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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毛澤東打仗的方法并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這兩本書，毛澤東當時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面對凱豐的譏笑，毛澤東無奈地感慨：“打仗的事，怎么照書本去打？”

練習拳腳，起初當然一招一式都得照著拳譜或師父的教導行事，然真到了實戰時刻，拳腳無眼，你可能永遠都無法知道對方的下一招是啥，怎能都照著拳譜應對？這時最重要的是，平時苦練，讓拳術套路成為“肌肉記憶”，無論對方如何出招，自己都能本能地作出正確的反應。

有人說，人遇事第一反應近乎出于本能，也最合乎本心。這里有三種情形：本心良善，遵從自己的第一反應，“雖千萬人吾往矣”地扶弱除惡；多數人第一反應也不失良善，只是意志不堅，略一思忖，便利害得失當前，不免“口將言而囁嚅，足將行而趔趄”起來（比如路遇老人跌倒）；最糟的是，有人本心邪惡，雖“三思”也未必能趨于良善光明。

電視劇《包青天》中有這樣的情節：殺人者對著包公大喊冤枉，說“自己只不過是受人之托”，包公怒斥：“混賬！如此歹毒之事，也好說是受人之托！”常有貪官懺悔，說都怨自己平時不學法不懂法。事實上，法律條文雖然復雜，但人之于善惡自有最基本的判斷。還有貪官愛拿“一念之差”為自己開脫，也確實引得一些人的惋惜甚至同情。殊不知，同樣的一念之間，為什么有的人向的是善，有的人向的是惡？說到底，還是本心異也。

面對“中央紅軍北上，還對我們設了警戒線，我們要不要打？”的請示，徐向前怒不可遏，“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他脫口而出。可如果按照張國燾的政策，這時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須打。理性上分析，徐向前沒有簡單地作“可不可以打”的技術判斷，而是作了“應不應該打”的價值判斷。說時遲那時快，當時情況萬分危急，徐向前沒有時間也壓根兒無需考慮，他遵循的正是自己對黨無限忠誠的本心。

王近山打日寇觀摩團，也不是作“可不可以打”的技術判斷，而是作“應不應該打”的價值判斷。因為臨行前，劉伯承一再交代，護送這批非武裝人員去延安，遇敵不可戀戰，更不可求戰。有“王瘋子”之稱的王近山當時也未必有時間三思而行，他不管不顧地放手一戰，更多的是出于“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抗日報國熱忱。

遇事不簡單地只作“可不可以辦”的技術判斷，而多作“應不應該辦”的價值判斷，說起來復雜，危急時刻更是不可能從容思量。這就非常考驗當事人一貫的品德修養。

“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這是《史記·司馬穰苴列傳》中司馬穰苴的話。“平常時候看得出來、關鍵時刻站得出來、危急關頭豁得出來”，說的也是近乎同樣的道理。

“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些說法也許比較玄奧，而其實，一貫重視道德修養，堅定鑄就理想信念，“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革命戰士自然能不怕苦、不怕死甚至“不知死”（吳佩孚遇到北伐軍，感嘆“我的士兵‘不怕死’，可北伐軍竟然‘不知死’”），黨員領導干部自然能“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這樣，隨時遇事的第一反應都會如“百煉鋼化為繞指柔”“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作者： 陶余來 合肥市包河區總工會；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