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新中國有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代。兩個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既有內在一致又有重大區(qū)別。了解兩個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對于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革命具有啟示意義。毋庸置疑，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就，同時也產生了諸多問題。中國工業(yè)革命和社會經濟取得的偉大成就為新時代的中國革命準備了社會物質條件，當代中國社會經濟存在的諸多問題催生著新時代的中國社會革命，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呼喚著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革命。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革命，必將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進新境界。
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革命，既是新時代中國社會革命的前提和基礎，又是新時代中國社會革命的重要內容。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是在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fā)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并由此形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但是，新中國有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代。兩個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既有內在一致又有重大區(qū)別。了解兩個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對于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革命具有啟示意義。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有些問題不僅影響和制約中國的社會經濟發(fā)展，而且還危及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革命，必須解決這些社會經濟問題。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革命必將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革命、所有制的革命、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革命、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的革命和第四次工業(yè)革命。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革命，必將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進新境界。
一、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狀況及其啟示意義
據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全年國內生產總值990865億元。其中，第一產業(yè)增加值70467億元，第二產業(yè)增加值386165億元，第三產業(yè)增加值534233億元。第一產業(yè)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7.1%，第二產業(yè)增加值比重為39.0%，第三產業(yè)增加值比重為53.9%。年末國家外匯儲備31079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352億美元。全年全部工業(yè)增加值317109億元，比上年增長5.7%。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增加值增長5.7%。在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中，分經濟類型看，國有控股企業(yè)增加值增長4.8%；股份制企業(yè)增長6.8%，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yè)增長2.0%；私營企業(yè)增長7.7%。全年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企業(yè)利潤61996億元。分經濟類型看，國有控股企業(yè)利潤16356億元，股份制企業(yè)45284億元，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yè)15580億元，私營企業(yè)18182億元。據發(fā)改委公布的數據，中國總資產1300萬億元，人均資產93萬元。又據國資部門公布的數據，全國國有經營性資產183萬億元。“進入世界500強企業(yè)的中國國有企業(yè)數，從1990年1家到2014年的83家。有此前提，中國才能用1%的全國實有企業(yè)總數，創(chuàng)造34.4%全國稅收收入、29.4%的全國財政收入，為13.6億人民所共享。”（《國企熱點面對面3》）另據有關權威部門的數據，全國人均年收入3萬元，有6億人人均年收入不足12000元。據全國農村集體資產清產核資工作公布的數據，全國共有集體土地總面積65.5億畝，賬面資產6.5億元。其中經營性資產3.1億元，非經營性資產3.4億元。集體所屬全資企業(yè)超過1.1萬家，資產總額1.1億元。國家統(tǒng)計局已經多年未公布所有制類別，但據學者的研究，公有制經濟大約占三分之一強，私營和外資經濟大約占三分之二的格局，并形成了“56789”的局面。這組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數據至少給我們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啟示之一，當代中國經濟規(guī)模龐大且制造業(yè)占據關鍵地位。GDP 總值達到990865億元（12.4億美元），達到了美國GDP的67%，穩(wěn)居世界第二位；制造業(yè)總產值達到38619億元（5.I2億美元），比美、日、德制造業(yè)的總產值加起來還多，穩(wěn)居世界第一，并且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所有工業(yè)門類齊全的國家。這表明，中國已經是前所未有地富裕起來了。啟示之二，當代中國積累了較厚實的“家底”。全國總資產達1300萬億元，國有經營性資產達183萬億元，農村集體土地面積達65.5億畝，賬面資產達6.5億元。這份“家底”是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這份家底，雖然與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尚有一段距離，但與其他國家比較，不僅不遜色，甚至是鶴立雞群，這足以令國人驕傲和自豪。啟示之三，公有制經濟具有較大的優(yōu)勢和較強的實力。從絕對量來說，全國公有制經營性資產達183萬億元，這是驚人的天文數字；從相對量來講，雖然受到了嚴重削弱，但仍然提供了全國近百分之四十的總產值和全國百分之五十的稅收。正因為中國有這樣一份雄厚的公有制“家底”，中國政府才成為世界上最有底氣和對經濟調控、指揮能力最強的政府。啟示之四，雖然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調控能力還比較強大，但不能不承認，私有和外資經濟在GDP中早就占據了主要地位。“56789”的現實，既是私有和外資經濟運行的結果，又是中國私有和外資經濟最直觀的表達。這表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已經占據了重要地位。啟示之五，雖然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基本實現了小康生活并整體上基本脫貧，但由于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發(fā)生重大改變，導致社會分化、貧富懸殊，至少全國尚有6億人還只是聊備溫飽而已。
中國是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而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不是其他什么主義。既然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占據了重要地位，那人們就有責任討論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以科學認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fā)展是一個歷史自然過程。它在封建社會內部孕育誕生，它又由于其內部的基本矛盾的運動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而不斷發(fā)展變化。但不論怎樣發(fā)展變化，資本主義的生產總是為剩余價值的生產，因而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本質的東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是什么新鮮事兒，在馬克思那里早就作了科學的闡述。只是由于中國社會引進了資本主義生產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還為當代中國所“需要”才成為新鮮事兒。但我們不能為了“需要”而諱疾忌醫(yī)，甚至掩耳盜鈴。只有科學認識和高度重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駕馭資本、控制資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否則，不是中國社會駕馭資本和控制資本，而是資本駕馭和控制中國社會！馬克思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qū)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的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生產條件，即勞動力。”（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從而資本主義的生產表現為商品生產取得絕對統(tǒng)治地位的社會化大生產。這種生產，在宏觀上是由商品流通、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或生產關系、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各生產部門的社會分工、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社會總資本一般的社會結構五個基本經濟層面構成的。其中，不同經濟層面相互之間，各層面內部的構成部分之間，都存在辯證的關系，都處在運動過程中；所有這些運動綜合起來，就形成整個宏觀經濟系統(tǒng)的辯證運動。