛岳母“一診”救中醫。圖為1956年,毛澤東主席接見并宴請施今墨】
真正恢復中醫地位,還是新中國。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毛主席把中醫列入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產予以提倡和保護。但是建國頭幾年,依然有人蠱惑人心,要取締中醫。毛澤東主席聞之非常震怒,震怒之下,撤銷了他的職務。今天,伴隨著西化思潮的侵襲,這場斗爭似乎又重新掀起來了。近年來,甚至有人叫囂公開成立什么反中醫聯盟。由此看來,我們保護文化遺產的任務面臨著非常艱巨的使命,還相當的任重道遠。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些人硬是對保護民族文化缺乏應有的清醒,一種崇尚日韓的心理依然非常盛行,比如前些日子,有些同胞寧可脖子上掛上黃牌,也要去日本韓國作被羞辱性旅游。有必要嗎?這種羞辱,與當年“華人與狗不能入內”還有多少區別?
保護民族文化遺產,需要我們全民族的自覺和清醒,需要站在國家戰略高度來看問題。盲目地跟隨外國,崇尚西方文化,貶損詆毀民族文化,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歷史的使命擺在了我們面前,每一個華夏兒女,都自當清醒。
(作者系著名文藝評論家、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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