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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憲法》是改革開放的根本大法和理論結晶——訪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程恩富學部委員

點擊：  作者：程恩富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18-12-05 09:41:55

 

 

【原編者按】2018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憲法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舉行第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

“我國現行憲法是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功經驗基礎上制定和不斷完善的，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長期奮斗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憲法是國家根本法，是國家各種制度和法律法規的總依據。我們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對我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指導思想、發展道路、奮斗目標充滿自信，對我國憲法確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充滿自信，對我國憲法確認的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滿自信。”

為了更好地領悟《憲法》作為40年改革開放的根本大法和理論結晶，研討有關理論和現實問題，現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程恩富教授。

 

 

一、憲法及其修正案是改革開放進程

和指導方針的集中體現

 

問：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請程教授談談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是如何與時俱進地不斷完善《憲法》的？

 

答：1954年9月通過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鞏固社會主義政權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發揮了重要保障和推動作用，也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現行憲法的制定和完善奠定了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1982年憲法是改革開放后的第一部憲法，確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法制保障。以后分別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和2018年進行了5次修改。這五次修憲，都反映了改革開放的內在需要、發展歷程和指導方針，是依憲治國和依法治國的集中體現。

 

例如，面對在改革中私營經濟不斷崛起的新情況，1988年憲法修正案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就為發展私營經濟提供了法律保障。與此同時，面對土地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進入了市場的新情況，1988年憲法修正案作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使土地的使用權商品化、有償使用和買賣合法化，適應了房地產和開發區的發展。

 

又如，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據此1993年憲法修正案憲法第十五條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這就為我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法律基礎，并且強調要完善國家宏觀調控和維護社會經濟秩序。

 

再如，1999年憲法修正案增加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把“依法治國”寫入憲法，這表明我國是依憲治國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也為后來“人權”入憲打下了基礎。今年全國人大開會期間，不僅國家領導人和各部部長，而且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也都對憲法進行舉手宣誓。本人也有幸參與宣誓。

 

還有，2004年憲法修正案增加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新條款，將憲法第十三條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它為改革開放中廣泛涉及到的人權、公共利益和私有財產問題作出了法律規定。

 

此外，2018年憲法修正案將“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修改為：“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這充分反映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國家監察機關工作的高度重視。第五次修憲的條款是最多的，有不少新增或修改，我們下面還要提到。

 

二、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

指導改革開放取得顯著發展成就

 

問：憲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40年來在憲法規定的國家主導思想指引下，改革開放取得哪些經濟社會發展成就？

 

答：1999年鄧小平理論寫入憲法，2004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憲法，2013年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從而完整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

 

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指引下，我國改革開放經濟雖然經歷了一定的波動，但總體上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態勢，從而“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奇跡”[1]。按不變價格計算，201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是1978年的32.306倍，而2016年國民總收入是1978年的32.176倍。盡管我國人口從1978年的9.6259億[2]增加至2017年的13.9008億[3]，2016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1978年的22.402倍。1979-2016年我國國民總收入年均增長9.6%。根據初步統計，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16年增長6.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16年增長6.3%；國民總收入比2016年增長7.0%。這些數據表明，40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確實是世界歷史上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跡。

 

在對外貿易方面，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規模取得了巨幅上升。在貨物貿易方面，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167.6億元上升至2017年的153321億元；進口總額從1978年的187.4億元上升至2017年的124602億元。在服務貿易方面，出口總額從1982年的26億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2083億美元，而2017年初步統計值為15407億元人民幣；進口總額從1982年的19億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4492億元，而2017年初步統計值為的初步統計值為31584億元人民幣。

 

產業結構方面，三大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逐漸優化。在產值方面，第一產業產值占GDP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27.7%逐漸轉變為2017年的7.9%；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47.7%逐漸轉變為2017年的40.5%；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24.6%逐漸轉變為2017年的51.6%。在就業方面，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70.5%降為2016年的27.7%；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17.3%降至2016年的28.8%；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就業總人數的百分比由1978年的12.2%升至2016年的43.5%。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主要規模指標取得了巨大進步。在交通運輸方面，鐵路網密度由從1978年的53.9公里/萬平方公里上升至2016年129.2公里/萬平方公里。公路網密度由1978年的927公里/萬平方公里上升至2016年的4892公里/萬平方公里。在郵電通信方面，電話普及率（含移動電話）從1978年的0.4%上升至2016年的110.5%。移動電話普及率從2000年的6.7%上升至2017年102.5%。

