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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建：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邏輯批判及中國應對

點擊：作者：王海建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5-04-24 06:23:54

【內容提要】作為資本主義發展到數字時代的新形態，數字帝國主義企圖以數字資源私有、數字平臺壟斷構建出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統攝全球文明的“數字世界新文明”，并主要以文化殖民的方式在全球展開殖民掠奪。數字帝國主義企圖通過掩蓋文化殖民的主體、轉換文化殖民的內容、擴展文化殖民的范圍、升級文化殖民的程度，實現對全球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文化主體性消融。數字帝國主義營造出的數字時代文化繁榮、文明進步的假象背后，蘊藏著人的個性被扼殺、新的社會不平等出現、國際社會的政治極化、人類文明多樣性衰敗等內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應從技術、資本、價值等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中的三個關鍵因素出發，積極予以應對，即以技術革新打破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技術壟斷、以制度更新突破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資本邏輯、以價值出新破解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價值困境，從而超越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邏輯，構建符合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數字世界新形態文明。

所謂數字帝國主義，就是數字技術在資本助推下催生出的數字全球化及對世界格局的影響，使帝國主義的殖民方式和剝削形式呈現出超越國界、統治全球的數字霸權新形態。

數字帝國主義是一種以數字生產資料由數字資本家私人占有、數字資源平臺由數字企業壟斷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新形態，即列寧所說的“壟斷代替自由競爭，是帝國主義的根本經濟特征，是帝國主義的實質”。數字帝國主義升級了壟斷資本家進行的經濟殖民、政治殖民舊形式，轉而以更加隱蔽的數字資源掠奪、數字精神控制的文化殖民新形式，向全球進行“數字新文明”的推廣，“在這種蔓延過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從而擴大了數字帝國主義殖民的范圍，加深了殖民的程度。因此，深入分析數字帝國主義的本質，對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邏輯進行批判，揭露其剝削的新形式、新手段，對于審視數字帝國主義背后的深層次矛盾，揭露數字帝國主義必將走向滅亡的歷史趨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邏輯

數字帝國主義是由數字資本家控制數字技術，加大數字資本對數字勞動的剝削程度，源源不斷攫取勞動者更多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形態。資本增殖仍舊是數字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它仍舊是“少數人牟取暴利的自由、發財的自由、商業周轉的自由”。與文化帝國主義、網絡帝國主義強調使用話語霸權、網絡文化攻擊等進行文化殖民不同，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是通過誘導公眾主動參加數字空間的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對其進行精神控制和數字勞動剝削。這種文化殖民的生產方式、剝削方式呈現范圍更廣泛（一切在數字空間活動的人群都可能成為被剝削的對象）、隱蔽性更強的特征。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通過“數字平臺壟斷”“數字市場控制” “數字生態系統構建”“數字生命政治生產機制”等，以征服和控制人心的方式達成資本增殖的目的。在數字帝國主義的邏輯下，文化殖民的主體由“國家主體”演化為“數字主體”，文化殖民的內容由“文化產品”轉變為“數字作品”，文化殖民的范圍從“殖民對象”擴展為“全球網民”，文化殖民的程度從“話語規訓”升級為“精神控制”，由此形成了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邏輯。

1．文化殖民的主體由“國家主體”演化為“數字主體”

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生產是以數字技術的不斷迭代升級和數字資源的平臺壟斷為基礎的，其文化殖民的主體由原來的資本主義國家演變為掌握數字技術、數字資源的數字壟斷企業及其背后的數字資本家，也即“數字主體”。在過去，由強制力量保障其霸權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內外雙標的方式，對內通過教育引導掌握文化領導權，對外則以自我為中心構建世界文化生態，通過輸出文化產品、價值觀等方式，解構其他國家的文化主體性，以達成文化殖民的目的。在這一時期，文化殖民具有明確的身份主體，即帝國主義國家。這種身份主體明確的文化殖民使得后殖民主義理論家的批判有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賽義德等學者就把這種身份主體觀念視為“帝國主義文化的標準”大加批判。

