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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未兵：1948年，您到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新中國建立后改制為中國人民大學）學習，是新中國的第一屆政治經濟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可以說您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經濟學家?？煞窠榻B一下您的求學和成長經歷？

　　衛興華：我出生在山西省五臺縣一個偏僻的農村——善文村，祖輩世代務農，沒有什么文化。父親思想比較開明和進步，希望子女們能夠上學讀書，學有所成。由于日本的入侵，我在沱陽高小只上了一年半就輟學回家務農。1939年，我在共產黨開辦的峩峰高級學校學習過幾個月，學校主要講的是抗日統一戰線以及有關黨的抗日政策的一些課程。1940年，我還到黨領導的五臺縣政府（駐敵后馬家莊）所屬的一個小山村參加過一個月“師資訓練班”的學習，主要學習了晉察冀邊區的文件和政策，學完回村當了一年多的小學教師。為了讀書，1942年，我考上了東冶鎮高級小學內附設的中學補習班。1943年，我到了“后方”，在第二戰區晉西隰縣上了進山中學。那時進山中學的領導人叫趙宗復，是燕京大學讀書時的共產黨員。1945年抗戰勝利后學校遷回太原，1946年我就在進山中學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既接受趙宗復同志領導，又與太行區派遣太原的諜報人員王天慶建立了聯系。1947年暑假，我按組織安排秘密進入解放區，在太行區太原市委（也是城工部）正式履行了入黨手續。1947年8月我被捕了，坐了不到一個月的牢。1948年6月，經地下同志安排，我轉赴北平，成立了“山西學生流平同學會”。1948年11月4日，我與孟沚蘩一起回到解放區，先到正定，進入華北大學，在那里學習了一段時間后，我們就回山西參加了解放太原的工作。太原解放以后我又回到北平，繼續在華北大學二部教育系學習。那時華大二部在先農壇，后來搬進了城里。華北大學后來設立俄文大隊，我又到俄文大隊學俄文。

　　1950年，中央決定以華北大學為基礎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我就被分派到經濟系去學習。當年7月，成立政治經濟學教研室，蘇聯專家來了，要培養研究生，我又從經濟系被選拔到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當研究生。組織上分配我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做研究生，可“政治經濟學”這門專業對我來說非常生疏。蘇聯專家一開始就讓我們閱讀《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和《資本論》等。由于沒有基礎，看起來很費勁，啃不動，怎么辦？只有靠勤奮刻苦，幾乎沒有休過任何節假日，全部用來上課、讀書做筆記，所謂“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1952年畢業后就留校當老師，從此走上了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之路。

　　唐未兵：在您的成長過程中，中國人民大學宋濤教授是您的良師益友，您與宋濤教授之間的情誼是中國經濟學界的佳話。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好嗎？

　　衛興華：宋濤教授是我的老師和領導，也是朋友。他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主任、校黨委常委。擔任過國內許多重要學術職務。他從一個高中學生投身新四軍，后赴延安陜北公學，參加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后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是新中國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和人才培養者，是新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一代宗師。

　　我進入華北大學學習時，正好編入宋濤任隊長的第一區隊十九班。此時，宋濤剛剛30出頭，就已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他態度謙和、溫文爾雅，為學員講授革命道理和黨的政策，我聽他講課、作報告，深受教育。宋濤做學問堅持獨立思考、不隨風轉。宋濤既是我國政治經濟學的大師，也是有遠見卓識、胸懷開闊的教育家。

　　1950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學習，宋濤任經濟系主任。同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成立直屬校部的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我被選入教研室做研究生，宋濤又被調任該教研室主任。當時，我就常聽他講要培養經濟學的拔尖人才，要出中國經濟學的“梅蘭芳”。

　　1952年，我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后來又新建立經濟系，宋濤任主任，我一直在他領導下工作。他一貫主張，搞政治經濟學要有多學科的經濟知識基礎，如經濟思想史、中外經濟史等。他于1957年引進剛回國的高鴻業老師，給大家講西方經濟學。1983年，我接任經濟系主任，宋濤同志為名譽系主任。1985年，教育部高教司倡導和組織建立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宋濤被推舉為研討會的領導小組組長，我為秘書長。所以，在我學習、工作的過程中，自始至終近距離地受到了宋濤的教誨。

　　我和宋濤教授有一段患難與共的經歷。“文革”開始后，宋濤是校內第一個被貼大字報受批判的“走資派”。隨后，我也被打成叛徒、特務，被關押、批斗。1968年，軍宣隊和工宣隊進校后，我和宋濤以及經濟系的其他十多人被關進“專政隊”，飽受污辱和折磨。后來，其他專政對象逐漸被釋放，最后只剩我與宋濤兩人仍被關押在一個大屋中。但這也給了我與他傾心交談的有利機會，增進了彼此之間的信任與關懷。直到1971年在江西“五七”干校時，我與宋濤還在接受審查。宋濤是1972年才被宣布平反的，而我是1974年才回到人民隊伍的。盡管宋濤離開我們好幾年了，我始終十分懷念他。

　　唐未兵：您剛才回顧求學經歷時談到，您學習和研究經濟學，是從選擇與《資本論》和其他經典著作有關理論與方法的探索開始的。您系統研讀了《資本論》和馬恩列的其他有關著作。您為什么對《資本論》情有獨鐘？可否介紹一下您學習研究《資本論》的相關成果？

　　衛興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進山中學老校長趙宗復，一個是不曾見面、也不可能見面的偉大導師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是我精神上的老師，對我無形的影響很大。我從馬克思留下的大量傳世經典之作，特別是《資本論》中汲取了智慧與力量?！顿Y本論》不僅是革命的、破壞舊世界的理論，也是科學的、創造新世界的理論；不僅有歷史意義，也具有現實意義。它既剖析了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規律及其基本矛盾，又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具有指導作用。

　　學習研究《資本論》要理論聯系實際，但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前提是必須準確理解和把握《資本論》原著本身的要義。所以，我主張原原本本、一字一句地學習《資本論》，力求忠于原著，全面準確地把握其原理和方法。正因為如此，我學習研究《資本論》的相關成果可以說涉及了《資本論》和有關著作的各個方面。

