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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頂替就業”演變為“門閥”的過程

上世紀80年代，知青回城、科技人員家屬戶口農轉非、外地人員回城，為解決城市就業壓力與知青安置問題，國家推行了工人子女頂替制度。根據政策，工人退休或退職后，其子女可頂替空缺崗位，最初僅限企業工人，后逐步擴展至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這一制度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具有雙重意義：其一，通過勞動力代際更替緩解城市失業潮，1978年國務院文件明確退休工人子女頂替政策，為知青返城開辟通道；其二，以家庭紐帶維系職工隊伍穩定，降低國企管理成本。

這一政策在執行中逐漸異化。原本作為“權宜之計”的頂替制度，在實踐中演變為利益固化的工具。部分地區和單位自行擴大范圍，允許干部退休后子女接班，甚至通過偽造檔案、提前退休等手段搶占崗位，導致技術工人流失、企業效率下降。更嚴重的是，頂替制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制”結合，形成了行業內部的封閉生態。在銀行、電信、煙草、石油、鐵路等壟斷型國企中，子女頂替成為默認規則，工人群體逐漸形成“代際傳承”的職業路徑依賴，更為嚴重的是黨政機關頂替和安排子女就業，逐漸形成了官二代走上領導崗位，結成裙帶、秘書形成的關系網。

二、從“接班”到“官二代”“二代特權”

1986年，國務院正式廢止子女頂替制度，推行“面向社會、擇優錄用”的勞動合同制。但表面的市場化并未根除就業不公。國企招聘轉向“內部優惠”，加分政策（如鞍鋼對職工子女筆試加10-15分）、定向崗位預留等，黨政機關的“頂替”和內部就業，“官二代”“行業二代”形成變相世襲。壟斷行業的“金飯碗”屬性加劇了這一現象，電信、石油、電力等企業因地理位置偏遠、福利優厚，成為內部子弟的就業首選，而社會招聘則淪為形式。

這種“二代特權”的本質是資源壟斷與權力尋租的結合。一方面，國企崗位被視為“國家資源”，本應公平開放，卻因內部操作成為家族利益交換的籌碼；另一方面，行政權力與市場規則的錯位，使得監管形同虛設，公務員隊伍的“官二代”顯現更讓壟斷行業效仿，甚至官企組成利益鏈。2012年湖南邵陽自來水公司因拒絕為退休職工子女安排工作引發血案，暴露出政策廢止后潛規則依舊橫行。更深遠的影響在于，這種封閉的就業生態擠壓了寒門子弟的上升通道，加劇社會階層固化。

三、從“社會責任”到“一切向錢看”

行業差異、就業不公的蔓延，催化了社會價值觀的畸變。頂替制度及其變種傳遞出“拼爹優于拼搏”的信號，導致公眾對公平競爭失去信心。部分知識分子與公知群體進一步推波助瀾，宣揚“讀書為賺錢”“血統優越論”等功利主義觀點，消解了知識傳承與社會責任的價值根基。這種思潮與市場化進程中“效率優先”的片面導向結合，形成惡性循環：企業為追求短期利，忽視技術積累與人才培養；個人為謀取私利，將關系網絡凌駕于能力之上。

值得警惕的是，行政權力與市場壟斷的合謀。云南省通信管理局曾牽頭四大電信運營商簽訂壟斷協議，通過行政干預限制競爭，最終被反壟斷部門查處。此類案例表明，權力不僅未能成為公平競爭的守護者，反而成為壟斷利益的“召集人”，進一步侵蝕市場經濟的合法性。

四、重構公平與責任的制度設想

1. 法治化監管與反壟斷深化。各級黨政機關要帶頭調離子女出公務員隊伍，加大對“官二代”的限制；強化《反壟斷法》執行力度，尤其針對行政性壟斷。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公布的典型案例所示，對“大數據殺熟”“暗刷流量”等新型壟斷行為的司法界定，為市場秩序劃定紅線。同時，應推動自然壟斷領域（如能源、通信）的競爭環節分離，引入社會資本參股，打破“鐵桶陣”格局。

2. 就業公平機制創新。地方政府可借鑒杭州“青荷驛站”式，通過數字化平臺整合求職住宿、崗位對接、創業扶持等服務，降低青年就業門檻。嚴格審核公務員招考，加大透名度，嚴肅處理采取不正當手段讓子女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官員，形成全社會的壓力；國企招聘，需嚴格執行信息公開與第三方監督，杜絕“內部優惠”。大慶油田曾因取消子女直接錄用引發爭議，但長遠看，唯有通過公開考核才能提升企業競爭力，才能保證公務員的純潔。

3. 價值觀重塑與社會參與。“三代奉獻”的敘事需回歸本質。媒體應摒棄對“行業世家”的美化，轉而倡導能力本位文化。教育領域則需強化社會責任教育，抵制功利主義滲透。針對公知群體的不當言論，司法與輿論需形成合力，遏制其對社會價值觀的腐蝕。

4. 社會保障與代際公平。對于曾為國企發展犧牲的老職工，應通過提高退休待遇、專項津貼等市場化方式補償，而非延續就業特權。限制官員子女進入公務員隊伍的制度，在晉升中規定，同等條件下官員子女最后提拔。同時，國家制定政策，不斷完善保障性住房、技能培訓等公共服務、重用提拔職工技術骨干和勞模、提倡勞動最光榮，為吃苦耐勞、積極上進的寒門青年提供平等起跑線，最大限度的避免“躺平”心態蔓延。

總之，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尋找平衡從頂替制度到行業門閥，政策演變的教訓警示我們：任何以短期矛盾掩蓋長期問題的做法，終將付出更大的社會代價。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與共同富裕的關鍵期，唯有通過法治化、市場化與社會化手段的多維改革，才能打破利益藩籬，重建“奮斗者有其位”的公平生態。正如杭州“春雨計劃”的愿景——“我負責陽光雨露，你負責茁壯成長”，政策的使命不是制造特權，而是為每個個體提供破土而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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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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