進入數字帝國主義時代，文化殖民的主體身份趨向模糊。從文化供給的角度看，文化生產的主體表面上由資本主義國家轉變為全體網民。所有活動在數字空間的個體都可以進行文化生產、文化傳播，他們可以通過創作短劇、評論新聞消息、制造熱點事件等多種文化生產方式，發表自己的觀點，傳播自己的價值觀。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殖民主體身份被全體網民取代了。然而，由于數字空間的基礎架構、運行邏輯、基本價值取向、技術發展方向等，都是由數字壟斷企業所控制，他們“形成了瓜分全球產業鏈的數字寡頭同盟”。這就意味著文化生產的真正主體是掌握數字文化生產規則、提供數字文化生產平臺的數字資本家，即網民在數字空間如何生產文化產品、生產什么樣的文化產品以及接收到什么樣的文化產品，是由數字壟斷企業及其背后的數字資本家所決定的。這表明，誰掌握了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源，誰就擁有了文化殖民的主體身份，并可以使用所掌握的數字技術、數字平臺和數字資源決定數字空間的文化生產方式、文化生產方向和文化生產內容，即擁有了文化殖民的主體權力，且這種主體身份和主體權力在數字技術和資本的共謀下不斷得以擴張和強化。

2．文化殖民的內容由“文化產品”轉變為“數字作品”

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生產以“數據+算法+算力”的融合為主要方式，以在數據信息及數字產品中融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為主要渠道進行文化殖民。在數字帝國主義時代，“大數據的有效利用將實現經濟轉型，并帶來生產力增長和消費盈余的新浪潮，使用大數據將成為現有公司競爭的關鍵基礎”。因此，數據成為新的生產要素而被數字資本家壟斷。在這一過程中，數據的生產者與所有者相分離，壟斷數據成為數字帝國主義進行文化殖民的關鍵。在數據壟斷的前提下，數字帝國主義憑借強大的算法和算力，“實現對人的總體性控制”。一方面，算法在強大算力的支撐下，可以對殖民對象的偏好、身份、行為特點等隱私信息進行立體化、全方位收集處理，形成大規模數據集。另一方面，數字資本家綜合運用多種復雜算法、大模型和數據規則，構建起殖民對象與網絡空間數據信息的精準適配體系。在這個適配體系中，算法可以根據殖民對象的文化偏好，對其進行持續的用戶興趣刺激，把殖民對象的注意力固定在某一文化領域或者文藝事件當中，從而實現對其的意識形態影響和價值觀灌輸，使殖民對象不自覺中形成數字帝國主義所灌輸的價值觀。

因此，在數字帝國主義時代，文化殖民的內容不再是根據殖民對象所在國家、民族或者群體的風俗、習慣、興趣、愛好而規模化生產出來的文化產品（比如，20世紀美國的文化殖民以輸出流行文化為主要手段，在全球推銷其音樂作品和好萊塢電影），而是在大模型數字技術工具支撐下，根據殖民對象的個性和文化習慣生成的“數字作品”，這些數字作品雖然部分是由網民根據自己的個性創造出來的，但是，數字作品的創作平臺和創作邏輯是由數字資本家所設定的，數字作品的指向是吸引殖民對象的注意力并對其進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滲透，這就決定了其作品內容傳播的是數字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3．文化殖民的范圍從“殖民對象”擴展為“全球網民”

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生產實現了從“工廠生產”向“數字生產”的轉變。在數字帝國主義時代，“工廠不再是勞動或生產的范式性場所或集中地了；勞動過程已經越出了工廠的高墻，并蔓延至整個社會”。也就是說，數字技術使文化生產擺脫了固定主體、固定空間的限制。數字平臺使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數字文化生產并進行傳播。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生產方式拓展了文化殖民的范圍，具體表現為數字文化殖民對象的全民化和數字文化殖民時空的全域化。

首先，全球網民在進行文化生產的同時成為殖民對象。在數字時代，經濟的數字化轉型和勞動的數字化轉向，使得數字空間的勞動和消遣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不分年齡、種族、國別、信仰等，都可以在數字空間生產文化產品。任何數字空間的個體都可以成為文化生產的主體，也同時成為文化殖民的對象。數字平臺通過“黏性”和“癮力”吸引更多更廣泛的群體進入數字空間。無論是沉迷于游戲的少年兒童，還是靠刷平臺視頻消遣的退休老人，其“流量”副產品都成為數字文化生產的內容。這樣，公眾在參與數字文化生產的同時，也被數字平臺的規則、價值觀所“規訓”，成為文化殖民的對象，這構成了數字帝國主義特殊的文化殖民方式。