　　關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我國學術界爭論較多的問題。爭論的焦點是如何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的這段話：“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難點是馬克思在這里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什么？我經過詳細考證，綜合馬克思的多處有關論述，認為馬克思已經講得夠清楚了，從1982年到現在發表了多篇文章，認為這里所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指在廣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性生產關系，即體現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相結合的特殊生產方式，也就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相結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理論界長期流行的生產力二要素或三要素觀點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有關論述。二要素論來自蘇聯著作，三要素論是出于對《資本論》中關于勞動過程的三個“簡單要素”論述的誤解。我于1980年在《哲學研究》發表論文突破了生產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爭論，提出了生產力多要素論。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石，但學界存在著對勞動價值論的多種誤解、錯解情況，還存在先曲解后批判的情況。我從20世紀50年代起先后發表多篇論文，對勞動價值論作了長期的深入探討，力求忠實地按照馬克思的原意，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有關范疇和原理。例如，1962年12月24日在《光明日報》發文論述了價值范疇的內涵；在《經濟研究》1962年第12期發文論述了價值決定問題；在《教學與研究》1983年第3期發文論述了價值量與勞動生產力的關系；在《學術月刊》1964年第7期和1964年7月27日《光明日報》發文論述了農產品的價值決定問題；在《學術月刊》2001年第7期發文論述了如何科學地認識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等等。我還發表了幾篇論文，不贊同所謂第二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或兩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同決定價值的觀點。我認為，勞動價值論也有隨著時代發展需要創新與發展的問題。還存在一些需要聯系實際認真深入研究的難點問題。

　　研究《資本論》，我澄清了學界對于貨幣的本質屬性的誤解。長期以來，受蘇聯教科書錯解的影響，一直把貨幣的本質屬性界定為“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然而，在《資本論》第1卷第2章中，馬克思指出:“既然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貨幣的特殊等價物，而貨幣是它們的一般等價物，所以它們是作為特殊商品來同作為一般商品的貨幣發生關系”。在《資本論》中共有三處講貨幣是“一般商品”。在其他著作中還有多處同樣論述。這也就是說，貨幣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一般商品”，而不是“特殊商品”。其他多種與貨幣相對的商品，是“特殊商品”。講貨幣是“一般商品”是從它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社會屬性來講的。講其他商品是“特殊商品”，是從商品的自然屬性來講的。作為貨幣材料的貴金屬，從其自然屬性來看，也是特殊商品。有的學者將“一般”一詞理解為“普通”之義。由此認為貨幣不是普通商品，而是特殊商品。其實講貨幣是“一般商品”是指它是普遍適用的商品。

　　《資本論》中關于貨幣流通規律公式的表述是經濟學界難解和有爭議的問題，在解讀上存在困難。我在《學術月刊》1985年第1期發表論文《〈資本論〉中貨幣流通規律公式的探討》，引用了《資本論》不同版本的中譯本、法譯本、俄譯本、英譯本以及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書中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述，講清和解決了這一難題，說明既不存在馬克思的筆誤，也不存在錯譯。從此，停息了爭論。

　　關于《資本論》中提出的粗放型與集約型增長方式、外延型與內涵型擴大再生產，至今，學界仍存在著誤解和錯解。我發表過幾篇論文，2016年還在《中國社會科學》第11期發表論文，澄清理論是非。

　　馬克思曾經提出，資本主義農業中絕對地租的存在，是以農業的發展落后于工業，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低于工業為前提的?？墒?，當代資本主義國家農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已經接近或趕上了工業資本的有機構成。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所謂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業的發展必然落后于工業的提法是否成立?絕對地租是否還存在？如果還存在，它的來源是什么？我在《教學與研究》1980年第5期發表文章，回答了這一問題。對這一問題，我想多說幾句。

　　我對《資本論》中的地租理論進行了較系統的學習和研究。在《經濟研究》1956年第1期，我發表了《關于資本主義地租理論中的一些問題》一文，對當時多位經濟學界老前輩所著教材中的有關紕誤，進行了辨析，獲得共識。過去把農業的發展落后于工業看作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現象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有點絕對化了。當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研究絕對地租理論時，雖然總的來說，資本主義農業的發展狀況落后于工業，但他仍然考慮了實際經濟狀況的復雜性，在敘述上留有余地。他曾指出，在一個實行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例如英國，農業資本的構成是否低于社會平均資本的構成，這是一個只能用統計來判斷的問題。運用抽象法進行分析，可以假定一切農業資本的有機構成都低于工業。接著，馬克思指出:“這個假定，對我們這里所研究的并且只有在這個假定下才會出現的地租形式來說，是足夠了。在這個假定不成立的地方，和這個假定相適應的地租形式也就不會成立。”由此可見，馬克思并沒有認為資本主義農業必然地和永遠地會落后于工業。

　　馬克思將農業和工業的發展關系，分為三個階段：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工業；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農業；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發展速度趕上工業和增長得更快。二戰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曾有較快的經濟增長，農業資本的有機構成和農業勞動生產率已經等于或超過工業。在這種情況下，絕對地租是否還存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如果農業資本的平均構成等于或高于社會平均資本的構成，那末，上述意義上的絕對地租，……就會消失。”所謂絕對地租會消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它的特定內容或實體——農產品的價值超過其生產價格的那部分剩余價值消失了呢？還是指不再支付租金了呢？顯然是指前者。當農業資本的有機構成等于社會資本的平均構成時，農產品的價值便與其生產價格相等。農業資本家除取得一般利潤外，沒有更多的剩余價值作為絕對地租去支付土地所有者。但只要土地是租來的，就必經支付租金。這種租金同由級差地租、壟斷地租等所構成的租金不同。它依然可以采取絕對地租的形式。不過它已經不是范疇意義上的絕對地租，而只有形式上的意義了。這種形式意義上的絕對地租或租金，其來源是什么呢？有人認為是農產品的壟斷價格。我認為這種看法不能成立。從現實情況來看，目前，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美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很高，農產品還大量出口。不但不需要新的更劣等地進入耕作，國家還限制已有的土地耕作面積。在這種情況下，農產品的價格怎么能長期地實行壟斷價格呢？形式意義上的絕對地租的來源，馬克思已給予了回答。他說：當農業資本的構成，與非農業資本的平均構成相等時，原來不提供級差地租只提供絕對地租的土地，將不能支付地租了。這樣一來，土地所有者只好自己耕種這些土地，或者在租金的名義下，把他的租佃者的一部分利潤甚至一部分工資刮走。馬克思的這種預見性的分析，是符合當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實際情況的。一方面，根據統計，農業資本的利潤率，一般低于社會資本的利潤率。甚至農場主的相當一部分純收入要來自于國家的補貼。目前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家庭農場占有很大的數量。許多農場主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農業生產者。他們不需要支付地租。

