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對話”中，大家都能感受到，莫言夠坦誠的。然而莫言用“五十年代的標準”對他的反黨加以條件限制，言下之意就是，他“用小說反黨”，以現今的價值取向來看，是可以“翻案”的。但是無論莫言對他的話如何鋪墊，莫言“用小說反黨”也是板上釘釘的。因為這可不是什么莫言的文學創作虛構，而是他與張旭東在2010年1月17日于北京大學勺園五號樓中雙方對話的實錄，且得到他毫不隱晦地公開認可并正式出版。其原因，無非是莫言認為，他“用小說反黨”，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有一篇為莫言反黨作開脫的文章，名曰《又一句斷章取義：莫言“我一開始就是用小說反黨”》。該文作者認為：“說莫言用小說反黨是不能成立的，是對莫言文章的斷章取義”。然而無論莫言還是莫粉們，他們的掩蓋，都是在邏輯面前的裸奔！換句話說，他們的詭辯是不符合認知邏輯的。莫言給出的根據無非是，他寫小說反對土改、反對合作化、鼓勵單干，因為現在農村“聯產承包”就是“單干”，這說明過去共產黨搞土改、搞合作化都是錯誤的，他“反黨”是改開后的政治正確。且不論改開后我國農村“聯產承包”改革，并不是對合作化和集體經濟的否定，在性質上也不同于土改后、合作化前的“單干”（參見顧凌英老師《莫言說自己“用小說反黨”名副其實！》一文）。其實，莫言反對的不只是50年代后的合作化，而首先反對的是50年代前的土改；莫言維護的也不只是土改后的“單干”，而首先維護的是土改前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他（以及他的粉絲）以為否定“五十年代標準”就成為今天“政治正確”的根據，是根本站不住的！在我看來，莫言是在玩避實擊虛、暗度陳倉的鬼把戲。他拿出的這種“根據”，是想輕描淡寫地掩蓋自己反黨的真正動機。這種動機，就是通過否定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當性，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全部革命歷史，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下面我們重點就土改問題來分析。因為在莫言筆下，共產黨土改就是破壞了農村農業生產力。“按照共產黨自己的土改政策和做法，土改是尋求一個整體性的解決，不是單就經濟說經濟，分浮財。如果單就經濟來說，翻身就沒有積極意義了，它和生產之間就成為了矛盾，破壞農村原始積累，并且使農民無法安心生產。”
“土改的代價也極其慘重。由于左傾嚴重，導致農村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精英群體中絕大部分家庭喪失可持續發展生產條件，致使農村生產力直至1978年，還很多地方沒有完全恢復到抗戰前水平。”
這個莫粉用這種卑劣的謊言來呼應莫言。表面上看，他貌似幫莫言給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補了一刀。實際上，在事實面前，莫粉反倒幫了莫言一個倒忙，當了莫言的豬隊友。事實是，舊中國在1949年未土改前，中國全年糧食產量僅1.13億噸，年人均糧食可分配量僅416斤，扣掉種子、飼料等，人均消費原糧不及1天1斤，當時的中國人口僅5.4167億人，而當時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僅35歲。然而土改后的中國，到了1956年，全國糧食產量已達1.93億噸，在人口增加一億的前提下，人均糧食占有量增至614斤，人均日可供糧食1.64斤，突破600斤大關，達到了國際熱量安全線標準。
而新中國的糧食產量到1952年就已經超過解放前糧食產量最高年份的1936年，1936年糧食產量是1.5億噸。1952年糧食產量是1.6億噸。之后僅三年自然災害的1960年和1961年這兩年沒有超過1.5億噸，其它年份則遠超1936年的糧食產量。因此，這位莫言的粉絲所謂“致使農村生產力直至1978年，還很多地方沒有完全恢復到抗戰前水平”的謊言是不堪一擊的。1978年，中國人口增加已經接近10億，雖然比解放前增加近一倍人口，然而人均糧食占有量依然達到了國際熱量安全線標準。
