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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本文是2022年9月4日，我在《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第三十次年會》上的發言稿，原標題是《兩個疑問》，供大家參考。

一、人口數據

最近，網上流傳“第七次人口普查各年齡段人數”的一組數據：

——46歲以下除了31-35年齡段人口再也沒有過億，16歲黃金年齡段才7000萬太少了，年輕勞動力減少三分之一，需求減少三分之一，人口是資源財富，創造財富的勞動力少了，未來產業供給多出的三分之一如何消化？沒人了接盤了，消費急劇減少：

1-5歲 7788萬，6-10歲 9024萬，11-15歲 8525萬，16-20歲 7268萬，21-25歲7494萬，26-30歲 9184萬，31-35歲 12414萬，36-40歲 9901萬，41-45歲 9295萬，46-50歲 11422萬，51-55歲 12116萬，56-60歲 10140萬，61-65歲 7338萬，66-70歲 7400萬，71-75歲 4959萬，76-80歲 3123萬，81-85歲 2038萬，86-90歲 1082萬，91-95歲 365萬，96-100歲 81萬，100歲以上 11萬。

這組數據前面還加了一句導讀：“第七次人口普查各年齡段人數，從中你能發現啥？”

這個導讀的政策含義，是對我國人口數量下降非常擔憂。

由于這個擔憂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所以引起了我的疑問和思考。

按照這組數據的邏輯，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只能依賴于勞動人口數量的增長。

這個邏輯與“勞動創造價值”的邏輯，看起來是一致的：在商品經濟中，價值的增長依賴于活勞動投入的增長，而活勞動投入的增長則有賴于勞動人口（數量和質量）的增長。

但是我必須指出，“勞動決定價值”是勞動異化的結果，并不是什么勞動都創造價值。也就是說，價值是異化勞動創造出來的。

——關于異化勞動與商品價值的關系，我就不展開討論了，有疑問的同志請參考兩篇文章：（1）趙磊《“勞動決定價值”是異化勞動的結果》，載《學術月刊》2019年第12期。（2）趙磊：《價值與異化豈能無緣？》，載《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2期。

“勞動決定價值”是勞動異化的結果，這意味著什么呢？它意味著：隨著生產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斷提高，經濟發展將越來越不依賴于單純的勞動投入。

因此，人口數量的增長并非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

三、馬克思的預言

對于勞動與價值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作過如下預言：

“社會勞動確立為資本和雇傭勞動對立的形式，是價值關系和以價值為基礎的生產的最后發展。這種發展的前提現在是而且始終是，直接勞動時間的量，已耗費的勞動量是財富生產的決定因素。但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相反地卻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運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

“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

馬克思的意思是說，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財富創造（或“使用價值”的創造）越來越不依賴于勞動投入的增長，而是越來越依賴于科技和生產力的進步。

所謂“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這看似與“勞動決定價值”的邏輯相悖，其實恰恰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歷史深刻性所在！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歷史深刻性就在于：一旦“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那么“勞動決定價值”這個命題最終也將隨之消亡。

——關于勞動價值論的歷史使命，我就不展開討論了，有興趣的同志請參考：趙磊《勞動價值論的歷史使命》，載《學術月刊》2005年第4期。

四、量變到質變

“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馬克思說的這種情形并不是突然降臨在世界上的，而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一個逐漸演化的過程。

比如，連環衛工人都正在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據央廣網的消息，2022年9月1日起，無人駕駛環衛車已經在廣州投入使用。

看看今天人工智能的廣泛運用，看看當代世界財富增長的狀況，我們就不難理解馬克思說的“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的發展趨勢了。

在當代很多國家，勞動力數量增長越來越停滯，經濟增長速度越來越緩慢，但是財富創造（使用價值創造）究竟是越來越少了，還是越來越多呢？

如果用貨幣來衡量，價值的增速是趨于下降還是趨于上升，或有爭議；但如果用實物和效用來衡量，使用價值的增速是趨于下降還是趨于上升，這一點幾乎不會有什么爭議。

——看看普遍存在的產能過剩和產品過剩，我們就不難得出答案了。

順便提一下，完全否定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當下很是時髦（比如拿“人權”說事的易富賢）。對此，群里有老師提出了商榷：

“大資本家就是要大家多生，然后高價多賣房子多賺錢，且就業難又可減少用工成本。”