　　唐未兵：處在今天這樣的新時代，學習研究《資本論》有什么現實意義？

　　衛興華：今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自《資本論》第一卷問世以來，已經過去了150多年的歲月。正如馬克思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一樣，《資本論》也始終是我們心中不倒的鮮艷旗幟。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內容豐富、廣博而精邃的偉大著作。我們對它的學習和研究不是太多了，而寧可說對它所闡述的理論和方法理解和掌握得還很不夠。當然，《資本論》沒有也不可能在一百多年前就為后人提供出解決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增長、運行和改革等具體問題的現成答案。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匯編或教義問答，用尋找現成答案的方式來學習和研究《資本論》或其他經典著作，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和方法的。恩格斯在談到對馬克思的理論應注意的特征時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另一方面，誰如果因為在《資本論》中找不到解決社會主義實踐問題的現成答案，就認為它無用或過時，那只能表明他并不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沒有真正弄懂《資本論》的內容和方法。可以這樣說，宣揚《資本論》過時論或無用論的人，并沒有真正掌握這部著作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有的人甚至沒有認真讀過它。從他們貶低或抹煞《資本論》的科學價值和現實意義的論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學習和研究《資本論》，一是要弄懂和掌握它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二是要運用這種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包括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問題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問題。

　　對于《資本論》中的方法問題，理論界已討論得很多。但是，《資本論》中有些關于科學分析方法的論述，我認為被普遍地誤解了，把馬克思所否定和批評的方法，當作是馬克思的方法。例如《資本論》中有這樣一段話：“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無論蘇聯和中國的有關《資本論》研究或講解的著作中，一概說這是馬克思的科學分析方法。其實馬克思這里講的是別的學者特別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般采用的方法，“總是采取”，就是普遍采取的意思。而馬克思的方法則與眾不同。他在《資本論》法文版序言中明確指出：“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馬克思是通過對價值的分析說明價格，通過對價值形式發展的分析說明貨幣。而資產階級學者則相反，認為“只有商品價格的分析才導致價值量的決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貨幣表現才導致商品的價值性質的確定。”馬克思針對這種方法指出：“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資產階級學者分析經濟問題的這種方法，助長了商品拜物教的性質。這正是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質時講到對人類生活形式的分析方法的用意所在。

　　應準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有觀點認為任何剝削制度，只要適合生產力發展，其剝削制度就是公平的、合理的、正義的。但根據馬克思的論述，人類社會的發展包括剝削制度的產生和更替，都是客觀的必然的歷史過程，不能用道義和理性的原則來說明社會制度的發展與變更。每個剝削階級都認為自己的社會制度是合理的、公平的、符合正義的。統治階級的思想會成為社會主流思想。但不能把這種統治階級的思想，當作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恩格斯把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公道、正義、權利平等”斥之為“有產階級胡說”和“虛偽的空話”。另有觀點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論就是唯生產力論，并斷言唯生產力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這是不正確的。這些例子說明真正掌握《資本論》的理論和方法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從我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來說，有必要既重視普及馬克思的基本經濟理論，又重視對《資本論》進行系統的、深入的研究和發掘，使我國的《資本論》研究工作提到一個更高的水平。理論聯系實際，要以完整地準確地掌握理論本身為前提。如果對理論的理解是膚淺的，甚至是歪曲的，就不可能運用好理論，更不可能完成運用理論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的任務。

　　《資本論》的理論和方法，對于研究和解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問題，有無指導意義呢？應該做肯定的回答。首先，《資本論》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及其規律的，它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根本矛盾和具體矛盾，這種矛盾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源。闡明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對立的經濟根源，論證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必然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規律性，給工人階級以推翻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為共產主義事業而斗爭的理論武器。今天，我們搞改革開放，要與眾多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需要把握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原理，認識資本主義的本性及其發展規律。其次，《資本論》中關于社會化大生產的某些規律的論述；關于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相互關系的論述，特別是消費為生產提供動力的論述；關于提高勞動生產力和節約生產要素的途徑的分析；關于影響積累的因素的說明；關于加速資本周轉的方法的闡述；關于社會再生產實現條件的研究；關于外延擴大再生產和內涵擴大再生產的劃分；關于粗放型增長和集約型增長的區別；等等，對于我們貫徹新的發展理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建新的經濟體系，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都具有理論和實際意義。再次，即使《資本論》中專門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及其規律的那些內容，如利潤和利潤率、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生息資本和利息率、信用制度和銀行資本、虛擬資本和職能資本、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等，如果我們抽去其中所體現的特定的資本主義關系，那么，它們的一般形式、機制和規律，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具有不同程度的適用性。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商品經濟的諸多規律，如價值規律以及與其相聯系的供求規律、競爭規律、貨幣流通規律等，都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發生作用。

　　總之，我認為，《資本論》對于研究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來說，不但沒有過時，不是無用，而且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需要把對《資本論》自身的學習和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唐未兵：您始終遵循“不唯上、不唯書、不唯風、不唯眾”的學風，提倡“理論是真理的喉舌”，不做“風派理論家”。反對以教條式的方式來解讀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反對在理論研究中對馬克思經濟思想進行錯解、曲解和歪解。改革開放后，對于我國經濟學研究中以所謂的“創新”來混淆理論是非的做法，更是以批判的態度來看待，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主張。因此，有媒體稱您為理論界的“清道夫”。您能講講這方面的情況嗎？

