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這樣一種思路和立場下,方方日記也許要代表真實,但實則只能代表偽真實。
有些曾傾向方方日記的網(wǎng)友誤以為,方方女士只是不該“把家丑拿出去外揚”。然而,筆者在《實話實評:方方日記能代表真實嗎?》一文列舉許多實例證明,方方日記的根本問題在于:其通過挑選、剪裁、摻假、放大的四部曲,把某些“灰塵”表現(xiàn)成壓在整個社會頭上的“山”,用挑選出來并摻假和放大的“家丑”扭曲表現(xiàn)武漢,扭曲表現(xiàn)中國。
作家當然可以暴露光明時代中的一線黑暗,但絕不能用那一線黑暗來概括整個光明時代。正如有位取名Maggie DU的群友在微信上的留言:“我是湖北人,有很多親戚朋友同學在武漢,我聽到的反饋和方方的筆下相差甚遠,我不覺得她有資格代表武漢。她自己寫寫日記就算了,可她憑什么命名《武漢日記》?”網(wǎng)上有一篇《我是個武漢市民,我想說句話》的帖子,反駁方方說:“起碼我們還聽得見隔壁鄰居在喊武漢加油,起碼我們還摸的到社區(qū)送來的雞蛋和鯽魚,起碼我們還看的見武漢和來自各地志愿者還有白衣天使們英勇事跡!”有位汪斐群友則留言說:“作為武漢一線的醫(yī)生,我只看過幾篇方方的日記,因為我不覺得看她的日記有什么幫助,更何況,她說的就一定是真的么?我更愿意相信我自己在一線看到的苦難,也更愿意相信自己在一線付出的努力。她的日記不過滿足了禁足在家的武漢市民對于外界未知的恐慌,實際上并沒有什么養(yǎng)分”。
(二)在這樣一種思路和立場下,方方日記雖然大講常識,但實則只能代表偽常識。
方方女士還在“常識”二字的掩護下給人無限上綱,她曾在1月30日指責說:“一個農(nóng)民夜半三更被擋在土墻外不讓通過,無論如何求情,守路人都不讓過……執(zhí)行防疫規(guī)定固然不錯,但是不能執(zhí)行得連基本人性都沒有了呀。為什么我們的層層官員都可以把一紙文件教條化成這樣?只需一個人戴著口罩,把農(nóng)民引到一間空房里,隔離居住一夜,不就可以了嗎?”她在2月14日進一步歸結(jié)道:“我現(xiàn)在經(jīng)常會嘮叨常識問題。而秉持人道精神,就是我們最基本最重要的常識”。對此,有位身在武漢一線的網(wǎng)友回答說:“這件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有幾個方方不清楚的事要先確認:首先,一線守路人中,沒有人的職級值得稱為官員,科級干部可能有;其次,守路的配沒配口罩不知道,反正我1月份到社區(qū)報到出門戴的是棉布口罩,其他口罩買不到;其三,一月份四類人混在一起,一線的人嚇得要死,不知道誰是病人;其四,卡點的人都是輪班的,夜里值守一般躺在車里,附近不可能有什么隔離點任你支配,更不可能離崗帶農(nóng)民去隔離點休息。”
實際上,方方女士坐在獨門獨戶的溫暖家中,在許多問題上都是有悖常識的。她在2月3日曾無知地議論:“那么多可參照的前例,為什么不跟著學呢?直接抄個作業(yè)也可以呀?”更令人大跌眼鏡的是,方方女士在她鉆空子挑刺時,便把抗疫常識完全扔到了一邊。她在武漢抗疫形勢仍然嚴峻的2月21日竟然說:“現(xiàn)在,人們討論經(jīng)濟恢復(fù)的時間,已經(jīng)多于討論疫情的時間。很多企業(yè)將面臨倒閉,更多的人們,沒有收入,也將面臨生存問題。這些又直接關(guān)乎到社會的穩(wěn)定。我們在把感染病人隔離起來的同時,也把健康人都關(guān)了起來”。她一面信誓旦旦地說:“抗疫頭等大事,全力配合政府,聽從所有安排,我都快捏拳頭宣誓了,還不行嗎?”一面又在3月23日指責說:“北京拒絕湖北的人入京的信息,從昨天傳到今天。我一直不敢相信,直到現(xiàn)在,我仍覺得不可信。因為,我實在不知道一個健康的湖北人和一個健康的非湖北人有什么差別。……恥辱的是提出這個建議和采納這個建議的人。當然,也是文明的恥辱”。同日,她甚至轉(zhuǎn)發(fā)了某教授的一條質(zhì)問:“當疫情與恐慌同步蔓延時,真的只有封城才是最佳選擇嗎?”