 

在人民生活方面，主要生活質量指標取得了巨大進步。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1980年的67.77歲上升至2015年的76.34歲。其中，男性平均預期壽命從1980年的66.28歲上升至2015年的73.64歲；女性平均預期壽命從1980年的69.27歲上升至2015年的79.43歲。農村貧困發生率（2010年標準）從1978年的97.5%下降至2000年49.8%，進而降至2017年的3.1%。在居民消費方面，城鄉居民消費一直保持較高增長速度。2016年全體居民消費水平是1978年的18.161倍。其中，2016年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是1978年的10.609倍；2016年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是1978年的12.549倍。根據初步統計，扣除價格因素，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長5.4%。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長4.1%；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增長6.8%。

 

在科教文衛方面，主要規模指標和主要質量指標都取得了巨大進步。在科技方面，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內部支出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由2000年的0.89%上升至2017年的2.12%。在文化方面，廣播人口覆蓋率從1994年的77.4%上升至2017年的98.7%；電視人口覆蓋率從1994年的83.3%[4]上升至2017年的99.1%。1978年生產的藝術影片46部[5]；2017年生產的故事影片798部，而科教、紀錄、動畫和特種影片172部。圖書種類從1978年的14987種上升至2016年的499884種；期刊種類從1978年的930種上升至2016年的10084種。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更加鮮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廣泛弘揚，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持續健康發展[6]。

 

在教育方面，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從1978年的95.5%上升至2016年99.9%；小學升學率從1978年的87.7%上升至2016年98.7%；初中升學率從1978年的40.9%上升至2016年93.7%；高中升學率從2000年的73.2%上升至2016年94.5%。在衛生方面，每萬人口執業（助理）醫師數從1978年的10.8人上升至2016年23.1人；醫療機構病床使用率從2000年的60.8%上升至2015年的85.4%和2016年的85.3%。

 

三、改革開放前后的經濟社會

發展成就不能互相否定

 

問：憲法指出：改革開放前30年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在程教授看來，有統計數據能證實這一評價嗎？

 

答：統計數據顯示，[7]改革前大約30年社會主義建設同樣取得了世界奇跡，其歷史功績不容否認。

第一，GDP增長數據表明前30年中國經濟增長領先世界。1952年我國GDP為679億元，1978年高達3645.2億元。從同比發展速度來看，盡管在1960、1961、1962、1967、1968以及1976這幾年，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下降，但是，在1952-1978年間，我國名義GDP的年均增速仍然高達6.68%。1952年我國人均GDP為119.4元，1978年為381元，1952-1978年間，人均GDP的年均增速高達4.56%。在1952-1978年間，我國實際GDP的年均增速高達6.15%，實際人均GDP的年均增速高達4.05%。同期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是3%，中國的發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

 

第二，經濟結構的數據顯示前30年中國經濟成長領先世界。195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占比51.0%，第二產業占比20.9%，第一個五年計劃起步的1953年，第一產業占比46.3%，第二產業占比23.4%，195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占比34.4%，第二產業占比37.0%，第二產業占比反超第一產業占比，1978年第二產業占比上升至47.9%，第一產業占比則下降到28.2%。這表明我國加速推進了工業化。

 

從主要產品的產量看，50年代初中國都排在世界工業國家的大后面，而到了1978年鋼產量就超過了英、法、意，成為繼美、蘇、日之后的第四位國家；石油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而一躍成為基本上自給的世界“第八產油大國”。其他如：原煤躍居第三位；棉紗產量躍居第一位，發電量躍居第七位，糧食產量躍居第二位，棉花產量躍居第三位等。

 

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

 

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個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核潛艇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

 

中國在1976年時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一般發達國家水平。

 

問：在教育、衛生和民生等方面的社會建設的發展情況如何？

 

答：也是發展成績斐然。

首先，教育發展迅速，尤其是中小學生教育及幼兒園教育高速增長，大學在校學生人數也有較大增加。1950年3月24日，政務院第25次會議，通過了《關于統一管理1950年財政收支的決定》，初步形成新中國教育經費投入保障體制，力圖建立一個免費的教育系統，根據《中國財政年鑒2000年》的統計數據，在1952-1978年間，公共財政對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比較平穩，基本在2%-3%的水平之間波動，個別年份，如1960年高達3.18%。1952年我國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為61.7%，小學畢業生升學率為44.2%，初中畢業生升學率為39.7%。1975年小學學齡兒童凈入學率達到96.8%的歷史高點，小學畢業生升學率高達90.6%，初中畢業生升學率達到60.4%。