　　衛興華：我認為，學習研究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并用以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踐，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切忌用主觀隨意性削弱和取代科學性，應樹立科學態度和嚴謹的治學作風，這就是不唯書、不唯上、不唯風、不唯眾。實事求是，探索真理。不做“風派理論家”。我是這樣要求自己的。我對事不看風，對人不看勢，在學術研究上既不迎合，也不拉扯。對于自己沒有理解透，看不準，而且從理論上看，覺得有疑問的問題，從不隨波逐流，看氣候表態。所以，在改革開放前的“左”風年代，我發表的文章和論著中，找不到任何迎合“左”的政治形勢的東西。

　　對經濟學界的老前輩，我是非常尊敬的，但在學術問題上我從來不盲目地迷信權威，對當時被認作權威著作的蘇聯教材和論著也不迷信。比如，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干部、高校中被當作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真理在學習。我當時還是一位年輕教師，針對教科書的三個問題提出了不同意見：一是不贊同貨幣具有階級性；二是不贊同抽象勞動是商品經濟范疇；三是不贊同固定資本的周轉快慢影響利潤率高低。這三條意見后來都被學界所認同。

　　我在多年的經濟理論研究過程中，養成了一個習慣，就是認真研究原著，一遇到有疑之處，就反復查證原版，以求準確。對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經濟學原著都持這種態度。比如，過去有的論著中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是鼓吹用戰爭和瘟疫消滅過多人口，我認為這不符合馬爾薩斯的原意?！度丝谡摗酚绣e誤，是另外的問題。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我對誤解、錯解、曲解馬恩列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種種觀點進行辯駁的研究成果，大都收錄在《理論是非辨析：誤解錯解馬克思主義理論事例評說》（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和《走進馬克思經濟學殿堂》（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4年版）的兩部文集中。

　　我發表的論著有些是爭鳴和論戰性的，而且基本上都同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和基本原理的理解相關。一些人可能以為我的學術觀點偏向“保守”或偏左，其實我對理論創新歷來是寬容和鼓勵的，這方面凡是我指導過的學生都深有體會。我之所以要執著地反對以教條式的方式來解讀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又反對在理論研究中對馬克思經濟思想進行錯解、曲解和歪解，對于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學研究中以所謂的“創新”來混淆理論是非的做法，更是以批判的態度來看待，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主張，主要就是因為我對歪曲馬克思主義原理和中央文件精神是不能容忍的，對一些強加給馬克思的觀點也是不能容忍的，因為那會誤導讀者，產生負面效應，需要辨明理論是非。

　　唐未兵：您被學界公認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杰出代表，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人民日報》文章說您“把馬克思主義信仰深深融入生命，從未動搖過”，堅持探索、繼承、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取得了令人稱道的學術成就。您可否歸納介紹一下您在推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上所做的理論貢獻？

　　衛興華：我認為，理論創新必須立足于發展馬克思主義，使之能更好地反映現實、指導實踐。我強調準確解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目的在于準確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因此，我的著述不只是停留在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解讀上，更重要的是緊扣時代的脈搏應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現實問題，推動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為此，我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過程中，力求準確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現實的社會主義經濟，一般是先準確表達馬克思的原意，然后在此基礎上符合邏輯地進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

　　我較早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1959年，我在《學術月刊》發表論文，對當時理論界存在的社會主義非商品經濟論、全民所有制內部非商品經濟論、生產資料商品外殼論等見解進行了評析與商榷。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中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都應是商品，應利用商品經濟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我指出，否定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的生產資料是商品，“是忽視了不同國營企業之間的獨立權利和利益，只看重了它們的統一面，而看落了它們的矛盾面。如果否認生產資料是商品，那么必然導向否認價值規律在生產資料生產中的作用”。1984年8月，我在太原的一個學術報告中提出：“有的文章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能提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能提商品經濟，這種看法不能成立。社會主義要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也就是要發展商品經濟。”“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就必須發展商品經濟。大力發展商品經濟，自覺利用價值規律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弄清一個問題：為什么馬恩預計社會主義公有制中不再存在商品生產，而社會主義實踐證明必須積極發展商品生產。為此，我在《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發表論文論證了這個問題。我還指出，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在占有權上的實際差別和在生產經營管理水平上的差別，要求實現為企業利益上的差別，這種利益的差別，只有通過全民所有制內部的商品經濟關系來實現。同時，應當明確，商品經濟不是社會制度范疇，反映商品貨幣本質關系的商品經濟規律也不具有社會制度屬性。因此，可以講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但這不是從本質規定上來講的。手工業經濟、資本主義經濟也是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下存在和發展的商品經濟。不能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劃等號。市場經濟是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決定性作用的經濟。我國實行計劃經濟時期，也有商品經濟，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不起基礎性作用、決定性作用，所以計劃經濟時期的商品經濟就不是市場經濟。

　　我較早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1993年，我在《陣地》（現為《前線》）發表論文，肯定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我指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不管是哪種經濟成分參與的，都一樣起資源配置的作用。市場機制與市場體系是統一的，不能按不同經濟成分劃分不同的市場和市場經濟。從這個意義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由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構成的。當然，從市場經濟主體來看，依然有社會主義經濟與非社會主義經濟的差別。”當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包括非公有制經濟時，有學者宣稱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這實際上是混淆了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混淆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區別。

　　我較早提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理論，提出“計劃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觀點。早在1986年，我就和我指導的博士生洪銀興、魏杰對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和全面的研究，并提出了“計劃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模式。就是主張直接調節企業生產的是市場，而不是計劃。講“計劃調節市場”與政府宏觀調控市場是一致的。我們認為，發揮市場調節作用是搞活經濟、改進經濟管理體制的重要內容，市場調節也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完全由市場機制或由價值規律自發地、盲目地調節，另一類是計劃指導或政府調控的市場調節。這樣，就可突破“為主”“為輔”的體制框架，市場調節的范圍擴大了，可以更大程度地發揮價格機制引導企業改善管理的作用。這些觀點集中體現在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一書和在《經濟研究》1987年第1期發表的論文中。這與后來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指導思想是相吻合的。20世紀90年代后，針對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關系，我進一步提出，應“主要用指導性計劃調節市場”，由市場調節企業。計劃調節對市場調節起導向作用，是宏觀層次或高層次的調節，而市場調節則是基礎層次的調節，這種調節機制是二層次的縱向結合關系，并不是何者為主何者為輔的關系。計劃調節的導向作用，不會把市場調節降為“為輔”的作用。