其次，文化生產時空的侵占使文化殖民無處不在。從勞動時間上看，無論是有雇傭關系的勞動，還是以休閑娛樂為目的的勞動，數字技術并未真正減少人們的勞動時間，只是縮短了“工人為自己勞動的工作日部分”，以“延長他無償地為資本勞動的工作日部分”。數字資本家通過數字技術革新，把文化生產的“工廠”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使人們在數字空間進行文化生產、文化傳播、文化消費的界限模糊化，將人們在數字空間的活動時間納入文化殖民的過程當中，對文化殖民對象的剝削進一步加深。從勞動空間上看，數字資本家通過數字技術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全過程嵌入和文化生產過程的全過程監督，能實時根據監控對象的意愿和動向推銷其文化產品，實現了文化殖民時空的全社會納入。

4．文化殖民的程度從“話語規訓”升級為“精神控制”

在數字帝國主義時代，資本與算法合謀升級了文化殖民的程度，使原本用話語、價值觀對殖民對象的“話語規訓”升級為從精神上控制殖民對象的“精神規訓”。在以往的文化殖民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通過推銷文化產品、推廣語言和教育、互聯網滲透、制定并實施文化評價標準等多種方式進行文化殖民。上述各種文化殖民方式中，資本主義國家的核心目標是通過“話語”的建構，把西方的價值觀滲透到殖民對象的社會文化生活過程中進行文化殖民，因為殖民者認為“來自外國觀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論比軍隊和坦克推進得更快、更深入”。

數字帝國主義則通過算法監控、技術監視、算法推薦等升級了文化殖民的程度，實現了對全球網民的“精神控制”。算法技術“可以借助數字監視讀懂并且控制人們的思想”。一方面，算法技術通過精準的數據抓取、綜合、分析，勾勒出殖民對象的“文化肖像”，準確把握殖民對象的價值觀、文化背景等。ChatGPT能夠生成符合用戶價值觀、文化背景的內容，就是算法技術“精神控制”文化殖民對象的典型體現。另一方面，算法技術對殖民對象的控制，體現在思維的禁錮、精神的誘導上。算法技術通過不斷“自我進化”，為殖民對象提供各類文化“安樂旋渦”，使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逐漸喪失自我的、本民族的文化思維、文化積淀、文化價值觀念等，主動接受算法技術提供的“精神鴉片”，從而使殖民對象“自愿”屈從于算法技術帶來的“文化鴉片”。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算法技術對人的精神控制，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算法技術借助數據和算力，細膩地審閱人們的精神世界，編制出符合人們潛意識中期待的空間和內容，使人們從內心認可數字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算法技術通過程序設計和精神控制術對人的主體性、自由意志的侵蝕，使“人的反思性被消解，人變成了無個性的大眾”。

二、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批判

數字帝國主義通過數字技術進步和文化消費數字化升級營造出數字時代文化繁榮、文明進步的假象，即人們可以在數字空間自由地創作文化作品，自由地享受來自數字空間的各類文化。文化生產的平等性、文化傳播的自由性似乎得到了數字技術的確證。然而，數字帝國主義推動“經濟權力（創造價值的權力）和認知權力（占有知識的權力）前所未有地趨同”的文化殖民邏輯，消解了各民族國家的文化主體性，使“技術合理性已經變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會異化于自身的強制本性”，扼殺了人的個性、制造新的社會不平等、造成國際社會政治極化，最終導致人類文明多樣性的衰敗。因此，深刻分析數字帝國主義的深層次矛盾，揭露其在更高層次、更廣范圍走向滅亡的歷史趨勢顯得尤為必要。

1．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扼殺了人的個性

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是以加強對個體的控制為邏輯起點的。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對個體的控制，是把“計算擴展到生產領域之外”，用技術和計算創造文化需求，消融個體的主體性、消解個體的價值觀，從而扼殺人的個性。

