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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有人就我國政府債務問題大發議論，說1969年周恩來總理在國慶節講話中說：“經過建國20年的努力，把我國建設成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特色改開四十多年，怎么反倒有那么多的債務？社會經濟是發展前進了還是倒退了？

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有關部門不能諱莫如深，而應該講清道理，增進人民對政府的理解，進一步凝心聚力。

民間遇到紅白事，親友一般都要隨份子。有人以為這是必須通過移風易俗一概加以革除的陋習。殊不知，隨份子習俗既然千百年來能流傳下來，也有一定的道理。

從現代金融的意義上看，隨份子其實很像按揭貸款，屬于民間潛意識中樸素的金融互助。當然，如果弄成超出能力的攀比，造成“人情大似債，頭頂鍋蓋賣”式的壓力，就異化了其初衷。一些地方倡導給隨份子規定上限，這方法不管能不能實施，至少初衷不壞。

“我是一個佃農家庭的子弟，本來是沒有錢讀書的。那時鄉間豪紳地主的欺壓，衙門差役的橫蠻，逼得母親和父親決心節衣縮食培養出一個讀書人來‘支撐門戶’。”這是朱德《回憶我的母親》中的話。家境不富裕的人家，不但紅白大事必須親友“隨份子”解決，就連孩子讀書的學費也得告借。當年，毛澤東為支援留法勤工儉學，還向章士釗借了兩萬元。重視子女讀書的人家，沒有等到自己攢足了錢才讓孩子讀書的。

當然，借錢讀書也有風險。子女讀書后如果真有出息，還清借的那點學費自然不是事；如果讀書后依然沒啥出息，而當初借的錢又多，那就成了事。不過，一般來說，“富不丟豬，窮不丟書”，對于窮苦人家而言，讀書還是成本和風險相對最低、投資效益比最高的選項。

這就如一些民營企業，老一代負責人主張有多大本錢做多大生意，“可著頭做帽子”，步子小點穩點，可子女輩接手后，不少卻主張上市甚至舉債，擴大經營。

這就要看企業擴大生產后，利潤增長是不是超過利息，企業總資產是不是能覆蓋總債務。而像被風投的企業，甚至沒有足夠抵押的資產，風投公司看中的正是其顛覆性技術含量的產品。

美國32萬億美元（折合人民幣達220萬億）債務，而GDP只相當于150萬億人民幣，而且它目前利息還高。中國政府的債務占GDP比重遠沒有像美國這樣到資不抵債的地步，更何況，中國現在還處于降息通道。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我國目前的政府債務都還是良性舉債。

以一個家庭或一個人為例，如果一年不欠70多塊，就不能掙100多塊，那何必不舉債呢？同樣的道理，中國政府如果等攢足了錢再建墨脫電站，顯然不合算。一個國家，欲求超常規發展，金融是一個很好的杠桿，你不使用人家使用，你便失去了競爭力。“有本事的人總是欠債，沒能力投資經營的人才總是存錢”，這話未嘗沒有一定道理。沒有經營能力的人將錢讓渡給擅于經營而缺錢的人使用，正是雙贏的資源最佳配置。而且，銀行總是要進行科學綜合評估，哪怕是國債，能吸引百姓購買，也需要百姓對政府的增長預期有信心。總之，能借到錢也是一種實力。政府如果把債全還了，市場就沒有流動性了。因為富人很多錢不花，市場上流動的錢越來越少。要想做大事快做事，政府就必須發地方債、國債。債務多點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長遠來看，我們的投資是不是足夠有效。政府科學決策，認準的事就要下決心干。

（作者：陶余來，常州大學紅色文化研究院（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