 

其次，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迅速。1949年全國有各類衛生機構數3670個，其中醫院2600個，門診部769個，婦幼保健院9個，專科防治院11個。1978年，全國各類衛生機構數達到169732個，較1949年增加166062個，增長4624.9%，較1953年增加117694個，增長326.2%；醫院達到9293個，較1949年增加6693個，增長357.4%，較1953年增加5811個，增長266.9%；門診部達到94395個，較1949年增加93626個，增長12275.0%，較1953年增加55408個，增長242.1%；專科防治院達到887個，較1949年增加876個，增長8063.6%，較1953年增加632個，增長347.8%；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達到2989個，較1953年增加2676個，增長955.0%。此外，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建立起了55018個衛生院。

 

第三，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建設從無到有。計劃經濟時期，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相對穩定和制度化的國家社會福利體系[8]。在農村地區，救災救濟制度和農村“五保”制度的建立，依托國家救助和集體經濟，使中國農村的老弱病殘者和生活有特殊困難的人，在制度上得到了社會福利保證；在城市地區，由于城市職工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各類提高職工福利待遇和水平的舉措，到1956年前后，我國初步建成了以國家為責任主體，覆蓋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的福利保障制度。

 

第四，從人均壽命的數據來看，從1950年的36歲延長到1957年的57歲，比當時低收入國家的人均壽命長15歲[9]。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中國人均壽命1971年超過巴西（59.9），1976年超過韓國（64.3歲），1978年達到65.5 歲，1950年到1978年間，中國普通百姓的預期壽命提高了29.5歲[10]。

 

問：有輿論認為，改革前經濟社會發展沒有取得重大成就，而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并非是憲法規定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指導的結果，而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影響我國的結果。憲法是如何評價改革前各項成就的？

 

答：40年來，不僅鄧小平主持寫作和黨中央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時代的各項成就有高度評價，而且憲法也一向客觀地加以肯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增強了國防。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

 

從中國現代化道路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的。

 

可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改革前后兩個時期不能互相否定的思想是極其客觀的，也是一種認識上的撥亂反正。因為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指導下，我國取得了改革前后經濟社會發展的“兩個重大成就”“兩個經濟奇跡”。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新中國以來是“持續走向繁榮富強”！[11]

 

四、國家的根本任務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

 

問：憲法提出：“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其完整的內涵是什么呢？

 

答：我們必須重視憲法對國家根本任務的簡潔概括和完整表述。其完整表述包括：

 

一是“四個堅持”，即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

 

二是“三個發展”，即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

 

三是“三個貫徹”，即貫徹新發展理念，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四是“四個現代化”，即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五是“五個文明”，即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

 

六是“現代化強國”，即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以上新的表述比以往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等等，都要全面完整，我們寫教材等論著和實際工作均應系統貫徹之。

 

問：今年修改的憲法中加了這句話：“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學界在詮釋時似乎有不同的說法。

 

答：確實如此。有一種說法認為，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一條，那么只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的共產黨領導就可以了，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馬克思主義”，均屬于可有可無的非本質特征了，即使讓非公經濟占主體也無所謂。而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構成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都是一個完整的整體，缺一不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政治上要堅持共產黨領導，在經濟上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在文化上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指導，并以此構成完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和道路。從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這一意義上說，共產黨領導是幾個本質特征中的最本質特征。遵循唯物史觀的原理，一般說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政治和文化，而政治和文化又對經濟有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條件下有決定性的反作用。

 

因此，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12]我們也不應忘記和否定鄧小平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的名言：“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3]

 

 

五、關于“兩個主體”“一個主導”的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問：憲法第六條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條又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關于所有制結構問題，現在爭議仍然很大，程教授有何評論？

 

答：首先，在憲法條款中，公有制與私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一樣的。既然公有制是主體，那么私有制只能是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的輔體，而不可能都是主體，或者私有制成為主體，因而有論著主張“民營經濟占主體”，是違憲的言論。

 

其次，憲法科學地表述：“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私有制性質的民營經濟是內含剝削的。

 

第三，公有制為主體決定了按勞分配為主體，二者相輔相成，而私有制決定的按資分配只能是輔體。

 