首先，數字技術制造娛樂旋渦，消融個體的主體性。主體性是個體認識自我和占有自己全部本質的前提，也是個體進行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的前提。馬克思從社會關系的角度解釋人的主體性，也就是說個體需要經歷豐富的社會文化生活和社會實踐活動，才能夠確立自身的主體性。數字技術通過制造“娛樂旋渦”“數據陷阱”“信息繭房”等，把個體與現實社會、文化生活、價值關系等割裂開來，使個體僅從感官上追求自身的滿足，淪為“原子式的個體”。比如，數字技術創造出來的元宇宙、賽博空間、數字平臺視頻等，吸引大量網民深陷其中，使他們逐漸喪失了思考能力、批判性和實踐能力。這種消融主體性的文化殖民方式已經超越了工業社會“利用技術而不是恐怖去壓服那些離心的社會力量”的禁錮個體主體性的方式。

其次，數字技術制造文化需求，消解個體的價值觀。數字技術鼓勵網民自我創造，通過對時間的加速和空間的擴展，不斷制造出新的文化需求。這樣的結果是，數字空間的文化新需求、文化新熱點、文化新爆點引導網民追求個性化的、新奇的文化或者價值觀，而逐漸對本國家、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失去了興趣和遵循的內在動力。數字帝國主義通過加速文化的生產過程，不斷以廉價的、庸俗的、錯誤的數字文化產品充斥數字空間，使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的文化和價值觀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無法引導自己的民眾，從而消解個體的價值觀。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根本目的的。然而，數字帝國主義通過數字文化生產和數字文化消費，把個體牢牢地控制在技術的股掌之中，使其成為數字技術的奴隸。如ChatGPT所使用的多頭注意力機制技術，給個體投喂符合其個性特點的內容，尤其是符合其文化習慣和價值觀的文化內容，讓個體不由自主地、不自覺地成為其“數字奴隸”。在這種情況下，人的個性被扼殺，數字帝國主義利用數字技術進行文化殖民，對個體達成了從身體到精神的“全景監獄”式的控制。

2．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制造新的社會不平等

數字帝國主義攫取殖民對象的數據資源，進而通過技術破壞社會秩序，制造新的社會不平等。

首先，數字帝國主義在文化殖民過程中對數據資源的攫取制造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在數字時代，數據成為有價值的要素已經是不言自明的。如“谷歌等企業在使用數據開展工作的時候，其積累存儲的數據已然是其‘核心設施’”。谷歌、亞馬遜、蘋果等平臺企業對數據的重視表明，數據信息是數字帝國主義進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基礎。一方面，數字資本家通過使用先進的數字技術、制定通用的數據標準等方式，從國家獲取數據收集、存儲的權力，把數據集中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數字資本家通過隱性的手段獲取數據。如 ChatGPT對數據信息的收集，主要靠其技術運行機制，即只有用戶把內心的想法、隱私的東西反饋給ChatGPT，它才會為用戶提供符合其個性和習慣的內容。隨著臉書、照片墻、推特、油管等自媒體平臺的發展，為數字資本家采集數據信息提供了新渠道。數據信息被數字帝國主義用以開展文化殖民，加大了對殖民對象的控制，制造了新的社會不平等。

其次，數字帝國主義在文化殖民過程中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制造了新的社會不平等。“借由數字傳播科技的幫助，國與國之間、經濟與道德、公共和私有之間的藩籬都如同柏林圍墻一般崩塌。”具體而言，就是數字帝國主義通過數字技術對社會全面布控，對數字文化產品的生產流通過程、消費服務、價值內涵等進行嚴密設計，把資本增殖、技術至上、效率優先等觀念和運行邏輯強勢嵌入社會當中，破壞了社會秩序中的人文精神、公平正義等。這種從外部研究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理性，而不是真正追尋個人頭腦相互作用的過程，實際上是用“數字技術+數字文化”控制社會的運作機制，遵循資本增殖改造社會秩序的邏輯，把社會個體牢牢地鎖定在數字技術設定的社會秩序之中。因而，數字時代的社會秩序被數字資本家牢牢掌控，社會群體、組織的利益被忽視，制造了新的社會不平等。

3．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造成國際社會的政治極化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正是通過消解他國的文化主體性，進而破壞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使國際社會共同價值鏈斷裂，造成國際社會的政治極化。