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就是關于“龐大的商品堆積”的商品生產。這種生產就是“為買而賣，為賣而買”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交換，中國當代那位著名的“為窮人說話，替富人辦事”的茅某，向我們推銷了一條西方經濟學鐵律：“交換產生價值”從而增殖了資本，仿佛人們只要成為生意人，就會實現整個社會的發(fā)財致富夢。然而，事實告訴人們，這是天方夜譚。真正揭露商品交換秘密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或者按照現代時髦的說法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商品交換或流通，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基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運行的“主體”即資本家所有制或資本產權或簡稱資本，“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在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產生，又不在流通中產生。”（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第188頁）因此，商品交換的市場機制，乃是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體制基礎。馬克思指出，資本不是物，是一種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實質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或曰產權關系。這種所有制或產權關系，與歷史上的其它私有制不同，表現為資本家的資本所有制，具體表現為資本家的銀行、工廠、企業(yè)、土地等生產資料產權。這種資本只有一項具體的功能，即無休無止地增殖自己，“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己，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3卷 第260頁）因此，資本家作為資本的人格化，也表現為資本的功能：“絕對的致富欲”“價值的追逐狂”。但是，資本不能自行增殖自己，它必須找到一種商品與自己“平等地”交換，才能增殖自己。恰巧，歷史創(chuàng)造了這樣一種特殊的商品：自由的活的勞動力。首先，他是自由的，自己是自己人身的所有者，因而他有權決定自己的勞動力是否出售，當勞動者決定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時，買者和賣者的交換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并且為了能將這種買賣長期做下去，“他必須始終讓買者只是在一定限期內支配他的勞動力，使用他的勞動力，就是說，他在讓渡自己的勞動力時不放棄自己對它的所有權。”其次，他除了自己以外，一無所有生產資料，“勞動力所有者沒有出賣有自己的勞動物化在內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體中的勞動力本身當作商品出賣。”（《資本論》第一卷 第191頁）這種具有自由的活的勞動力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能創(chuàng)造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生產工人即無產階級。資本家在市場上購買了生產資料、生產原料和生產工人，于是就成了生產指揮官，于是就對自己的生產發(fā)號施令。于是，通過生產、流通、交換，資本家就像變戲法似的實現了自己的資本的價值增殖；于是，通過分配工人得到了工資、資本家得到了利潤、貨幣所有者得到了利息。這在資本家和他的辯護士看來一切都十全十美，并且整個社會都實現了和諧安寧。然而，在資本家和它的辯護士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和諧的地方，馬克思卻用鐵的事實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不可調和。馬克思揭示，資本家之所以要購買勞動力商品，而且這種購買能夠成為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是因為勞動力商品具有特殊的消費屬性，“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一天的價值大一倍。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對賣者也決不是不公平。”（《資本論》 第一卷 第225-226頁）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是資本家憑借生產資料擁有一切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的生產，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當然就占有產品并把它們變成商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三卷 第442頁）因而在資本主義既定的生產條件下，勞動者總是用一定的時間為自己生產工資以購買生活資料，又用自己的剩余勞動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從而體現在法律下的平等一下子就轉變?yōu)槭聦嵣系牟黄降?，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成為資本家發(fā)家致富的絕對秘密和源泉。這種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的無償占有，不是個別資本家的行為，而是資本家階級的整個行為，從而資本主義的生產，一方面是社會化的生產，另一方面卻是資本家的私人占有。所謂社會化的生產，無非是整個勞動者階級既無產階級投入自己的活勞動而創(chuàng)造的物質力量即生產力，客觀上使生產力社會化了并且要求社會化了的生產力歸勞動階級所有，也就是從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變?yōu)檎麄€社會共同擁有生產資料；生產過程的社會化，也就是從資本家的行為變?yōu)檎麄€社會的一系列共同行為；產品分配的社會化，也就是將生產出來的產品由資本家獨占變?yōu)檎麄€社會共享。所謂資本家的私人占有，不僅表現為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而且表現為資本家因占有生產資料而占有全部社會產品。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就產生了劇烈的矛盾。這種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家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其它一切矛盾產生的母體，“這就是產生現代社會借以運動并在大工業(yè)中表現得特別明顯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同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告訴我們，“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統(tǒng)治地位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一卷 第253頁）并且他至少用交換領域內的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從而使資本主義看起來是平等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極大地發(fā)展了社會生產力，“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tǒng)治中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同上 第256頁）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促進了人的自由和解放。它已經沒有私自占有生產勞動者人身自由的形成——在勞動時間之外，勞動者的人身是自由的，因而無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無產階級多少是有一定的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告訴我們，商品的價值是以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一般勞動為價值尺度、商品的價值量是以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一般勞動的價值量為價值標準的。這是人類社會發(fā)展了不起的進步。由此形成的價值規(guī)律不僅僅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規(guī)律，很有可能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guī)律。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還得好好地利用價值規(guī)律，以及價值規(guī)律的市場表現即價格規(guī)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生產必然造成經濟危機。這是因為資本家個人生產的計劃化和組織化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相對立：資本家在自己的工廠企業(yè)里可以發(fā)號施令，有權決定一切，也有權經營管理一切?？墒?，資本家一旦越出自己發(fā)號施令的范圍即來到交換市場，他就顯得無能為力。商品體躍上金體，這是危險的一躍；如果這一躍不成功，摔傷的不是商品體，而是商品體背后的主人即資本家。當資本家的商品“一躍不成功”即將成為社會常態(tài)之時，資本主義的生產就會發(fā)生經濟危機。而每一次經濟危機的發(fā)生，都是對物質生產力的破壞，都在造成經濟的倒退或停滯。因此，資本主義解放了生產力，也在不時地破壞生產力，從而造成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嚴重對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生產必然造成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在造成資本家階級的愈來愈富和無產階級的愈來愈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生產資料一旦變?yōu)樯鐣纳a資料并集中到資本家手里，資本家就擁有了對產品的占有權力；而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因而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樣，資本主義的生產，使得“集中于資本家手中的生產資料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生產者徹底分裂了。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三卷 第429頁），因此，無論資產階級是否流淌著道德的血液，資產階級如果不對無產階級進行剝削，就會失去發(fā)家致富的源泉；如果不造成無產階級的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資產階級就會像皮爾先生一樣可憐！