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同為知名作家也身處武漢的武漢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池莉與方方女士截然不同。池莉出身公共衛(wèi)生專業(yè),她在網(wǎng)上始終堅持勸導(dǎo)民眾:“隔離就是戰(zhàn)爭!戰(zhàn)爭必須讓愚蠢無知廉價的愛與情走開!唯有將嚴格隔離堅持到底,人類才有可能贏得勝利!”她痛責某些煽情者:“目睹這樣許多向大眾示愛的表情與表現(xiàn),自以為聰明卻連隔離都沒搞懂的人在網(wǎng)絡(luò)上舞文弄墨煽情,我只有滿目凄涼哭無淚,月光如水照緇衣”。筆者認為,與所有偽裝下的煽情相比,這才是真正的堅持常識。
(三)在這樣一種思路和立場下,方方日記也許要代表捍衛(wèi)改革,但實則只能代表偽改革。
改革開放之初,全黨全國所形成的基本共識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沒有這個共識的達成,就沒有改革開放。然而,自由化勢力始終企圖侵蝕和突破這個共識,他們只想把改革開放當成解放“小我”和逐步西化的工具,而淡化和丑化四項基本原則。無論是汶川地震還是新冠疫情,他們都把其當成一個“問責良機”,按照預(yù)設(shè)程序搜集攻擊材料。令人遺憾的是,方方日記這次也參與其中并扮演了領(lǐng)軍角色。
首先,方方女士在日記中把怨氣多次灑向國家政治制度。她在1月31日寫道:“一場疫情,暴露出無數(shù)眾生相,暴露出中國各地官員的基本水準,更暴露出我們的社會疾病。這是比冠性病毒更為惡劣更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這里,她把問題定性為是“看不到治愈期”的“社會疾病”。她在3月13日更進一步宣稱:“僅用官僚主義來形容,恐怕不夠。這也不全然是人品問題,而是他們身處于某個機器之中”。
在社會價值觀方面,所有推崇西方普世價值觀的人一直貶低或否定雷鋒的螺絲釘精神,而方方女士雖然在3月5日提到“雷鋒的善良,也一直是我這一代人成長過程中的陪伴”,但卻說什么“以前有個段子,說每到今天,小學生都去攙扶老人家,弄得老人家都不夠用”。她不會不知道,這個段子是某些人為諷刺學雷鋒而編的。更令人遺憾的是,方方女士同樣否定雷鋒的螺絲釘精神,她在3月18日借著和一名“高中生”談心,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時代說:“我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人,只是一臺機器上的螺絲釘。……我的少年時代接受的盡是愚蠢的教育”。她形容自己解放思想的過程是:“把少年時代腦子里被灌入的垃圾和毒素,清理出去。這個過程,倒是不痛苦,每清理一次,就是一次解放。一次次的解放,會把一個僵化麻木帶著銹跡的螺絲釘,變成一個真正的人”。顯然,她不是結(jié)合新的時代條件優(yōu)化螺絲釘精神,而是要根本否定螺絲釘精神。也正如她在3月21日所言:“我們習慣對那些虛幻的概念,狂熱地表達愛并展示善,可一旦具體化,不要說狂熱,就是一點點溫度都觸摸不到”。
在歷史認知方面,方方女士曾在2月18日記恨道:“這些天叫罵我的人,也是當年惡批我小說的人”。實際上,她的那部長篇小說《軟埋》從地主階級的立場上控訴新中國土改。她在3月18日又割斷歷史談?wù)摳拈_成果:“我看到結(jié)束“文革”浩劫的中國,從那樣落后的狀態(tài),一步步強大。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幾乎就沒有今天的一切……”然而,新中國的70年歷史不可偏廢,如果沒有前30年艱苦奮斗打下的各方面建設(shè)基礎(chǔ),能有改革開放的起飛嗎?
