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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華｜集極左與極右于一身者往往是投機分子

點擊：作者：董小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fā)布時間:2024-04-15 15:07:21

縱觀中國現(xiàn)代史，歷史上不乏一些在立場上先極左后極右的歷史人物出現(xiàn)，這些立場不堅定的人，由于他們曾經是一些呼風喚雨的風云人物，所以這種橫跳，最終都給中華民族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損失，如孫中山的最得意弟子，曾經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名噪天下的汪氏，這種人往往由于不忠誠于自己的信仰，導致身敗名裂。

北京城做為曾經的明清兩朝的帝都，擁有著得天獨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北京古代建筑之美，美在它們沉穩(wěn)莊重的造型和巧妙絕倫的構思。每一座古建筑都凝聚了無數(shù)匠人的心血，將實用與審美完美結合，彰顯出卓越的技藝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中，人民軍隊為了保護北京這座古城，使她完美的回到人民的手里，做出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最終使這座古城毫發(fā)無損的獲得解放。

然而堪稱中國最精美的北京古城墻卻在建筑學術領域極左的風潮中，被拆分煙滅，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損失。何祚庥院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2005年12月《南方人物周刊》在《何祚庥批判梁思成》一文中透露，當《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向何祚庥問及此事時，何祚麻對的回答是：

“一、當時他在宣傳部工作，批評梁思成是工作任務，是上面要批，他只是執(zhí)行，“在《學習》雜志上發(fā)文章不是誰想發(fā)就能發(fā)的。”

二、問及何祚麻反對梁思成先生保護舊城墻和古建筑的事情時，何祚庥詆賴說：“是胡扯，因為梁做這些的時候，我還沒在宣傳部工作。”

三、何祚庥辯解說：我當時反對的也只是"大屋頂"，后來梁先生也接受了我們的批評。梁先生并沒因此嫉恨我，我們的私交很好。”

真相真如何祚庥所言嗎？非也！

真相是，何祚庥當時反對的不只是“大屋頂”，而是批判梁思成保護北京故宮、城樓、城墻、牌樓“是一種惡毒的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美學理論。”

在何祚庥《論梁思成對建筑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一文中，體現(xiàn)這方面內容的幾段話是這樣說的：

“……北京市的城墻就相當?shù)刈璧K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墻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可是，梁思成卻看不到這些缺點。……”

“……梁思成對于古代建筑物的這些錯誤觀點，很明顯，是不能不反映到他的實際主張上的。眾所周知，梁思成曾提出要把北京城整個當作一個大博物院來加以保存，還提出城市建設的方針，應該是“古今兼顧，新舊兩利”。他并曾一再頑固地反對拆除天安門前三座門、反對拆除西四、東四的牌樓，可是，梁思成的這些錯誤主張，卻是一再在實踐中破產，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反對。”

“……梁思成的這套理論的惡毒之處，更在于它乃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美學理論，在于它還要為梁思成的唯美主義和復古主義的主張開辟道路。”

“……可以看出，梁思成在建筑理論的基本問題上，存在著一系列的嚴重錯誤。但還可以看出，梁思成產生這些錯誤的思想基礎，乃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

“……我們還應看到的是：梁思成這些錯誤不只是一般的學術問題上的錯誤，并且還是違反總路線、違反實現(xiàn)國家社會主義工業(yè)化方針的錯誤。”

——摘自：《論梁思成對建筑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1955年10月《學習》雜志，作者：何祚庥。

當時的情況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筑界提倡“民族形式”的創(chuàng)作設計，旨在弘揚民族文化、美化城市。但是這種設計形式沒有處理好建筑的適用、經濟和美觀三者之間的關系，而是片面追求建筑外表的華美，從而使建筑成本大大增加，造成巨大浪費，加重了財政負擔。

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是彭真，他在北京市政協(xié)擴大會議上對建筑界追求美觀忽視經濟原則的現(xiàn)象提出批評。他說：“過去，只有皇宮廟宇是琉璃瓦、大屋頂。現(xiàn)在，有的單位連傳達室、廁所都用琉璃瓦，我們比皇帝還闊綽！現(xiàn)在我們還有許多人沒有房子住，大學生還睡雙層鋪。我們應該有經濟觀點、實用觀點和群眾觀點。”