因此，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生產必然造成資本主義的滅亡。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存在內在的深刻對立：資本主義的生產必然造成資本的集中；資本的集中，必然造成“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資本日益集中在少數人的手里，隨著勞動階級的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的日益加深，“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榮起來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同的地步”，就會發(fā)生社會革命，資本主義的外殼就會被炸毀。（《資本論》 第一卷 第831頁）因此，無產階級的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阻擋的。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是自由資本主義成熟的時代。經過列寧時代的壟斷資本主義，當代以美歐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已經發(fā)展到了以新自由主義為特征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歐美新自由資本主義雖然出現了許多時代特征，但他的本質特征仍然是為了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再生產，是為了實現資本利潤最大化企圖不經過“物質生產”的生產和再生產，是為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益最大化的生產和再生產。歐美新自由資本主義最典型的特征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全球化“四化”。其基本內容是：放松對資本的管制；鼓勵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流動；放松金融管制，允許資本以“金融創(chuàng)新”的名義增強投機性；實行國有企業(yè)私有化，社會保障私有化、商業(yè)化，削減稅收，實質上是讓資本橫行無忌。（江宇：《大國新路》第181頁）“讓資本橫行無忌！”的實質是讓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橫行無忌。威廉.恩道爾將其稱為全球卡特爾聯盟。他認為，這個聯盟包括洛克菲勒家族、喬治·布什家族、杜邦家族、比爾·蓋茨家族，以及一些聞所未聞的名字。他們的實力來自于手中的150家跨國公司，這些公司控制著世界經濟的命脈?？刂泼缆搩Α⒚绹斦?、英格蘭銀行、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有下列大牌機構：美國的資本集團公司、美商道富銀行、先鋒集團、摩根大通、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美國銀行、沃爾頓企業(yè)（沃爾瑪為其旗下公司）；英國的巴克萊銀行、法通保險；法國的保險巨頭安盛、法國興業(yè)銀行；還有瑞銀集團，瑞士信貸、三菱日聯金融等。上述大牌機構擁有世界頂尖企業(yè)的核心股權，孟山都、波音、雷神、埃克森—美孚、哈利伯頓、BP、殼牌均俯首聽命。這些企業(yè)涉及諸多領域，電信巨頭有英國沃達豐、美國AT&T、韋里孫通信、法國電信；軍工企業(yè)如波音、麥道；石油大亨像雪佛龍、?？松?mdash;美孚、BP；農業(yè)方面是孟山都、先正達、杜邦、拜耳、嘉吉、阿丹米；房地產業(yè)包括印度的德里土地金融等。更不乏“賭城之父”史蒂夫·韋恩、微軟創(chuàng)始人保羅·艾倫這樣的名人。據《福布斯》雜志2011年統(tǒng)計，這些大公司當年的營業(yè)額達36萬億美元，凈利潤2.6萬億美元。他們的資本總額高達149萬億美元，等于全球GDP總和的2倍，是所有發(fā)展中國家GDP總和的6倍還多，員工更是多達8300萬人。在他們背后操控全局的，就是華爾街和倫敦金融業(yè)屈指可數的一幫人。（《紅旗文稿》《誰是我們真正的敵人》）又據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披露， 不平等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征。約7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收入和工資方面日益不平等的條件下，同時，26個人卻擁有世界財富的一半。（古特雷斯：《應對不平等大流行：新時代的新社會契約》）這些表明，新自由資本主義曾經在世界上至今還在世界上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薩默斯的“俄羅斯私有化500天計劃”將蘇聯60年的建設成果毀于一旦，拉丁美洲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切開的血管”，“東南亞危機”將東盟十國倒退幾十年。然而，新自由主義這一套明顯為美國華爾街、倫敦金融城國際資本服務的政策，經過所謂的“科學”包裝，竟成為人類的“共識”！并且全世界都要向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低頭”！但是，新自由主義這一套，搞亂了的不僅僅是后發(fā)國家，搞衰了的還有新自由主義的老巢美歐自身。這種把“物質生產”看作“苦差事”的金融資本主義最終導致美歐國家產業(yè)的空心化，美歐資本主義最終在自己愚蠢的政策愚弄下走在了衰亡的路上。
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
社會主義社會是相對獨立的社會形態(tài)，其生產方式也是一個歷史自然的過程。中國社會主義已經經歷了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時代，并產生了兩個時代的生產方式。這兩個時代的生產方式既有基本一致又有重大區(qū)別。隨著中國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日益推進和發(fā)展，必然會產生新時代的生產方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是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tǒng)治又經過國家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前提下形成的。毛澤東時代的所有制基礎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由聯合勞動者共同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所有制形式。由于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制約，中國實行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賴以存在的客觀基礎，也是社會主義區(qū)別于其他社會制度的根本標志。除此之外，尚有占比極少的個體勞動所有制和家庭勞動所有制。他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但他們只是“有益補充”，因而這里存而不論。全民所有制即國家所有制，是國家代表全體人民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經濟即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和領導力量。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包括屬于全社會勞動者的工廠、農場、鐵路、公路、銀行、商店等，以及礦藏、水流、土地、森林、草原等自然資源。其基本特點是:在全社會范圍內，全體勞動者在生產資料所有關系上是平等的，這不僅排除利用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來剝削別人，而且排除了由于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而引起的生活富裕程度的過份懸殊，并為在全社會范圍內有計劃地組織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提供了可能。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人類歷史上一種先進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它的出現，使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使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狀態(tài)開始得到解決，生產資料不再是剝削勞動人民而是為人民服務的手段。同時，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作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和領導力量，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主要組成部分，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是社會主義建設資金最主要的來源。不斷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鞏固和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條件。因此，維護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還是破壞和損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始終是一個堅持社會主義，還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重大原則問題。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簡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歸部分勞動群眾集體共同占有的一種公有制形式。中國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農村表現為各種形式的地區(qū)性農業(yè)合作經濟組織和其他生產、供銷、信用、消費、工副企業(yè)等合作經濟;在城鎮(zhèn)表現為手工業(yè)、工業(yè)、建筑業(yè)、運輸業(yè)、商業(yè)、服務業(yè)、修理業(yè)等集體經濟。集體所有制是部分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使其勞動者成為了社會生產資料的主人，使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第一次實現了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直接結合，因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直接結合的生產，他不再是為了剩余價值的生產，是直接為全社會和勞動者自己的生產，從而生產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的需要的生產。社會主義的經濟規(guī)律總是產生在社會主義的生產前提、基礎和過程中。