　　我較早提出應研究公有制經濟的實現形式問題。在改革的前期階段，我國理論界側重于從“管理體制”上理解經濟體制改革。而我早在1986年就強調提出“實現形式”問題。我提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似不應僅僅歸結為一個管理體制問題。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首先包括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運行和實現的具體形式，如公有制的運行和實現形式，按勞分配的運行和實現形式，以及其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運行和實現形式等”。在同期發表的其他論文中，我也強調提出發展和完善公有制，就需要完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我認為在實踐中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需要探索公有制的新的實現形式，重視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和相關的法律法規，特別是要規范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和改制工作。但對“一股就靈”、一股風、一刀切、下指令完成的做法，又不大贊同。我關于探索公有制運行和實現形式的改革主張，與中央后來提出的探尋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的要求相吻合。與此同時，我還寫文章澄清了混淆公有制自身的存在形式和其實現形式的理論是非。當中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時，學界和媒體宣傳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計劃經濟下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股份制是市場經濟下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認為搞股份制就不再有“姓公”“姓私”的區別了，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了。我在《經濟經緯》2006年第4期發表論文指出，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的兩種存在形式，而不是其實現形式。股份制并不否定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股份制中依然存在公有資本和私人資本的區別。

　　我較早論述了調整所有制結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觀點。我在發表于《新湘評論》1980年第8期的論文中，論述了“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同時存在的客觀依據”。

　　我提出了生產力多要素論。理論界長期流行生產力二要素或三要素觀點，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有關論述。二要素論來自蘇聯著作，三要素論是出于對《資本論》一段論述的誤解?！顿Y本論》中講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勞動、勞動對象、勞動資料。“簡單要素”是指一切社會都不可或缺的生產力要素。隨著生產的發展會有新的生產力要素加入。我于1980年在《哲學研究》發表論文突破了生產力二要素、三要素的框框和爭論，提出了生產力多要素論。論文根據馬克思的說明，指出科學、分工協作、管理、自然力等也是生產力要素。并指出：長期以來，把生產力的內容理解得很狹窄，致使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成為跛足的東西。明確認識和遵循馬克思的生產力多要素論，特別是把握馬克思強調科學作為生產力的獨立作用，有利于推動我國生產力的快速健康發展。

　　我提出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需要將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統一起來。評價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先進或落后，評價一個政黨或執政者的理論、方針與政策措施的是非得失，究竟以什么作為判斷的標準?過去一般強調生產力標準，特別是針對“文革”時期，大批“唯生產力論”，忽視發展生產力的根本任務，搞“階級斗爭為綱”，搞貧窮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十三大強調提出生產力標準論是具有針對性和現實性的重要意義的。然而，面對新中國經過多年來的發展所經歷的成敗得失，對其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我認為，應當考慮除強調生產力標準外，還應重視社會主義價值標準，主要是生產關系標準。特別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原則。應將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統一起來，各個社會各個階級都有自己的“價值標準”，我們所講的價值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標準。社會主義的得失成敗，既要用生產力標準去判斷，又要以價值標準去判斷。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體現了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體現了社會主義公平。這些觀點集中體現在我發表于《經濟學動態》2010年第10期的論文中。

　　我一貫主張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中應當將效率與公平并重。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里，曾流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我一開始就對這種提法產生懷疑，并多次發表論文進行討論。我認為，這一說法用于指導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不妥當的。發展社會主義既要堅持生產力標準，重視生產效率，也要重視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重視分配公平。生產領域應是效率優先，優先于產值或GDP，但是分配領域不能效率優先于公平。為此，我提出應當將效率與公平并重，實現二者的統一與結合。因此，我主張調整流行多年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這些關于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論觀點，被學術界和政府部門所重視，并產生了積極影響。我最近還提出：分配領域只存在分配公平不公平問題，不存在分配效率高或低的問題。應該講，發展經濟應將效率與公平統一起來，二者是做大蛋糕和分配好蛋糕的關系。

　　唐未兵：您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研究，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請您介紹一下您所探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主要內容。

　　衛興華：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相關研究成果集中體現在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中。

　　首先，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構建進行了探索。2011年，我就在《經濟學動態》發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研究》一文，指出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源”和“流”的關系。“源”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流”就是要從中國國情出發，發展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據此，我當時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應當包括如下十個方面的內容：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其基本經濟制度論；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論；社會主義公平與效率統一與并重論；三條“是否有利于”的判斷標準論；轉變發展方式與科學發展論；堅持獨立自主同擴大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相結合論；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論?，F在看來，這些內容遠遠不夠，需要根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不斷加以豐富和發展。

　　其次，我提出了創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解決的幾個重大理論是非問題。我發表于《經濟縱橫》2016年第1期的論文中概括了十三個問題：新民主主義制度與單一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是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不能混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不同內容；“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不容混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包括的內容是否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不能混同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及其實現形式；社會主義應把大力發展生產力和發展與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合起來；分清生產力決定論、生產力標準論與唯生產力標準論和唯生產力論的區別；鄧小平提出的三條“是否有利于”的標準不是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經濟體制轉軌: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是是非非；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異同；關于效率與公平的理論是非；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問題。

　　再次，我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見解，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是應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我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不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服務于革命的任務，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服從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因此對馬克思所講的政治經濟學對象要有所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既要系統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方面的研究還很不夠，理論認識方面還存在諸多誤區和混亂；同時，也要研究怎樣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我不是簡單講研究生產力，而是講研究怎樣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通過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經濟政治體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二是把握和發揮生產力諸要素的各自功能和綜合功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提高勞動者的知識與技能，改進和優化生產資料，進行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有效利用自然力等；其三是提出新的發展理念，如科學發展觀和新的發展理念等；其四是著重研究和發展社會層面的生產力，如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經營轉向集約經營，建立現代化經濟體系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籠統地說研究生產力，因為它不研究技術層面的生產力。研究技術層面的生產力是自然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的任務。

