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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顆原子彈試驗基地因何選址羅布泊？

點擊：作者：國家記憶來源：CCTV國家記憶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10-13 10:25:38

1955年1月31日，農歷正月初八，北京的過年氣氛尚濃。

這一天，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第四次全體會議，研究部署原子能工作。周總理在會議上指出：我們必須要掌握原子能。

4月27日，由劉杰、錢三強、趙忠堯等七人組成的中國政府代表團，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事業以及為國民經濟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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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15日，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作為中國政府全權代表，與蘇聯簽訂《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中國建立綜合性的原子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

在蘇聯援助下，中國開啟了自己的原子能發展之路。

1958年1月，第三機械工業部成立九局，主管核武器的研制和基地建設。一個月后，三機部改名為二機部。不久，在北京成立第九研究所。

九所成立的同月，出于與蘇聯專家協同工作的需要，錢三強推薦鄧稼先到九所擔任理論部主任，參與研制原子彈。

就在鄧稼先在北京搞原子彈理論研究時，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設也已然開始。

負責基地選址的李覺少將擔任二機部九局局長。他和副局長郭英會、吳際霖以及蘇聯專家等10余人，在輾轉甘肅、四川等地后，最終將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廠址選在了青海省海北州海晏縣境內的金銀灘。

中共中央批準了二機部上報的選址報告，代號為“221廠”，對外稱“青海礦區”。

在核武器研制基地選址的同時，還必須要找到一塊足夠廣大、足夠荒涼的原子靶場。在勘察過青海西部、內蒙古西部、新疆東南部等多個地區后，準備把原子靶場設在敦煌西北地區。

1958年夏秋之間，一群身穿便衣的軍人悄然來到敦煌，在古陽關外的大戈壁上安營扎寨，準備勘察確定各場區的具體位置。

兩三個月后，敦煌地區的原子靶場各場區位置確定了，可以進行兩萬噸TNT當量的原子彈試驗。可靶場主任張蘊鈺將軍在對靶場位置進行實地考察后，卻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張蘊鈺

時任原子靶場主任

這個地點也不行，土質也不行，離敦煌近，水也不行，施工條件也困難。再一個，離敦煌城和文物莫高窟都很近。我說這個地方恐怕不大行，準備向總參再去報告報告。

張蘊鈺馬上將自己的意見向中央書面上報。幾乎是前后腳，蘇聯中型機械工業部部長斯拉夫斯基致函中國政府，說他們在對敦煌西北地區取得的高空氣象資料進行研究后確定，由于氣象原因，敦煌不適合建場，建議考慮新疆東南部羅布泊地區的可能性。

結合張蘊鈺的報告和蘇聯方面的來函，中央同意將原子靶場就定在羅布泊。

1959年6月13日，總參謀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場改稱核試驗基地，隨后便開始開工建設。

此時，蘇聯政府突然單方面終止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并要求撤走全部在華專家。

1959年7月，周恩來總理向有關同志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決策：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

為了讓原子彈繼續研制下去，錢三強牽頭搭建研制隊伍，為此他開始調兵遣將、排兵布陣。

錢三強極力推薦周光召到第九研究所，后又兩次親自前往北大協調，終于促成周光召的調入，并委以重任，擔任理論部第一副主任。

1961年上半年，鄧稼先帶領理論部開展的第一顆原子彈總體力學計算進入非常緊張的階段。

以前蘇聯顧問、專家向二機部領導介紹情況時，口授過原子彈基本原理、結構和幾個極其簡要的數據，其中有一個關鍵數據怎么計算也對不上。理論研究人員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查找原因，提出各種改進計算的建議，全過程的計算反反復復進行了9次，但問題始終解決不了。

多次重復的數據都在表明他們的計算似乎沒有出錯，但卻缺乏有說服力的論證。這種情況引發了激烈的辯論。

周光召上任后立即加入了這場科學辯論。

胡思得

中國工程院院士

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長

他自己從頭至尾把現在形成的方程、參數好好研究了一番以后，覺得沒什么太大問題，最后他就懷疑會不會蘇聯專家數據給錯了。他用物理學里最基本的定義，就是能量守恒，以及對應的熱力學里的最大功原理，說外面放這么多炸藥，按照最大功原理來算的話，也做不到蘇聯專家給的數據。一論證以后，所有的專家都很心服口服，樹立了我們自力更生搞原子彈的信心。

除了力薦周光召外，錢三強還先后調朱光亞、王淦昌、彭桓武、程開甲、陳能寬等科學家加入到研制原子彈的隊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