第四，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這就是說，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而只是社會主義多種經濟制度或多種經濟成份的之一。以為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不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觀點，是錯誤的。

 

第五，公私財產保護的特點不盡一致。正如憲法所表述的，“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第六，主張取消憲法的所有制分類和“所有制中立論”是極其錯誤的（有關部門不全面統計所有制占比是其表現）。最近有個經濟論壇公開宣揚：長期應該逐步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今后我們應該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如果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爭來爭去，就很難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束縛。憲法規定“兩個主體”“一個主導”，清晰地表明所有制必須分類和所有制并非中立。如果某些改革措施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那就必須依憲調整所有制占比，而不宜把“兩個主體”“一個主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退回到或改向為公私經濟參半的“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新中國初期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五種經濟成份混合所有制度。判斷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主要標志，便是公有制和國有制能否成為“主體”和“主導”，而不是抽象的國有經濟“控制力”，因為新中國初期沒收官僚資本而形成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已具有“控制力”，但當時的憲法和黨的文件均確認還沒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及其初級階段。

 

問：那么，以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來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要不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產權體系呢？

 

答：當然需要。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和轉向高質量發展，均必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產權體系密切相關。也就是說，在產權層面，需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主體、國有制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產權體系，正確處理公有經濟主體與非公經濟輔體的關系，為提升我國經濟體系的綜合競爭力奠定堅實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有經濟主體與非公經濟輔體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公有經濟主體與非公經濟輔體之間的統一性體現在，兩者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能夠共同發展和合作共贏。在我國社會主義性質和類型的經濟體系中，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發展共同體。習近平指出，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14]。公有經濟和非公經濟都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狀況相適應的所有制形式，兩者能夠在科學制定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進行公平競爭，應當重點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多形式混合所有制經濟。

 

公有經濟主體與非公經濟輔體之間的對立性體現在，兩者在國民經濟和憲法中的地位存在重要差異。習近平指出，公有制經濟為國家建設、國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貢獻，是全體人民的寶貴財富[15]。顯然，在國計民生的重大領域，公有制經濟都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世界500強中的中國企業絕大多數都是國有企業。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涉及的國家安全等特殊領域，公有制經濟也為國家安全做出了戰略性貢獻。同時，公有制經濟又為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具體通過堅持按勞分配原則而消除了剝削的制度基礎，而合理確定定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又能夠實現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較高比重。而由于受到私有剩余價值規律的支配，非公有制經濟分配中的按資本分配原則內在包含了導致貧富分化的趨勢，而不利于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此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協調政府與市場關系，以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奠定了更大制度空間，并形成了更強協調能力[16]。因此，我國憲法規定的“兩個主體”“一個主導”的現代產權制度體系是完全正確的。

 

問：在實際落實憲法關于所有制條款過程中，應著力注重哪幾點呢？

 

答：在企業層面，要系統增強各類企業的創新力和競爭力，形成大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相互支持、協同配合的創新共同體。既要加強以掌控核心技術和名牌為目標的自主知識產權競爭優勢，側重將國有企業培育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又要在合作共贏的基礎上重點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構建民族企業發展共同體和創新共同體，還要要鼓勵、支持、引導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發展與創新，推動民營企業職工持股的利益共享機制和建立誠信經營的獎懲機制，以規范和激發非公有制經濟的有序活力和創造力。在農業和農村方面，就要真正落實憲法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要以習近平總書記大力表揚過的山東代村為最佳樣板，在土地“三權分置”后再由村來集體統一經營，從而通過壯大公有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來實現全村共同富裕的目的。

 

問：以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來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要不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分配體系呢？

 