這難道就是莫言所講的所謂“單就經濟來說，翻身就沒有積極意義了，它和生產之間就成為了矛盾，破壞農村原始積累，并且使農民無法安心生產”？可見莫言是有意污蔑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這難道不是反黨？“客觀是事物的本來存在狀態”，而從我所提供的證據來判斷，結論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改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提高農民積極性。通過土地改革，農民從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獲得了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因此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政治熱情，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顯著提升。
因此說，莫言所謂土地改革“破壞農村原始積累，并且使農民無法安心生產”，是惡意誹謗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正當性的反黨行為！這個結論是符合認知邏輯的，完全不存在莫粉所謂的“斷章取義”問題。莫言反黨是實錘的。“土地改革的問題，現在我也很難判斷到底有沒有必要，但是根據我的家族里面的人講，是沒有必要的。你們都知道，《豐乳肥臀》里面不是寫過一個“張生”嗎？實際上就是康生。過去我們山東地區的電影里描寫過“還鄉團”，1947年國民黨重點進攻山東，像濰坊北部地區，我們縣北邊，一天晚上殺了兩千二百多個共產黨的基層干部。為什么呢？因為土改中執行了極左政策。當時康生提出了一個口號，叫“抹血政策”。有些村子里有惡霸地主，但是大部分的地主是靠勞動致富，勤儉起家的，沒有苦主，沒有冤頭債主，而且跟鄉鄰保持了親密的、受尊敬的關系。土改的時候，白天分地主家的浮財，你的牛分給張三家，驢分給李四家，所有的家具、八仙桌分給誰家，到了晚上，分了東西的老貧農又把東西給送回去了，一見面就說，大爺，對不起，沒辦法，白天我也不敢不要。后來每個村里“拔高草”，標準不一樣的，像山東的貧困地區的村子里，你有十畝地，在這個村子里，你就是地主。另外的一個普遍富裕的地區，貧農可能也有十畝地，并不均衡。不是全國一個標準，而是根據每個村莊的標準。普遍貧窮，哪怕你比別人過得好。”
在莫言的口中，還鄉團一天晚上殺了兩千二百多個共產黨的基層干部，是因為這些共產黨的基層干部，在土改中執行了極左政策。莫言的這些話靠譜嗎？根本就不靠譜！問題在于，無論土改工作隊通過什么方式剝奪地主對土地的統治地位，地主還鄉團都不會放過土改基層干部！因為他們組成還鄉團的目的，就是回鄉反攻倒算來的，無論你用的方法是左還是右，你都剝奪了他們對土地的占有權，他們能不血腥報復嗎？
莫言的小說向來都是自相矛盾，自己不能自圓其說。在莫言的筆下，一方面中國是豬和驢的世界，中國人都是貪婪無比毫無人格的，一方面怎么會有好心還回地主的財物的？這說明，莫言的話總是不靠譜的。雖然莫言說“講真話毫無疑問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如果一個作家不敢講真話，那么這個作家就勢必要講假話。”然而莫言在他的寫作上是怎么做的呢？其實莫言自己有時倒也很坦誠，他在《虛偽的文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小說是虛構的作品，開宗明義就告訴讀者：這是編的。散文、隨筆是虛偽的作品，開宗明義就告訴讀者：這是我的親身經歷！這是真實的歷史！這是真實的感情！其實也是編的。”
“莫言的故事都偽裝成神話和寓言，將所有的價值觀置于故事的主題中。在莫言筆下的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
在外國人的眼里，中國沒有一個好人，這倒是拜莫言的作品把黑的寫成白的，把白的寫成黑的所賜。“過去演講很少寫稿，這次非常認真地準備了半個上午。主辦方昨晚通知我，要在上臺前給我化妝，后來我拒絕了，因為我想化妝是可以把白的變成黑的，也可以把黑的變成白的，但是不可能把丑的變成美的。”