“現在流行觀點只看出生率，不看人口總量。過去多年盼望的人口達峰快要出現了，竟然認為是人口出生斷崖式下跌，不僅把好事說成壞事，而且危言聳聽，難道人口要無限增長下去？”

這些商榷很尖銳，但是一針見血、一語中的，我完全贊同。

對于“產能過剩”這個市場經濟的痼疾，馬政經與西經有著本質上的分歧。二者的分歧（比如，馬克思的“危機理論”與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歧），我就不重復了。

我國當下應對“過剩”的具體政策，除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上是聚焦在如何“擴大需求”上的。

如何“擴大需求”呢？如果按照關于前面那組人口數據的邏輯，那么“擴大需求”是不是必須依靠人口不斷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收入增長呢？

由此產生的疑問是：難道只有“過度消費”、“過度浪費”，并由此推動“過度增長”，才是人類社會必須追求的經濟嗎？

我們不妨反過來思考一下：為什么人類就不能在一種“合理”的或者“有計劃”的環境中生存呢？

在理論層面上，馬克思主義早就給出了科學答案。

在現實層面上，“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開放、綠色、共享）或許正在回應這個疑問。

六、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

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是什么？是“最大化”邏輯（個人利益最大化，資本利潤最大化，負的外部效應最大化）。

有趣的是，這個邏輯也是微觀經濟學的基本邏輯——不信你們可以去翻翻微觀經濟學的教材：人的行為目的就是力爭“最大化”各自的私人利益。馬克思將其歸納為：“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1】。

那么，“最大化”邏輯正在把人類帶向什么地方呢？

看看地球生態和氣候的變化趨勢，看看西方國家集體放棄碳中和……我們就清楚了：資本主義“最大化”邏輯正在把人類帶向死路一條！

這就是“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資本主義版本。

美國當代著名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約翰. 貝拉米.福斯特說：

“這種不可持續的‘成本效益’法則導致了當代全球生態危機、流行病危機及金融危機，進一步破壞了已經顯示出金融泡沫‘過度激增’特征的資本體系。”

資本主義今天“面臨著生產和投資的長期停滯，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正在達到歷史上空前的程度。世界生態裂痕已經達到了全球范圍，正在產生一個不再適合人類安全生活的全球環境。”

七、誰是“最大化”的受害者？

昨天我看到一條消息稱：一個名曰“達輝”的知名律所裁員，畢業于中國人大和清華的一位年輕男律師，在被辭退后自殺了。

不僅雇傭勞動是“內卷”的犧牲品，很多資本家也是瘋狂“內卷”的受害者。比如，東莞電子大廠愛高電業有限公司，連續多年嚴重虧損，8月30日發布停業公告后，董事長梁偉成選擇了跳樓自殺。

瞧瞧，“地主家也沒余糧了”。

為什么年輕人的就業越來越艱難？為什么人人都在抱怨競爭越來越“內卷”？

別的原因（比如疫情）暫且不說，難道我們不應當反思一下資本主義的“最大化”邏輯嗎？

“最大化”邏輯內生出來的嚴重問題在于：為了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哪怕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

“最大化”造就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也造就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還造就了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

資本主義“最大化”邏輯泛濫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或將會醒悟。

八、馬克思的“最小化”邏輯

那么，“最大化”邏輯應當朝什么方向改變呢？

竊以為，改變的方向就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的：“真正的經濟是勞動時間的節約” 。

馬克思的原話是：

“真正的經濟——節約——是勞動時間的節約??而這種節約就等于發展生產力。”【2】

馬克思關于“經濟就是節約”的思想，其邏輯不是“最大化”的邏輯，而是“最小化”的邏輯（即“勞動時間最小化”），這樣的邏輯，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

過去我國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現在又提出“高質量發展”。這樣的變化意味著什么呢？在我看來，這里面隱含著經濟發展基本邏輯的變化趨勢。

經濟發展的趨勢必然反映到經濟學理論上來，進而推動經濟學邏輯的改變。

最后我再強調一下：與馬克思“真正的經濟就是勞動時間的節約”的“最小化”邏輯相比，資本主義的“最大化”邏輯（也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邏輯）就是作死的邏輯。

注釋：

【1】關于西方經濟學的基本邏輯”，請參：趙磊《馬克思的實證何以如此特別？》，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21年第4期。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