既然社會主義的生產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那么，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就是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經濟規(guī)律。由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屬于全體人民并且全體人民成為了生產資料的主人和社會的主人，因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生產的“社會產品”必然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不僅在逐步實現人的政治解放，而且在逐步實現人的經濟解放和社會解放，總之是在促進和實現人的解放；不僅客觀上要求勞動人民具有工作權、休息權、生命健康權和發(fā)展權，而且從根本上逐步實現人民管理企業(yè)、管理學校、管理軍隊和管理國家等上層建筑的權利。由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屬于全體人民并且在社會主義不發(fā)達的時期只能由國家代表全體人民經營管理，因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客觀要求，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動員組織各種人力和經濟資源努力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fā)展，從而有計劃按比例地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就成為社會主義的經濟規(guī)律。由于中國社會主義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因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客觀上是有計劃按比例的生產。但是，中國社會主義是在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起步的，因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客觀上要求在實現農輕重并舉的前提下開展技術革命，優(yōu)先發(fā)展制造裝備等重工業(yè)，從而實行農輕重并舉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就成為了社會主義經濟規(guī)律。顯然，以公有制為基礎和前提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使得全社會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這不是確定的理想狀態(tài)，事實上存在諸多的矛盾。首先，存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生產的內在矛盾。社會主義的生產到底是產品生產還是商品生產，當時飽含爭議，現在還尚有余燼。這里采用的是毛主席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一說。這與毛主席的崇高社會威望無關，倒是與他的理論的科學嚴謹性相關，因為毛主席認為，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就有商品。商朝為什么叫商朝？就因為商朝的商品經濟比較發(fā)達。商品經濟是什么性質，就看他與什么社會制度聯系。與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生產，是由社會主義兩種公有制作為生產的基本單位的。（《毛澤東文集》 第七卷 第439頁）作為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yè)，理論上，它的生產資料和生產的產品是全體人民利益的國家公有財產，因而原則上應當由國家來統(tǒng)一管理。然而，全民所有制經濟如此復雜，完全由國家直接管理事實上成為不可能，必須交給幾萬幾十萬個企業(yè)來分別管理，企業(yè)是這些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基層管理和生產單位，而國營企業(yè)的干部職工只是企業(yè)的經營管理者和生產者。在生產領域，一方面，企業(yè)的生產資料和商品是全體人民的，因而企業(yè)的管理者和生產者必須向代表人民利益的國家負責，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實現公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執(zhí)行國家制訂的生產計劃，按照國家計劃進行產品的分配和交換；另一方面，企業(yè)的管理者和生產者，必須對企業(yè)負責，盡力降低生產成本，減少物質消耗，竭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的數量質量；再一方面，企業(yè)的管理者和生產者還必須為自己個人負責，維護職工的權益，使職工的生活隨著生產的發(fā)展而逐步有所改善。因此，全民所有制條件下的生產，使得國家、企業(yè)和職工個人三者之間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三者的共同努力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對物質文化的需要；在滿足整個社會的需要的同時，也在滿足企業(yè)的生產發(fā)展的需要；在滿足整個社會和企業(yè)生產發(fā)展需要的同時，也在逐步提高職工的生活水平，逐步滿足職工個人的物質文化需要。但是三者之間又是矛盾的。當國營企業(yè)作為商品生產的主體出現在商品市場上時，企業(yè)的生產經營管理者立刻就會恢復他們的商品生產者的面目：他們的勞動產品是人類一般勞動的凝結，他們用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一般勞動作為價值尺度來衡量商品的價值，他們會自覺地運用價值規(guī)律使自己生產的商品的價值得到完全實現，從而一方面，國家代表全體人民占有生產資料和分配的勞動商品，必須保證整個社會的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企業(yè)作為具體的生產組織也要追求企業(yè)利益的最大化；再一方面，企業(yè)的干部職工作為自身勞動力的擁有者，其勞動能力一定程度上屬于“私有”，也會追求自己的私利，甚至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集體所有制的每一個集體經濟單位也是一個獨立的所有者。他們各自占有一部分生產資料，其勞動產品歸各單位勞動集體所有，在扣除生產中的物質消耗和向國家提供積累后，剩余部分由各集體單位自己支配，因而同樣存在一個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之間的利益矛盾。無論是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在國家、企業(yè)（集體）和個人之間實際存在一個矛盾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的生產必然是社會化的大生產，而這個社會化的大生產在全民所有制中是通過相對獨立的國營企業(yè)來實現的，在集體所有制中是由集體內的所有成員經營管理集體內部的生產資料通過交換來實現的——而所謂相對獨立，實際是承認企業(yè)和集體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同時，勞動者或作為國企職工，或作為集體組織成員都有個人的利益！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生產是社會化的大生產，而生產的企業(yè)和集體都具有相對獨立性。這種相對獨立的社會化大生產是即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就相適應的一面來說，由于全社會根本利益的一致，他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主義經濟的發(fā)展；就其矛盾的一面來說，全社會的利益與企業(yè)（集體）和個人利益之間的利益又是矛盾的，因而這個矛盾實質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相對獨立由部分人所有、經營和管理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的特殊表現形式，因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其次，存在兩種所有制之間內在的矛盾。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制約，客觀上要求中國社會主義實行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公有制；也正因為生產力水平的限制，決定了兩種所有制關系的既相適應又相矛盾。就其相適應的一面來說，兩者都是適應社會主義社會化大生產需要的生產組織，共同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多快好省地向前發(fā)展；就其矛盾的一面來說，二者的生產力水平是有巨大差別的。國營企業(yè)尤其是央企，是以機械化和電氣化為基礎的社會化大生產，它代表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同時代表了中國社會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最高水平，從而國企職工投入較少的活勞動就能獲得較多的勞動產品。集體企業(yè)尤其是農村集體所有制，則基本與落后的生產力聯系在一起。以農村集體所有制為例，它不僅受到自然資源的約束，更受到人力和技術資源的限制。中國社會的特點就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可耕地面積少。然而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主人，擁有最大的生產資料就是土地。一個農民在集體內，擁有3、4畝的土地，就顯得很“富有”了；而擁有1畝把耕地，也并不是社會的不公平。除此之外，農業(yè)雖然是一個戰(zhàn)略產業(yè)但同時是一個低效產業(yè)。農業(yè)生產要想實現質的突破，就必須實現農業(yè)技術革命的飛躍，而農業(yè)技術革命的飛躍卻是一個歷史自然的過程。由于受到自然資源和人力技術資源的雙約束，集體所有制經濟發(fā)展的相對滯后就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一方面，全民所有制的生產一日千里；另一方面，集體所有制的生產又相對滯后，這就產生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兩種所有制之間的矛盾。由兩種所有制之間的矛盾，就必然引發(fā)下列一系列的矛盾：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產主要是工商業(yè)及基礎設施的生產，而集體所有制主要是農業(yè)生產，這就產生了工農業(yè)生產之間的矛盾；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產經營者主要是工人，而集體所有制的農業(yè)生產基本是農民，這就產生了工人農民之間的矛盾；由于全民所有制企業(yè)主要分布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集體所有制主要分布于農村，這就產生了城鄉(xiāng)之間的矛盾；由于全民所有制企業(yè)主要分布于東部沿海，內地分布相對較少，這就產生了東中西部地區(qū)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是影響和制約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的重大問題，必須在實踐中加以切實解決。