答：肯定需要。在分配層面，以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推進高質量發展，需要緊緊圍繞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分配體系建設，著重處理好按勞分配主體與按資分配輔體的關系，從而高質量地推進財富與收入的合理分配，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全體人民邁向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分配體系基石。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按勞分配主體與按資分配輔體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按勞分配主體與按資分配輔體之間的統一性體現在，兩者都是分配效率的實現方式。按勞分配既實現分配的短期效率，又實現分配的長期效率。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基本分配方式，按勞分配原則將勞動者在生產經營中的勞動量做為分配的基本依據。一方面，它能夠較充分地反映勞動者在生產經營中的勞動差別，以實現分配促進勞動者積極性的短期效率；另一方面，它能夠保持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較大份額，從根本上緩解生產經營的無限擴大和廣大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斷縮小之間的矛盾，以實現分配的長期效率。作為狹義的（不包括勞動要素）按要素產權分配的基本內容就是按資分配，即把貨幣、房地產、技術、信息和知識等要素，折合成或量化成一定量的資本或股本，再將資本所有者在生產經營單位的出資份額，作為剩余價值及其轉化形式的利潤或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據。作為廣義的按要素產權分配，是包括勞動這一最重要的主體要素，是將勞動者在生產經營中的勞動量作為報酬分配的基本依據。它能夠通過在較準確地反映勞動者在生產經營中的勞動差別。順便講一下，西方經濟學及其信仰者認為，[17]按資分配除了依據資本產權，還依據資本貢獻的論斷，顯然是違背事實和邏輯的。因為所謂按資分配，就是指資本所有者按照出資一定數量的資本來分配，并不存在出資產權數量以外的所謂貢獻。例如，黃世仁的“要素貢獻”就是出租一定數量的土地給楊白勞去耕種，提供勞動的前提條件之一，收獲的莊稼只是楊白勞的勞動貢獻與土地的自然貢獻的結晶，而黃世仁憑借一定土地的產權無償占有莊稼的一部分。

 

按勞分配主體與按資分配輔體之間的對立性體現在，兩者在實現分配的公平方面存在根本性差異。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型按勞分配，通過保持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較大份額，能夠較充分地反映勞動者在生產經營中的實質性貢獻，從而較好地實現分配的公平。由于受到私有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按資分配側重保持私有剩余價值在初次分配中的較大份額，而無法實現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較大份額。從動態看，按資分配具有不斷拉大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差距趨勢，因而無法實現分配的公平。

 

問：當前在實際落實憲法關于分配條款過程中，應著力注重哪幾點呢？

 

答：首先，公有制生產單位（含公有控股的生產單位）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原則。一方面，要從總體上合理確定積累與消費之間的比例，以保持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較大份額；另一方面，要科學區分并充分反映勞動者的勞動差別，尤其要充分反映科研勞動、管理勞動和高技能勞動在生產中的貢獻。

 

其次，要堅持和完善按要素產權分配的體制機制。一方面，要依法保障國內外企業出資人的合理產權利益；另一方面，要依法保障國內外私有制企業（含私有控股企業）勞動者獲取合理勞動報酬與享有勞動福利的權利。

 

第三，要堅持和完善政府對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調節制度。一方面，政府要不斷完善為經濟發展托底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另一方面，政府要完善稅收等制度調節過高的收入（流量）和財富（存量），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轉移支付制度來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并通過完善法律制度來取締非法收入。

 

五、要高度重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

 

問：憲法如下判斷：“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斗爭。” 程教授怎樣理解這個有爭議的問題？

 

答：這段話是改革開放幾次憲法都始終肯定的條文，我們務必高度重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階級理論。鄧小平曾諄諄教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18]2001年4月2日，江澤民在在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上講話中又強調：“在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一定范圍的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不僅現在仍存在，而且還將長期存在，有時還會很尖銳。”同時，他還告誡說：“我們不會再重犯過去那種‘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但對現實中存在的一定范圍的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也就是新形勢下的對敵斗爭，全黨同志絕不能掉以輕心。”[19]2014年2月，習近平在《二月講話》 中明確指出：

 

“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20]

 

關于階級斗爭問題，改革以來中國共產黨黨章始終明確指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可見，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階級立場、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有可能激化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客觀性。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主要由產權關系和政治關系決定，并可進一步劃分為多個階層，而這與西方社會學關于由職業和收入決定的階級或階層的含義有本質區別。階級、階級立場、階級分析、階級斗爭理論，是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觀察和處理國內外重要矛盾的主線索之一，是關系到全面實現“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的戰略目標，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容回避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正因為學界等社會各界認真學習和高度重視憲法、黨章和黨的領袖有關重要研判不夠，所以，當王偉光教授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21]一文，便引發巨大反響和爭議。該文指出，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人民民主專政是萬萬不可取消的，必須堅持，必須鞏固，必須強大。否則，不足以抵制國外反動勢力對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資本主義化的圖謀，不足以壓制國內敵對力量里應外合的破壞作用。此文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中國共產黨黨有關歷史決議和國家領導人有關講話的科學陳述和說明，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一些原則性問題，澄清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理論誤區，并得到中央領導的肯定。劉國光、吳宣恭、田心銘、李崇富、梁柱、周新城、梅榮政、劉書林、侯惠勤著名教授等，在此文發表之前后，均刊文闡述過《憲法》《黨章》等有關文件關于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的論述，值得閱讀和深入思考。