綜上原因,方方女士必然特別討厭“正能量”這個概念,以致她在3月2日惱恨地說:“一根名為“正能量”大棒卻不時掛在發(fā)泄者的頭上。這是非常名正言順的大棒,它被很多人手持并高舉。如果,你哭了你傾訴了,你就是在制造恐慌,你就是在破壞抗疫,你就是負能量”。事實是,方方女士確實沒少進行負能量傾訴。僅以李文亮的事情為例,她在2月7日傾訴:“在沉沉的暗夜,李文亮就是這一束光”。竟然把武漢乃至中國比喻成“沉沉的暗夜”。她在3月5日再次傾訴:“李文亮也進入了先行人物行列。不知道這件事是不是就算過去了。李文亮泉下有知,是哭呢,還是笑?”
她在日記中否認十九大以來的輿論形勢,說什么“現(xiàn)在講假話的人比03年多太多了。而敢講真話的媒體卻沒有了”(3月6日)。而且,方方女士可以主動抨擊別人說:“如果要諂媚,也請守個度。我雖然老了,但我批評的力氣從來不老”,也可以主動去罵長江日報,而一但激起眾怒招致回擊,就說別人要搞文革。
(四)在這樣一種思路和立場下,方方日記也許要代表良知,但實則只能代表偽良知。
首先,方方女士明明看見黨和國家竭盡全力搶救人民生命的事實,卻不負責任地煽動說:“在聽到有人說‘我們不惜一切代價’這句話時,不要以為你是那個‘我們’,你只是那個‘代價’”(2月27日)。請問這能代表起碼的良知嗎?
其次,連《紐約時報》記者都承認“中國已經(jīng)取得了戰(zhàn)勝疫情的巨大勝利”;連西方知名教授都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證明了其優(yōu)越性”;連意大利醫(yī)生都在播放國歌鼓勵本國患者“我們終將勝利”,而方方女士卻不顧武漢所有抗疫人員的英勇付出,不顧武漢在全國巨大人力和物力支援下迅速有效控制疫情的客觀事實,堅持與閻連科等人一起和國家唱反調(diào),說什么“記住,沒有勝利,而是結(jié)束”。請問這僅僅是“在方式上各有不同”嗎,這能代表起碼的良知嗎?
再次,方方女士在日記中堅持把武漢疫情定性為“人禍”,她指責湖北及武漢的官員“手上帶著血”,要政府“盡快向人民謝罪”。然而,當疫情在西方國家以十幾倍于中國的規(guī)模和死亡數(shù)蔓延后,方方女士卻換了另一種口吻,她在接受“學人Scholar公眾號”專訪中說:“無論東方或西方,都被病毒磨難了一番,各有各的問題”。“總體來說,是人類太傲慢,人類太自大”。方方女士前后反差這么大,為何不敢按照相同邏輯指責西方是更大的“人禍”?何時學會了使用雙重標準,難道這就是所謂“魯迅的遺風”?
另次,方方女士在日記中本來慣于感嘆“哀民生之多艱,長太息以掩涕”,但當某些西方政要紛紛開始“嫁禍”中國,中國的民生利益因此臨現(xiàn)實威脅時,她作為一個享受國家待遇的中國作家,非但沒挺身而出為祖國說句公道話,反而在3月23冷嘲熱諷地說什么:“比較好玩的是,以前甩鍋,是官員甩專家,專家甩官員。現(xiàn)在好,全都可以一齊甩到美國去了”。當中國外交官被迫回擊美國的“嫁禍”言論時,她在日記中絲毫不顧是非曲直,以貌似第三者的口吻說什么“中美政客們在相互指責對方”。但她卻心疼地說:“在武漢疫情緊張時,華人掃空貨架上的口罩,捐贈回國,而此刻的美國醫(yī)生,卻遭遇到口罩和其他防護物資的缺乏”。在3月24日的終結(jié)篇,她繼續(xù)重重地寫道:“設(shè)若有人想輕松勾掉這一筆,我想那也絕不可能。我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寫,也要把他們寫上歷史的恥辱柱”。
最近,方方女士在接受“學人Scholar公眾號”專訪中承認:“三月初,我為圖省事,將全球版權(quán)授權(quán)給了代理人”。我們由此終于得知部分真相:原來她是在已授權(quán)海外出版的情況下,仍舊在日記中寫入以上大量內(nèi)容的。方方女士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為了不同政見問責本國體制而不惜給西方“嫁禍”提供輿論彈藥,請問這能代表起碼的良知嗎?