　　二是要弄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我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特定歷史階段，二者雖有交叉，但不能等同。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將經歷初級階段、中級階段，最后達到高級階段，即成熟發達的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將貫穿于我國社會主義各個發展階段，而不僅停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制度將在我國整個社會主義發展歷程中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從而得到豐富發展和完善，并且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因此，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同于我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不恰當的。雖然，就目前而言，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但是，在社會主義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我國仍將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三是關于公有制問題。我認為，所有制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第一位的問題。堅持、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是要堅持、發展和創新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實現形式，而不是動搖、否定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地位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

　　四是關于姓“社”姓“資”問題。我認為，改革開放不能不問姓“社”姓“資”，但又要正確對待姓“社”姓“資”。其一，不能亂定姓“社”姓“資”。既不要把不姓“資”的東西和本來是姓“社”的東西當成姓“資”;也不能把不姓“社”的東西和本是姓“資”的東西硬說是姓“社”。其二，不能對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問姓“社”還是姓“資”。因為，并不是一切事物不姓“社”便姓“資”，非此即彼。其三，問姓“社”姓“資”，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資”的東西的存在。在我國現階段，私營經濟、外資企業，都是姓“資”，但允許其合法存在與發展。其四，不要用不正確的“社”“資”觀去胡亂批評正確的理論和實踐。

　　五是對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界定。我認為，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要起決定資源配置的作用，但是主要是在微觀經濟領域起決定作用。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領域，不能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還是要由政府決策調節。西方權威經濟學教材中都明確指出，市場經濟會導致分配不公、貧富分化。法國學者皮凱蒂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充分論證了這一事實。分配不公產生貧富分化，能靠市場經濟作用來消除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能靠市場經濟實現么？需要科學劃分市場行為與政府行為的邊界，我們的多個五年經濟計劃或規劃以及年度計劃，能離開政府作用單由市場經濟完成么？

　　六是突出共同富裕。我認為，創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回避或不重視兩極分化的存在這一現實問題，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便只能是停留在文件和口頭上的抽象概念。當然，不能搞劫富濟貧，也不能限制富豪群體的擴大，但一定要持續探討緩解兩極分化的理論與對策。

　　我認為，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需要厘清重大理論問題的是非，也就是要求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發，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實打實地研究問題，回顧得失成敗，總結經驗教訓，真正寫好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篇大文章。

　　唐未兵：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過程中，十分重視政治經濟學的教材建設，編寫或主編過多部《政治經濟學》教材，有的教材在全國發行量有數百萬冊，影響力較大，榮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請問您對進一步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材建設有何建議？

　　衛興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和時代化的成果。堅持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就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銜接和統一起來，構成新時代發展與創新了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側重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聯系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依然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方法。

　　進一步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材建設，是一個重大的系統工程。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要把握好以下幾個基本點。

　　一是要將我國近70年來和改革開放40年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得失成敗的經驗與教訓，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進行總結與研究。提升為新的經濟學說，認識和把握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社會主義經濟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

　　二是要深入理解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理論與實踐上“源”與“流”的關系，既要把握好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和本質特點及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中的堅持與發展，又不拘泥于經典原著中某些不符合當代實踐而值得改進的有關論述。

　　三是要將怎樣更好地發展生產力和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統一起來，將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怎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統一起來。

　　四是要弄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線或核心是什么，其體系的邏輯起點或基礎是什么。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是剩余價值，邏輯起點或“普照的光”是工業資本及其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我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應是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其邏輯起點或基礎是社會主義公有制。

　　五是要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新境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基本遵循和重要內容。

　　唐未兵：作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您認為應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呢？

　　衛興華：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我認為，既要學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時也要熟悉西方經濟學。這樣才能判斷是非，才能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理論觀點、政策的是非對錯做到心明眼亮，看得清楚。

　　我國對待西方經濟學有兩種不好的、不正確的傾向。一種傾向是改革開放以前，把西方經濟學“罵倒”，認為那只是資產階級為資本主義辯護的經濟學、都是錯誤的。其實，當代西方經濟學中有些理論適應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是我們可以汲取或借鑒的方面；也有不科學的東西，不能照搬。另一種傾向是對西方經濟學簡單“拜倒”，不做分析，當作真理全盤接受和傳播，甚至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唐未兵：2016年4月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高級研修班開班典禮上，您將獲得的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的100萬元獎金全部無償捐贈出來，用于支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研究、人才培養及優秀成果獎勵。請問您為什么要這樣做？

　　衛興華：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我經歷了政治生活和教學與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風雨。改革開放后，我投身到新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傳播和發展中。吳玉章獎是對我所做工作的肯定和鼓勵。當前知識更新不斷加快，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我深知自己知識的不足。我雖然已年過九十，仍需要不斷充實理論知識儲備，以繼續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貢獻點微薄力量。

　　我見證了新中國成立和發展的全過程，特別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來的巨大成就。無論遭受挫折與失敗或發展昌盛、民富國強，都與違背或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密切相關。如何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火炬傳承下去并發揚光大，怎樣才能培養出一批優秀的、能起引領作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成為我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只有高等院校的青年學生真學真信、踴躍投身，才能為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注入新鮮血液和生機活力，才能讓創新理論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我將獲得的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的100萬元獎金全部無償捐贈出來，目的就是要用于支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研究、人才培養及優秀成果獎勵。

　　唐未兵：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您作為經濟學家，怎樣看待這40年的改革開放？您認為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衛興華：我覺得應當用科學的改革觀總結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與不足。客觀總結改革開放的得失，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是為了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把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更好地搞好改革與發展大業，推動經濟社會更好地向前發展。

