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惡搞《黃河大合唱》是一種危險
點擊： 作者：郭松民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1-30 08:32:50
惡搞《黃河大合唱》的視頻突然開始在網上流傳，這一類的表演是如此無聊、下賤，以至于我不愿意在這里復述。
一個健康的社會，總是由此岸和彼岸構成的。
此岸就是我們現世的、可觸可感可欲的生活，柴米油鹽醬醋茶、打情罵俏、生兒育女、賺錢養家，等等。
彼岸，則是我們的精神世界。有崇高，有神圣，有先烈，有關于未來世界的美好藍圖，等等。我們通常把彼岸過分簡單地概括為兩個字“信仰”。
彼岸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在有生之年我們也只能對之遙遙相望，但彼岸規訓著此岸的生活，賦予此岸的生活與意義。
如果失去了對彼岸生活的敬畏與向往，則人類在此岸現世生活，和動物世界相比，將毫無高貴之處。
一只狐貍，絕對不會“為了實現美好理想”放棄眼前的一塊肉，這是只有人才能做到的事情。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狐貍也往往會因為貪圖這塊肉而落入陷阱，它漂亮的皮毛會被貴婦人做成披肩。
彼岸對現世生活的規訓，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引導，還是毛主席說的最透徹：“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一想起他們就心里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么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么錯誤不能拋棄嗎？”
正是因為彼岸有如此功能，所以，在一些人看來，彼岸的存在就妨礙此岸，也就是現世的享樂和“自由”，于是就有必要用惡搞的方式將其摧毀。
這里的邏輯是簡單的——只有當高尚不再高尚，卑污才不再卑污；偉大不再偉大，渺小才不再渺??；崇高不再崇高，下賤才不再下賤。
當“保衛黃河”的怒吼化身為“年終獎”的嚎叫，當邱少云烈士化身為“烤肉”，當狼牙山五壯士悲壯的跳崖化身為滑稽跳水的時候，今天的我們，還有什么不可以恣意妄為呢？
惡搞，還折射了當代文化心理的一個顯著特征——愚妄！
人們居然認為“繁榮”可以永遠存在，“好日子”永遠不會消失，所以再也不需要繃著自己了，再也不需要背負什么了，再也不需要對先輩的奮斗與犧牲表示敬畏了——我們可以把一切都拋棄，赤身裸體，無牽無掛，酒池肉林，縱情歡歌。
不過，我不愿意過多指責視頻這些惡搞《黃河大合唱》的職場年輕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拋棄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也是當下主流惡搞文化的受害者。
他們就像叢林中那只快樂的、饑餓的狐貍，不知道眼前那塊濃香四溢的肉不能吃。
真正需要被譴責的，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主流文化精英，他們對我們彼岸世界的惡搞、拆解，已經進行了快四十年了。
曾經在網上看到央視主持人自己的“內部晚會”，幾乎囊括了央視所有名主持，包括看上去法相莊嚴的敬一丹和煞有介事的白巖松。
他們戲仿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程式，對幾乎所有的紅色經典，如《歌唱祖國》、《國際歌》等都極盡惡搞。
現在各個公司年會上的惡搞，不過是對央視惡搞的模仿罷了，豺狼當道，安問狐貍？
惡搞正是從主流開始的。
當《建國大業》讓毛澤東、周恩來等革命領袖說出今天公知的語言，讓有經天緯地之才的毛澤東自證“我不懂經濟”時，難道不是一種惡搞？
當《建軍大業》把對建軍真正具有決定意義的“三灣改編”、“古田會議”放到結尾的彩蛋中一筆帶過，把“建軍大業”拍成了“血戰三河壩”，這不是一種惡搞？
現在被吹的天花亂墜的《無問西東》，對清華的買辦傳統無限深情，對革命傳統各種黑化，難道不是一種惡搞？
惡搞，不僅是從主流開始的，而且也得到主流的鼓勵。
面對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惡搞《黃河大合唱》，高踞在評委席上宋丹丹說什么呢？
“我特別喜歡你們這個節目，我真的覺得太需要拿一些嚴肅的東西來調侃，我們缺這個，其實沒有什么不可以調侃的，非常好玩。”