然而莫言何嘗不是他小說的化妝師？就像他說“文學不為唱贊歌”一樣，其實莫言文章和小說中的贊歌比誰唱的都多，他不僅給還鄉團唱贊歌，而且也給日本鬼子唱贊歌。所以無論莫言的話如何自相矛盾，都是為了自圓其說，所以莫言的話基本都是謊話連篇。從中也印證了，莫言反黨小說也是這樣寫出來的。然而事實是，在土改前，土改工作隊都會向貧苦農民做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讓他們懂得地主的土地是怎么來的，知道貧雇農為什么辛勤勞作卻依然窮困潦倒。當貧苦農民覺悟后，還能回頭主動地把翻身解放獲得的成果給地主返還回去嗎？能！因為有些膽小怕事的貧農怕被還鄉團進行階級報復，他們為了自保，不得不把分到手的土地和浮財偷偷地返還給地主。這種事情史料上都有記載。如：劉鄧大軍進入大別山區搞土改時，由于大別山區在紅軍時期是紅四方面軍的根據地，所以在紅軍時期就搞過土改，然而紅四方面軍長征離開根據地后，當地老鄉遭受到地主武裝血腥殘酷的報復。所以當劉鄧大軍再次進入大別山建立根據地并且搞土改時，貧苦農民因為心有余悸，所以搞起了假土改。貧雇農把地主的地也分了，浮財地契也拿回去了，但卻偷偷地保存好，然后等地主回來了，就立即把浮財地契又還給地主。再比如，由袁占先編寫，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圖書《東北大剿匪記實》中，對貧雇農擔心土匪還鄉團報復有著真實的描述，其中一段講述的內容：“海林縣女縣長對政委王?？酥v：海林北夾皮溝一帶，有一股土匪活動頻繁，那里的群眾發動不起來，土改不好搞……原來，從海林鎮來的土改隊一到夾皮溝，信就傳到了座山雕的耳朵里。他派土匪竄進了夾皮溝，進行宣傳破壞，講共軍是“兔子尾巴長不了！”“都是自家的人何必搶田分東西！”“國民黨來了后，誰分東西要殺頭。”鬧的只有30來戶的夾皮溝人心慌慌，結果夾皮溝的土改運動發動不起來，原來是座山雕在幕后搗的鬼。”
所以說，真相不像是莫言所講的那樣，是因為“地主太善良了，貧苦農民感恩戴德，不忍心分他們的東西。”我不否認世間有一部分善良的地主，但是受其恩惠的貧苦農民對于這種地主的保護方式和莫言所講是不一樣的，如莫言的大爺爺，因為行醫而免于被斗爭。“那時我因為組織‘蒺藜造反小隊’被趕出校門，干農活又不中用，便有許多時間泡在大爺爺家。名曰學醫，實則是泡在那里看熱鬧，聽四鄉八屯前來求醫的人說一些逸聞趣事。大爺爺是地主成分，只因為有醫術，土改時才免于一死。解放后政府對他特別照顧，沒強制他下田勞動，允許他在家里坐堂行醫。”
可見土改工作隊和翻身農民對待普通地主和惡霸地主是有明顯區別的。事實是，土地改革中被殺的地主大多數都是劣跡斑斑的惡霸和漢奸之流。只有少數無劣跡地主，因為個別土改工作隊對土改政策的理解有偏差，而被誤殺。然而這些偏差不是土地改革的主流，只是土改初期某些地方的工作失誤，屬于后來被糾正的支流。莫言用放大個別的方式否定整體，這種舍本逐末，絕對是懷有惡意的。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根據黨中央有關土地改革政策精神，提出正確掌握“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的土地改革總路線。結成廣泛的社會階層各民族、宗教的統一戰線，保護工商、畜牧業，保留富農經濟，區別對待地主，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妥善處理民族矛盾和糾紛。雖然土改政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各地確實也出現了一些過激行為，但這絕不是主流。為了糾正土地改革中出現的偏差。1948年1月中旬，毛主席在審閱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中指示：“我們必須按照實際情形去劃分階級，進行土改，決不可將本來不是地主富農的人們人為地劃成地主富農，錯誤地擴大打擊面，打亂革命陣線，幫助敵人，孤立自己。這是一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必須引起全黨同志的注意。”
“一切解放區的領導同志們及所有從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們均必須嚴肅地檢查這個劃成分的問題，公開地明確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錯誤。哪怕只是劃錯了一個人，也必須改正。”
“這些侵犯中農利益，不照顧中農，排斥中農的傾向是非常危險的，是一種反馬列主義的極端的‘左’傾冒險主義傾向。”
“無論如何，只應該把打擊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剝削階級的范圍以內，絕對不許可超出這個范圍。在人民解放軍所到的原先是國民黨統治的地方，打擊面還要縮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擊大地主、豪紳、惡霸，地主武裝，保甲制度，特務分子，依照戰爭勝利和根據地鞏固的情況，依照群眾的覺悟程度與組織程度，逐步地發展到消滅全部封建制度。”