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造成國際社會的政治極化，是從消解他國的文化主體性開始的。數字資本家鼓勵用戶根據自我興趣愛好在數字空間創造文化作品，同時，這樣的數字文化作品又必須符合數字技術背后的技術架構、社會權力等。也就是說，數字文化的生產、流通、消費都是被數字資本家及其壟斷平臺所精心設計和有效控制的。在這一過程中，數字帝國主義通過對用戶數字空間“痕跡”的分析，掌握其價值觀、政治立場等，然后通過數字平臺精準地向目標用戶推送自身的價值觀和政治方案，以達成通過文化殖民方式消解其文化主體性的目的。美國對中國領先的數字行業和科技企業進行打壓，實際上就是數字資本家企圖通過牢牢把握數字技術壟斷權，對中國進行文化殖民。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必須既積極主動闡釋好中國道路、中國特色，又有效維護我國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

在消解他國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更進一步對維系國際社會的共同價值進行破壞。一方面，數字帝國主義運用數字技術的去中心化邏輯，對全人類共同價值進行解構，使國際社會的共同價值鏈斷裂，陷入了政治極化。美國的新冷戰戰略，組建“五眼聯盟”對中國進行遏制等，均體現了和平、發展的國際價值共識被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所破壞而引起的國際社會政治極化。另一方面，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反噬西方國家內部社會，使其陷入政治極化，進而造成國際社會的政治極化。如近年來美國、英國等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數字技術的文化控制下，國內社會呈現出“自由化”加速與政治極化加重的矛盾現象。這一現象投射到國際社會，造成國際社會紛爭不斷、局部戰爭此起彼伏，世界人民遭受到政治極化帶來的巨大災難。

4．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導致文明多樣性的衰敗

相較于傳統帝國主義通過“資本+大炮”的方式摧毀其他文明，數字帝國主義搭建的數字文化平臺、實施的數字文化傳播在表面上促進了世界文明的交流和交融。但是，作為資本主義文化殖民的新形式，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運用“數學殺傷性武器”，仍然以實現“文化統一”和資本增殖為目標。數字技術壟斷和數字生產方式使數字資本增殖的本性暴露無遺，而這種本性最終展開于其對世界文明的摧殘過程中。

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過程，實質上是建構全球數字新秩序的過程。數字帝國主義通過數字平臺建設、數字技術壟斷、數字文化傳播等手段，把觸角伸向所有“觸網”的、位于世界各個角落的人群，并將人們創造出來的、理應屬于全球人民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收入自己囊中。在這一過程中，數字帝國主義不僅通過數字技術在全球攫取財富，還構建起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全球數字新秩序。“數字寡頭與美國政府組成了利益共同體，借助于數字技術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將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進一步向全球輸出，以維持其在全球的文化霸權。”這意味著，數字帝國主義超越了傳統帝國主義“建立在指揮一方領土并具有運用該領土上的人文和自然資源來實現政治、經濟和軍事目標的能力”，通過技術在時空中的原子化過程（數字技術滲透到每一個社會個體身上，使他們變成社會中相互獨立的、互不聯系的個體，可稱之為技術的原子化過程），構建起超越民族國家、超越疆域范圍的數字空間和數字秩序。這樣一來，數字帝國主義用自己的文化、價值觀構建數字空間秩序，用數字技術工具、數字技術邏輯來“測量”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明，只要是不符合數字帝國主義進行數字資源掠奪、數字資本增殖的文明，都被排斥在其構建的數字空間之外。由此，數字帝國主義打造的“數字自由空間”虛偽的面紗被揭開了。因而，數字帝國主義通過超越國家、地域的“數字文明”的構建，使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明受制于這種“數字文明”的控制，難以實現文明的發展進步，導致世界文明多樣性的衰敗，阻礙人類文明的健康發展。