可以說，彭真的話在情在理。在新中國始肇，國力尚弱，百廢待興這一階段，片面追求建筑外表的華美是不合適宜的，所以此舉確實也違反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基本建設方針，為此全國開展了反對建筑領域浪費的運動，還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何祚庥卻在這方面上綱上線，把學術見解之爭進行政治化解讀，并把其上升成“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斗爭，把民族形式的設計思想當作“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加以批判，從而把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結果他給梁思成先生扣上了一大堆政治帽子。如：梁思成“違反總路線“，“違反實現(xiàn)國家社會主義工業(yè)化方針的錯誤。”是“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等等。

對于把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加以批判的極左做法，何祚庥的解釋是因為“我當時在宣傳部工作，批評梁思成是工作任務，是上面要批，我只是執(zhí)行。”

然而事實卻并不是如此。

從當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的批示和講話中，不難發(fā)現(xiàn)，彭真試圖將建筑思想的批判限制在學術討論的范圍之內，其本意是想從學術方面說服梁思成。彭真強調批判必須是充分說理的，不要隨便上綱上線，而且不要盲目地反對一切。

然而，不幸的是，何祚庥在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時，他并沒有從學術角度心平氣和地與梁思成進行討論，而是直接給梁思成戴上“資產階級建筑思想”的帽子。如此這般，實質上就是采取政治運動的方式解決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

應該說，批評“民族形式”的設計所造成的浪費，無論在當時還是現(xiàn)在看來，都是必要的。但是，對于這樣一種學術問題，理應遵循學術思想發(fā)展的規(guī)律，采取充分說理、以理服人的民主方式，耐心地引導設計師們，使他們自愿地遵循黨的建設方針，自覺地糾正不良的思想傾向。

然而何祚庥把學術問題混淆為政治問題，致使這場批判基本上不是學術問題的討論，而是演化成了政治斗爭。結果導致梁思成幾乎沒有自我申辯的余地，甚至不得不說出一些違心的話，他因此而感到內心壓抑，以致于多年后梁思成還認為，“那是建筑界一場嚴峻的階級斗爭的開始”。

梁思成的可貴之處，是以自己個人的單薄之力，保護住了北京這座古城的一部分文化遺產。如果不是當時梁先生極力上書周總理，恐怕現(xiàn)今的北京城已經變成了沒有歷史文化底蘊的城市，如果一座古城消除了歷史遺跡的記憶，則這座城就沒有了靈魂，這豈不是愧對后人？

因此，以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為代表古建筑保護派，強烈主張保護歷史遺跡，將古跡與新建筑相融合，以實現(xiàn)文化傳承。

梁思成為了保護古跡，甚至撰寫了一篇建筑提案，力圖將古跡與新建筑融合，打造一個新舊相融的文化都市，既保留古代建筑的歷史，又展現(xiàn)現(xiàn)代時尚。

然而何祚庥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中認為：“北京市的城墻就相當?shù)刈璧K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內的交通，以致我們不得不在城墻上打通許許多多的缺口。”

何祚庥還認為“北京市當中放上一個大故宮，以致行人都要繞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并且以此批判“梁思成看不到這些缺點。”

何祚庥將梁思成所提出的：“要把北京城整個當作一個大博物院來加以保存。城市建設的方針，應該是古今兼顧，新舊兩利。反對拆除天安門前三座門、反對拆除西四、東四的牌樓。”等等保持北京古城風貌的建議說成是“頑固的錯誤主張。”并且用“惡毒”二字上綱上線將梁思成羅織成敵人，可見當時的何祚庥對梁思成學術思想上綱上線，進行政治化解讀的言行是地地道道的“極左分子”作派。

一部黨史明明白白地記載著：極左是很容易轉成極右。

如：吳*民文革時期虐待外交部老干部，而且樂此不疲，是地地道道的“極左”。有一次吳主持批斗，被斗者是外交部部長助理龔彭，當時龔彭的脖子掛著大牌子彎腰低頭受辱。由于做為女性的龔彭身體耐受力差，所以長久彎腰站立，疲勞不堪的龔澎汗如雨下雙腿顫抖，這時忽然臺下有一個人大喊：“給龔澎同志搬一把椅子”。吳*民大聲喝問：“誰？誰敢這么喊？” 臺下大喊：“我，徐晃！”吳*民知道，徐不僅是司長且是國安背景，因此吳不敢造次，才去給龔澎搬了一把椅子。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韜光養(yǎng)晦”本來是一種權宜之計，也就是在險惡國際環(huán)境下暫時采取的外交謀略，既不可以對外宣揚，也不可能長久使用。

然而吳*民及其追隨者們極力推銷“韜光養(yǎng)晦一百年不變”，目的就是要綁住黨和政府的手腳、堵住愛國民眾的口舌，在美國赤裸裸的對華遏制政策和戰(zhàn)略包圍下無所作為、坐以待斃。