 

七、其他一些值得特別重視的問題

 

問：在程教授看來，憲法還有哪些特別應當重視的理論問題？

 

答：憲法是一個理論寶庫，還有不少十分重要的理論問題過去重視不夠。其一，憲法指出：“國家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這就是說，國家不僅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且提倡“五愛公德”“六主義教育”，還要反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其他一切腐朽思想，但這類宣傳、教育和研究顯然不足，導致不少干部群眾分不清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思想文化的本質區別和表現形式。

 

其二，憲法確認:“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這就對國家發展文化事業的主旨和目的作出了“二為”的規定，文化發展應以社會效益為主和為先，而以經濟效益為輔和為后，那種主要追求收視率、票房價、發行量、獲西方獎等不良的文化唯市場化風氣，極易導致“低俗、庸俗、媚俗、惡俗”的流行，與“二為”方針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價值觀相悖。在當代中國發展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必須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和現代轉型結合起來，客觀分析和辯證吸收西方文化，科學處理“中學”“西學”和“馬學”的歷史地位和相互關系。[22]當前尤其要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鼓勵、支持和引導，不能失去文化自信，給西方腐朽落后文化侵蝕我國文化事業打開缺口。

 

其三，憲法要求：“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但是長期以來，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只提倡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而沒有提倡和踐行以“比學趕幫超”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依本人所見，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和類型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應當同時提倡勞動競賽和市場競爭，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其四，憲法提出我國對外關系的“五個堅持”之一是：“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強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斗爭，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上面提到“六主義教育”之一還有“國際主義”。不過，即使在自由探討的學術界，除了極少數馬克思主義學者之外，已幾乎沒有論著和宣傳教育方面提到和強調憲法規定的這些內容，不少學者也認為沒有必要再講“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國際主義”了。其結果，反被新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美國等西方輿論污蔑我國為“中國霸權”“中華帝國”“在非洲搞新殖民主義”，甚至特朗普在今年聯合國大會上公開攻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際話語權“西強我弱”的原因之一，是過份囿于“輿論防守”。現在應以憲法為指針，在國民教育系統和黨校教育系統“新老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新老殖民主義”“霸凌主義”“新冷戰”等重要理論和現實問題了。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加強憲法學習，”增強憲法意識，帶頭尊崇憲法、學習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運用憲法”，“必須更加注重發揮憲法的重要作用”！

 

主要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第2版。

[2]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3]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18日。

[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5]《馬克思恩格斯選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7]榮兆梓：《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幾個基本問題》，《海派經濟學》2018第1期。[8]杜運輝：《百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的主流學派》，《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9]郝書翠：《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當代世界文化百花園里吐蕊爭芳》，《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10]《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2008》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

 

注 釋：

[1]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第2版。

[2] 本文如無特別說明，2016年及以前年份數據均來自于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7》，國家統計局網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2018年7月1日。

[3]本文如無特別說明，2017年數據均來自于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2018年7月1日。

[4]1994年的廣播和電視的人口覆蓋率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于199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網址：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0203/t20020331_30008.html，2018年7月1日。

[5]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于197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0203/t20020331_29991.html，2018年7月1日。

[6]郝書翠：《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當代世界文化百花園里吐蕊爭芳》，《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7]如無特別注明，本文的數據均來自于《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2008》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

[8]成海軍，陳曉麗：《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共產黨社會福利思想研究》[J].《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102-108頁。

[9] 數據來自費正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M].王建朗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頁。

[10]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的數據庫。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

[1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18日。

[12]《馬克思恩格斯選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 頁。

[1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頁。

[14]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60頁。

[15]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59頁。

[16] 榮兆梓：《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幾個基本問題》，《海派經濟學》2018第1期。

[17]參見蔡繼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配理論創新與分配制度變革》，《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第7期。

[1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82頁。

[19] 《江澤民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頁。

[20] 轉引自劉世軍：《中國政治學研究新時代的到來》，《文匯報》，2014年7月1日。

[21] 參見王偉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紅旗文稿》2014年第18期。

[22]杜運輝：《百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的主流學派》，《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兼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來源：昆侖策網；本文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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