三、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中國應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呼吁各方以人類前途為懷、以人民福祉為念，堅守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初心，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因此，面對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活動，中國要以人類前途為懷，積極予以應對。應對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需要解決好技術、資本、價值等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中的三個關鍵要素。因為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是數字資本與數字技術合謀，采用文化侵略、精神控制的方式，企圖通過構建基于自身價值觀與技術邏輯的“數字文明”在全球范圍內謀求財富、獲取統治地位的過程。其中，數字帝國主義對技術的壟斷、運用資本邏輯開展文化殖民以及去價值化的文化生產是其進行文化殖民的關鍵環節和核心要素。因而，中國需要通過技術革新打破數字帝國主義的技術壟斷，通過制度更新突破數字帝國主義的資本邏輯，通過價值出新破解數字帝國主義的價值困境，從而推動技術發展與人類文明發展同向而行，構建符合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數字世界新形態文明。

1．技術革新：打破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技術壟斷

數字技術壟斷無疑是數字帝國主義進行全球文化殖民的基礎。統計數據顯示，“數字系統與服務的尖端技術仍舊過度集中在美國的互聯網公司”，世界“互聯網搜索市場90%被谷歌占據，社交媒體市場的2/3被臉書把持”。最尖端的技術和最豐富的數字資源掌握在數字資本家手中，勢必會被其用來開展全球文化殖民。因此，應對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中國應從技術革新入手，打破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技術壟斷。

一是集中優勢力量突破前沿核心技術和基礎關鍵技術。中國“要瞄準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制高點，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科技創新”。也就是說，中國要加大技術革新力度，通過科技和產業的發展，應對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一方面，要研發與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相當的科學技術。在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過程中，主要用到數字搜集、處理和分發技術。如ChatGPT就是基于多頭注意力機制的大模型語言生成技術，這項技術可以有效地把用戶吸引到應用平臺上。這就要求中國在應對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時，要有針對性地研發相應的技術，能夠與之抗衡。另一方面，要布局前沿科學技術與應用。要有前瞻性眼光，根據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早于數字帝國主義布局前沿科技研發與應用領域，掌握科學技術發展和應用的主動權、主導權，從而有效應對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中的技術壟斷。

二是積極倡導技術應用實現全球協同和公開公平。技術革新的一個重要維度是打破技術壁壘，促進技術應用的公平、公開、合作和共贏。中國倡導“建立合作平臺，促進技術轉移與成果轉化，推動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公平分配，避免技術壁壘，共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的發展水平”。要應對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技術壟斷，還要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數字技術應用的公開和公平。一方面，要構建技術合作應用機制和平臺，推動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進行技術合作研發、合作應用。打破數字霸權，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數字空間治理秩序，推動數字技術造福人民，而不是剝削奴役人民。另一方面，要在數字技術的基礎設施、產業鏈發展、技術標準制定、高端人才培養、技術全球流動等方面加強國際合作，實現技術應用的全球協同，推動新技術應用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

2．制度更新：突破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資本邏輯

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遵循的仍舊是資本的逐利邏輯，即資本與技術相結合，通過文化殖民的方式，控制殖民對象為其勞動以創造更大的剩余價值。“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因此，應對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需要通過制度更新，打破數字資本家對數字資本和數字技術的私人占有。

一是以社會制度更新駕馭資本邏輯。數字帝國主義的形成及其文化殖民的展開，根本上是由資本主義制度及資本的無序肆意擴張造成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回到問題的本源，即如何解決社會資本的歸屬問題。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時提出，“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的基礎”。也就是說，要想駕馭資本邏輯、規范資本行為，需要確立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制度、能夠進行社會化大生產的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對于中國而言，突破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背后的資本邏輯，就是要不斷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世界范圍內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示范效應，解決好社會制度發展與數字資本運行的“同步性”問題，通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把資本與數字技術結合的負面效應轉化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正向力量。

二是以管理制度規范資本行為。社會制度更新落實到具體管理制度中，就是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管理制度革新規制資本的運行。首先，健全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管理制度。一方面，發揮國有資本的優勢，引導、規范資本市場運轉，推動數字資本運行規范有序和向善向好。只有這樣，才能把數字資本的優勢轉化為人類文明進步的推動力量，而不是對全球人民進行文化殖民。另一方面，通過市場建設、制度規范、法律法規、過程監管等的協同作用，規范數字資本的運行過程，遏制資本“富于貪婪的侵略性”，發揮其“充滿進取精神和生命力”的優勢，為人類謀幸福，而不是對人類進行數字剝削、精神控制。其次，通過構建體制機制促進新質生產力形成。構建起技術、資本、經濟之間的有效協同發展機制，充分發揮三者各自的優勢，推動傳統生產力向新質生產力發展。通過形成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規避數字資本、數字技術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總之，通過對數字資本、數字技術管理制度的創新，改變數字帝國主義資本和技術的運作模式，從根源上解決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問題。