　　毋庸置疑，40年來，我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經濟總量已經穩居世界第二，改革開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所以說成就是主要的，應在總結經驗中充分肯定。但能說改革開放過程中一切措施都百分之百的正確，沒有任何需要總結的教訓和缺失么？要不要探討，要不要總結？我覺得應該回顧，應該總結，總結是為了更好地前進。作為社會主義自我完善與自我發展的改革不能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我國的改革開放為什么能夠取得成功？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們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推向了新的境界，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正是在這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我國的改革開放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反觀蘇聯、東歐等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為什么沒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認，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全盤接受和推行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從事實來看，凡接受和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國家，最后都陷入困境，帶來嚴重消極后果。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理論觀點是：經濟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反對國家干預市場經濟。其完成形態是“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內容如斯蒂格利茨所述，是“快速的私有化”“快速的自由化”“快速的政府角色最小化”。這也是美國主導全球化的核心內容。在當代條件下，不能再只依靠“看不見的手”去調節經濟生活了。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運行，也需要借助國有經濟的實力實行國家干預或政府調控。從經濟實踐來看，新自由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行不通，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放棄公有制經濟，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經濟自由化，不能沒有政府宏觀調控。蘇聯接受了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的改革戰略，結果導致經濟十年倒退，生產猛降、失業猛增，少數人暴富、廣大人民陷入貧困，社會動蕩、矛盾凸顯。

　　唐未兵：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您作為經濟學家，是怎么理解的？

　　衛興華：黨的十九大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狀態發生了重大變化，黨和國家事業發生了歷史性變革。用新時代界定當前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有利于進一步統一思想、凝聚力量，在新的起點上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有些論著中講，中國的發展進入新時代是以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為依據的，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決定了中國的發展進入新時代的。我認為，這是把兩者的因果關系顛倒了。應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十九大報告對此講得很清楚。報告首先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接著在后面又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一種表現。

　　我認為，應該準確理解和把握轉化后的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后的社會主要矛盾的一方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比較容易理解，而另一方即“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應該怎樣準確理解與把握？還存在認識上的重大差異。

　　目前，眾多媒體和學者對“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具體內涵進行闡釋，主要是從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和生產力落后等方面著筆。應當明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首先是相對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講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指社會供給還不能充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依然存在供給不能滿足提高了的需求的不平衡。因此，不能脫離開主要矛盾雙方的關系去孤立地談論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也不宜從生產力落后的角度去解讀轉化后的社會主要矛盾。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時，后面緊接著講，“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梢?，這里所講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以我國生產力已獲得顯著發展、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作為前提的；而不是以生產力落后，以鄉村落后于城市、中西部地區落后于東部地區為前提的。習近平同志是用兩點論與重點論統一的方法來分析和判斷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已進入新時代；二是我國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與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要求相比，還是相對落后的，還存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但兩點論中的重點論是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國內生產總值穩居世界第二、發展質量和效益不斷提升、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等。

　　城鄉和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過去就存在，將來也會不同程度存在，現在不是在擴大而是趨于縮小。這種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需要進行協調，但不是造成供給側結構與需求側結構不平衡的原因。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而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作為固有問題，并不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習近平同志強調：我們要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梢?，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途徑，主要是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是物質生活需要。恩格斯把生活資料需要分為三類：生存資料、發展資料、享受資料。隨著我國生產力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中比較富裕的群體要求有更好的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但存在供給不充分和供求不平衡問題。我國每年有大量游客到境外購買高檔消費品，巨額購買力外流。這正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現。

　　與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相聯系，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這段論述可以看作是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戰略方針。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這些方面的需要與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更無內在聯系。從安全、環境看，落后山區并非比大城市不安全，而且空氣污染少、藍天白云多。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需求狀況，也不能用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來說明，更不能用生產還落后來說明。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也需要關注和著力縮小其差距，但那是另外的問題，不能用來解讀社會主要矛盾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

　　黨的十九大關于主要矛盾變化的表述，反映了我國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已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的事實，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

　　我們需要清楚的是，兩種不同表述的社會主要矛盾，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供給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的矛盾。應當分清生產供給不能滿足消費需求，既可以是指生產力絕對落后、日用消費品絕對短缺的情況，也可以是指矛盾的雙方內涵都升級了，但生產力還是相對落后、供給不能滿足提高了的和結構變化的需求的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召開前正是從后一種意義上論述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的。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還在講：“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這是我們謀劃發展的基本依據。”之所以這樣講，是在提醒和激勵我們要看到不足，要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繼續奮發圖強。習近平同志還用具體數字說明我們發展的不足，“我們也清醒認識到，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相當于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美國的七分之一，排在世界80位左右。按照我們自己的標準，中國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則還有兩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中國城鄉有7000多萬低保人口”。

　　雖然兩種不同表述的社會主要矛盾，都是人民的需求同經濟社會發展不足之間的矛盾。但是社會主要矛盾的具體內涵已有很大改變，原來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是生產力極端落后，不能滿足人民群眾低水平日用消費品的需要，什么都要憑票證限量供應。而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生產力大幅提高，我國已經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已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主要矛盾內涵發生了變化，一方面低端產品產能過剩，需要減少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另一方面中高收入消費群體的物質文化需求得不到充分滿足，要求提供高質量、更安全、符合個性需求的高端高質產品。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內容不限于物質文化方面。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內涵的這種轉變，其實黨中央早已認識到并采取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對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入新時代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社會主要矛盾的內涵的重大變化，明確提出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有利于我們自覺地朝向新時代的新任務、新目標砥礪前行，為人民的美好幸福生活而努力奮斗。

　　唐未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有何期待？

　　衛興華：黨的十九大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政治判斷，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創新思想的內涵涵蓋了諸多方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其重要內容。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既是科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包括一系列內容，如，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等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科學回答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社會主義實踐中怎樣發展和具體化的問題，如，怎樣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怎樣更好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不斷提高其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怎樣更好地發展與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怎樣更好地處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等等。

　　我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所包括的上述內容，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內容，也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課題。

　　唐未兵：您是“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的發起人之一，也曾擔任該會領導小組成員，現在仍擔任顧問。截至2017年，“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已經舉辦了31次年會，培養出了一批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系實際的經濟學專家，為推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課堂、進教材、進學生頭腦做出了重大貢獻。您可否介紹一下研討會的緣起和發展？