我們反對亂殺人，“多殺人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我們的任務是解決問題，解決如何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將中國建設成為獨立的強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問題，除了在戰爭中在火線上必不可免地要殺死許多敵人以外，多殺了人，殺錯了人，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可能推延問題的解決，甚至可能引導到 革命遭受暫時的失敗”。
1月15日，毛主席在參加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時講到：“地主階級當作一個階級要消滅，當作個人要保護。地主階級、舊式富農占農村人口十分之一，有三干六百萬人，這是一個財寶。我們廢除他的私有權，但我們要他這個人，分土地給他，讓他生產，這是社會的勞動力。對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出亂子，不可能勝利。至于土改中的打人殺人，我們共產黨人主張不打人，打人是野蠻的方法。殺人越少越好，盡可能不殺，那些罪大惡極的群眾痛恨的大特務大漢奸可以殺。”
1月18日，毛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定草案》（又稱“中央一月決定”）中說：“對于那些同我黨共過患難確有相當貢獻的開明紳士，在不妨礙土地改革的條件下，必須分別情況，予以照顧。”
“必須將新富農和舊富農區別開來，地主和富農中的惡霸與非惡霸區別開來。”“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階級的土地及其糧食、牲畜、農具等財產（富農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應過分強調斗地財”。
為了進一步避免在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打擊面過廣的傾向，毛主席主張：“可以采用孤立地主、不動富農、保護中農、穩定民族資產階級的措施來保障土地改革的穩妥推進”；“由征收富農多余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確地感受到，那時期的毛主席和黨中央對土地改革的政策，拿捏得非常有分寸。
而莫言把個別地方個別人所犯的“左”傾錯誤強行加罪于整個中國共產黨，其所產生的效應就是借支流否定主流，直接把整個中國共產黨都妖魔化了。莫言最擅長的寫作筆法，就是通過放大式渲染，把好人往壞人方面寫，把壞人往好人方面寫，這一點莫言也坦言不諱。結果就是把共產黨往法西斯黨方面寫，把侵華日軍往人性化方向寫，結果就是消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這難道不是反黨？正如我們處在改革開放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們能因為下級在執行改開政策過程中出現偏差，就矢口否定改革開放的進步作用嗎？不能。同理，如果認識上不實行雙重標準，那就決不允許利用土地改革初期出現的政策執行偏差所導致的個別地方個別事件，來否定土地改革的歷史進步作用。如果誰不能將對二者的認識一碗水端平，那自然就是居心不良。中國土地革命的正當性，從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開始，就已經確立起來。
中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明確地提出并且領導農民完成了這個任務。反封建，最根本的是要消滅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即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離開廢除這種土地所有制的斗爭，單純反對封建思想和文化，是不可能徹底的，不可能動搖封建制度的基礎。所以，廢除了這種土地所有制，消滅了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才能為發展生產力打下鞏固基礎。而莫言卻無視我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對中華民族發展所起到的促進作用，一味地通過文學手段顛倒黑白，并且通過他的歪理邪說，無恥地將這種抹黑正當化，并且得到體制內一些人的認同。