3．價值出新：破解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價值困境

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本質上是一種精神控制行為。數字帝國主義通過文化殖民，讓個體原子化、讓社會失序、讓世界失衡。如數字壟斷資本通過算法共謀的方式與政府合作，形成“軍工-數字復合體”獲取利益，嚴重損害了國際社會正常的國家間關系、競爭秩序等。因此，破解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價值困境，中國要在國際社會積極倡導新型的、能夠引領未來國際社會發展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從而為重構國際社會秩序提供可能。

首先，通過倡導開放、包容的發展模式推動世界各國共同發展。全人類共同價值倡導的發展模式是開放的、包容的，希望通過加強主要經濟體政策協調的方式，把所有國家都納入世界經濟發展軌道。一方面，通過中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發展，帶動周邊國家、其他地區的發展，追求世界各個國家之間發展的相互成就；另一方面，要加強國家間的合作，通過政策支持、發展援助等多種方式，解決不同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發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追求人類社會的共同進步，從而解決數字帝國主義通過數字技術壟斷和數字資源獨占所造成的“數據資本的不平等”以及對世界各國網民的文化殖民問題。其次，通過凝聚共識推動世界各國和平相處。一方面，要承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堅持世界文明發展的差異性、豐富性，在尊重各個國家文明的個性的基礎上，增進文明的包容性，倡導文明之間互相借鑒，推動世界文明的多樣化豐富化發展，粉碎數字帝國主義通過文化殖民塑造單一文化、單一價值觀的企圖。另一方面，要找到各國人民的利益交匯點，鼓勵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人民按照自己的歷史傳統、文化底蘊和價值取向去理解價值，發展建構自己的歷史文化，通過利益的交匯達成行動的交互和目標的協同，團結世界大多數人民共同抵制來自數字帝國主義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文化主體性的破壞。最后，通過建立新型國家間關系推動新型國際秩序形成。通過倡導多邊合作關系，使全人類共同價值成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價值準則，推動世界各國平等參與國際事務，鼓勵各國按照自己的習俗和模式進行發展等，促使新型國際秩序以“服務全人類為宗旨”，構建起基于人民幸福生活、社會穩定有序和人類美好未來的新型國際秩序，從而粉碎數字帝國主義以技術和資本為邏輯建構國際關系，進行全球文化殖民和財富掠奪的企圖。

結語

相較于傳統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是建立在內在化層面上的控制機制”。數字帝國主義依靠先進的數字技術，構建了全球數字空間的基礎設施、基本架構、運行邏輯、價值方向等。如臉書、蘋果、谷歌、亞馬遜、微軟等5家數字企業的市值超過9萬億美元等。數字帝國主義在現實社會的展開是一個充滿內在矛盾的過程，一方面它通過技術進步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它在全球范圍內營造數字技術崇拜和數字技術迷信，即數字拜物教。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正是在數字拜物教的掩蓋下，形成了數字技術和資本主義價值觀全球擴展的合法性解釋，并以此為起點企圖對全球秩序進行重構。數字拜物教將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過程美化為文化自由交流、文化自由創作、文化自由傳播的自由平等的數字世界新文明。它制造的數字文明幻象讓人們熱衷于數字生產、數字生活和數字消費，使數字帝國主義可以堂而皇之地進行數字壟斷、數字剝削和數字文化殖民。概言之，數字帝國主義通過文化殖民對個體的精神控制、對社會秩序的塑造、對世界秩序的重構，以及對數字勞動剝削與統治的掩蓋，一方面確證了數字帝國主義的霸權屬性，另一方面則推動了數字帝國主義背后的數字資本權力的擴張。對于中國而言，不僅要深入分析數字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邏輯，剖析數字帝國主義內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要切實負起大國的責任，通過提供技術、制度、價值等多維度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和世界文明的進步提供新的發展方向，推動人類社會走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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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當代中國政治發展與戰略研究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5年第3期，原標題《數字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邏輯及其批判》，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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