再如，1967年文革期間，莫言讀中學時組織“蒺藜造反戰(zhàn)斗隊”開始在學校進行造反有理運動，他寫了一首詩叫《造反造反造他媽的反》的打油詩，更惡劣的是，莫言的造反行為還包括貼老師的大字報，辱罵老師是奴隸主，撕爛課程表等等。由于嚴重影響教學秩序，因此被學校開除。而今莫言搖身一變成了公知作家，從極左跳到極右，甚至恨國！他靠寫反黨反軍和污辱中華民族的小說，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而今做為極左元老的何祚庥，也搖身一變，立場也由極左變成了極右。何祚庥自身所享受的國務院特殊津貼、院士津貼和崗位津貼都是勞動報酬之外的權益，這些權益本質上都是全民所有制給予他的特殊待遇，而何祚庥卻口口聲聲的宣揚他是給國家打工。

從何祚庥建國后的工作履歷上可見，何祚庥的生活來源一直是由全民所有制的國家財政來供養(yǎng)，他當上院士后，額外還獲得國家財政的各類補貼。而何祚庥卻誑言說自己從來也沒有從全民所有制中獲得任何權益。

明明是人民養(yǎng)育了他，他卻放下飯碗就罵娘，這種類似于媽媽給孩子養(yǎng)大，孩子長大了卻說自己是喝西北風長大式的行為，與中華民族傳統(tǒng)道德“仁義禮智信廉恥孝悌勇”是背道而馳的。明明是人民養(yǎng)育了他，他卻不認賬，說明做為老黨員的何祚庥，在享受人民給予高待遇的同時，已經不思立身之本、丟失了做人之德，徹底忘記了自己入黨時的初心。

所以我在微信群里問何祚庥“共產主義是不是你的信仰？”時，何祚庥以“信仰是迷信”為由，拒不回答。當有網友問及他：“是否承認共產黨綱領，是否踐行入黨誓詞——為共產主義事業(yè)而奮斗終身？”他借口以不該如此討論問題的名義退出“扯蛋群”，逃之夭夭了。可見何祚庥的立場已經從一個極端，轉向了另一個極端。難怪他會通過篡改馬克思主義來為剝削正名。

何祚庥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874頁上說，對于未來社會，是"在協(xié)作……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你想，個人所有制，還不就是某種"社會私有制"？”

問題是，何祚庥真的不知道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何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生產資料實行公有，消費資料歸個人所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4節(jié)中講到未來“自由人的聯(lián)合體”即社會主義社會時，也曾指出：“這里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聯(lián)合體的社會總產品中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lián)合體成員消費。”

恩格斯在駁斥修正主義者杜林時，進一步詮釋了“馬克思論個人所有制”的觀點是“社會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涉及產品，那就是涉及消費品。”

而何祚庥無視共產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事實，僅以消費品個人所有為名義把馬克思主義論述篡改成“共產主義社會就是社會私有制”。

眾所周知，杜林的等等冒充社會主義運動的小資產階級“理論”，是修正主義“理論”的前身。何祚庥的詭論與杜林一脈相承。事實上，何祚庥用歪理邪說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因此我曾經專發(fā)一文批判何祚庥的修正主義思想。

綜上所述，到了這里，先極左，后極右的那批人是什么貨色就清楚了。

有道是“心正人才會正”在極左和極右兩個極端橫跳的那些人，首先人品就是不正的。他們在“仁義和廉恥”方面遠遠達不到做人的要求。革命時期，黨內產生了以王明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右搖擺分子，他們的作為曾經給中國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這些人往往惘顧是非，顛倒黑白。他們哪里有什么信仰，只不過是一些屁股決定腦袋，立場以利益為落腳點的投機分子而已，這些人往往打著政治正確的旗號，干著對國家有危害的事情。

因此做人要不說極端過頭話，不辦極端過頭事，秉持良心，堅守道德，實事求是。

最后要說的是：作為學者，治學嚴謹是學術道德的起碼要求，學術觀點應該跟著真理走，而不是看風使舵，用政治導向代替學術和良心！這是做學者的起碼良知！當年何祚庥們的極左立場，對中華文明的負面影響是深遠的，做為科學家的他，論證事物極其不嚴謹，缺乏歷史責任感，往往擅長用無證之論來定性一件事情，所以才鬧出中醫(yī)理論只有10%是精華，90%是糟粕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