(五)在這樣一種思路和立場下,方方日記貌似開誠布公,實則代表的是極盡掩飾的偽坦誠。
首先,方方女士在對此日記性質(zhì)和目的陳述上自相矛盾。例如,她在1月25日的開篇中如實供述:“如果我的微博還能繼續(xù)發(fā)出文字的話,我還應(yīng)該繼續(xù)下去。也好讓大家知道武漢真實的近況”。并且不放心地交待說:“如有朋友能看到,就請留個言,讓我知道可以發(fā)了。微博有一種技術(shù):就是你以為你發(fā)出去了,但其實沒有人能看得到。……高科技作起惡來,一點不比瘟疫弱”。她在第三天再次強調(diào):“繼續(xù)謝謝大家對武漢和武漢人民的關(guān)心關(guān)注。我很樂意繼續(xù)實事報導(dǎo)”。但后來,方方女士卻多次改口掩飾,直到3月23日還解釋說:“這是我在疫情中的一份個人記錄,屬于純粹的個人記憶”。其實,方方日記何止是在網(wǎng)上作“實事報導(dǎo)”,此時已經(jīng)授權(quán)在海外出版了。她時而因傳播遇阻忍不住發(fā)牢騷:“封城記錄何處發(fā),煙波江上使人愁”(2月17日)。在傳播成功后又得了便宜賣糊涂:“我一直沒明白,大家為什么要看我的日記”(3月12日)。她曾在2月5日鋒芒畢露地宣稱:“我記錄下這些細碎,是要告訴那些有罪的人們: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災(zāi)難,我們所有的普通人,都在為這場人禍付出代價”。而在2月27日又掩飾這些記述重點,說什么:“這是一份純粹的個人記錄,以日記體的方式。它本來就不可能宏大敘事,也不可能記下抗疫中所有的人事,更不可能用文青們熱衷的語言”。
其次,方方女士在渲染和掩飾之間自相矛盾。方方日記的最突出特點就是記述病亡案例,粗略統(tǒng)計達50多例,伴隨其后的即是放大和渲染,例如她在2月3日傳播說:“醫(yī)生朋友估計最終感染人數(shù)會是個很恐怖的數(shù)字”。她在2月9日又渲染說:“這幾天,死亡者似乎離自己越來越近。鄰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媽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們哭都哭不過來”。在極盡傳播和渲染之后,她又一本正經(jīng)地掩飾說:“建議也不要隨意轉(zhuǎn)發(fā)易引起恐慌的信息”(3月6日)。
再次,方方女士對官員自責的記述出爾反爾。她在1月26日曾說:“他們應(yīng)該也有家人在漢,他們的自責我相信是真的”。但剛過5天,她在1月31 日就改口稱:“迄今為止,尚未見有一個自責和道歉的人,卻只有無數(shù)推諉的說法和文章”。
另次,方方女士在是否開展批評一事上也出爾反爾。她曾在1月29日聲稱:“其實,我根本沒有打算在這個時候批評誰(中國有句老話叫秋后算賬是不是?)”。但剛到1月31日,她就翻臉了:“看到一個作家在與記者訪談中還提到“完勝”二字。簡直不知說什么好。……你們要歌頌的對象應(yīng)該是誰。如要諂媚,也請守個度。我雖然人老了,但我批評的氣力從來不老”。
而且,方方女士連送侄女去機場的事情,前后說法也不盡一致。她在1月30日說:“于是昨晚派了肖警官將我侄女送到機場”。后來在3月12日卻說:“我咨詢時,被告知,肖警官正好休息,可以讓他幫忙。我即給肖警官發(fā)了短信,他立即答應(yīng)了”。方方女士還在新浪微博進一步解釋說:“用的是他私家車哦”。顯然,前者是公務(wù)派出,后者是私人幫忙。筆者并不過于看重此事,但其前后所言之差也難免讓人有一葉知秋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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