再次，存在國家、企業(yè)（集體）和個人之間的內在矛盾。這主要體現在分配領域。在國營企業(yè)里，企業(yè)的勞動商品，扣除生產中的物質消耗后，分為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兩大部分。其中積累基金是按照國家統(tǒng)一的計劃和政策進行分配。消費基金，尤其是個人消費基金則主要是在國營企業(yè)工作的職工中進行分配，而國企的職工即勞動者獲得勞動報酬即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工資時，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的規(guī)律還在強制性地發(fā)揮作用：一方面，勞動者已經成為生產資料的共同所有者，勞動者和社會是一個所有制內部個人和“集體”的關系，是一家人；另一方面，社會還不能不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每個勞動者的天賦特權，因而等量勞動交換等量商品就成為社會主義分配的法則。正因為如此，全民所有制條件下的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結合，就采取了一種特殊方式：全體勞動人民利用他們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結合成生產共同體，同時按照各人所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領取勞動報酬。集體所有制也是如此，他的每一個集體經濟單位也是一個獨立的所有者。他們的勞動商品歸各單位勞動集體所有，在扣除生產中的物質消耗和向國家提供積累后，剩余部分由各集體單位自己支配。積累基金歸本單位使用，消費基金也在本單位內部分配。因而無論是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都存在國家、企業(yè)和個人之間的矛盾，如何處理三者之間的矛盾關系就成為事關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的重大問題。又次，存在社會主義的計劃和市場的內在矛盾。毛主席認為，計劃是意識形態(tài)。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像計劃這類意識形態(tài)的東西，對經濟的發(fā)展和不發(fā)展，對經濟發(fā)展的快慢，有很大的作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第119頁）毛主席這段話說明，計劃是人們的主觀認識，人們的主管認識必須與客觀實際相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由于建立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國民經濟的計劃管理制度——為了滿足人民的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必須高速度、按比例地進行生產，并把各種社會商品在社會成員和各生產、建設部門之間進行合理分配。但是人們做出的計劃，必須是在認識和反映社會主義經濟規(guī)律之上的計劃。然而，經濟規(guī)律總是隱蔽在經濟現象之后，不會為人們輕易認識。當人們的計劃，與社會主義經濟規(guī)律基本相一致時，就必然極大地促進經濟的發(fā)展，反之，就會阻礙經濟的發(fā)展；尤其是那些僅憑長官意志，“拍腦袋、拍胸脯、拍屁股”的所謂計劃，必然成為經濟發(fā)展的桎梏。不僅如此，即使是合乎實際的計劃，也不一定能得到切實的執(zhí)行。例如，社會主義社會作為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有共產主義的因素，當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空前高漲、爭先恐后地加入義務勞動時，社會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諸如毛澤東時代開墾的土地、修建的水利工程、義務修建的廠礦企業(yè)等是無法用貨幣價格來衡量的；反之，人民的勞動即使充分反映勞動價值，也并不見得能使經濟高速發(fā)展。還不僅如此，即使人們認識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但為了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也會犧牲一些經濟發(fā)展速度而超常規(guī)發(fā)展關鍵部門的關鍵產品諸如“兩彈一星”，從而人為讓“規(guī)律”失靈。然而，規(guī)律是個“頑固分子”，它不因人們忽視它的存在就不表現自己。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客觀上要求人們的主觀計劃反映社會主義經濟規(guī)律包括價值規(guī)律。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第34頁）這毋寧是說，社會主義的生產還是以價值規(guī)律為基礎的生產：人們制訂的計劃要反映價格，社會主義的市場要以價值規(guī)律為基礎。這就產生了矛盾：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計劃要按社會主義的經濟規(guī)律（甚至有時使規(guī)律失靈），另一方面，又客觀要求按價值規(guī)律這個一般規(guī)律辦事；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計劃客觀上有時要求價值規(guī)律失靈，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計劃客觀上要求遵循價值規(guī)律。社會主義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這個矛盾，由于長期未得到很好解決，深刻地影響和制約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最后，存在社會主義商品與貨幣之間的內在矛盾。社會主義的生產還是商品生產。這不僅是因為有兩種所有制之間的商品交換，還有國營企業(yè)與國營企業(yè)之間的產品交換——各國營企業(yè)作為具有特殊利益的獨立的經濟核算單位，它們在進行商品交換時，還必須承認對方的經濟利益，像兩個所有者那樣進行等價交換。當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交換具有自己的特殊形式和特殊內容，但不能怎樣特殊，它總要體現商品的一般。與社會主義商品相比，體現更特殊的是新中國的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從來不通過金銀——從來沒有規(guī)定法定含金量和黃金的法定價格，也沒有法定的黃金儲備；人民幣直接同各類商品保持聯系——國家直接掌握絕大部分商品，各類商品的價格大都由國家制定，因而人民幣是由國家強制通用的信用貨幣，“強制通用的國家紙幣是價值符號的完成形式，是直接從金屬流通或簡單商品流通本身中產生出來的紙幣唯一形式。信用貨幣屬于社會生產過程的較高階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規(guī)律支配。”“在價值符號的流通中，實際貨幣流通的一切規(guī)律都反著表現出來了顛倒過來了。金因為有價值才流通，而紙幣卻因為流通才有價值。”（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在理論上為國家貨幣做出的科學闡述，新中國用自己的國家貨幣人民幣變成了現實——沒有內在價值的人民幣成為了社會商品價值的價值標準。因此，既然人民幣是社會商品的價值標準，就必須實際反映社會商品的價值量。但是，為了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yè)化，不得不實行工農業(yè)產品“剪刀差”制度，這就使得人民幣不能實際反映工農業(yè)商品的實際價值；為了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國家有時又不得不超發(fā)貨幣；社會主義市場也不是超穩(wěn)定的結構，很難做到貨幣的流通數量與市場的流通需要高度吻合。一方面，人民幣作為社會商品的外在價值標準需要它完全反映社會商品的價值；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經濟的發(fā)展又有不需要它反映的需求。一方面，人民幣取得了衡量一切社會商品的權力；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生產客觀上又不需要它全面衡量。社會主義商品與貨幣的這種內在矛盾，不僅影響和制約著社會主義經濟的發(fā)展，同時，也嚴重扭曲了對毛澤東時代建設成就的評價。總之，毛澤東時代的生產方式是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其相適應的一面，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fā)展，促使中國僅用短短的三十年時間，就將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yè)國變成了一個初步繁榮富強的工業(yè)化中國。其不相適應的一面，不僅影響和制約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fā)展，而且為改革開放開辟了前進的道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chuàng)造。《決定》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項制度并列，都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做出的新概括，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做出的重要發(fā)展和深化。這個新概括實質也是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具有時代特點的生產方式的概括。（一）毫不動搖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yōu)化和結構調整，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chuàng)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yōu)做大國有資本。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yè)制度。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jiān)管體制，有效發(fā)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功能作用。健全支持民營經濟、外商投資企業(yè)發(fā)展的法治環(huán)境，完善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政策體系，健全支持中小企業(yè)發(fā)展制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fā)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huán)境。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fā)展農村集體經濟，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二）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多勞多得，著重保護勞動所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jié)機制，強化稅收調節(jié)，完善直接稅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關制度和政策，合理調節(jié)城鄉(xiāng)、區(qū)域、不同群體間分配關系。