“今天再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實有巨大的局限，過分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過分強調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
事實是，莫言小說的階級性和政治性宣示，倒是十分明顯的。莫言對中國共產黨的詆毀，絕非有人為他狡辯的那種“魔幻體寫作的夸張手法”，而是在文體中隱藏殺人誅心的鋼刀，意圖用割裂歷史的方式，半露半藏地選擇性描述共產黨土地改革的負面信息，以實現他寫反黨小說的真實目的。因此，我們才會時不時地看到，在他的一些小說中，會出現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解放軍的一些污蔑性的描寫或用詞。如：莫言在《紅高粱家族》中對八路軍用手榴彈屠殺老百姓的描寫，在《豐乳肥臀》中對解放軍欺壓老百姓的描寫。而莫言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斗爭是切齒痛恨的，他對土地革命和人民軍隊的詆毀，不是建立在事實依據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以偏概全、羅織捏造的基礎上，所以才會引起廣泛的質疑。
如果這都不算鐵證，那天底下還有鐵證可言嗎？鐵證都不成證據了，天底下的法院還能開得下去了嗎？“你覺得寫作的時候，作者基本上是以一個旁觀者的立場、態度寫，還是作為一個參與者來寫？”
“我覺得我是陷入得很深的，從來就不是旁觀的立場，而且自己恨不得跳出來說話。像《天堂蒜薹之歌》里邊那個所謂的軍事院校的政治教育，就是我自己跳出來在講話?！渡榔凇防镞?，像藍解放這個人物就有很多我個人的影子?！毒茋防镞呉灿泻芏嗟胤蕉际俏易约禾鰜碚f話。每一部小說里邊，我覺得一個作家都不可能是以一種純客觀的態度來寫作，像那種所謂零度的描寫。因為你構思之初，必有一個很大的事件刺激你去寫。你只有感到有很多話要說，憋得實在受不了了，那就借人物之口，實際上還是把個人的思想體現出來。”
可見莫言是借小說來闡述他自己內心中的真實思想和價值取向，而不是魔幻戲說。他在小說或談話中所表露出來的價值取向和階級立場，完全不是他自己所標榜的“超越黨派、超越階級、超越政治、超越國界的”，是“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而確確實實是如他所自白，是“陷入得很深”，“從來就不是旁觀的立場”，是“借人物之口，實際上還是把個人的思想體現出來”，也就是“用小說反黨”，表達出與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完全相悖的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和政治態度。
做為一個黨員，他完全從根本上違反了《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的如下規定：
即使現今在多元文化觀念的圍剿之下，以一息尚存的正確價值觀的視角來看這件事，莫言通過他的一系列小說和談話，仍是從根本上否定了人民解放戰爭和土地改革的正當性合理性，否定土地革命和建國后前三十我黨披荊斬棘砥礪前行的奮斗史，這也意味著莫言將現今中國共產黨執政黨執政合理性的根基給挖掉了。
有一位叫聞韜的作者在《關于莫言被訴的十大問題》中說：
“莫言的小說出版經過了各種審查，從法律上講似乎沒有問題。莫言小說之所以能夠出版恰恰說明我們的制度是寬容的，大度的，仁慈的，是允許不同聲音的，是允許批評的，允許用文學作品影射它，甚至污蔑、攻擊它，它都不以為意，不做解釋。”
“莫言獲得諾獎后，不僅像人民日報、央視等所有官媒都予以正面報道、評論過，連zzj常委都代表黨和政府致信祝賀稱：‘莫言獲獎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所以，胡錫進說‘莫言得到了中國體制和讀者群體的雙重肯定’，這顯然是有依據、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