文藝的裁判權掌握在支持惡搞的宋丹丹之流手里，惡搞的泛濫還有什么奇怪呢？為什么這么多電視綜藝節目的評委，沒有一個是有最起碼是非標準的人？
今天我們的彼岸已經一片廢墟，不立法甚至不能保護英烈名譽就是證明。
彼岸既成廢墟，現世世界的人們就失魂落魄，快速腐朽。
前兩天，我的另一個公號“郭松民散兵坑”連載了黃紀蘇老師的話劇劇本《我們走在大路上——近三四十年的社會心理史》——我一直認為，這是一部實際價值遠遠高于其社會影響力的作品。
《我們走在大路上》是一面鏡子，照出了失去彼岸之后的中國社會眾生相——它是如此的逼真，纖維畢現，以至于很多人都不敢攬鏡自照。
惡搞《黃河大合唱》是一種危險。
被稱為“資產階級的馬克思”的馬克斯·韋伯，在1895年就任德國弗萊堡大學經濟學教授時，發表的一篇著名演講《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其中曾嚴厲批評了德意志民族的“軟乎乎的幸福主義”。
什么是“軟乎乎的幸福主義”？
按照韋伯的解釋，就是只要過“好日子”就行了，別的都無須多想。附著“幸福主義”之上的則是一種“懶洋洋的樂觀主義”，即盲目相信無限的增長和自發的博弈會自動化解一切矛盾，社會上彌漫著及時行樂、沾沾自喜、快富先富的氛圍。
但韋伯認為，沉醉于這種心理狀態的社會潛伏著巨大的風險。
當時德國已經在普法戰爭中擊敗了法國，完成了國家統一，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在科技和文化，特別是國民生活水平及基本教育素質方面，還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德國的崛起已經不可阻擋。
而在韋伯看來，德國固然處于歷史上最有希望的時刻，但同時也處于歷史上最困難、最危險的時刻。
韋伯在演講中指出，德國所面臨的時代主題，就是要為德意志民族的復興而斗爭。但當時的德國卻還沒有一個階級、一個階層在政治上成熟到可以代表本民族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的程度。
容克地主不行，他們代表的是極其落后的生產關系；資產階級也不行，他們夢寐以求的不過就是有個強權來保護自己，并時刻準備在國內出現動蕩時把資產轉移到國外；工人階級也差得很遠，他們沒有自己的堅強組織，也沒有自己的政治目標，基本上還是一群庸眾。
韋伯指出，在德意志民族復興的道路上，還有許多嚴峻的挑戰。國內貧富差距巨大，國際上和英、法、俄等列強的攤牌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在這種時候，德國最需要的心態是準備迎接斗爭，可在德國社會彌漫著的卻是要踏踏實實地過“好日子”的氣氛，這是自欺欺人，非常危險。
韋伯因此大聲疾呼：德意志民族遠沒有到可以高枕無憂的時候，相反，如果沒有更高的政治目標來統攝德國的未來發展，那么眼前的繁榮就會成為過眼煙云。
韋伯認為，擺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最緊迫的任務，是要加緊打造一個新的“政治民族”。
所謂“政治民族”，就是指要善于從民族復興這樣一個政治目標的角度，而不單單是從消費水平、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考量自身前途的民族。
韋伯斷言，有這樣一種思考習慣的民族，才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有可能在未來的航程中避開暗礁險灘，戰勝驚濤駭浪。
以后的歷史事實證明，韋伯的對德意志民族的預言不幸而言中了。在韋伯演講后50多年的歷史過程中，德意志民族甚至不能識破希特勒這樣的騙子，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幾乎萬劫不復。
以惡搞《黃河大合唱》為標志的“惡搞文化”蔚然成風，意味著“軟乎乎的幸福主義”、“懶洋洋的樂觀主義”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恰恰也是今日中國社會的一個現實情景。
毛澤東主席曾經把中華民族的政治水平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惡搞文化的勃興，又嚴重地降低了中華民族的政治思維能力。
中國能夠避免德國的命運嗎？中華民族能夠比德意志民族更成熟嗎？
這取決于我們能不能有效地和惡搞文化及其背后的力量進行斗爭，并取得勝利！
還是毛主席的名言：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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