重視發(fā)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fā)展慈善等社會公益事業(yè)。鼓勵勤勞致富，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調節(jié)過高收入，清理規(guī)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三）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完善公平競爭制度，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改革生產許可制度，健全破產制度。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加強和改進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zhí)法。健全以公平為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建立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加強企業(yè)商業(yè)秘密保護。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實現要素價格市場決定、流動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探索建立集體訴訟制度。加強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優(yōu)化經濟治理基礎數據庫。健全推動發(fā)展先進制造業(yè)、振興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完善農業(yè)農村優(yōu)先發(fā)展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鄉(xiāng)融合發(fā)展體制機制。構建區(qū)域協(xié)調發(fā)展新機制，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yōu)勢互補、高質量發(fā)展的區(qū)域經濟布局。但是，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蘊含的改革開放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本身不過是時代妥協(xié)的產物。它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反思。一是當代中國工業(yè)革命取得的偉大成就已使中國處于世界副中心的地位。程恩富等學者將當代世界的格局劃分為中心——副中心——中間——副邊緣——邊緣五個部分。經過70年的艱苦奮斗、奮發(fā)圖強，中國已經處于世界副中心的地位。這個副中心的位置說穿了不過是與世界第一強國還有一段距離。對此，中國雖不能得意忘形，但也犯不著妄自菲薄。因此，應該實事求是地估價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實力和國民經濟實力。按照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的中國工業(yè)革命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力，實際已促使中國走到了社會經濟革命的前夜。不變革社會生產關系就會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只有變更現有的社會生產關系，才能更好更快地推進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因此變革現有的社會生產關系已成為時代的要求。二是憲法規(guī)定的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基礎。憲法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雖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但也說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只是過渡形態(tài)，它還是要過渡到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形態(tài)的。既然公有制或以公有制為主體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那么，公有制或以公有制為主體就應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制度。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僅僅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之一多少有降低所有制地位之嫌。三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憲法和決定都規(guī)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但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僅在質的規(guī)定性方面處于模糊狀態(tài)，而且在量的規(guī)定上更是模糊。當代民營經濟已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chuàng)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zhèn)勞動就業(yè)，還有90%以上的企業(yè)數量。民營經濟或曰私有經濟占到了“56789”，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中國社會中取得了事實上占據“主體”的重要地位。既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改革開放時代取得了實際“主體”地位，那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是中國當代社會經濟問題的總根源。毋庸置疑，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總結的：“我們黨深刻認識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合乎時代潮流、順應人民意愿，勇于改革開放，讓黨和人民事業(yè)始終充滿奮勇前進的強大動力。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破除阻礙國家和民族發(fā)展的一切思想和體制障礙，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同樣毋庸置疑，中國改革開放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產生了諸多問題。有些問題不僅會危及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且會危及到中國社會主義的根本政治制度。——過度私有化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是合乎國情的選擇。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是在過度私有化。我國已經多年沒有按所有制結構公布GDP 了，按照民營經濟“56789”反推，公有經濟的占比已經不到40%卻要負擔50%左右的稅收，還要上繳國家一大批的利潤。問題還不在這里，問題還在私有化。就在當下一批著名學者還一邊大力鼓吹私有化，支持“國退民進”，一邊大力鼓吹“憲政”，鼓吹西方的普世價值，叫嚷要將國有經濟占比降到10%以下——而這是他們心中的理想國的理想的國民經濟結構。公有制經濟占比不到40%，這一事實說明了什么？說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名不副實，很難再自圓其說。“兩個毫不動搖”而事實上是動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中國在所有制問題上客觀存在著過度私有化的問題。如果像某些學者鼓吹的那樣，降到10%以下，那是什么狀況？那是典型的美國化，那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那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正因為中國存在過度私有化的問題，中國社會也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痼疾：形成了新的社會階層，形成了社會分化，形成了貧富懸殊，形成了任××、潘××等為代表的新富階層不僅向共產黨要錢要權，而且還想要共產黨的命！——過度市場化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對此，我們必須堅持。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過度市場化。所謂過度市場化，就是把本來不屬于市場經濟領域的公共事業(yè)和民生事業(yè)也都市場化了。突出的例證就是公立學校和醫(yī)院的私有化。一個時期賣學校、賣醫(yī)院成為潮流，仇和式的改革就是對公共資產、公共資源、公共設施、公共單位變公為私、化公為私，賣、賣、賣！其結果在醫(yī)療衛(wèi)生領域造成“莆田系”橫行。“莆田系”是什么？“莆田系”就是利用他們承包公立醫(yī)院積累的資金“蛇吞象”：承包和購買整個醫(yī)院。他們大打廣告，讓患者來自己醫(yī)院就醫(yī)，——讓患者被騙，于是，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患者去就醫(yī)，而去就醫(yī)的患者絕大多數不僅傾家蕩產，甚至人財兩空！其結果還造成“宿遷化”。“宿遷化”是什么？就是當初將當地最好的醫(yī)院以7000萬元賣掉，現在卻要花近20億元重辦公立醫(yī)院！其結果在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比如今年在抗擊新冠病毒時，靠得住的還是公立醫(yī)院，還得靠公立醫(yī)院的衛(wèi)生戰(zhàn)士堅守陣地，沖鋒在前、竭力救治。——人民幣發(fā)行外匯化的問題。新中國本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貨幣理論和貨幣發(fā)行實踐。這就是國家直接掌握絕大部分社會商品，以國家掌握的這些社會商品為基礎，發(fā)行國家信用貨幣人民幣。人民幣由于有雄厚的社會商品做基礎，從而保持了人民幣幣值的長期穩(wěn)定。當代中國不同了——竟盯住了中國掌握的大量外匯，說到底是盯住了美元發(fā)行人民幣。由于中國掌握了大約3萬億美元的外匯，加上發(fā)行貨幣的乘數效益，十來年時間，中國竟超發(fā)了上100萬億的人民幣。這不僅給美國交鑄幣稅，而且更造成國內的通貨膨脹；不僅不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而且還有使人民幣喪失主權貨幣之虞。
