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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是很喜歡自比魯迅的，按照牠們的說法，要是魯迅還活著，絕對是公知中的公知，還造謠毛主席說，“如果魯迅活到了今天，我想他要么是不再講話，要么是關在我們的大牢里”，短短三十多個字不僅抹黑了魯迅，還狠狠抹黑了毛主席和毛主席時代，可謂壞到家了。

魯迅是戰士，要是哪天連話都不敢講了，那還是戰士嗎?到了新中國，以魯迅對中國的感情，看到人民當家做主，他有什么理由不寫?就像毛主席說的，“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毛澤東年譜》下冊第3卷第105頁)這才是歷史的真相。

對毛主席所說的“不正常的空氣”，這里有必要做個解釋。如盧郁文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擴大會議上發言，批評某些人(當時稱右派，現在稱公知)提意見有片面性，只許自己提意見，不許人家說明。會后，盧郁文就收到匿名的恐嚇信，說他“為虎作倀”，恫嚇他“及早回頭”，否則“不會饒恕你”。

坦白說，盧郁文的遭遇大多“粉紅”都不會陌生，公知不就是動不動就恫嚇“粉紅”“閉嘴”，否則“民主后殺你全家”嗎?但這樣的恐嚇連盧郁文、“粉紅”都嚇不倒，又怎么可能嚇倒魯迅呢，所以，毛主席才會說“(魯迅)更多的可能是會寫”。

眾所周知，毛主席一貫是主張言論自由的，否則也不可能說出“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之類的話了，公知常拿這句話當擋箭牌和護身符，大概不會陌生吧。

毛主席向來愿意傾聽批評意見，比如在1957年會見保加利亞代表團時，毛主席就曾說“公開在報紙上批評黨的缺點，黨內黨外合作一塊來批評錯誤和缺點，這樣黨就更團結。要使公開批評成為習慣。共產黨的缺點可以批評，人民政府的缺點可以批評，言者無罪。”(《毛澤東年譜》下冊第3卷第145頁)

但言論自由不是對所有人都適用的，批評分善意的批評和惡意的批評兩種，而善意和惡意絕不是猜想的，而是可以看出來的。善意的批評自然“言者無罪”，惡意的“批評”那可就未必了。

那么，如何判斷批評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呢?看看公知的“批評”就很清楚了，那些公知所謂的“批評”不過是以“批評”為名義的惡意攻擊，而且攻擊之余，那些公知還與各種敵對勢力狼狽為奸，因此，這些人是不配有言論自由的，“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毛澤東年譜》下冊第3卷第183頁)

除了極少數反動派，絕大多數人在新中國都是有言論自由的，對于知識分子來說同樣如此，魯迅就更不會例外。毛主席曾稱贊：“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毛主席所指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毫無疑問是要為勞苦大眾服務的，這正是魯迅一直想要的、想做的，他有什么理由“不再講話”呢，更別提“關在大牢里”了。

如此，答案就很明確了，任何人，只要你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新中國的言論就都是暢通無阻的，而一旦你背離了國家和人民，就算你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你還是能少說就少說吧。

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那樣：“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沒有別的出路。……我們所勸的，就是那些處在中間狀態的人。他們應該覺悟，尾巴不要翹得太高，你那個知識是有限的。決定大局，決定大方向，要請無產階級。”(《毛澤東年譜》下冊第3卷第188-189頁)

方向要是錯了，無用功還是輕的，還會害人害己，這樣的言論豈能自由?

眾所周知，魯迅寫過很多批判性的雜文，如刀槍，如匕首，扎得那個舊世界千瘡百孔。如今，某些人把魯迅抬出來，無非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指望打著魯迅的旗號為自己的“批評”壯膽打氣，順便為自己涂脂抹粉自抬身價罷了，要我說，他們連給魯迅提鞋都不配。

毛主席曾說：“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對于魯迅來說，他不但應該善于批判一個舊世界，還應該善于歌頌一個新世界吧。魯迅如果活在新中國，看到新中國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看到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翻身把歌唱，他的心里該是多么快活啊。

毫無疑問，如果魯迅活到了今天，他會歡呼，他會歌頌，然后理所當然被公知打成“粉紅”吧，你說去哪說理去?

說點題外話。按照慣例，在進入9月后，公知又要花大力氣抹黑毛主席了。作為毛主席的小學生，我們有義務、有責任為毛主席辯護。按照耗材的說法，我們只要提到毛主席就是“動機不純”，但只要能為毛主席辯護，“動機不純”又如何，總比看到抹黑毛主席的言論還麻木不仁熟視無睹強吧。還有，我不是邀功，但熟悉我的朋友都很清楚，我碼字十多年了，也為毛主席辯護十多年了，順著牠們“動機”的邏輯，十多年前我為毛主席辯護又為了什么呢?

跪安吧，一切丑陋卻依舊活著的靈魂!

來源：林愛玥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