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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凌英：莫言說自己“用小說反黨”名副其實！

點擊：作者：顧凌英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4-04-09 10:22:06

今天在手機上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又一句斷章取義：莫言“我一開始就是用小說反黨”》（署名：書寫者 2024-04-03 北京）這位作者認為，說莫言用小說反黨是不能成立的，是對莫言文章的“斷章取義”。他舉了莫言小說《生死疲勞》中塑造的一個人物藍臉和他家的一頭牛。莫言描寫這個人和這頭牛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就是死也一定要堅持單干，這頭牛致死也要與單干的藍臉在一起。這就是莫言在他的小說中塑造的“英雄人物”和“英雄牛”。這位作者還說，按照50年代的標準，鼓勵單干當然就是大錯誤。但是今天“幾乎全國農村都單干了！他成了唯一正確的人！”正如“小崗村是中國思想解放的象征”，“莫言塑造的藍臉，和小崗村私自單干的農民，他們的精神世界是一樣的”，“當所有農民的思想都被扭曲的時候，唯有藍臉沒有，他的獨立，他的堅守，讓他成了一個真正的人，大寫的人。”好不理直氣壯呀！言下之意，我們黨領導億萬農民進行的合作化運動就是錯誤的，這個“反黨”有理，“反黨”才是英雄。莫言說自己“用小說反黨”，但你們不能說莫言“反黨”！

其實，50年代，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包括農業合作化運動，都是本著自愿原則，是廣大農民自覺自愿走合作化道路掀起的社會主義高潮。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圍繞的是究竟集體共同搞生產效率高，收成好？還是單干收入多，生產效率高？那是早有歷史事實證明的定論。“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在農村的實際生活中，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生產搞得更好，這是很自然的事。億萬農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如果不是集體經濟更能讓廣大農民吃飽飯過好日子，確實顯示出超越單干的優越性和吸引力，誰能強迫農民這么做？如果農民不愿意，誰又能強迫得了？這能說是“所有農民的思想都被扭曲”的結果嗎？

而改革初期，小崗村18戶農民按紅手印，下決心要包產到戶，只是因為自從合作化以來，他們這個村卻年年歉收，整整吃了23年的返銷糧。他們當然不想永遠這么過下去。但這又是為什么呢？其實反向思考一下，問題很好理解。如果全國所有合作化的農村都和他們一樣，都吃“返銷糧”，那小崗村不但23年吃不到“返銷糧”，而且就只能大家一起餓死，合作化也早就搞不下去了，還能等到23年之后他們按紅手印嗎？可見，并不是全國的合作化都與小崗村一樣的。而且恰恰是大多數的農村，合作化是成功的，所以30年來，中國的集體農村不僅可以供給小崗村吃返銷糧，而且養活了全國從5億人口增長到9億人的吃飯問題，還使人均壽命從解放前的35歲延長到1978年的68歲。為什么在包產到戶的浪潮中，還有許多生產隊不愿意分田單干呢？事實證明，堅持集體經濟的農村，現在他們都已經富起來了。反而是小崗村，分田之后多少年也沒有富起來，最后還是重新走集體化的路，才開始致富了。這就是歷史的真實！

小說不是應該反映社會的真實嗎？但莫言的小說《生死疲勞》歌頌的人和牛都是極不真實的。世界上的事，都有它存在的一定的因果緣由。50年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化，是全國農民在他們新分配的土地上，進行農業生產的過程中，由于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匱乏而產生的困難，使他們在生產中必須互相幫助，才能提高勞動效率，使生產收到更好的效果。這是關系到千千萬萬戶農民的切身利益和國家農業生產發展的大事。不是哪一個領導人一高興憑空想出來的。因為合乎農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切合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才有可能推而廣之，變成全國農民的集體行動。因此在全國農村從土改到1976年之前，在全國廣闊的農村實際生活中，并不可能出現莫言小說中的藍臉和他的牛，即使有那樣的事、那樣的人也是極個別，因為這不符合絕大多數農民的生活邏輯。農民熱愛土地是因為土地世世代代撫育了他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仍然是有他的一份，集體豐收了，每家農戶就能多分收成，喜悅是一樣的。把農民對土地的熱愛和依賴，與集體經濟對立起來，其用心何其毒也？

農民是勞動者，農民熱愛勞動，靠自己勞動的雙手，給自己創造幸福的生活，他們是開朗而樂觀的。生性偏狹，完全不考慮自己和大家的生活和自己與大家的利益，偏要讓自己少收糧食、多受累，不顧死活，不顧一切，非要極端地一個人自己在一塊土地上單干。這種農民在實際生活中、在現實的農民中不僅罕見，而且毫無代表性，絕不是新中國農民的典型和大多數。莫言憑他的主觀想象，生造出來這樣一個人物——藍臉，拼命加以美化和拔高，成為在新中國反對和抵制農業合作化的英雄。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為了反對黨和毛主席領導的防止農村兩極分化的社會主義農業合作化嗎？不就是為了像他否定土改一樣，徹底否定我們黨成功領導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嗎！他自己說得很對，這不是“用小說反黨”，又是什么？

還必須指出，我們黨今天領導的農村改革，從來就不是以否定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合作化運動的偉大歷史成就為前提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也絕不是對集體經濟的否定，而是集體經濟的一種生產經營方式。想把集體經濟的承包經營與合作化之前的單干混為一談，借此否定我們黨領導人民成功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合作化運動，那只能是打錯算盤了！你莫言自以為向共產黨反攻倒算的時候到了，偏偏要造出并歌頌一個致死反對合作化的人，還有牛，不正是這個用心嗎？不正是自以為得計嗎？在這種自鳴得意的心理支配下，他醉吐真言，自己承認“我一開始就是用小說反黨”，不正是很貼切地說明了他之所以要塑造這么一個生活中并不典型的人物，其目的就是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為了否定“前三十年”、否定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嗎？聯系到他寫的其它那些否定土改、歌頌地主，否定八路軍抗戰、美化日本侵略軍等反動小說內容，他難道不是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部革命歷史嗎？這與當時的茅于軾一樣，他坦率承認自己就是“反黨”，就是貨真價實的“右派”，因為在那時的氣候下，這是他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

只是莫言們沒有料到，形勢卻在不斷變化中。政治投機是要付出代價的！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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