——國有經濟脫實資本化的問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實體形態(tài)和價值形態(tài)的統(tǒng)一，公有企業(yè)與公有資本的有機統(tǒng)一。公有制企業(yè)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實體形態(tài)，只有在企業(yè)中現實存在的勞動者與自己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方式，才決定了這種經濟形式具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性質；而公有資本不過只是反映這種經濟關系的價值形態(tài)，它是不能離開公有制企業(yè)這個實體基礎的。沒有公有制企業(yè)，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有資本；沒有公有制企業(yè)的做強做優(yōu)做大，就不可能有公有資本的做強做優(yōu)做大。但是，現在新的問題出來了。在國企改革中強調只管國有資本，不管國有企業(yè)，造成國有資本與國有企業(yè)相脫離。一些國有企業(yè)在混改中被外資、私資控股，改變了生產關系即所有制性質，而國有資本脫離國有企業(yè)實體基礎，成為不能反映國有企業(yè)實際運行狀況及其生產關系性質的虛擬價值符號。國有企業(yè)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最本質、最基礎的組織載體，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也是我們黨執(zhí)政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只有國有企業(yè)這個基礎，才能體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tǒng)一，體現國有資本價值形態(tài)和實物形態(tài)的統(tǒng)一，體現國家、企業(yè)和職工個人利益的統(tǒng)一。試問，如果國有企業(yè)被削弱了，生產關系性質被改變了，而只是價值形態(tài)的國有資本被做大，這意味著什么，能說明什么？國有經濟被脫實資本化，那是很危險的！
——資產過度泡沫化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然要按市場經濟的規(guī)律辦事，適度的價值與價格背離（泡沫）反映的正是市場的常態(tài)。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是在資產的過度泡沫化。酒是用來喝的，不是用來炒的，結果“茅臺”酒被炒成了天價，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總書記這句經典傳播已有好些年了，但是，房價仍然居高不下，何哉？蓋因是地方政府、銀行和開發(fā)商（主要是私人資本）合謀吹起的房產泡沫爾！——地方政府低價圈地高價賣出，開發(fā)商拿到地到銀行貸款造起房子抬高房價，銀行收回本金利息實現利潤增長，真是皆大歡喜，功德圓滿。然而，凡事過度就會走向反面。地方政府被房價綁架，再難以抽身發(fā)展實體經濟，不得不走上“買地、賣地”的怪圈；天價的房價不得不令絕大多數購房者望房興嘆；開發(fā)商因房價過高賣不出房子而陷入破產；銀行因收不回貸款而增加不良資產，其結果是全社會受害。溫州曾經靠發(fā)展實體經濟而聞名遐邇、富甲一方；后來溫州因走上炒房道路而淪為三流城市、發(fā)展幾近停滯，脫實向虛的教訓不能不汲取。——按勞分配嚴重弱化的問題。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則有其歷史合理性。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勞動所得遠遠低于資本得利。民營經濟“56789”的現實表明，中國的勞動者大部分成為了資本集團的雇傭工人，而資本的利益是與工人的利益對立的：在新創(chuàng)造出來的價值一定的情況下，工人分配得多了，資本就拿得少了，工人的工資拿得多了，資本的利潤部分就減少了。很不幸，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本來就處于“鞣”的地位；更不幸，各級政府都在倡導“像保護人的眼睛一樣保護企業(yè)家”從而使雇傭工人處于更加可憐的地位！這也就不難理解，中國為什么僅用短短的二、三十年時間就造就了一個暴富集團而六億人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撇開生產方式不說，這至少說明：按勞分配被嚴重弱化，資本利得得到強化。——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問題。政企分開，政歸政、企歸企本來是機構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改來改去，竟改出了一個地方政府公司化！由于地方政府掌握著地方的土地、礦產、財政、銀行資金、地方債和公共工程資源，各地的黨政領導不想當老板都不行。有的是明著當，但大量的是暗里當。當來當去，地方領導成了“圍獵”的對象，地方各種資源成了腐敗的溫床，損失的是那個地方社會整體的利益，損害的是黨的執(zhí)政根基和干部隊伍的形象。——地方政府債務化的問題。前不久，媒體曝光了貴州省獨山縣的債務問題。獨山固然是典型，但是，地方政府債務化卻是個普遍的問題。據說，中國地方債總體可控。問題是，相當一部分地方，如果依靠自己的經濟實力，八輩子都還不清債務！問題還是，如果背負如此之重的債務，地方政府又如何負重前行？問題還是，一些地方領導是抱著“我走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信條借債的，這樣的債務能用到該用的地方去嗎？——農業(yè)組織虛無化的問題。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四平考察農民專業(yè)合作社時指出：“合作社的路子怎么走，我們一直在探索。你們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的合作社發(fā)展道路，提高了農業(yè)機械化水平。發(fā)揮了得天獨厚的土地優(yōu)勢，農業(yè)科技水平、農民科技素質和農業(yè)生產效益都有了很大提高，很有意義。”總書記的講話對我國農業(yè)的發(fā)展很有指導意義。這實際上也揭示了當代中國這樣一個狀態(tài)，即自人民公社解體以來，中國農業(yè)基本處于組織虛無狀態(tài)。這一狀態(tài)已嚴重影響到中國農村、農民和農業(yè)的發(fā)展，必須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中國工業(yè)革命和社會經濟取得的偉大成就為新時代的中國革命準備了社會物質條件，當代中國社會經濟存在的諸多問題催生著新時代的中國社會革命，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呼喚著新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革命，新時代的中國必須進行社會經濟革命。（一）變革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新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發(fā)展歷史昭示人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也和社會主義制度一樣，其發(fā)展也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當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是想發(fā)展就能發(fā)展，想變革就能變革的，它是基于歷史的要求、時代的呼喚。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發(fā)展和變革是基于這樣的前提和事實：一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即使是在初級階段，國有經濟仍然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的是家庭經營、統(tǒng)分結合的體制。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歸國家所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事實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確定的狀態(tài)，不是理想的天國，它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發(fā)展而走向中級和高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同樣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發(fā)展走向比較成熟和成熟。二是，新中國兩種既有內在一致又有重大區(qū)別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既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優(yōu)點也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客觀要求汲取兩個時代生產方式的精華，克服其缺陷。三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不能吃下新自由主義的毒藥，致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社會主義中國取得事實上的主體地位，而公有制經濟只剩名義上的主體地位。這一現實迫使新時代的生產方式回歸社會主義。四是，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蓬勃興起必然強制性地要求改變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以數字信息化為基礎的第四次工業(yè)革命使得生產資料更加公有化和公共化了，從而私有化的生產方式必然成為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桎梏，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能適應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形成的生產力發(fā)展的需要。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雖然現在還不能精致地描繪，但拿出基本的框架還是可能的，即：社會主義公有制取得絕對的主體和統(tǒng)治地位；國有企業(yè)做強做優(yōu)做大，成為國際國內競爭中最主要的市場主體，國有經濟不僅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和領導力量，而且是國民經濟的基本支柱和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農村合作經濟得到加強和鞏固，農業(yè)和農村經濟仍將發(fā)揮基礎和戰(zhàn)略作用；私有經濟回歸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地位，并將日漸走上與公有經濟聯合的道路；雇傭勞動將被規(guī)范和限制，勞工階級的聯合自主勞動將成為主流；勞工階級管理企業(yè)、管理國家的民主權利將得到比較充分的實現；企業(yè)將逐步實現信息智能化，較少的活勞動投入將獲得豐富的社會產品；勞動不再是為了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做的苦差使，將走向勞動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社會主義生產雖然還將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隨著人們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認識的逐漸深化和量子計算機等超級計算機工具的普及，建立在價值規(guī)律（市場）基礎之上的新型計劃經濟體制將逐步建立起來。