　　衛興華：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是在原國家教委的倡導和安排下于1985年在南開大學組織創辦的，宋濤教授被推舉為研討會的領導小組組長，領導小組的成員是由八所重點大學的著名學者組成的。除了中國人民大學宋濤教授外，其他七所高校有吉林大學的關夢覺教授和張維達教授、北京大學的胡代光教授、南開大學的滕維藻教授和谷書堂教授、復旦大學的蔣學模教授、武漢大學的譚崇臺教授、西南財經大學的劉詩白教授、廈門大學的吳宣恭教授。我為秘書長，后來又加入陶大鏞教授和陳征教授。從2007年第21次年會開始，領導小組進行了新老交替。經多方征求意見，包括原領導小組成員的意見，并向教育部有關領導匯報和獲得同意，決定新的領導小組主要由原來八所大學推選年輕代表組成，由南京大學洪銀興教授擔任組長，其他成員有林崗、黃泰巖、劉偉、逄錦聚、莊宗明、劉燦、簡新華、李慧中、謝地等，黃泰巖教授兼任秘書長，張宇、黃桂田、張二震三位教授任副秘書長。從第21次年會開始，我和其他老同志從研討會的領導小組退出，擔任研討會的顧問，會務組織和具體的工作安排由新的領導小組協商處理。

　　從1985年開始，不論是最初擔任研討會領導小組的秘書長，還是后來任顧問，我都積極參與了研討會的學術活動，見證了研討會走過的32年的不平凡歷程。32年來，研討會舉辦了31次大型的討論會并出版了31部論文集，影響越來越大，參與者越來越多，這與研討會自始至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與創新密不可分，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魅力將大家吸引到一起。與此同時，每次研討會都有緊扣時代脈搏、理論聯系實際的主題，有舉辦單位的周密組織，有自主和諧的會議氣氛，大家認真研討經濟理論和實踐問題，所以每次會議都能取得有效成果，讓大家都有收獲，這也是研討會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研討會的參與者大都是高校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教師，許多教師年年參加，一批批年輕教師不斷加入。因此，這個會議培養出了一批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聯系實際的經濟學專家，為推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做出了重大貢獻。

　　講到這里，我眼前又浮現出了已離開我們的宋濤、關夢覺、胡代光、滕維藻、谷書堂、蔣學模、陶大鏞、張維達等同志的音容笑貌。他們都是為全國高校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做過貢獻的人，我和他們一起籌備研討會、參加審稿會和研討會的情景仍歷歷在目。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和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執著追求，以及為培養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人才所付出的努力，值得我們永遠銘記。我深深地懷念著他們。

　　唐未兵：“做人民擁護的經濟學家”是您的口頭禪。請問怎樣才能成為人民擁護的經濟學家？

　　衛興華：我認為，要成為人民擁護的經濟學家，一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豆伯a黨宣言》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這表明，馬克思全部理論的立場是立足于整個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一切為了人民的立場，始終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發展經濟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以深受人民的擁護。

　　二是要堅持為人民謀福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是為勞動人民謀福祉的經濟學。為改變階級社會勞動人民受剝削、受奴役的命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深入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及其運行規律，又致力于指導無產階級運動，以改變舊世界、建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幸福美好的新世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這并不是因為這里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為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所以，作為經濟學家，要貼近人民大眾生活，了解人民的需求，多為人民鼓與呼，多替老百姓說話。特別是多關心弱勢群體的訴求與利益。

　　唐未兵：如何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精髓傳承下去，是您近年來非常關切的問題。您能跟我們談談這方面的見解嗎？

　　衛興華：我認為，要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精髓傳承下去，首先需要學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與方法。站穩勞動人民的立場，深入社會主義經濟實踐，提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力和說服力，培養出不斷傳承的經濟學大家。學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關鍵是要把握好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揭示的一系列經濟規律。特別是要深入研究和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特有規律，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范疇和理論體系，要增強自己的理論學術話語權。

　　要隨著時代的前進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要立足我國國情和發展實踐不斷推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當看到，雖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一般原理，但并沒有也不可能提出具體的實現途徑與發展策略。比如，究竟該怎樣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特別是在生產力落后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快速發展生產力，怎樣建立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怎樣探尋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具體實現形式，怎樣真正使勞動人民成為社會和生產的主人，怎樣實現共同富裕等，都需要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作出符合歷史條件的回答。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馬克思、恩格斯特別指出，對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習近平同志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為了更好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既要堅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要同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不斷形成新的理論成果。”

　　我們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了許多獨創性的觀點，如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關于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的觀點，關于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的觀點等，都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

　　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習近平同志總結新中國成立近70年和改革開放40年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經驗教訓，繼承和發展植根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的已有理論成果，提出一系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理論，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成果和新構建。它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新境界，不斷豐富發展這一最新成果，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精髓的最好傳承。

　　唐未兵：您希望把接力棒交給年輕人，讓年輕人進一步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揚光大。那么，您能給有志于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年輕人提供一些建議嗎？

　　衛興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建設，強調要“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在這樣的新要求、新任務面前，我時常提醒自己要勤學、勤思、勤寫，不斷充實理論知識儲備，繼續發光發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建設以及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接力棒交給年輕人，讓他們繼續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揚光大，推動真理走向世界。

　　我最大的期待，是希望中國能夠出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我希望我們的青年教師、青年學生能夠更加刻苦學習與鉆研，能夠“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爭取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經濟學大師。

　　我覺得有些經濟學者追求商業化的東西過多了。現在發展市場經濟，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寬裕一點，考慮個人利益無可厚非，但是不要過分的商業化。我常跟我的學生講：做學問，是一種實打實的事，需要安心治學，踏踏實實，付出辛勤的勞動，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來不得半點虛假，沒有取巧的捷徑。要理論功底扎實，知識基礎宏厚。要視野廣闊，關心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就需要人品和文品都達到一個比較高的境界，因為人品和文品是統一的。不能投機取巧、急功近利、唯利是圖。

　　衛興華，男，1925年生，山西五臺人，1946年在太原參加黨的地下革命工作。1948年經北平回解放區入華北大學學習。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國《資本論》研究會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首批學術指導委員、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顧問等。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經濟學系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總編輯、校學位委員會委員和理論經濟學分會主席。曾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經濟學科規劃小組成員、全國綜合性大學《資本論》研究會會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課題組主要成員、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學術顧問等。衛興華教授從教以來筆耕不輟、著作等身，曾獲國家級和省部級獎20多項，包括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第一、二屆論文獎和中國圖書獎一等獎，2015年榮獲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近日，湖南工業大學唐未兵教授對衛興華教授進行了訪談。（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