（二）加速推進中國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誰搶占了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發(fā)展的先機。為了中國站上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高峰，中國必須毫不動搖、不遺余力地推行《中國制造2025規(guī)劃》。就是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研發(fā)，提高創(chuàng)新設計能力，推進科技成果產業(yè)化，完善國家制造業(yè)創(chuàng)新體系，加強標準體系建設，強化知識產權運用，提高國家制造業(yè)創(chuàng)新能力。就是要研究制定智能制造發(fā)展戰(zhàn)略，加快發(fā)展智能制造裝備和產品，推進制造過程智能化，深化互聯網在制造領域的應用，加強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推進信息化與工業(yè)化深度融合。就是要加強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和產業(yè)技術基礎（以下統(tǒng)稱“四基”）等“四基”創(chuàng)新能力建設，推動整機企業(yè)和“四基”企業(yè)協(xié)同發(fā)展，強化工業(yè)基礎能力。就是要推廣先進質量管理技術和方法，加快提升產品質量，完善質量監(jiān)管體系，夯實質量發(fā)展基礎，推進制造業(yè)品牌建設加強質量品牌建設。就是要加快制造業(yè)綠色改造升級，推進資源高效循環(huán)利用，積極構建綠色制造體系，全面推行綠色制造。就是要大力發(fā)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yè)，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jié)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yī)藥及高性能醫(yī)療器械，實現重點領域的突破發(fā)展。就是要持續(xù)推進企業(yè)技術改造，促進大中小企業(yè)協(xié)調發(fā)展，優(yōu)化制造業(yè)發(fā)展布局，深入推進制造業(yè)結構調整。就是要推動發(fā)展服務型制造，加快生產性服務業(yè)發(fā)展，強化服務功能區(qū)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積極發(fā)展服務型制造和生產性服務業(yè)。就是要提高利用外資與國際合作水平，提升跨國經營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深化產業(yè)國際合作、加快企業(yè)走出去，積極發(fā)展服務型制造和生產性服務業(yè)。（三）建立起新時代宏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才技術隊伍。早在1950年代，毛主席就多次指出，沒有一支宏大的無產階級技術人才隊伍，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更需要一支宏大的人才技術隊伍。要以提高現代經營管理水平和企業(yè)競爭力為核心，實施企業(yè)經營管理人才素質提升工程和國家中小企業(yè)銀河培訓工程，培養(yǎng)造就優(yōu)秀企業(yè)家和高水平經營管理人才。以高層次、急需緊缺專業(yè)技術人才和創(chuàng)新型人才為重點，實施專業(yè)技術人才知識更新工程和先進制造卓越工程師培養(yǎng)計劃，在高等學校建設一批工程創(chuàng)新訓練中心，打造高素質專業(yè)技術人才隊伍。強化職業(yè)教育和技能培訓，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技術類高等學校轉型，建立一批實訓基地，開展現代學徒制試點示范，形成一支門類齊全、技藝精湛的技術技能人才隊伍。鼓勵企業(yè)與學校合作，培養(yǎng)制造業(yè)急需的科研人員、技術技能人才與復合型人才，深化相關領域工程博士、碩士專業(yè)學位研究生招生和培養(yǎng)模式改革，積極推進產學研結合。使人才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人盡其才，在人盡其才過程中加速推進新時代的社會經濟發(fā)展。（四）大力發(fā)展公有制經濟尤其要著重發(fā)展國有高科技企業(yè)。公有經濟對于社會主義的基礎地位作用，早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刻不容緩的現實實踐問題，因為當前我國公有制企業(yè)下降得不能再下降了，公有制經濟已經削弱得不能再削弱了，再下降、再削弱，就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社會最根本的問題，不在社會，而在經濟基礎，因而必須在著力放大現有公有資本的同時，要大力興辦和創(chuàng)辦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yè)，以鞏固、發(fā)展、壯大公有制經濟的基礎地位。發(fā)展公有經濟的重點是發(fā)展國有高科技企業(yè)?，F在各級地方政府是發(fā)展了國有企業(yè)的，但基本發(fā)展的是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不是不能發(fā)展，但只發(fā)展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的弊端日益突顯。必須轉變國有企業(yè)的發(fā)展方式，大力發(fā)展具有市場競爭力的高科技企業(yè)。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fā)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領導作用。（五）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中國農民曾經有過嚴密的農村集體組織化的過程。據說，這種農村集體化嚴重束縛了農業(yè)生產力的發(fā)展，于是，改革開放后經歷了一個更長期的去農村組織化的過程。事實證明，這種以一家一戶小農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生產方式更加束縛了農村經濟的發(fā)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視察和號召辦好農業(yè)合作社和農民專業(yè)合作社，這實際是定調了新時代農村組織化的發(fā)展方向。新時代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還處在探索之中，但不論怎么組織，都應從人民公社集體化中汲取經驗教訓。中國農業(yè)專家張文茂先生認為，中國農村這種從個體農業(yè)到合作化再到集體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生產方式的變革，是由個體生產發(fā)展簡單協(xié)作，再發(fā)展到分工協(xié)作的變革。所以，農村的社區(qū)集體經濟，首先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是完全區(qū)別于個體生產的，也完全區(qū)別于資本主義的一種全新的生產方式。從生產關系上講，它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tài)。作為我國農村的一種基本經濟制度，作為農村的一種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完全區(qū)別于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形態(tài)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基本經濟制度，需要通過一定的經營方式來實現，還可以有其他很多具體經營方式。但是，這些具體的經營方式都不是永久不變的，而是隨著集體經濟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提高不斷調整的。選擇哪種具體的經營方式，是每一個集體經濟組織的自主選擇權問題，黨的政策應該給予方向性的指導。集體經濟組織是一種特殊的法人主體，不同于一般的企業(yè)法人主體。因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特定地理空間范圍內的土地所有權，除國家征購以外，這些土地是不能分割、不能抵押、不能買賣轉讓、不能被兼并的。農村集體經濟的經營體制和經營方式的變化，取決于農村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和產業(yè)結構的演變情況。在農業(yè)機械化水平很低并且必須堅持以糧為綱的發(fā)展階段，農業(yè)生產以簡單勞動協(xié)作的方式發(fā)展，其經營方式也很簡單。但是，當農村集體經濟進入工業(yè)化進程以后，隨著多種經營和社隊企業(yè)的發(fā)展，分工分業(yè)發(fā)達起來，就必然使集體經濟的經營體制和經營方式發(fā)生變革。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結構，一個是民主管理的，一人一票制，而不是按資本股權多少投票決策的，這是最本質的區(qū)別，是公有制的特征。再一個是一定是黨的基層組織(黨委和黨支部)起到核心領導作用，而不是什么鄉(xiāng)賢治理。集體經濟組織母體本身的管理模式和體制、機制，一定是民主制的，是民主決策、民主監(jiān)督、民主管理，而黨的基層組織則起到政治保障的作用。張文茂先生的這些觀點，應當受到重視。只有這樣，才能將農民重新組織起來，也才能保證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發(fā)展方向。（六）堅持社會主義的混合經濟改革。資本的生命，在于運動，在于不斷的增殖。新時代的國有企業(yè)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的教訓，只能將國有企業(yè)改大了、改強了，決不能將國有企業(yè)改少了、改沒了。要特別警惕那些借國企混改之名，行國企私有化之實的行為；要在國企混改中，確保國有資本的放大功能，迅速地擴張國有資本，通過混改鞏固和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要大力推行國有資本混改私企。根據Choice統(tǒng)計，截止12月9日為止，2019年已完成控制權變更的上市公司數量已超過188家。其中，有41家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由個人變更為中央國資委、地方國資委、地方政府等在內的國資系，占比超23％。在2019年的上市公司中，國資委、地方政府、中央事業(yè)單位等在內的國資系，依然是最大的買方力量，上述國資已經入主的41家上市公司的總市值超過2196億元（《41家民企收歸國有，公私合營逐步優(yōu)化商業(yè)環(huán)境》）。如果此舉屬實，國資已經開始了混改民企的征程。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十幾年、幾十年地堅持下去，國有經濟才能鞏固和發(fā)展主導地位，進而形成統(tǒng)治地位，確保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chuàng)】，修訂稿）【本公眾號所編發(fā)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chuàng)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chuàng)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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